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旧学女子”向“新贤妻良母”的过渡

主编的气质往往决定一本杂志的气质。王蕴章主编的《妇女杂志》旨在关注女学和家政，“贤妻良母主义”的期刊定位得到学界的认同。75从《妇女杂志》的内容上看，“贤妻良母主义”这一判断显然很容易做出。主编虽没在具体的言论中阐述其塑造新式贤妻良母的意图，但是进入文本，或许可以发现，其建构的女性身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新式贤妻良母。

一　“新贤妻良母”的“新质”

晚清关于女性解放路径存在着“兴女学”和“争女权”的论争。兴女学是渐变式的改良和塑造，争女权是激进式的革命性颠覆重构。相对于当时整体的社会状貌以及中国女性总体的成熟程度，争女权只在辛亥革命前的话语中得到呼应，辛亥革命之后，争女权的运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逐渐势弱下去。而“兴女学”却不断开展，并且媒介通过舆论和实际的支持，使女性教育从民间进入官方的正统教育体制中。“新贤妻良母”之“新”，主要由于它是在女学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展开的。

（一）关于传统贤妻良母

第一，传统的贤妻良母是建立在“男尊女卑”的性别结构基础之上的。《大戴礼记·本命篇》说：“妇人，伏于人也……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日常生活中，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准则，“三从四德”确立了女性对男性“顺从、守贞”的责任和义务，女性只能在夫贵子荣中获得肯定和满足以及社会的嘉许。

第二，传统的贤妻良母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虽然古代也不乏才女，但是大多数女性在这样的话语结构中主动放弃或者被动接受，成为无知无识的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和家庭。

第三，传统的贤妻良母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中，生命路线被限定，家庭成为女性生存界限的最大范围。“传统社会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出发，极力主张女性为妻‘贤’、为母‘良’，制定了一系列为人妻和为人母的‘贤’、‘良’规范，形成了一套具有特定内涵的传统‘贤妻良母’观。”76“贤妻良母”成为传统社会女性的理想模式和道德典范。“日本社会性别和女性史方面的研究表明，‘贤妻良母’并不是中国或日本古代妇女的规范，作为近代的产物，是在女性作为‘女国民’被国家利用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近代新形象。”77即便如此，贤妻良母仍旧与中国传统的“贤妇贤母”存在女性身份塑造上的某种共通，或者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贤妇贤母”遭遇的现代身份转换。

晚清以来的中国变局使传统女性的身份和形象遭到改写，女性被晚清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应用在强国保种和救亡图存的叙事策略中。因此，传统“贤妻良母”在近代“贤妻良母主义”中有了新的含义。吕美颐在《近代中国：大变局中的性别关系与妇女》78一文中，就提到相夫教子、宜家善种是贤妻良母的“新内涵”，它较之传统贤妻良母的优势在于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为善种强国做贡献，“不惟酒食是议”。梁启超认为，新型女子的两重优势，一是可变“分利”为“生利”，“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二是有了文化知识可以真正承担母教之责，对子女可“因势利导之”，有利于改变国民素质。吕美颐的文章倾向于从梁启超的观点中获得对良母贤妻的“新内涵”，简单概述并未深析。林吉玲在《中国贤妻良母内涵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提到“新贤妻良母”一词，她认为新贤妻良母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提出兴女学、开女智，倡导新的女子才德观；第二，男女平等思想对传统贤妻良母形象的冲击。但其并没有给定这个变迁的具体时间脉络，因此显得有些不清晰。余华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贤妻良母主义”论析》一文中提到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偏重于五四之后女性解放思想和个人主义冲击下贤妻良母的重新定位，以及在男女平等的意图上“母职”和“妻职”的提倡。余华林的讨论集中在二三十年代这个历史范围中，由于社会语境已经发生变化，余所讨论的“新贤妻良母”与笔者在这里谈的“新贤妻良母”还有诸多差异。“新贤妻良母”在《妇女杂志》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而多以“贤妻良母”、“良母贤妻”等语词出现，但是，这个“贤妻良母”是具有新质的“新贤妻良母”，其逻辑前提是《妇女杂志》“微物新知”的知识构成背景，据此来探寻新贤妻良母的“新质”。

