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危机语境中的知识、媒介与文化转型

——商务印书馆与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的中介/产物，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社会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从手工作坊到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不仅印证了后发现代性国家民族文化工业可能的运行轨迹，更因为其在文化/知识生产中的卓越贡献而深深地嵌入了晚清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参与了“现代”中国人的建构，1使得“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他们都和商务有过接触，读过它出版的各种读物”，2因此成为讨论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重要场域之一。

在晚清中国内忧外患的殖民危机语境中，商务印书馆到底是如何成长为近现代出版业的巨擘的，其长盛不衰的秘诀何在；在急剧动荡的社会变迁中，商务印书馆是如何与现实政治若即若离，最终确立“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3的企业理念的；在西学东渐、中学式微的被动知识生产格局中，商务印书馆是如何摸索出一条不同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另类文化生产与传播路径的；在编译、印刷、出版等行动中，商务印书馆是如何来想象和塑造“现代中国”国民的；具体到时代风云最为激荡的文学领域，商务印书馆又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某种意义上，以商务印书馆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发掘出像“出版”这样的传播媒介如何成为一百多年来知识/文化生产发动机的过程的，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触摸到在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中，“出版”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所遭遇的困境、可利用的资源以及可能的转化途径；聚集在“出版”平台上的形形色色的知识者，其内心的痛楚与欣悦、思想与行动、聚合与分化；书籍、刊物等各种出版物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意义的附着、消弭与再生产的过程；等等。

一

对于晚清国人来说，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无疑是一个猝不及防却又挥之不去的噩梦。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肆虐一时的轰鸣声及其背后西方“现代文明”长驱直入的步伐，伴随着怀疑、反思甚至于痛苦的自我否定，苦心经营了五千年的“天朝大国”开始逐渐倾颓瓦解，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强者”形象则日益深入人心。在此消彼长的格局中，酿成了晚清中国社会各界不得不面对的“亡国灭种”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这一危机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清晰也尤其迫切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康有为这样描述道：

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知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4

列强虎视眈眈之际，社会各阶层普遍表现出因无力认识并应对这“数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茫然、惶惑和无措，如何拯救岌岌可危的时局，由此也就成为摆在晚清时人面前一道必须要回答的难题。

“自强之方，闻善能徙。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5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沈葆桢的看法代表了晚清时人的一种基本认识，即要摆脱晚清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必须要建立在“自强”的意识和前提之下，进行自我变革，“变”才能应对“穷”，才能“通”和“久”。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变”，可以用来支撑“变”的资源和路径又是什么呢？郑观应指出：“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6康有为也认为：“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7在晚清士人看来，“泰西”之所以能够纵横天下，表面上看是基于军事力量的强大，实际上却在于其背后的“人才”的强大，在于培养人才的“士人之学”的强力支撑。而所谓的“士人之学”，与中国传统“士人之学”显然有着巨大差异——在郑观应看来，“泰西”之“学”不仅在于其自成一统，而更在于其用中学之所长，因而能融会贯通，战无不胜；而在康有为的视野中，“泰西”之“学”因为更多与“农工商矿”“化光电重”等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专门知识联系在一起，由此才能强国富民，成为一种可以统治世界的利器。

这种借助于“泰西”这一参照系所产生的之于“士人之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晚清学界学术风向标的变化：一方面，据此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西学东渐对于晚清士人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却也不难由此辨认出清朝中叶以来学术传统的内在流变的轨迹。自乾嘉以来，以训诂、考据为主要手段的汉学一直是学界的主流。然而，尽管乾嘉汉学家们致力于“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事实上，对义理的追索往往被烦琐的考证、训诂的过程所遮蔽，逐渐沦落到“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言及于用”8而饱受批评。自道咸年间起，随着内忧外患的出现，学界风气开始发生嬗变，注重“因文见道”的宋学与强调“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逐渐占领上风，经世致用的思想渐入人心。至晚清，时局危颓使得西学与传统经世思想合流，“经世”之“实”与“实学”之“实”开始弥合，学界至此已经不满足于洋务运动仅仅在所谓“器物”层面上所开展的拯救时弊的行动，而开始将视线聚焦到知识/文化的层面上，聚焦到士人应该如何回应资本主义科技文明的兴起及其所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的殖民统治，而调整自己在知识生产中的位置和角色上来。

与清中叶宋学开辟的“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9的实学传统形成内在衔接，晚清学界进一步强化了学术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作用。梁启超认为：“然则天地之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10龚自珍进一步总结道：“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11正是因为将“治”与“学”有机联系在一起，将“智慧”和“学术”看作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大势力”，因而好的治理并没有被仅仅寄托在治理者身上，而是被更多寄托在可以挽救危局的知识/知识者/知识转型上，寄托在学术如何有效介入现实、重建自己与现实危机的有效回应性关系上，所谓：“士大夫知格致为入圣之门径，即报国之经纶，读有用之书，试诸有用之地，以成其为有用之才。”12在以“格致”为核心创建可以报国的“现代”知识体系进而培养济世之才上，知识者显然被寄予了厚望；而“有用”则被当作衡量知识与现实关系的最为重要的维度。

当知识与知识者的角色和功能被放置在这一层面上讨论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被切切实实“政治化”了。事实上，也只有将知识转型放在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有的“强国保种”的悲情现实政治氛围中，我们才能理解晚清知识生产的复杂面貌。正是与礼崩乐坏的末世情怀形成呼应，“智”开始摆脱现实伦理道德的束缚，从“五德”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晚清知识体系自我重构最为倚重的内容。王韬指出：“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煦妪姑息近仁，亦仁之偏也。慷慨奋发近义，复仇蹈死近义，皆未得义之中也。礼拘于繁文缛节，周旋揖让，则浅矣。信囿于硁硁自守，至死不变，则小矣。而赖智焉，有以补其偏而救其失。智也者，洞澈无垠，物来毕照，虚灵不昧，运用如神，其识足以测宇宙之广，其见足以烛古今之变，故四者赖智相辅而行。苟无以济之，犹洪炉之无薪火，巨舟之无舟楫也，安能行之哉!”13当仁、义、礼、信等道德意味十足的范畴在危机四伏的现实面前纷纷呈现出其顾此失彼的一面时，“智”的一枝独秀显然别具深意：一方面，它的“脱域”意味着在晚清大变局的冲击下，一种关于“伦理”甚至关于“人”的认同危机已经浮出水面，因而对知识的“去道德化”处理，可以被理解为时人对于“道德化”的传统知识体系的深深失望以及企图通过“去道德化”重塑可以与时俱进的新知识的努力；另一方面，当“智”被纳入救世的视野中，被当作可以统摄、调适甚至更新仁、义、礼、信的知识转型的发动机时，也可以说，一种不同于仁、义、礼、信的更强调现实适应性的道德体系的建构也由此开始，并且藉由“智”这一中介/通道而获得了某种潜在的合法性；其中的核心则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想象和定位。

