第一章　浙闽咽喉

仙霞古道位于浙江省与福建省之间，是浙闽交通咽喉之一。

钱塘江水系和闽江水系都是我国重要的水系，在古代它们分别是浙江省和福建省的交通命脉。钱塘江水系孕育的钱塘江流域，和闽江水系孕育的闽江流域，又是我国两大富庶的农业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有相当程度的互补性。以泉州为代表的福建海港，和以宁波为代表的浙江海港，自唐朝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钱塘江水系和闽江水系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那就是仙霞岭。它是钱塘江和闽江的分水岭。跨越仙霞岭而沟通浙闽两个富庶的经济区的旱路，就是仙霞古道。它对浙闽两省的经济都有着不小的促进作用。

仙霞古道的具体路程有不同说法。最狭义的说法，是仅指仙霞岭这一座山岭上长约10公里的山道，如雍正《浙江通志》所描述：仙霞岭路“为级高三百六十，为曲二十有六，长亘二十里，重崖峭壁，因山成堑”〔6〕。仙霞岭北面的山路尤为艰苦，被挑夫们称为“十八肩”，因为途中有十八个拐弯点，在每个拐弯点他们都要换一次肩。

另一种说法，是指沟通仙霞岭山脉南北麓的崎岖山道，其长度约70公里，北起浙江江山峡口，南至福建浦城渔梁，中间须跨越窑岭、仙霞岭、茶岭、小竿岭、大竿岭（亦称枫岭，浙闽分界处）和梨岭（亦称五显岭）共六座山岭。这六座山岭，合称“仙霞六岭”。

第三种说法，是指北起江山城关镇（市治）、南至浦城南浦镇（县城）的路段，总长度为126公里，包括“仙霞六岭”上的那段山路。

更普遍的说法是：位于江山城关镇南7.5公里处的清湖码头，和浦城县城南浦镇的南浦溪码头，是仙霞古道的起点和终点，因为它们是钱塘江和闽江水运的起讫点。从钱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运载着江南出产或转运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驶入江山港。这些物资在清湖码头卸下，转成旱路，连同江山本地物产，由挑夫肩挑，或被运到清湖南面仙霞岭山区各集镇，又或运到更南面的福建浦城，在那里的码头再下南浦溪，入闽江水系。而从福建各地经闽江运抵浦城码头的物资，连同许多浦城本地物产，也由挑夫肩挑，翻越仙霞岭，除部分供应沿途集镇外，其余都运到清湖码头，再沿江而下，抵达钱塘江中、下游各地。

仙霞古道在为浙闽两地交流创造条件的同时，沿途也诞生了一批富有特色的码头、集镇和村庄。探寻这些聚落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我们需要从浙闽两地的历史背景出发，了解仙霞古道在交通、军事、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等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闽、浙之盛

“闽、浙之盛，自唐而始。”〔7〕唐朝至南宋的几百年间，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江南地区，东南一带的文化也渐趋发达。宋室南渡，朝廷迁至临安，大批士族随之南下，更使江、浙、闽、赣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正如朱熹所言：“靖康之难，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8〕

南宋时期的江南和东南一带，是当时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区。坐落于这一地区中心位置的仙霞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通了正式的官路——浙东理学家吕祖谦在《入闽记》中称之为“仙霞路”。

南宋朝廷对待海上贸易，延续了北宋时的开放政策。北宋时，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密州（今山东诸城）和泉州设立市舶司，即代表政府处理海外贸易事务的机构。至南宋，凭借与临安距离较近的优势，福建的泉州港后来居上，成为与广州并列的大港。

明清时期，由于玉米、番薯、土豆等美洲旱地高产作物入华，使大批人口从河川地流向山区成为可能。浙江和福建都是以山地为主的省份，旱地作物的普及使这两省的开发程度大为提高。

在19世纪中叶，通商口岸开通以前，明朝和清朝在大部分时间都奉守海禁政策，只允许广州及澳门作为官方承认的对外贸易港口。海禁政策严重打击了浙江的海上贸易，但对福建诸海港的影响则相对较弱，福建的民间对外贸易始终较为活跃。江南地区生产的丝绸和陶瓷，常由内陆运输到福建海港或广州，再行出海。福建的土产，以及经福建转运的香料、象牙、犀角等舶来品，也都由内陆交通运送到浙江。仙霞古道沿线集镇的兴起，正是以此为背景。