（二）“新贤妻良母”的特质

基于《妇女杂志》创办的理论和现实，以及发刊词中女性作者对《妇女杂志》的期许和盼望，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的《妇女杂志》很容易成为一本倡导“贤妻良母主义”的杂志。因此，王蕴章任主编时期的“贤妻良母主义”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那么，王蕴章时期“贤妻良母”有哪些新质，又是如何成为“新贤妻良母”的呢？

 

1．新知识结构

第一，女性新知获得途径的改迁。

以往女性获得知识大多是通过传统私塾性质的“闺塾师”。旧式女子中有很多才女，能诗善文，才情丰厚。王绯在《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记（1851—1930）》一书中对文学的闺阁操练进行过分析，胡晓真也在《才女彻夜未眠》一书中分析过晚明女性弹词，这些与闺塾师进行的知识传授有关，一些开明家庭请的私塾师为男孩上课的同时女孩子也可旁听而获得知识。郑观应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1898年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经正女塾在《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中提出了“其教育宗旨，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 79。1907年，学部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着女子教育被纳入国家官方的教育体系。民国伊始，教育部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条例中提到了女子教育，其中主要包括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女子不另设课程标准，但就各级学校增损其学科。之后，教育部不断修改原有的学制，以使女子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从商务印书馆刊载的图书广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教育部审定”、“全国通行范本”确立的女性必读书目和必修书目中，有《女子修身教科书》《女子修身教授法》《女子国文教科书》《家计薄计教科书》《女子家事教科书》《女子缝纫教科书》《女子烹饪教科书》《女子园艺教科书》《刺绣教科书》《新撰女子尺牍》《女子新唱歌》《体操范本》《新算术》《药物学》《家庭进化新论》等。这些由教育部审定的初等和中等师范的女学用书，基本上都是偏向于家庭之用的书籍。这些“女子必读之书”，着力塑造的是一个与传统才女不同的“智识的家庭型女性”，以此培育具有一定智识修养和料理家庭生活能力的“新贤妻良母”。这些由教育部审定的书籍，代表了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官方的女学造就的并不是和男性一样能够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而是谙熟家事，知晓现代文明知识，能够料理家庭的“新贤妻良母”。除了官方女学为女性提供的教育，使女性获取知识的途径发生了改变，女报的兴办也提供给女性新的获知方式。“女子教育在晚清毕竟还属于新兴事业，因而小学堂的学生仍占受教育者的最大多数。这些粗通文理的女性，也构成了女报拟想读者群的主体。”80特别是女报的通俗化倾向，以及对婚姻家庭、社会习俗、时事政治等问题的关注，颇受女性的欢迎。

第二，微物新知下的“新视野”。

“微物新知”是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传播知识的内容和方式，这对女性认识新事物、了解新科学常识、掌握持家教育子女的新方法以及如何修炼自身的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使阅读变得饶有趣味，也改变了女性的知识构成。“新知”总体内容涉及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博物学、算术学、实用经济学、儿童教育方式等，比如现在仍非常流行的“蒙台梭利式”教育方法在《妇女杂志》中就有很多介绍。杂志中涉及自然方面的科学常识与中国传统知识结构不同。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偏重哲学、政治、宗教、历史、道德、文化、艺术等方面，这种重文史轻科技的倾向导致了史学和文学知识丰富、发达，科技知识相对薄弱，涉及的科技知识，也多集中在兵术、数术和方技等方面。因此，无论传统士大夫、文人，还是闺秀才女，都能够熟读历史，擅长诗文，但是缺乏科学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妇女杂志》的“微物新知”，是基于科学进行的科目分类，这些现代科学实用常识的推广和普及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也使女性的文史知识结构中增加了科学知识的内容。

这是平湖淑英女校教习张芳芸为《妇女杂志》撰写的发刊词：

比年以来，杂志界风起云涌，离奇俶诡，二三浅学之流，各树一帜，……一考其内容，则写情小说、游戏文章，连篇累牍而未有已，在作者洞悉社会心理，欲达其金钱主义之目的，俾令不胫而走。……以文字毒人，曲学阿世。……陷风俗于淫靡。……女子责任大且重，沾沾于此中觅生活未免玩物丧志耳。上海商务印书馆，营书业有年，所出各种杂志，宗旨正大。今者妇女杂志发刊，应时世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妇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其于杂志界为藏智之库，馈贫之粮，所谓沈沈黑幕中放一线曙光者，此物此志，抑余有进者。……文字务求浅显，持论不必过高，以适社会，至诙谐嘲笑之作，奇丽香艳之文，伐性汩情，长恶败德，当然在屏弃之列。81

