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辉煌文学旧路的启示

文学大繁荣有其现实的土壤。

一、先秦文学以其特有的开拓精神与丰富想象力，标新立异，具有开拓性意义。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先秦以前，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出现了抨击现实政治的屈原；出现了定是非、决嫌疑的史传散文，出现了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的诸子百家。这一时期，文体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尽管文学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职作家，但风格上表现出了古希腊般正常的文学天性，典雅淳厚，磅礴大气。

究其因，小国林立，难有统一的思想和主张，加之各国出于人才争夺原因，往往都会营造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百家争鸣。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适价值，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民为贵”的观点。这些价值和主张，提供了文学发展的丰厚土壤，体现着人类成员的自我认同和共同利益，体现着人类的自省与对生存欲求的控制。

前文字时代，原始歌谣与神话传说自不必说。即使是文字已产生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对天神无限崇拜的情况下还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初崇礼制，《诗经》中的郑风，依然用朴实的语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对大人君子做了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做了坦率的表白。屈原算是最有个性的骚客了，离骚者，罹忧也，他宣泄自己的愤懑，一吐心中块垒，全然没有“徵圣宗经”的意思。到了东周，诸侯坐大，天子权威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与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传播仁义道德，道家蔑弃仁义道德，而纵横家干脆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面对旧秩序的破坏、旧制度的式微、频繁的兼并战争，诸子百家针对现实，提出了自成体系的救世良方。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学说，他们竞相探寻最为适切的表达方式与最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33因而文学也大放异彩。

二、文学的第二辉煌当推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时代。这一时期，纲纪松弛，文学自觉。作家因为身处乱世，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改朝换代的速度比翻书的速度还快，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乱世中文人胆小怕事，消极遁世。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他们产生了悲观情绪，觉得人生是短暂的，生命倏忽易逝，“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余秋雨说：“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余秋雨认为，改朝换代对于文人来讲，是一场生命浩劫，因为改朝换代必定是新的统治者推翻上一代统治者，正统思想使得文人总是同情被推翻的一方而鄙视造反之人，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就容易使他们遭到新朝廷的杀戮。在政治的强势面前，文人往往如同没有壳的蚌一样孱弱，竹林七贤的自我麻醉式的、陶渊明的自我陶醉式的行为，实为消极避祸心态的一种表现。

三、唐代文学的繁荣与之前的文学繁荣有所不同。唐代前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高度自信，思想上兼容并包，文化上中外融合。这样的大环境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开元盛世之后，安史之乱的灾祸空前，那种杀戮、破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生活又展现在文人眼中。34大繁荣与大破坏都被唐代的人经历过了，之后跌跌撞撞地走到中唐。中唐人想恢复中兴，重新崛起，但最终没能振作，社会问题在平淡的局势中酝酿着，后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让帝国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崩溃。

所以说唐朝的历史发展轨迹是这样，有繁荣昌盛的一段，也有苦难落魄的一段，最后又归于平淡了。唐朝作者经历的历史相当丰富，这种丰富的历史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能碰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会给任何艺术提供丰厚的土壤，文学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人们经历得多了，感受也就多了，于是才想要把感受抒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

唐朝的立国者是一个被鲜卑化了的汉人家族，他们对文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没有民族歧视心态，也不会认为夷狄之邦就不如中原。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姓独孤，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姓纥豆陵，而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都是鲜卑族人的姓氏。不仅如此，这个家族长期居住在北方，而北方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一个地带，自然也就受到胡族文化的影响。于是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唐人的文学艺术，再到他们的生活趣味，乃至风俗习惯上，都能够看出这种影响。那时候万邦来朝，唐人的习俗和风貌也受到各国各民族的影响。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35

敦煌残本记载，唐朝民间举行婚礼的时候，主要仪式都在女方家里进行。《虢国夫人游春图》可以看出，唐朝女性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唐朝崇尚武力，社会风气开放，武则天与太平公主皆很喜欢男装。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对文学题材的开拓、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风气开放了，人们的创造力才会强，才会敢说话。唐朝几乎没有文字狱，文禁不严。比方说，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唐代文人比较关注的题材。白居易以对其赞美的态度写下《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认为李杨是值得同情的，歌颂了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而李商隐有一首《马嵬》，“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说可怜玄宗当了四十多年天子，杨贵妃都不能够像平常人家的女儿一样，享受爱情婚姻的幸福，带有批判性的态度。他认为唐明皇为了保全自己，在马嵬驿把杨贵妃勒死，这种帝妃之爱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同样是唐代的两部作品，一个赞美，一个批判。而唐玄宗作为唐朝有相当影响力的统治者，他与杨贵妃的故事能够在本朝被人们按自己之观点演绎，写成文学作品，可见社会风气的开放程度。