正是建立在对“人”、伦理和“道德化”的知识的质疑以及对“智”的明显倚重上，知识体系的内在分化和重组才成为可能。那么，可以重塑“智”甚至重塑“人”的资源从何而来呢？以“复古”策略激活泱泱大国流变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或许是一种选择：“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因而“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敻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14然而，即便搁置在如此民族主义意味十足的视野中，也不难触摸到晚清士人在“今不如昔”的慨叹背后所隐藏的那种对于今日西学强大的折服与认可。

因而，在更多主张“放眼看世界”的晚清士人看来，当“人”的重塑是如此密切地与救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显然，撼动传统中国根基的“西学”以及“西学”得以产生的知识生产机制更应成为当仁不让的起点：“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材必多。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15而“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16因而“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17由此，以“五洲各国”的“人才”为参照系，以“学校”“新闻报馆”和“书籍馆”等新型文化机构为抓手，晚清的知识界找到了“人才”重塑的基本方案：以救亡图存为知识转型的主要出发点，以泰西之学在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参照系，通过突出“智”与时俱进的一面，将知识从原先的伦理化的范畴中释放出来，同时希冀借鉴泰西之学得以产生和运行的机制，探寻本国知识转型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

二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伴随着“人才”重塑和“强国保种”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以社会变革为导向的知识/知识者的转型由此拉开了帷幕。

作为知识/知识者转型的关键环节，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制度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时人关注的焦点：“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功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18当“科举”这样传统的人才教育与选拔制度被认为已经沦为一种现实功利性十足的工具，与文化的推陈出新无涉、与现实关怀脱钩的时候，由此培养出的“士子”当然会被指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如何审时度势，通过改革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重新建立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就成为势之必然。梁启超就认为：“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19张之洞、袁世凯更是警告道：“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20当科举的废立被看作是与国之强弱息息相关之时，科举制度的覆没当然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终于，在运行了上千年后，科举制度于1905年寿终正寝，其在社会方方面面所引起的震动正如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所指出的：“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21

与此形成鲜明对应的是，作为可以改革甚至替代传统教育的资源和手段，西方式的“学堂”的重要性开始逐渐为时人所认识，并被寄予了厚望：“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22“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3“中国欲谋求富强，非大力培养人才不可”，国家“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4张之洞等人的看法无疑代表了时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即国家的富强与时局的拯救，皆系于“学堂”这一教育新生事物能否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的学缘结构和秩序。作为对这些呼声的回应，清政府在维新变法时就开始酝酿采用“学堂”这一新的教育体制，可惜因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未能全盘实现。1901年，迫于危急的时势，清政府终于颁布上谕，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5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了从蒙学堂到大学堂的各级学堂的属性与时限；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重新修订了学制系统各段的时限，“学堂”由此在官方层面上获得了合法性。

从“科举”到“学堂”，在后人看来，“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即它甚至还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培养制度，而只是一种初步的选拔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培训制度的转变，前者是依附于一个等级社会，而后者是走向一个平等社会”，26因而这一转变不仅仅是制度形式上的变革，更意味着教育目的、理念以及路径在晚清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的刺激下的全方位的改变。其出发点在于由大众化教育的建构寻唤新的政治结构形态以及社会分层方式，从而探求“富国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图景。

当然，从“科举”到“学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历史阵痛的过程：“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27尽管如此，新式学堂的发展还是相当迅猛。据统计，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制后，新式学堂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1912年达到2,933,387人。28 1916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表明，学生已达3,974,454人（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而1921年至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的总数为5,704,254人。29在这样的急剧变革下，以“学堂”为核心的新式教育势必承受巨大的压力：如何在晚清知识生产下移的过程中，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如何寻找到新的更为有效的知识生产机制来支撑新式教育，显然也成为晚清时人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

与“教育”催生的对传统的知识生产路径的反省以及对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路径的探寻形成内在呼应，承担了跨文化交流功能的“翻译”在知识/知识者转型的初期就受到了晚清时人的重视。事实上，“翻译”在中国已拥有悠久的历史：“域外文字，译行于我国，传播于现今者，如象教经论则始于晋，欧西典籍则始于明；……其后如庞迪我、艾儒略、熊三拔、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遂先后继至。然所译述，大都以宗教、历数、农学之书为多。”30如果说之前对于欧西典籍的“翻译”其主要目的是“以文化来传教”，翻译的图书以宗教与科技类为主的话，那么，清朝中期之后，随着中华帝国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的逐渐呈现，“翻译”的意图、内容、主体乃至传播途径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迨于有清道咸之间，言政俗之书，间有译本。同光以后，则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所编译者盛行于世。若日本文译本，则以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寖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随因之稍稍变矣。”31从翻译主体来看，官译局与民间机构开始取代传教士，成为翻译的中坚力量；从翻译内容看，人文社科类图书异军突起，成为晚清翻译最受关注的领域。在《译书经眼录》统计的1901至1904年间的533种翻译图书中，史志（125种）、法政（70种）和学校（48种）分列前三位，人文社会科学部类图书占到翻译80%以上。32从翻译途径看，这一时期转译自日文的西学书籍比重的确较大。据统计，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籍（含转译西书）达958种，其中包括总类8种、哲学32种、宗教6种、政法194种、军事45种、经济44种、社会7种、教育76种、史地238种、语文133种、艺术3种、科学249种、技术243种。33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译日籍成为了晚清翻译最为重要的内容。