 

从发刊词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杂志界还是比较混乱的，尤其是香艳杂志，容易惑乱女子性情，并不为有识女子所钟，而且其“长恶败德”，尤其不能为女子读阅。《妇女杂志》的新鲜知识为当时的杂志界注入一股清流，帮助女性从流布甚广的小说和游戏文章之外获得清新的知识启迪，读者对其也甚为注目。“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妇女杂志》正是通过“微物”的方式“零售”了若干新知，不但丰富了女性的知识，也参与培养了女性思考世界的新方式。

上海函授国文学校校长倪无齐也撰写了发刊词：

 

欲女权之振，必求女德之尊，智识者，德之基，文艺者，德之符，各努力学问，职业之途，勿纷驰声华煊烂之场，以巾帼而并须眉，何多让焉？然而晚近风气更张，活泼者则太过，谨恪者或不及，沈沈黑幕，终难廻一隙之光。……今妇女界之智慧不相谋，学术不相师，缩而闺门，推而学校，一步以外，则鲜见闻，以是而望女德与女权之进，不戛戛其难乎？余乐观妇女杂志之出版也，通四方之声气，现七宝之庄严。82

 

这些微物新知作为“学校一步以外”的新见闻，拓宽了女性的新知视野，培养了女性的有为德性，丰富了女性的知识构成，帮助女性成为能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治家育儿相夫的“新贤妻良母”，深得有识之士的欢迎肯定，并对《妇女杂志》寄予了厚望。从“编辑余审”（第1卷第1号）中可以看出，王蕴章对实用之学非常看重，然而从投稿情况看，“实用之学稀如麟凤与记者初心相反”，但是借助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实力，一些西方的实用科学常识也能被翻译过来，以飨读者，这也是“微物新知”成为《妇女杂志》特色的原因。除此之外，“新女性的才学知识已经大幅度超越传统才女的学养范畴，而以政治、社会方面的学识为标杆，这当然是因应时代需求所产生的。然而，就此也可看到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创造时代的契机”83。女性借由这种“新知”，萌发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念想。

 

2．新“生利”观

这里谈到的“生利”能力，与梁启超认为的女子“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相似，都是使女性具备自养的能力，女性可以通过缝纫、刺绣、采摘、纺织、养殖等劳动创造价值，自食其力。《妇女杂志》还专门就这些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培养女性为家庭谋利的能力，使其摆脱“分利”的角色。虽然这只是从“分利”到“生利”的转变，但是女性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实现“自养”，这也是促使女性走向独立的重大过程。

《妇女杂志》中的新“生利”观，具有为家庭“生利”和为社会“生利”的双重目的，从以家庭为主，进而具有进入社会领域的服务意图。《妇女杂志》以图片和文章的形式介绍了很多进入社会服务的女性，她们多集中在女校工作，职业也多是女校教员、校长和医务人员等，但也促使女性读者意识到自己不仅可以“宜家善种”，还可以进入社会，实现为社会服务，为家庭生利。王蕴章主编时期的《妇女杂志》虽然并没有直接召唤女性进入社会领域，但杂志作为复杂的文本载体，很多观念并不是直接叙述的，潜移默化中已经包含这些内容。杂志从家庭生活的多个领域帮助女性成为贤妻良母，杂志刊载的杰出女性的图片、世界各地女性的社会生活照片以及各门类的艺术作品，也都在召唤着一个可以走出家门，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庭生利、为社会服务的女性。虽然在晚清民初的社会语境中，还不能够给女性提供更多生利的途径，但是《妇女杂志》中的“新贤妻良母”，是能够给家庭生利，同时具有为社会服务意识的。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中，实际上对女性产生了“家庭女性”和“社会精英”的双重想象。因此，这个“生利观”中包含了“家庭生利”和“社会生利”的双重意图，1920年代职业女性开始出现并增加与此不无关系。

 

