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启蒙与改良：“微物新知”与“新贤妻良母”

用新知识和新思维启发女性、改良生活，体现在《妇女杂志》第一任主编王蕴章那里，这也说明普通女性的启蒙之路仍旧是温和且渐进的。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侧重从“微物新知”对女性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常识、持家方法和教育儿童新理念的“新贤妻良母”，进而推进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的改变。女性作为社会辅助角色进入现代话语，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妇女杂志》“新贤妻良母”的女性表述。

王蕴章（1884—1942），字莼农，号西神，别号窈九生、红鹅生，别署二泉亭长、鹊脑词人、西神残客等，室名菊影楼、篁冷轩、秋云平室，江苏省金匮（今无锡市）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副榜举人，曾任英文教师。后任沪江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国文教授，《新闻报》编辑，正风文学院院长，博通诗词，擅作小说。1915年1月任《妇女杂志》主编，同时担任《小说月报》主编。1920年，他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之下离开了商务印书馆。45

王蕴章担任主编期间，《妇女杂志》设立“论说”、“学艺”、“小说”、“译海”、“文苑”、“传记”、“余兴”、“杂句”等多个栏目，并刊发了他自己撰写的多篇文章。不过有研究者指出，王蕴章“并没有直接引导此刊物的宗旨，或至少没有做代言人的角色”46，其多数作品发表在“小说”、“杂句”、“余兴”、“学艺”、“家政”等栏目中，具有舆论引导和观点争鸣功能的“论说”和“社说”等栏目却鲜见他的文章。实际上，主编的立场、趣味和价值取向能够主导杂志的风格、基调以及内容，甚至包括杂志封面和插图的设计与编排等，其选择什么样的“论说”与“社说”刊登也能够代表杂志的基本舆论立场，认为王蕴章并没有形成对《妇女杂志》的代言，是有失偏颇的。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坚持稳健的办刊立场，不仅成为“女学”的帮手，也成为塑造优秀家庭女性的务实选择。改良家庭、培养儿童、塑造自己，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微观政治学角度而言，同样是重要的。刘慧英也认为，“在晚清以来的女性杂志中它的倾向和立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同于以往和当时的所有关于妇女的刊物——它既缺乏主流女权启蒙的‘宏大叙事’风格，又不像当时旧式文人所办的女性刊物以妇女为观赏和把玩的欲望对象” 47。无论王蕴章是否有意识塑造，《妇女杂志》确实形成了独立的品性和风格：以生活实用和辅助女学为目的，在看似絮叨的生活琐屑的叙事中，循循善诱地将现代日常生活常识和闲情逸致呈现出来，创造一个与女性生活极为贴近的微观生活世界。王蕴章创造的平静无澜的女性日常生活话语空间，把救亡和革命话语中的女性还原到微观日常生活的常态中。读书、断字、作文、家政、常识、理财、游戏、种植、饲养等，这些在历史大叙事中被抹杀和忽略的日常生活，在《妇女杂志》中生动鲜活地呈现出来。台湾学者胡晓真在《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48一文中，探讨了王蕴章在编辑《小说月报》时的一些基本策略，这对研究王蕴章如何主编《妇女杂志》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她认为，“闻、理、识，大都在所谓的‘知识’范围内，所以杂志所预期要建立的知识系统乃是中西合璧、新旧兼并的。既要灌输，又要增进，则教育目的自然也在杂志的原始规划之内”。王蕴章确是在细微琐碎的女性生活中，找寻女性传统生活和现代生活的结合点，悄然改变女性的生活方式、态度和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