如何来理解晚清时期“翻译”的新特点，其中又隐藏着时人对于“翻译”怎样的认识？康有为认为：“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34梁启超也指出：“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35康、梁的看法相当典型地传达了时人因为处在内忧外患中而在知识生产上的深深焦虑，即“人生于一群之中，欲自开其智识，则必读书。两群相遇，欲互换其智识，则必译书。两群之中，甲群稍高，乙群稍次，则甲群译乙群之书，尚可暂缓；而乙群译甲群之书，则在所宜急。夫今日者，脑力之世界也，人固不可不读书；而支那者又稍次于欧美者也，更不可不译书。然则今日之支那，其以布帛菽粟视译书也审矣”。36某种意义上，在欧美诸国的强大面前，“次”已成为晚清时人在自我指认上的共识，也基于此，“翻译”作为“次”（中国）向“强”（欧美）学习的一种不对等的单向度文化“进口”举动，就“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与文化行为”，37因而需要被视为是一种“翻译的政治”38了。在这个层面上，“翻译”显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将“翻译”视为类似于布帛菽粟这样的生存必要之物，分明暴露出了晚清时人对于“翻译”的倚重以及对于“翻译”所能达到的目标的憧憬与向往——希冀藉由“翻译”成为欧美列强那样的强国；另一方面，当“翻译”成为译入国基于自身生死存亡的现实判断而产生的文化自救行为时，注定了其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回应、凝聚和唤醒译入国文化内在的反抗性。这一双重性使得“翻译的语言或词语具有了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学的意义”。39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文社科类图书逐渐取代格致类的科技图书，成为晚清译书的重点：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即欲兴一新治，亦不至事事仰鼻息于人，或反为愚弄。此翻译政事之书所以较之格致为尤切也。40

晚清学者已经很敏锐地看到了官办译书局在翻译内容方面的弊端，即仅仅落在“格致”层面的译书不足以单独构成改变中国的力量。作为“格致”可以落地生根发芽的社会政治基础，“政事之书”更应成为译介的重点。因而，人文社科类书籍成为翻译重点，并不意味着远离社会语境，而恰恰是文化危机/社会危机落实在翻译的政治层面上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理解中译日籍何以成为晚清时人最为热衷的翻译路径了。以“东学”作为翻译对象，其实首先包含着时人诸多不得已的苦衷在里面。梁启超直言不讳道：“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与其学元遗山之诗，何如直学杜少陵？与其学桐城派古文，何如直学唐宋八家？”41尽管如此，他和当时的许多知识者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东学”必须成为翻译的一种现实策略，一方面当然还是因为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而将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当作了学习的榜样，因而如何通过总结“东学”以达到超越日本的目的，就显而易见地成为了“东学”在晚清中国受到重视的现实前提。康有为指出：“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亦亟变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文学、工艺、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倍速过于日本也。”42另一方面，从现实可行性角度来说，与日本同处汉文化圈，语言文字方面的诸多相通性，又使得“东学”成为最易于上手的文化媒介，在晚清西学人才奇缺的情形下，这一点无疑是“东学”作为翻译资源的优势所在：“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43康有为关于“东学”的比喻虽然不是很恰当，却从某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晚清时人在面对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时，那种因简单比附“成功”而产生的急于摆脱危机的权宜性、策略性与功利性。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可以说晚清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知识/知识者转型的发动机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严复所谓的翻译四大宗旨：“一曰开瀹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庞杂。”44在既认同帝国主义殖民宗主国的强大又利用强大得以诞生的资源从而反抗这种强大的悖论性前提下，可以说，晚清以来的“翻译”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知识生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勇气与无奈，因而构成了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现代性”追求的重要维度。

作为晚清知识/知识者转型的另类面向，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和定位传统知识/文化成为晚清时人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棘手问题。作为文化再生产的手段，古籍及藏书楼构成了古代中国文化得以流通和传播的基础，但由于印刷技术和流通手段的限制，古籍及藏书楼往往是文化精英世家才能拥有的文化资本，其公共性相当有限：“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齿蠢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45在经历了清朝中期以来的兵祸战乱之后，古籍面临着离散湮没的危险，而其流通系统也遭到了破坏：“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46特别是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发生在中华文脉所系的江南地区，对于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尤为剧烈：江南地区兴盛一时的私营刻书业被全面禁止，大量的诸子百家等传统典籍被查禁、删改与焚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所藏《四库全书》毁于一旦，文化世家及藏书楼分崩离析。47时人哀叹道：“寒家自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向山阁旧藏图书，荡焉无存。”48孟悦因此总结道：“太平天国运动连同清政府对于太平天国的镇压不仅破坏了南方经济文化的连续性，也打破了江南社会，特别是社会精英的文化再生产秩序。”49

传统古籍在物质层面遭受的重创加剧了其“古董化”“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瓦解了古籍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古籍的存在意义饱受质疑并被逐步颠覆：“昔之藏书者，皆好读书之人。每得一书，必手自点校摩挲，珍重藏弆，书香之家，即以贻之子孙，所谓物聚于所好也。近来书价骤贵，富商大贾，群起争购，视之若货物，若资产。”50很显然，晚清时期古籍与其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异，古籍的彻底商品化已经使其拥有者不再成为知识再生产的推动者与参与者，相反，却因为其往往沦为商贾们的私有财产而束之高阁，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一种障碍。这一现象在辛亥革命后尤为明显，古籍书价骤贵，更是出现了“富商大贾，群起争购”的局面。51

而更大的障碍在于，对于晚清时人来说，在帝国主义殖民危机下，对传统文化典籍的角色定位往往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使得将其有效纳入知识/知识者转型的进程变得困难重重：一方面，古籍在某种程度上被指认为“国粹”，在“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52的意义上，它作为构建“中国”形象的文化基础和资源，必须被保留下来，正如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所指出的，晚清中国“保国”的任务其实是和“保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53因而，要想“保国”必须首先“保教”。而另一方面，作为“东方的”民族主义54兴起初期通常会遭遇到的悖论的另一面，古籍也常常被指认为是民族落后、愚昧的渊薮，因而在民族走向“富强”“进步”的历程中，会遇到被否定、被拒斥的悲剧命运——史华兹在对晚清中国的研究中，同样也指出了这一种情形：“哪儿的民族—国家处在衰败、危险之中，哪儿的民族主义者就几乎不愿意在那些与民族国家富强需求相背的民族过去的气质中去发现价值。”55