明清时期我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在江南和东南一带。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四省，不但在科举成就上名列前茅，同时也是高官、大儒、诗人、画家及各种专业人才诞生的摇篮。

明清时期发生于浙闽两省的战争，主要表现在倭寇侵扰、清廷收复台湾、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西方列强入侵。其中，郑成功与清朝的斗争，以及后来清廷收复台湾的战事，对福建沿海的经济一度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但对仙霞古道的发展却有积极而显著的作用（详见后文）。

地理和交通

浙闽之间的交通运输，可走海路，也可走陆路。海路的运输效率较高，因为海舟的运载能力要远大于河船、畜力或人力。晚明文学家王世懋（1536—1588年）在《闽部疏》中说：“凡福之丝，漳之纱绢，泉之蓝〔9〕，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计。”〔10〕分水岭指的是福建崇安境内的一座山岭。走分水岭，就是走“常山—铅山〔11〕—崇安”线。浦城小关指的是位于福建浦城北部庙湾乡的一座关隘。走浦城小关，就是走仙霞古道。在王世懋眼中，浙闽之间的物资运输以海路最盛，铅山路其次，仙霞古道排在第三。〔12〕

王世懋没有交代海路最盛应具备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不实行严厉的海禁。而在明朝，乃至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海禁政策是时常被采用的。海禁时，海路受到限制，铅山路和仙霞古道便得到更多机会。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说浦城“地当孔道，海禁未开之日，尤觉冲繁”〔13〕，说明海禁实施的确使更多客商取道以浦城为起讫点的仙霞古道。

晚明时铅山路盛于仙霞古道，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翻越仙霞岭的山道十分险峻。绵延于浙闽赣边境的仙霞岭，号称“浙江群山之祖”，其主峰位于浙江省江山县南部，海拔高度1 413米。清代诗人袁枚形容仙霞诸峰：“千盘鸟难度，万岭欲藏天。”〔14〕明代诗人张以宁说仙霞古道：“独步青云最上梯，八闽如井眼中低。”〔15〕又高又险的仙霞岭，令人望而生畏，以至于当时的商人宁可选择绕行江西、距离较远的铅山路。

第二个原因，是铅山路上较早形成了完善的商业贸易环境。铅山县的河口镇，由信江可至鄱阳湖，并进而与长江、赣江连通，是赣东北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绕道江西而沟通浙闽的铅山路，借助河口镇已有的商业环境，比仙霞古道更早得到发展。

明代诗人郑善夫（1485—1523年）《竹枝词》云：“梨岭遥于枫岭遥，小关高比大关高。佣夫过岭如平地，一岁来回两百遭。”〔16〕梨岭和枫岭均位于仙霞岭以南，距离仙霞关各约30公里和25公里。小关即王世懋说的“浦城小关”。大关是指铅山线上的分水关，位于崇安的分水岭上。“大关”与“小关”之分，也说明铅山线要盛于仙霞古道。

尽管兴盛程度有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晚明时，铅山线和仙霞古道都是沟通浙闽的重要线路。根据明末徽州人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从衢州入闽的驿路有两条〔17〕：

第一条即铅山线：“衢州府西安县上杭埠驿……西八十里广济驿，常山县，路……六十里车盘驿，并属铅山县；四十里至大安驿，三十里崇安县长平水驿。”总计450里，其中旱路370里，水路80里。

第二条即仙霞古道：“上杭埠，水，九十里江山县；十五里清湖；路，十五里石门街．十五里江郎山；十里峡口渡；十里观音阁；十五里保安桥；十里仙霞岭，巡司；十里杨姑岭〔18〕；十里龙溪口；十里下溪口；十里南楼，闽浙界；十五里大竿岭；十里五显庙；五里梨园岭（即梨岭）；十里渔梁街；十里仙阳街；三十里浦城县，下舡。”总计300里，其中旱路210里，水路90里。

至清初，由于一系列军事事件，导致仙霞岭的军事地位陡升，进而刺激仙霞岭路沿线集镇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终于使仙霞岭路成为与铅山线并列，甚至更重要的交通要道。

军 事

考察仙霞古道及其沿线村镇的历史，绝不能忽视仙霞岭的军事意义，因为它对于整条仙霞古道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仙霞岭上，前后共设四道关口，层层设防。仙霞岭的周边，又分布着另外六道关隘，分别是通往邻县的重要关口。东南面，有安民关通往浙江遂昌县。西南面，有二渡关、六石关和黄坞关通往江西广丰县，木城关和茅檐岭关则通往福建浦城县。南面，枫岭关亦通往福建浦城县。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图说》说：“六岭五关，并在百里内。”〔19〕这还不包括茅檐岭关。