3．新才能观

《妇女杂志》尤其看重女性的才艺，前面分析《妇女杂志》的内容特征时，就涉及文艺作品对女性性情和修养的培育。《妇女杂志》发刊词一（第1卷第1号）中，确立了杂志栏目和内容以及相关的要求，“图画”栏目，“丹楹轮奂，笔垂古戒；或娴丹青或妙挥洒”；“小说”栏目“奉之无失，曰‘思无邪’”；“作文”栏目“一篇才出，万口能详”；“美术”栏目“金石刻画，音律校勘，才多为富，业精于勤”。“编辑余审”（第1卷第1号）中写道：“美术为吾国国粹玉台艺乘之辑于近人绝少见闻，读者倘就各自所知罗列事迹著述示俾得彙录成帙蔚为大观亦女界之盛事也。”从这些涉及文学艺术类的栏目和要求来看，《妇女杂志》的旨趣在“雅”、“正”、“美”三个方面，意图培养中正文雅、优美涵真、富有才学的“新式贤妻良母”。

从王蕴章主编时期的《妇女杂志》封面中选择两幅图片（图1、图2）来说明其形象修辞中“新贤妻良母”的“才女”形象。图1是《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的封面，图中一个瘦弱纤细的年轻女子，身着元宝领、小开襟、八分袖的衣服（这是20世纪初女性典型的着装），宁静安详，手执一卷书，正在阅读。这幅图像清晰地呈现了一个民初读书女子的形象，“兴女学”的运动中，女子读书也成为一种时尚，杂志一定要契合时代的话语，因此以读书女子为封面，是对女子成为知识女性含蓄的召唤。图2是一个正在作画的女性和若干绘画工具组合的图像，墙壁上的画意指这是一个颇有艺术气息的女性。女子能够进入与男子同样的公共空间，艺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女性的艺术教育成了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并且成为择偶的有利条件，艺术也是女性寻求和男性对话的渠道。这是《妇女杂志》早期的封面女郎形象，其意指“新贤妻良母”，并且有意彰显女学的重要意义，这也和商务印书馆启蒙的策略相一致。早期《妇女杂志》的封面女郎昭示的不是对性和欲望的消费，而是新式母亲和妻子。

“新贤妻良母”的新质不仅体现在才学方面，还体现在“新能力”上。《妇女杂志》从儿童教育、家庭卫生、饮食、经济、健康锻炼、疾病防疫、园艺、修饰等方面培养和锻炼女性的持家能力，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职责也开始变化。借助于杂志的修辞策略，普通的家务劳动被描绘成“家庭科学”，“新贤妻良母”也像“家庭工程师”一样具备应付家庭各种问题的能力，并能依据一些科学程序、方法和技巧去安排家庭生活。

 

4．新身体观

“新身体观”是新贤妻良母又一重要“新质”。所谓“新身体观”，是基于“微物新知”对女性身体的科学启蒙建立起来的。传统女性的身体同时存在着“贞洁”和“不洁”的矛盾含义，“贞洁”是男性社会为女性制定的一个身体尺度，这个尺度既有身体的自然意义，也包括身体的文化意义；“不洁”是对女性生理身体的迷魅。“微物新知”中对于身体和健康的问题做了清晰的解释和区分，帮助女性了解、熟悉、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女性的生理现象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不洁和禁忌，女性身体也并不比男性身体低级。生养是女性的天职，也被认为是传统贤妻良母的美德，但是女性的一生不能陷入到不断生育的过程中，《妇女杂志》中关于女子“避妊”的话题有多篇文章，就是为了帮助女性科学健康地对待自己的身体。避妊不但有助于诞育佳儿，亦可以改变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我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做主，这是女性确立自我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身体的解放引发思想的解放，女性通过放足以及避妊等形式主导自己的身体，这是对身体的尊重，也促使女性自我意识的萌醒。因此，这个“新贤妻良母”是具有新知识、新才学、新能力、新观念的“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的新特质的形成，与晚清的兴女学有关，也与媒介的参与塑造有关。从《妇女杂志》刊载在《学生杂志》上的广告文案就可看出端倪：

 

促女学之进行，谋教育之普及，文字浅显，趣味浓厚，科学、美术、趣味要闻，无不应有尽有。

《妇女杂志》是“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知法尤为注意，既是为一般良母贤妻之模范童蒙养正，尤为研究教育者必当参考之书，其取材通俗，内容又避免高深，是为了要“实行通俗教育以其对于社会稍进动导宣传之责”，而又需具备趣味，则是因为“杂志之作所以备课余之补习，常识之灌输”。

《妇女杂志》发刊宗旨：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子智识为宗旨，内容完备，体例谨严，冀于女子教育界上有所贡献，以尽本社之天职。84