当“国粹”与“糟粕”的形象同时被叠加在传统文化典籍上时，如何有效处置传统文化典籍，使它能够在重建其与社会现实关联的基础上被激活，重新被纳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从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无疑是晚清时人在探求知识/知识者转型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

无论是教育、翻译还是古籍，当它们在晚清中国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有待于转化的新的知识生产的面向时，必然意味着其对既有的知识生产流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收纳这些新的资源，如何在知识者不断更新的知识生产与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到可以贯通的通道，也成为晚清学界在推动知识/知识者转型时，需要着重思考的又一个命题。

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传播路径，“印刷出版”在这一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转型时期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成为沟通和架构不同知识平台的枢纽所在。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技术在隋唐之间已经出现（另一说为汉代），最初被用来出版佛教典籍，大约到9世纪，才被用来印行黄历、年历等。56到了16世纪中叶，随着技术等因素的改进，印刷难度大为降低，可以大规模地印制宗教书籍、日用类书、交通指南、文学作品、绘画/书法等各种文化消费品。有清一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印刷出版格局，有“三个半刻书中心”（三个指四川成都、福建建阳、江西抚州，半个指湖南宝庆）和“六大知名印书中心”（成都、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徽州等）之说。57 19世纪之后，伴随着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外国商人的入境，于传统手工操作的雕版印刷技术之外，更为先进的机器印刷技术作为欧美工业革命的结晶，被逐渐引进到中国来，其中尤以传教士的贡献为著。据李仁渊考证：“1810—1895年之间，传教士的传播机构在空间上由边缘渐次中央，由海外、口岸进入内地之际，各种新式的传播媒介随之引入中土，同时几乎所有新式的传播的技术与形式一开始都由传教士因宗教目的引进。”58这些由传教士输入的新技术包括石膏版印刷（1870年上海清心堂教士范约翰始刻）、石印术（1876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刷所）、珂罗版印刷（1875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刷所）等。59

印刷技术的革新释放了巨大的文化生产能量，与当时浓重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相互激荡，逐渐催生出了新的媒介形式和文化机构，如报纸、期刊、出版机构等。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在南洋创办了最早的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意欲“阐发基督教义”，由此进行了出版中文报纸的最初探索。在传教士办报潮流的推动下，1857年，黄胜、伍廷芳等人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报纸《中外新报》，该报更强调新闻性与商业性，无论在宗旨上还是在形态上与传教士所办报纸有着明显的差异。60自兹开始，中国人开始了自办报纸的探索，但在初期发展缓慢，据统计，从1874年至1895年的20余年间，总共只创办了10种报纸，其中上海5种，香港2种，广州2种，汉口1种，基本集中在通商口岸。61而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危机的加剧，维新自强意识渐入人心，第一波国人自办报刊热潮应时而生。1895年新诞生7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3家；1896年新诞生11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7家；1897年新诞生49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45家；1898年新诞生47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39家。62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发展情形与此相类似。早在1815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澳门创办了印刷所，印制了由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中国语文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又译作《华英字典》或《华英辞典》），由此自外而内，自沿海而后内地，各国传教士陆续在中国创办印刷出版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在中国各地开办了35家基督教背景的出版机构。63在此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出版机构也逐渐出现。1862年，官办的京师同文馆率先成立，在学院体制之下设有译书和出版印刷机构，曾编译和出版了法律、天文、物理、数学、化学等图书35种，64自此开启了官办书院出版的潮流，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纷纷效仿。与此同时，官办书局也开始出现，1860年至1890年间，金陵书局、聚珍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湖北书局、广雅书局、山东书局等20余家官书局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65民营出版机构的出现要稍晚于官书局，1871年，黄胜、王韬在香港成立的“中华印务总局”，被认为是中国首家民办出版社。随后，弢园书局、同文书局、鸿文书局、鸿宝斋石印局、扫叶山房、拜石山房、千顷堂书局等晚清著名的民营书局也纷纷在中国内地（主要是上海）出现。66

如何来理解由晚清印刷技术革新及其所促生的报纸、杂志等新式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媒介”是组织社会的重要抓手，在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印刷或电子媒介明显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67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将“印刷”看作是欧美“资本主义”扩张在知识/媒介领域的一种权力征用行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通过高度统一化和均质化的印刷语言，“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因而他断言：“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68对晚清以来的中国而言，处在后发现代性国家的进程中，尽管媒介技术革新在社会语境和历史条件方面，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不尽相同，但其产生的效应，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颇有相似之处。很大程度上，它不仅迅速提升了印刷的质量和产量，更为重要的是，由技术革新所促发，在其与社会、人心彼此缠绕而又博弈的格局中，以报纸、出版机构等新式媒体为场域，一种不同于传统阶层关系或私人关系的“新关系”，逐渐在晚清士人间建立起来：“这种关系以报刊为核心，人与人之间跳脱纵向阶序，以一种平等的、非个人的交往模式，公开而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69这种“新关系”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士人们的自我角色认定，使他们能在传统的经由“科举”所编织的人际交往网络之外，藉由新式媒介这一新的可以用知识来影响甚至形塑社会的路径，探索一种新的进入社会以及组织人际关系的方式。尽管这一关系及其所附着的场域，并不适合以西方经典的“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来加以命名，但大致可以说，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无疑正蕴蓄其间。也基于此，或者可以说，以报纸、杂志等新式媒介为知识生产的枢纽，新型知识者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格局和形态逐渐形成：“在这个印刷生产实践的现代展开过程中，无论是文化人的学术活动，还是维新人士的译书、革命志士的改良革命，无不借重于印刷技术以开展社会舆论的改造。晚清民初的思想文化变化因此而与印刷现代性的展开密切相关。”7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印刷现代性”71及其所组织的新的文化生产形态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知识/知识者的转型，也深深地嵌入到了社会变迁的脉络中。

正如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所注意到的，对“印刷出版”这样的“文化和物质生产”的研究必须“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因此“地方性”就成为考察印刷出版何以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考察维度下，他发现，18世纪之后，“外国技术”的引进成为提升本地印刷技术最为根本的因素，中国传统的印刷出版中心开始衰落，“像上海这样的商业资本优化组合的大都市”逐渐成为新的更具规模的印刷出版机构的聚集之地。72这一发现意味着，在考察晚清知识/文化生产变革时，除了技术这一维度外，“空间”也必须成为我们考察的另一个重点。