仙霞岭的军事作用源于其地理位置和交通功能。前引康熙《浙江通志》记载，南宋史浩在修仙霞岭路时“据巅为关”。南宋的首都在临安，钱塘江流域是其腹地。仙霞岭上设关隘，是为了防御南面可能出现的军情。

《浙江通志》引明弘治《衢州府志》说，元代的江山兵营就设于仙霞关〔20〕，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仙霞岭上有常驻兵的最早记载。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年）的《明一统志》载：“仙霞关，在江山县南一百里，抵福建界，为入闽咽喉之地，今置巡检司。”〔21〕巡检司的长官称“巡检”，是知县的下属武官，其职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局长。在仙霞岭上设巡检，目的是为保障行人安全和缉拿窜匪。

上书记载也说明，南宋至明朝期间的仙霞古道，主要是扮演山区交通要道的角色，军事意义还不是很突出。但是，到清初，仙霞岭的军事意义却骤然凸显。这是因为：福建先有南明隆武朝，欲假仙霞关、杉关之险与清军抗衡〔22〕；后有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一度向北越过仙霞关，占领浙江南部；再后，有郑成功及其后代据守台湾，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被平定。

为了应付福建和台湾的军情，清廷作了一系列部署：顺治五年（1648年），将浙闽总督移驻衢州〔23〕；顺治十年，将常山巡检司迁至江山清湖镇，“兼管广济水马驿〔24〕”〔25〕；顺治十一年，在浙闽边境的枫岭关设枫岭营，营署设于仙霞关以南约20公里的廿八都，部队分防于（江山）清湖、峡口、仙霞关及（浦城）渔梁等地〔26〕。

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1674—1676年），清朝军队与耿精忠部激战于浙闽交界地带，以清军大获全胜告终。战争对于仙霞古道沿线村镇必定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仙霞古道也大大得益于战争。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随着带有屯军性质的军队进入仙霞岭一带，人口增加，荒地得以开垦；其次，由于驿路系统的完善和驻军提供的安全保障，仙霞古道的运输贸易业也得到发展；第三，运输贸易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清代以前一直都是小山村的廿八都，就是因浙闽枫岭营驻兵而形成集镇。

民国时期，孙传芳部于1924年从福建经仙霞关入浙江；北伐军于 1926年也经仙霞关由闽入浙；1932年，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两次攻入廿八都镇〔27〕；1934年至1936年之间，红军又曾多次在江山境内与国民党军交战。这几次战事的破坏程度，都不及1942年日军入侵江山。当时日寇发动浙赣战役，在攻占衢州后，分兵南下，欲打通浙闽线，沿途烧杀抢掠。清湖镇的建筑被烧毁一大半，峡口镇和廿八都镇也遭重创。为抵御日军，国民党一○五师在仙霞关经过一场浴血奋战，守土成功。

经济贸易

仙霞古道的经济贸易功能，是其地理位置、交通作用和军事地位综合作用的结果。仙霞古道在南宋时已成为沟通浙闽的官路，但它是否在运输贸易业上发挥作用，则因文献记载的缺乏，难以了解。在明代，仙霞古道是重要性仅次于铅山路的浙闽陆路交通线，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贸易功能。至清初，由于仙霞岭的军事地位陡升，仙霞古道成为浙闽之间最重要的官道，驻军、商人、手工业者等外来移民迁入沿途村镇，仙霞古道的经济贸易也得到一次大发展。在晚清与民国年间，随着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我国近代工业中心，仙霞岭山区与东南沿海之间形成更为明显的经济互补关系，仙霞古道上的经济贸易也步入了鼎盛期。

仙霞古道的经济贸易功能首先表现在运输业上。“过岭如平地”的佣夫，大多是农闲时走出家门、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他们除了当挑夫外，还当船工，都是廉价的劳动力。人数之多，从“江山船帮”和“挑浦城担” 〔28〕这两个响当当的称呼上就可见一斑。据徐映璞（1891—1981年）《两浙史事丛稿》，晚清至民国年间钱塘江上有四大船帮，“以江山帮为第一”〔29〕。1935年，时任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与中华红十字会会长的熊希龄（1870—1937年）在《江山灾状报告》中说：“江山船户约有三万余人。”〔30〕至于从江山清湖码头出发“挑浦城担”过仙霞岭的挑夫，具体人数已难以统计。据清湖南面10公里清漾村毛延巨老人（生于1922年）回忆，1940年代该村人口约400余，每到农闲，村里凡18岁到60岁之间的男人，只要不生病，基本上都“挑浦城担”去了。这种现象并非清漾村所独有，像清漾村一样，男人们农闲时“倾巢出动”的村落，在仙霞古道沿线及附近有上百个。新塘边村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新塘边一族三祠堂，总共不到一千男，三百种田地，七百跑外场。”〔31〕