从晚清开始的兴女学，使女性有机会进入学堂，学习新知，成为具有新智识的女性，这是晚清以来女性要求权利所取得的重要实绩，兴女学也成为昌明女权的条件。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为贤妻良母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使贤妻良母具有了“新质”。媒介也参与了“新贤妻良母”的塑造。女性报刊的勃兴不仅给女性带来新鲜知识，而且通过新观念的鼓动启蒙女性的思想，特别是以图片和文字的方式，介绍异域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这直接拓宽了女性的视野，使女性在“自我”和“他者”的对比中，反思和重构自我。《妇女杂志》并没有明确提出“新贤妻良母”的口号，但是从杂志的内容已比较容易分析出“新质”来。媒介参与塑造了新贤妻良母，使女性开始进入社会，接受这个社会对女性精神和思想的洗礼，女性意识开始苏醒，“新贤妻良母”逐渐成为女性家庭角色的新范型。

（三）“旧学女子”向“新贤妻良母”角色转换的可能性

“新贤妻良母”的这些特质已经将很大一部分女性排除在这个理想范式之外，这从《妇女杂志》的读者群主要是以女学生和城镇中智识女性以及男性为主就可以看出。在王蕴章主编时期，很多文艺作品都出自旧式才女和女学生之手。正如前面所述，官方女学教育的意图和指向是“贤妻良母”，女学生未来的生活轨迹朝向的就是“新贤妻良母”。除了新式女学生，《妇女杂志》也参与和帮助旧学女子向“新贤妻良母”进行角色转换，这基于：

第一，旧学女子具有一定的学识，具有向新知识家庭女性转变的可能。旧学女子虽然通文史更甚于科学常识，但是其具备一定的学识，能够通过阅读去调整和修正对自己和家庭的看法。

第二，旧式文艺女性，富有才情。从《妇女杂志》的文艺作品来看，虽然笔者并未考证有多少作者属于旧学才女类型，但是从文字的婉约、清秀、绮丽和行文的韵脚来看，她们受传统诗词文章影响很深，才情丰赡，因此在这一点上也与“新贤妻良母”具有共通性。

第三，旧学女子具备能力，但缺乏生利的培训。《妇女杂志》关于女性“生利”的培训以及相关的家政培训，清晰浅显，旧学女子可以通过培训具备持家和生利的能力，比如通过刺绣、纺织、制棉、种花等，为家庭服务，摆脱依附性。

第四，旧学女子闺秀气质浓，缺乏新文明体验。《妇女杂志》中的微物新知，提供了新生活体验方式，这对旧学女子而言是全新的文明体验之旅。因此，旧学女子具备了转换成“新贤妻良母”的必要条件。

从这个角度而言，杂志已经预设了其潜在的读者群——女学生或者具有一定知识的都市女性，农村劳动女性或者不识字的女性是很难成为“新贤妻良母”的。

二　“新贤妻良母”旧底子

《妇女杂志》的话语空间中混杂着各种声音和立场，杂陈着各种观点和态度，彼此之间有相互映衬，也有相互抵牾。对于民初的社会，尤其是被传统文化浸淫得如此彻底的社会而言，接受新知和新观念仍旧需要一定的过程。特别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军阀和政客窃取后，复古倒退的风气日显。洪宪复古潮流使“孝行贞烈”成为被鼓赞的对象，男女之间的交往再次被严格规定起来。从《妇女杂志》中可以看出微物新知方面塑造“新贤妻良母”女性理想范式的努力，但是社会正处于一个传统强势、新潮蠢动的时代，由此也可发现这件“新贤妻良母”的外衣下还衬着一个陈旧的底子。

（一）贞烈观的根深蒂固

《妇女杂志》遭到同时代一些人的批评，并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保守落后的女性杂志，这与其发表了很多有关贞烈女子的文章有关。罗家伦说，《妇女杂志》专让女子做些奴隶的事情。这些贞节烈妇在杂志中被记述和介绍，是对传统理想女性的重新崇拜，与受新知识和新观念思想影响的女性构成一种对峙，使女性在接受新事物、新体验、新智识和新观念中不断受到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