作为晚清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后就成为中西交汇、华洋杂居的通衢之地：“为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73 19世纪中期主要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更使得没有直接卷入战火的上海藉由租界因素而获得成长的契机，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1865年法国公董局的一项人口调查表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内共有外国居民2757人，华人居民146,052人。74另一份公共租界工部局1885年年度报告则统计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约为10.9万人，其中江苏人4万，占36.7%；浙江人4.1万，占37.6%；广东人2.1万，占19%。75上海作为近代崛起的大都市，其“移民社会”的色彩相当鲜明，其特点就是，“来到这里的人们脱离了其原来的大部分社会关系，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就在上海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地域条件下，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新的小社会。”76如果说传统社会更多是一个“熟人社会”，因而人际交往更多是基于因地缘、血缘、学缘等因素构成的“差序格局”而展开的话，那么近代上海显然已经开始慢慢打破既有的人际交往格局：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的加剧，士商地位发生了逆转，传统的尊卑贵贱秩序被颠覆甚至被重构；城市社会的兴起，又培育了一种享乐休闲的消费观念；“重利轻义”观念渐成主流，也使得人际交往中实用主义法则甚嚣尘上。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显然是基于上海的“飞地”性质：“在上海这个‘国内边界’区域，一方面中国文化精英聚集之地的江南地区与富有冒险精神的西方文化相遇，另一方面无论是本已松散的清朝中央政府，或远在天边的宗主国政府，都不能与之严格控管。”77处于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权力控制边缘地带，上海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所具有的暧昧性，使其在文化上必然呈现出混杂的“越界”性：

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这使得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呈现驳杂奇异的色彩，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多元，混杂，这就是近代上海民众文化的特点。78

上海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多元性与包容性，无疑为西学东渐、媒介革新和知识转型提供了弹性发展空间，也为其作为近代印刷出版中心奠定了基础。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印刷出版中心，还受益于近代教育转型所带来的特殊的人才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新阶层。作为新式教育的最早开办地之一，自19世纪晚期开始，上海的新式教育就呈现出急剧上升之势。据统计，1907年，上海已有学校271所，平均每万人中约有学校2.2所，而同年全国各省有学校37,888所，平均每万人中约有学校0.9所；到1932年，上海已有各类中等学校141所，学生28,320人，每万人中有中学生88.2人，而全国各类中等学校有14,789所，学生总计547,207人，每万人中有中学生12.1人，上海的中学生人数是全国平均值的7.29倍。据此大致可以断定，上海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人数远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形成了近代教育人口的相对高地。79但如果仅仅据此来解释上海何以会成为近代印刷出版中心，显然还失之简单。

事实上，因为知识阶层“作为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也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对外来文化的融汇内化力与抵拒排斥力适成正比。而城乡的农工商民，则内化力差，排斥力也弱”，80因而“早期对西方制度器物有所反应者，多半是知识水准较低的一群人，官绅士人对西力入侵反而视而不见，甚至对西方普遍存有较大的误解，以至于官方与支配阶级对西方的反应，要远远落后于民间社会的变化”。81对于印刷出版业而言，这一情形尤为明显。据考证，最早参与西人印刷出版传播的华人，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而且地位普遍不高，往往在西人企业中担任印刷工人、夹带传递等角色。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印刷出版中心转移到江南地区，很大一部分因为科举覆没而需要寻找新的生存之道的传统士人，才逐渐加入到这一行业中。82但很显然，新的文化领域并不只是将现有的社会群落“现成地”召唤或者挪用到它所需要的岗位上去，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对于人员的重新改造和组合其实也蕴含在这一过程中，这无疑构成了新行业兴起的必要条件。孟悦在研究了晚清上海的印刷文化构成后，指出：“工人企业家与‘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的际会”，很大程度上，成全了现代印刷出版业。这不仅是指，“工人”蜕变为“工人企业家”，使得晚清的印刷出版业拥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企业管理层；“学者”转型为“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使得晚清的印刷出版业拥有了知识再生产的人力资源保障；更是指，两者仿佛水乳交融般的结合，使得印刷出版业完成了其作为从“知识”到“实践”的知识转化通道的建构，从而成为了晚清最重要的知识/文化再生产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可以发现，原有的士、农、工、商四民分类及社会结构模式被打破，各种碎片化的社会力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聚集在由社会危机意识激发的新的知识清理/整合平台上，形成了新的动员和组织社会的方式，也因此，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而上海，作为“太平天国以后清帝国的都市文化中心发生从江南向海岸线一带的地理大迁移”的最大获益者，因为为“工人企业家与‘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的际会”提供了物理和文化空间上的支持，而不容置疑地成为近代新崛起的印刷出版重镇。83

李仁渊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他将上海崛起为近代印刷出版中心的缘由归结为三点：其一，“1895年之前文化产业奠定下来的基础，让上海已经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印刷机器、印刷工人、出版社与书商，书刊的商业化也已形成”。其二，“由于前述上海汇聚的大量的文化机构，诸如报馆、出版社、翻译处等，让上海渐成为士人聚集之地。一方面长江流域的留日学生都由上海出入……另一方面上海周遭的趋新江南士人，也汇聚到上海，寻求新的发展”。其三，上海租界“处于华洋交界”，“提供了新式媒体一个政治干预较小的批判性言论空间”，因而可以在某种程度鼓励各种媒体的兴起。84

无论如何，天时，地利，人和，无疑使得上海占尽了风流，也因此，各种新式媒体在这一新的都市文化空间中不断涌现：1900年以前，国内有9家较为重要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其中上海占7个；所出各类西书567种，其中434种由上海出版，占77%；1900年至1911年，国内有74家西书翻译、出版机构，其中58家设在上海，占78%；1902年至1904年，共翻译、出版西书529部，其中360部出自上海，占68%。85仅1907年一年，上海就有15家书局、报馆出版各类小说121种。861911年5月以前，上海加入书业公所的书局、印刷所就有110多家。87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技术、资本与文化的迁徙与融合，使上海从默默无闻的海边小城一跃而替代曾经独领风骚的“江南”，成为各种文化生产要素集聚之地以及新一轮文化资本再分配的中心。