从清湖码头到浦城南浦镇，行人一般需两三天，挑夫则要四五天。仙霞岭路的运输业，不但给农闲的农民们提供了挣钱的机会，也刺激了沿途各集镇和某些村落，甚至某些庙宇的商业发展。江山的清湖、石门〔32〕、峡口、廿八都和浦城、渔梁、仙阳、南浦等地，在为过往客商及挑夫提供食宿与交易场所的同时，也结合各自的自然及社会条件，成长为较大型的集镇或商业性聚落。沿途的一些村落内，或因仙霞岭路穿村而过（如位于枫岭南麓的浦城盘亭乡盘亭村），或因从仙霞岭路上分出的运输支线穿村而过（如位于清湖南面8公里处的和睦村，去江西玉山、广丰者路过此地），也形成了规模比集镇小，但却远胜于一般农业村落的商业街道。途中的一些庙宇，也很善于“因势利导”——它们在满足（或迎合）过往客商和挑担者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时，也为自己谋得发展良机。清湖南面约7公里的昭明村的保乡殿〔33〕，占地600平方米左右，但神像大多集中在面积约100平方米的正殿内〔34〕，其余面积全部用于经营茶馆。枫岭关旁的关帝庙，中堂东南侧有面积达50余平方米的厨房和餐厅，常为路人提供膳食。五显岭上的五显庙（后亦称吉祥寺），除中间有五显大殿和大雄宝殿并列外，其东侧有两层共二十二间的居室，既是僧房，也是供“挂单”〔35〕或旅客借宿的客房。

作为钱塘江水路与仙霞岭陆路的转接点，清湖码头较早发展成为一个大型集镇。在清湖西面，长台溪汇入江山港，二水合流，水量大增，使清湖码头成为钱塘江上小型船只可以常年到达的最上游。《明一统志》载，清湖渡有“官制浮梁，以济行旅，为浙闽要途”〔36〕。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清湖镇为闽浙要会，闽行者自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37〕同治十二年（1873年）版《江山县志》卷首之“清溪古图”中，清湖镇集内的码头有6处，即南岸〔38〕的周家巷码头、盐埠头、小江郎埠头、浮桥南埠头、半爿月亮埠头和北岸的浮桥北埠头〔39〕。晚清至民国初年，清湖发展至鼎盛，成为“商务为全县中心，繁盛胜于县城”的大型集镇，“江西玉山、广丰两县旧皆在此办货”。〔40〕据《清湖镇志》，民国时期清湖的货运码头有17处〔41〕，街上有“钱庄粮店15家，米蛋行22家，油蜡行7家，炭木行7家，茶店23家，还有各种酒店、水果店、糕饼店、理发店、裁缝店等服务行业300余家”。〔42〕

位于仙霞岭北麓、北距清湖23公里的峡口，作为仙霞岭平地路和山路的结合点，又是江山港上游和中游的分界处，也是一处重要的集镇。从北边来的行人，在“峡口渡”过河，向南就进入仙霞岭的山道。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政府在此“复设”同知署〔43〕，以镇压山区棚民和搜捕台湾朱友贵之乱的余党。据雍正《浙江通志》，浙闽枫岭营分防峡口的守兵，数量为102名〔44〕。这些同知署和枫岭营的士兵，可能是峡口的早期定居者。现在的峡口老街，位于须江南岸，全长约1.5公里，由南至北分别称作上街、中街和下街。从这条主街上分出的小巷，有的是以其主营的山货项目而得名，如专营竹料的竹墟巷、专营木炭的炭行巷和专营大蒜的“大蒜铺”〔45〕。每逢农历四、九日，是峡口的墟日，此时三卿口的木柴、木炭，柴村的畚箕、笊兜、竹筅，新塘边的荸荠，王村、凤林的大米，在峡口墟日街上各占风光。〔46〕