宋朝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讲，“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意思是说，唐朝的诗人，没有太多忌讳，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甚至是宫闱私生活，也可以畅谈，朝廷不会怪罪。“今之诗人”，当然是宋朝的诗人，他说我们这个朝代相比较而言，就难多了。

士人的人生信仰对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唐代的世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他们想的是，我要出来做官，我要为社会多做贡献，以此来实现我的人生抱负。因为唐朝国力强大，天下太平，为有真才实学的人出来做官提供了多条途径。科举、推荐，做官的机会多了，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唐太宗曾经把一介布衣马周一下子提拔为宰相，朝廷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贫寒却有远大抱负的子弟也能够进入官场，进入文坛。这个时候文人的队伍就发展壮大起来了。各种阶层的文人进入到文坛中去，使得文学创作摆脱了贵族化的狭小圈子，创作题材丰富了。唐朝文人的功名心特别重，很想建功立业。唐朝诗人里很少有没做过官的，不论做得成功与否。就连李白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唐代诗人里艺术才华最高的一个了，被称为“诗仙”。神仙是什么？神仙应该是淡泊名利、潇洒不羁的。但李白有自己的功名理想，他在诗歌里自比管仲、姜尚、谢安，要建立不朽的功业，再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抒写大漠将军功垂青史的决心。祖咏的“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说自己不是投笔从戎的班超，但是仍然有一腔创建边功的豪情。杜甫也有一番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辅佐君主建立尧舜时代那种安定的社会。由此看来，唐朝士人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成就了文学中那种斗志昂扬的基调。

总之，唐人恢宏的胸怀气度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造就出了唐代开放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同暮春的阳光和雨露一样，滋养了雍容华贵的唐朝文学。

四、到了宋代，一方面，随着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和国家危机的日益深化，人们的苦闷和烦恼也越来越多，人们对人生的思考越发加深。他们有时感到世俗生活前所未有地令人幸福与满足；有时又备感人生世相的空虚与无奈。这便形成了宋代词人既热情又衰惫、既快意又苦闷、既满足又悲凉的复合型灵魂。因此，抒情特别深刻细腻、韵致特别婉转纤柔的“小词”，便被广大文人作者作为曲尽其情、表现其矛盾心理的最好语言工具。这种心理在宋代词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其中又以恋情和人生虚无的情感为最多。到了苏辛，把诗的境界拓展到词，才走向了宏大。另一方面，宋朝对文化的控制很强，对文人的约束非常严密。就像苏轼，写了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本来是写树根很直，但却被人硬说成是谋反，搞出个乌台诗案来。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必定会使得文人噤若寒蝉。有了忌讳，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当然上不去。

五、元杂剧与元散曲一起作为元代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标志，其繁荣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诗词已难以逾越唐宋高峰的原因，也有市民阶层形成、需要休闲文化的原因，更有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影响的原因。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民族大交流的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加上蒙古族的文化特质，形成了元代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等环境，客观上为元杂剧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明清的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又一高峰。明清战争历时大半个世纪，社会的动荡、国事的倾颓，严酷的现实让很多人被迫失去家园、土地，失去地位、身份，加上旱、涝、蝗、雹、风、沙等自然灾难，作家往往不得不与故乡、土地长期分离，不停地游走、迁徙、漂泊，使他们产生了浓重的异乡情结和生存焦虑。36

第一，因为不得不放弃闭关自守的想法，所以人格大奔放，产生了诸如《西游记》《东游记》（又叫《八仙过海）》）之类的作品，产生了行者文化与侠客文化，比如行者悟空、行者武松，他们借助游走（时空转移）奔波来寻求个人出路。

第二，借助游历结构与漫游情节，拓展了小说的信息容量和搜奇述异功能。《水浒传》借助游历结构以贯通不同的叙事单元，串起了一百单八将。《西游记》八十一难充满了奇闻异谈，好奇逐异，宠宝信宝，什么袈裟锡杖、金箍棒、九齿钉耙、金刚镯、芭蕉扇、捆仙绳，宝珠、宝瓶、宝镜、仙草，不一而足。

第三，流氓暴力文化盛行，主人公身份危机。孙悟空没有父母，直立行走困难，拒绝对维护社会秩序做出承诺（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婚姻状况与从猿到人的过程）。《水浒传》活脱脱就是一部暴力美学的盛宴，赢者通吃，暴力至上。这个时代，“韦小宝”之类的痞子可以混得如鱼得水。

第四，相同的经历导致主题重复，为了避免人物类型化，必然走向典型化。恰如挪威作家哈姆逊在分析易卜生的“问题文学”时所说：“人物形象如果太鲜明，就势必会变成一种性格象征，一种人物类型。”37故而千人千面，栩栩如生。

七、清代以降，文学样式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诗歌、小说流派的发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