四

1897年2月11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一家名为“商务印书馆”的手工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北京路南首德昌里末弄3号成立，创始人主要为原士林西报馆和美华书馆的职员和工人，有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这些人大多有教会学校学习的背景，掌握了现代印刷技术，但在西人的轻慢与欺凌下“极为痛苦”，终于下决心联合姻亲、同乡、同学一起创业。最初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额为3750元，88只有十来个工人和七八部印刷机，其业务只是印制名片、广告等小件印刷品，也承揽教会的宣传品的印制，如为广学会印刷宗教书籍、账本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出版小作坊在20世纪前后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迅速成长：1901年资本额变成5万元，1903年为20万元，1905年为100万元，1913年为150万元，1914年为200万元，十余年间增长数百倍。89在辛亥革命前后，商务印书馆已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庞大的印刷出版帝国。

与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形成呼应的，是商务印书馆在文化事业上同样取得突出的成就。何炳松指出：“本馆成立迄今达三十六年。述其贡献之荦荦大者计有四端：即教育教材之供给，中外名著之印行，实际教育文化事业之举办，国货之提倡。”90这一说法大致涵盖了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实绩。而作为商务印书馆业务的核心构成，出版物的贡献显然是尤为卓著的。据统计，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出版物种数约占全国总出版量的12%。91而按王云五的说法，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册数，在1934年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45%，1935年占46%，1936年占52%，92几乎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的半壁江山。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中，尤以人文社会学科类图书的出版为特色。据李泽彰统计，1897年至1931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7912种图书中，社会科学类图书有2390种，占到了28.94%，如加上文学（1661种）、史地（604种）、哲学（320种）、宗教（245种）、语文学（439种）、艺术（518种），整个人文社科类图书要占到86.88%，而自然科学（579种）、应用技术（452种）总共不过占到13.02%，93其在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方面的用力可见一斑。

如果探究一下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历程与出版构成的话，可以发现，其大致与晚清的知识转型轨迹相一致，形成了四大出版重点。首先，作为出版的缘起，“翻译”带来了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商机。敏锐地意识到晚清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对于英语学习的巨大热情，商务印书馆率先编辑出版了《英华初阶》这样的简易英文教材，并获得了成功。由此出发，基于“欧战止后，中国人无不学英文，西书必大发达”94这样的认识，商务印书馆在翻译方面渐渐形成了优势，并且覆盖了多个文化领域：从《英华进阶》到《英汉大辞典》，商务印书馆成为现代中国翻译语言类工具书最重要的生产商；从严复的翻译集成到“汉译世界名著”，商务印书馆的学术翻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等多个学科，也因此成为近代介绍西学最为全面系统的重镇之一；从林译小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于英、法、俄等国文学经典的大力译介，商务印书馆对于域外文学翻译的专注，无疑使它在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变革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商务印书馆以其阵容强大的翻译群体及丰富多彩的翻译实践，相当及时地应和了社会变迁的脉搏，不只是扮演了幕后的文化推手，更是相当直接地介入了西学东渐的知识生产流程，成为李孝悌所说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5

与对西学东渐潮流某种程度上的顺应形成“另类”面向的，是商务印书馆从1909年起酝酿的大规模古籍整理和出版运动，并从1916年开始，先后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10集51种）、《四部丛刊》（8548卷2100册）、《续古逸丛书》（46种）、《四部丛刊初编》（8573卷2112册）、《百衲本二十四史》（820册）等一大批大型丛书类的古籍。古籍辑印的前提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是其主事人张元济在晚清传统文化崩溃之际那种“为古书续命”的自觉，所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96之所以有这样的强烈意识，一方面，是基于传统印刷技术的局限所导致的古籍的古董化现实：“清代印刷界之特色，乃辑刻古籍之多是也。……乃有以益世之著作，正大之研究，而不印刷行世者，是犹富家豪族获致骨董奇玩，秘藏独赏，靳不示人”，97因而要使古籍得以延续，如何利用石印等先进的印刷技术推动其走向大众化，成了商务印书馆辑印古籍的一个出发点；另一方面，正如孟悦所指出的：“随着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扩张，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国文物已经成为掠夺对象、无价之宝和殖民者取得文化权威的证据。”因而如何通过重印珍本和善本古籍，“抗衡古籍外流”乃至反抗文化帝国主义，98事实上又构成了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初期一种潜在的现实文化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辑印古籍很大程度上也是呼应了启蒙/救亡的历史脉络而与新学的译介有相通之处的。

作为近现代期刊的渊薮，在商务印书馆1903年至1948年间出版的21种期刊99中，《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各类期刊颇负盛名，在20世纪早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期刊大多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重点相匹配，主要分布在教育、时政、文学、少儿、语言等领域，其中文学期刊的出版颇为引人注目。从《绣像小说》（1903—1906）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介入文学期刊出版领域，并很快崭露头角，成就了《绣像小说》作为晚清四大文学期刊之一的地位。191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延续了《绣像小说》的遗绪，成为清末民初小说期刊中的佼佼者。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汲取了当时学界的批评之音，在1921年对《小说月报》进行了全面革新，依托“五四”时期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使之成为“新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尽管如此，商务印书馆似乎并没有完全沿着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道路来设计自己的期刊方阵，却在新文化运动高涨的1923年，出版了旧文学意味十足的鸳鸯蝴蝶派期刊《小说世界》，从而以一种暧昧折中的面貌呈现了民间出版机构在社会/文化转型中的独特定位和作用。

在所有的出版物中，新式教科书无疑是商务印书馆最富有盛誉的文化产品之一。作为现代新式教科书的策源地，商务印书馆从1904年编辑出版中国最早的新式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开始，到《简明国文教科书》（1910）、《共和国教科书》（1912），再到《新体国语教科书》（1919）、《新时代国语教科书》（1928）、《复兴教科书》（1933），在1904年至1933年间，应和着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淞沪抗战等历史重大事件，出版了13套中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覆盖了国文、历史、算术、地理、修身、农业、商业、常识、卫生、音乐、手工、艺术等各科，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据统计，1906年，在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的初等小学102种教科书暂用书目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种，占到了半数以上。100而《共和国教科书》自1912年出版至1929年间，共重印了300余次，销售了7000余万册。101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式教科书潮流正是晚清学界自上而下“开民智”的一种产物，所谓“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10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式教科书的编纂，特别是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如吴研因所总结的那样，直指以往儿童读物的弊端，即“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书》《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是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这些读物，有的没有教育的意义，有的陈义过高，不合儿童生活”，103在适应“白话文崛起”和促成“儿童文学抬头”的层面上，104新式国文教科书显然汲取了当时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资源，以重塑“儿童”作为建构近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国民”的基石，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基本抓手，以文学/文化普及读物的形式切实地加入到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历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文化启蒙”的任务。