位于仙霞关南、枫岭关之北的廿八都，因地处浙闽边境，清初时浙闽枫岭营的营署就设在这里。据雍正《浙江通志》，当时驻扎廿八都的兵丁为169名〔47〕。廿八都镇集四周为崇山峻岭环绕的盆地，既有大面积耕地，又是所有过往者都不得不停留住宿之处。而且，由于地理环境封闭，廿八都又具有仙霞古道上其他集镇所没有的“安全”优势，这使它成为旅客和商家乐于驻留，并乐于安家置业的“宝地”。民国年间的廿八都镇，交通条件远不及清湖，更无水陆转运的先天优势，但其兴旺发达的程度较之清湖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廿八都镇区目前人口只3 600人，姓氏却多达141个〔48〕。廿八都镇的方言有13种。姓氏与方言之多，正说明廿八都是在退伍戍卒的基础上形成的集镇。

浦城的县城南浦镇，是集县治与闽江北源水旱码头双重功能于一身的重镇。南浦镇的码头是仙霞古道的南终点，由挑夫们从仙霞古道运送过来的丝绸、布匹等物资，在南浦镇的码头可下南浦溪，沿江水顺流而下，至建瓯、南平和福州。从福州方向来的货物，在南浦镇的码头卸下后，也可由挑夫肩挑，至仙霞古道上各集镇。南浦镇又是浦城本地乃至浙闽赣交界地的土产的重要集散地，大米〔49〕、笋干、桐油、莲子和金斗山红菇等产品，也都在南浦镇的码头下闽江水系，或北运至江山，入钱塘江水系。南浦镇由此成为外地客商云集之处。在南浦镇西南部、南浦溪的北面，有一条600余米长的“江山街”，街上的居民全部是从江山迁来，至今仍操江山方言。1949年以前，沿江山街开设的店铺，以饭店、旅馆和过载行为主，店铺的经营者们还集资修建了一座“江山会馆”〔50〕。江山街的南面（现建设路），则有福州商人集资修建的一座“三山会馆”〔51〕。

南浦镇南面23公里处的观前码头，也是南浦溪上一处重要的水旱转运站。整个观前村，由位于南浦溪西岸的上坊（北）、中坊和下坊（南）三个小村组成。在下坊村的南面，由西北向东南流淌的临江溪与由北至南流淌的南浦溪汇合之后，水量大增，更适于行船和放排。据徐保弟老人（生于1936年）说，1949年以前三个村各有居民约300户（1 000人左右），其中只半数人家有耕地，可依靠农业，另一半人则以运输业为生。三个村子在运输业上也各有区别和侧重：上坊村的居民多放排，下坊村的居民多撑船，中坊村的居民多砍柴和挑担。在观前村东部，沿着南浦溪的西岸，有一条长约200米的街道。民国时期，这条街道两侧的店铺，不是茶馆，就是酒楼，均以来往客商和船工为消费对象。

货物、商人、船工、挑夫、集镇和商店等元素综合起来，既使仙霞古道成为一条完整而成熟的浙闽商贸运输流线，又使它扮演着仙霞岭山区经济枢纽的角色。江山县域基本上由西北部河川地和东南部山地两部分组成，浦城县域则由东、西、北三面高山和中间及南部平原组成，仙霞岭山区正好位于江山之南与浦城之北。山区不适于农耕，粮食历来不能自给。因此，仙霞岭山区人民必须靠发展“副业”而谋生。除了当船工和挑夫直接服务于交通运输业外，他们还从事竹木、靛青、苎麻、桐油、白蜡、造纸、烧窑和采矿等非农业生产。清湖、峡口、廿八都、渔梁、仙阳、南浦、观前等仙霞古道上的重要商业聚落，以及江山县城，正是这些山区产品的交易场所。有的产品，如靛青、桐油和土纸等，可远销到上海、杭州和宁波等地，大米、笋干等则销往福州等地。山区本身缺乏的物资，如食盐、大米等，也都从外地运到仙霞岭路各集镇墟市，销售给山区人民。