王蕴章主编的《妇女杂志》，许多撰稿人脱胎于旧式传统教育，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新的知识和观念。在《妇女杂志》的话语空间中，新知识与旧观念、新观念与旧知识混同的“知识阶层”的人很多。民初的教育是“新知识与旧道德不可不兼收并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各有其坚持的做法和态度，《妇女杂志》中的“新贤妻良母”的新貌与它的旧底子也是混同的，所以鼓吹“贞节烈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同时，这和官方意识形态也有关系。1914年3月，袁世凯颁布了《褒扬条例》，该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世风者”，“得受本条例之褒扬”，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851917年，冯国璋颁布了《修正褒扬条例》，并发布实施细则。这个条例规定，“以年在三十以内守节至五十岁以上者为限，若年未五十而故，以守节满十年者为限”，符合这些条件的女子为节妇。贞烈观是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压抑和限制，已从他律转而成为女性自身的主动选择，女性视此为平常，不容易改变。伴随着新文化思潮的言论势强和讨论的深入，1919年、1920年王蕴章主编的《妇女杂志》为应对新文化思潮进行了内容上的调整，不合时宜的贞节烈妇话语已经很少提及。但传统贤妻中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已经内化为女性自身对待性别关系的参照，并不会因为杂志的提及与否而消失。

 

王蕴章主编时期有关“贞节烈妇”文章一览

（二）女性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孱弱”

从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的广告中可以看到，女性的很多形象都是弱小的和被讽刺的。女性的“弱小”不能排除生理上的原因——“缠足”影响了女性的身体发育；除此之外，女性在教育方面的欠缺和生存空间的狭窄，使女性只能委身于家庭，经济上依附男人，这导致了女性在精神上的矮化。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欠缺导致女性成为“弱小”的代名词。虽然建立女性与男性平等关系的努力并未搁浅，但在由男性主导价值观的世界，男性由于自身的优越所形成的自大和自足再次将女性置于被嘲笑和讽刺的地位。女性仍旧被视为是“弱小”的，她们始终无法在平等的男性目光中获得尊严。在杂志若干有关女性的药品广告中，犹能显现对女性身体孱弱的形象修辞。在图3这样的一幅广告图片中，一身体有恙，手托腮部的年老女性侧坐在椅子旁，中间的男性身材高大，俨作读书状，显现出权威，一纤细女子小心翼翼站其身后，也作观看状，谨小慎微，低眉顺目，带有讨好的意味，身材弱小。两个女子一个是病态，一个是弱态，这与男性想象中强健的“国民之母”相去甚远。

另外一则“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治愈”的广告（见图4），“内人头昏心跳遍身抽扯如机器打动”。如果按照罗兰·巴特的分析模式，一张图片可以提供三个讯息：语言学的讯息，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内人”是“妻子”的代名词，确定了女性的身份和生活的空间，使阅读者先行接受某种限定的意义，“头昏心跳遍身抽扯如机器打动”是女性孱弱身体的表现，这是由语言提供的讯息；被编码的图像则是，一年轻女性坐在椅子上，佝偻上身，呈痛苦状，旁边一男性仿佛是呵斥，又仿佛是训导，让年轻女性服药，其身旁又站立一年长女佣人，手里端了一个药壶，静候。一病一老两位女性之间的男性，健康、高大、有权威，是一家之主。他与生病的妻子构成了对比：高大—矮小，强健—病弱，主导—顺从，命令—遵守，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再次强化了性别结构中的男性的主导身份和强势地位。在广告这种微妙而并不十分明确的部分里，实际上也在强化性别之间的既成结构，将女性弱化和矮化。《妇女杂志》中与上述两图类似的广告很多，这些广告以某种叙述的策略再次刻板化晚清以来女性病态弱小甚至丑陋的印象。广告通过某种看似直观的表述，实际上隐喻着思维的结构和方式，并且“……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86。广告隐喻了男女性别之间一直存在的稳定结构，在这些不被注意的细节里可以看出，两性的既有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栏目内容指向的是“新贤妻良母”的理想，其中又不乏对传统女性贞烈观念的宣传，广告中也不断呈现传统女性孱弱形象，可见，杂志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在王蕴章主编时期的《妇女杂志》中，既可以见出其培养有知有识、科文兼修的新家庭知识女性的意愿，又能看出“这个女性”具有温顺恭良、孝贤守贞的传统女性的特点。《妇女杂志》是一个复杂的载体，承载着新知识分子对女性的理想期待和旧式男性对女性的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