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能够成为现代出版巨擘？高凤池在总结其中缘由时指出，商务印书馆的崛起首先是因为其抓住了当时的时代风潮：“因为时当甲午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变法自强，废科举，兴学校，差不多是朝野一致的主张，正是维新时代。书坊极多，小印书房设得也很多，机会极好，所以说商务之成功半由人事半由机会。”105而诸宗元等人则认为，商务印书馆的成功除了对机遇的把握之外，还基于其对于人才的延揽、对于文化潮流的顺应以及对于出版重心的精准设计：“自商务印书馆崛起于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教科书以商务、中华书局编译最早，至今已成书业之重心。”106

具体来说，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秘诀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从印刷向出版的华丽转身，使得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初期现代出版媒介兴起之时，就占得了先机。商务印书馆在诞生之初其业务主要以印刷为主，但创始人之一的夏瑞芳从出版《英华初阶》所收获的巨大成功中，意识到了巨大商机，从此开始推动商务印书馆向出版方向转型。其间尽管经历了出版日文书籍的惨败，但因此促成了夏瑞芳下决心引进像张元济这样的中西兼修的饱学之士，并且以编辑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突破口，1902年率先在民间出版业建立独立的编译所107：“君以国民教育，宜先小学，而尤急需有教科书，乃于印刷所外。始设编译所矣。”108夏瑞芳与张元济的相遇，无疑使得商务印书馆获得了将文化与企业融合在一起的契机，探索出使“出版”这一特殊的文化行业得以良性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使得“文化的商务”成为可能；而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一直以人才阵容强大著称，编译所先后聘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为所长，1921年已有人员120人，1924年达到263人，杜亚泉、蒋维乔、庄俞、周越然、陆尔奎、叶绍钧、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周建人、朱经农、唐钺、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等先后加盟，皆为一时之选。109以这样中西兼容的编译所作为支撑，也使得商务印书馆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文化资本，使得持续的、有序的文化再生产成为可能。

李泽彰指出：“从现在追溯到以前三十五年，就是光绪二十三年。从这一年起到最近为止，和出版业有重大关系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革新运动，第二件是新文化运动，第三件是图书馆运动。”110以编译所为基础，商务印书馆显然抓住了这几次大的出版机遇。首先借助于革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与美誉度的新学书籍的最用力编译者：“自光绪三十年以来，出版业所出的主要书籍是教科书、法政书、小说书，到了这个时候，风气一变，莫不以发行新文化书籍为急务。……传播新文化的刊物除杂志外又有丛书。其主要者如共学社丛书、世界丛书、北京大学丛书等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民八以来，商务便成新文化书籍的中心了。”111而借助于图书馆运动，商务印书馆炮制的《万有文库》成为中国县级图书馆的基石：“该文库第一集先后售出约八千部，其中由各省政府备款大批订购，分发各县，使向无图书馆者，以此为基础而成立之。……统计借该文库第一集而成立之新图书馆，至少在一千五百所以上。”112正是凭借在出版领域的出色表现，商务印书馆的营业结构在30年间发生了质的改变：“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113成为了以出版为主业的文化机构。

其次，与世界出版技术的高度同步性，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地革新汉字印刷技术，使得商务印书馆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900年，商务印书馆买下了因日人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修文印刷局的全部机器，从而拥有了当时上海滩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从此商务印书馆在技术方面也开始领跑：彩色石印、黄杨版、电镀铜版、铅锌版、彩色版、影印版、珂罗版、雕刻铜版、影写版、铅版印刷机、活字架革新……根据贺圣鼐的研究，商务印书馆在上述技术领域或者属于首创，或者率先引进，或者革新技术，保证了自己处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114而这一前提，不仅确保了商务印书馆精良的印刷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其拥有了强大的印刷生产力，使得编印像“教科书”这样印量巨大的普及文化读物、影印《四部丛刊》这样的大型古籍、出版《万有文库》这样的大型丛书成为可能。在“印刷即出版”115的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早期技术革新所释放出的巨大印刷能力，很好地解决了商务印书馆在文化生产方面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对于技术的需求。

在发展印刷技术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相当注意与技术相匹配的文化资源的收集与整理。1904年，商务印书馆设立了供编译用的资料室，即后来的“涵芬楼”，至1931年年底，涵芬楼收藏善本3745种35,083本；1926年，隶属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正式成立，1932年“一·二八”前夕，东方图书馆已有藏书518,000余册，图片、照片5000余种，宋刊书129种254册，地方志2640种25,682册。116正是以其他出版机构无法企及的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料作为基础，技术革新所产生的巨大潜能，才能落到实处。可以说，以编译所为枢纽，技术与文献的相互支持、良性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商务印书馆辉煌的出版事业。

再次，努力在文化、政治与商业之间寻找出版平衡点，摸索并贯彻了“在商言商”的经营理念，由此建构起庞大且具有整合性的文化传播—发行网络。商务印书馆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尽管旗下拥有众多富有影响力的期刊，却始终没有涉足过更有现实针对性与社会效应的报业，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这一选择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商务印书馆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和立场，即在“在商言商”的企业文化理念下“避免和政治接触”，“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出版方针”。117如何来理解这一看似带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经营策略？一方面，对“在商言商”的强调和恪守，使得商务印书馆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近现代，会因对辛亥革命结果判断的失误，贻误了对教科书这样的拳头产品（1912年）的更新，也会导致拒斥出版《孙文学说》事件的发生（1919年），而使自己的企业品牌形象受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商言商”的确具有某种固步自封的保守意味；但另一方面，“在商言商”又使得商务印书馆可以依据市场法则来规避政治风险，走出以商业制衡政治的道路。1903年至1914年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经历，无疑正是一例。应该说，尽管1903年中日关系紧张，但“念我国技术经验皆甚幼稚，企业之兴味尤淡，非利用外资，兼取其成法不为功”，118商务印书馆还是下决心与其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并借助日方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在十年间迅速成长为中国出版界的龙头。1914年，商务印书馆同样利用市场法则，通过艰苦的谈判和商业赎买，成功地收回了日方的股份。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商言商”的策略如何在乱世中又与政治构成了一种奇妙的错位，且事实上推动了商业王国的开疆拓土，使民族文化工业在夹缝中获得迅速的成长。