从太平天国运动结束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七十余年间，是仙霞古道的黄金时代，尽管此时浙闽之间的物资运输以海路为主，而不是内陆交通线。其中原因有二：第一，这段时间是东南一带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好时机。东南一带本就是传统的经济中心，基础雄厚，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开放，又使其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开展最早的地区，尽管其间亦经历军阀斗争和北伐战争，但持续时间均不长，不致对经济发展构成大威胁。第二，这段时间也是商品经济逐渐渗入到农业自然经济之中的过程。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近代工业的萌芽和发展，所产布匹和日用杂货等轻工业品开始行销全国，江山得钱塘江水系之便，成为较早使用这些工业产品的地区之一，并借此发展了本地的近代工业。此时，山区土产和沿海工业品之间，形成更强的互补关系：原来兴盛于山区的靛青、苎麻等行业，受近代工业的冲击，渐趋消亡（靛青被日本产的“阴丹士林”打败），而桐油、竹木、土纸等山区产品，则因沿海地区的市场需求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廿八都镇的姜姓家族，就是以开设过载行并经营“三籽”（桐籽、油茶籽、桕籽）见长，其中桐油大量出口海外。姜姓商人的活动范围，北至江山峡口、清湖、淤头、县城和衢州、杭州、上海、宁波等地，南至福建浦城，西至江西广丰、玉山等地。姜隆兴商号还在宁波设有分号。

文 化

除了地理、交通、经济和军事等直接因素外，我们还不能忽视文化积淀所产生的影响。文化固然不会“制造”出仙霞岭的“浙闽咽喉”地位，但它在“传播”这一观念上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位于仙霞岭北面25公里的江郎山，因其巅有三爿高达260余米的巨石成川字形并立，自唐朝就成为江山县的地标。江山建制始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时称须江县，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将其改为江山县，就是因江郎山之故。江郎山名气大，还和初唐的一位隐士有关。武则天（624—705年）执政期间，有人竭诚效劳，也有人揭竿反抗。还有一类人，既不效力，也不反抗，而是选择归隐以表明心志。结庐于江郎山下的祝其岱（634—729年，号东山），就是其中代表。现存有关江郎山最早的诗歌，是周美写的《登江郎山访祝东山高隐》。周美（598—664年）〔52〕是江山“五坦周姓”〔53〕的始祖，写诗时可能在衢州做官。他比祝东山年长36岁，却来歌颂这个年轻人：“先生先我识天机，先向江郎构竹扉。”唐前期名臣姚崇〔54〕（650—721年）写有《登江郎山访祝东山》诗：“到此已深巢父志，身余何用绊浮名。”祝东山去世后，玄宗朝的宰相张九龄（678—740年）来访其遗迹：“君子今何处，徘徊不能去；不见当年人，但闻声过树”（《游江郎山访祝东山先生遗迹》）。〔55〕祝东山一时间成为心志高洁的代表，其中原因，除了儿孙多人为官外，大概和当时有许多反对武则天的人视他为同道有关系。

祝东山长子祝钦明创建的“江郎书院”，是江山境内最早的书院。

位于仙霞岭以南30公里的梨岭，也早在唐代成为闽省北端边境的标志。诗人欧阳詹（约756—801年）写有《题梨岭》诗：“南北风烟即异方，连峰危栈倚苍苍；哀猿咽水偏高处，谁不沾衣望故乡。”〔56〕欧阳詹是福建人，他走到梨岭，想起马上要离开故乡，心生不舍，故有此诗。据《元和郡县图志》：“梨岭，在（浦城）县西北八十里，与弋阳县分界。”〔57〕唐朝时弋阳属于信州，正是今天的赣东北地区。福建人出梨岭入弋阳，就可下信江，入鄱阳湖，然后溯长江而上，在荆州转入“商山路”〔58〕，到达首都长安。〔59〕

仙霞古道沿线的江郎山、仙霞岭、枫岭和梨岭等山岭，或因险峻，或因秀美，或因其为省界象征，时时激发诗人们创作的灵感。在仙霞古道上留下诗文的历代名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唐） 张九龄，（北宋） 梅尧臣、蔡襄、王安石，（南宋） 黄公度、高翥、陆游、朱熹、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明） 刘伯温、徐渭、徐霞客，（清） 李渔、朱彝尊、洪昇、查慎行、袁枚和林则徐，等等。

古代文人作诗，并不只为体现个人修养，还是仕宦交谊的手段。可以设想，当他们置身于如此美妙的山川，却慵坐在竹轿之中，前人和今人歌颂江郎山或仙霞岭的诗句难免一篇篇浮上心头。这时候，除了“上却篮舆卷却帘”〔60〕，唯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是自己也开动脑筋，努力在这批诗歌的后面，添上属于自己的一两首了。这些作成的诗歌，除了用于同僚朋友之间的往来答和外，还可能被载入诗集或方志以传后世。由此，仙霞古道上的经历便成为历代诗人们的“共同记忆”，而“险峻的仙霞岭”这一印象，也就一再地被他们重复、巩固甚或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