也正是在“在商言商”的经营策略下，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市场，商务印书馆都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其所编的各种教科书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顺利通过政府的审核而占据半壁江山，《万有文库》能够通过政府系统被各级公立图书馆所采购，与商务印书馆的这种人脉积累也有不小关系。应该说也与这样的前提相关联，商务印书馆在成立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其分支机构得以迅速扩张：1915年5月30日，全国已有分支馆40处（最多时为86处），1914年在香港开设分馆，1916年在新加坡开设分馆，119逐渐形成了极具市场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发行网络。由此或者可以说，“在商言商”其实正是商务印书馆摸索到的民间出版机构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如何壮大的秘诀之一，当然，可能也是一种富有争议的秘诀。

五

当由晚清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所促发的知识/知识者的转型，经由教育、翻译、古籍等诸种资源和路径，最终需要通过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媒介逐渐实现的时候，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折射知识生产、出版媒介与文化转型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特定场域，而其成长历程，也显然可以视为上述因素如何在历史情境中逐渐展开的过程。这其中，文化转型无疑是核心环节，它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生产和出版媒介的形态和特点。但这并不是说，知识生产和出版媒介只是文化转型的通路和中介，事实上，文化转型向何处转，以何种姿态转，转型的效果如何等等，其实又取决于知识生产和出版媒介在此过程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在这个层面上，又可以说，知识生产、出版媒介与文化转型之间，其实是一种相互依存、彼此博弈的关系。

正因为商务印书馆被搁置在这样的理论脉络中来加以考察，显然，必须注意这样几个维度：首先，正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是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定位下来讨论《百科全书》的出版及其历史作用一样，如何在“哲学家的沉思”与“出版商的投机”的缠绕中，120以出版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对象，寻找讨论晚清以来启蒙运动的新路径，进而探寻诠释商务印书馆崛起的内在动力，无疑是需要突破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次，如果意识到出版媒介作为现代文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是要由特定的知识者群体来加以引领和推动的话，那么对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无疑也是对于晚清以来知识者的分化、重组与新的知识共同体的考察，因而，知识者的维度显然也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再次，作为技术含量极高并且总是通过技术革新来完成自身爆发性增长的领域，出版媒介的发展又与印刷技术的更新息息相关，如何从技术史的角度121来讨论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固有的印刷出版传统与现代印刷技术的渗透双重格局内的位置，同样是值得关注的。

本书之所以选择1902年至1932年间的商务印书馆作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商务印书馆在1897年就已诞生，但仅仅是具有印刷功能的小作坊，尚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还没有在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1902年随着编译所的成立，商务印书馆开始自觉地召集和组织“行动派知识分子”，开始从单纯的印刷转向“扶持教育”的出版，逐渐摸索出孟悦所说的“编译”这一后发现代性国家独特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的文化生产路径，122它才开始真正进入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并打上自己独特的印记。这一起点，对于商务印书馆乃至整个近代出版业，显然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作为中国出版业龙头老大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军有意识地作为打击目标而遭受重创，123尽管之后商务印书馆全力以赴进行了复兴，但是，1932年作为商务印书馆发展分水岭的意味显然不言而喻。以1932年为界，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早期的努力被迫告一段落，而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也因战争的到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而，从1902年至1932年，无论是从书籍史、知识分子史还是技术史的角度来说，正好构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周期；同时也因为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深深地嵌入到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生产流程中，而可以被作为一个个案来进入对同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的观察和讨论。

以“现代”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来描述晚清以来的社会/文化转型，是因为：尽管商务印书馆崛起于似乎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飞地”的上海，它所从事的印刷出版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一种类型也似乎应该被归入“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行列，但是，如果仔细地辨析商务印书馆所表征的中国现代“印刷出版”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的缘由，“印刷出版”在晚清以来的中国语境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与功能，以及它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时刻所遭遇的悲剧性命运，就会意识到，“现代”这个看似含糊暧昧的概念，很大程度上的“及物性”——毫无疑问，成为像“泰西”诸强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是晚清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隐含着一个内在悖论，即成为“现代”强国是为了规避“亡国灭种”的危险，是为了有能力抵抗“泰西”诸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悖论存在，需要认识到“现代”在晚清以来的中国语境中，由于对应着的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因而其得以运行的历史条件与它的欧美输出国是不一样的。这样，对“现代”的讨论和使用就更多需要在一种“语词误用”的层面上来进行，需要有“历史性的词语误用，是被高度概念化了的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124的理论自觉和反省。基于这一点，或许可以说，“现代”原初的内涵其实在讨论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时是需要被悬置起来，甚至被空洞化的，它只是一个看似与“传统”断裂的模糊的方向，而通往这个方向的资源、道路和方法，以及它在不同时空的“流动”中所建构起来的新内涵，是需要在特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填塞的。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本书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尽管注意到了其在现代文化市场的形成、内部企业制度的建构、印刷技术的革新等方面的作用，但更关注的是这些物质层面的因素最终是如何聚集在一起，为“现代”中国人重新浮出历史新的地平线服务，并且在“想象的共同体”125的意义上切实推动“民族国家”形成的。围绕着这一基本逻辑框架，“文学/文化”显然有必要作为另一种力量出现在考察商务印书馆的视野中，事实上，相对于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文学/文化”往往扮演了某种“启蒙者”的角色。而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在“印刷等于出版”的20世纪早期，恰恰也是相当充分地表现出了“文化”对于社会/市场的某种强悍的引领作用。因此，能够统摄编辑、出版、技术、经营、市场、读者等各个环节的“文学/文化”书籍/期刊最终成为了本书考察商务印书馆的最直接的入口。

归纳以上种种，本书的研究框架如下：

第一编通过梳理商务印书馆的译者群落和整理其在1902年至1932年间出版的翻译作品，特别是通过对像林译小说、严复译作、《共学社丛书》、《万有文库》所收录的译作等著名个案的解读，来把握商务印书馆是如何在“翻译现代性”的意识下，努力建构“翻译”在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的。

第二编聚焦商务印书馆在1909年至1932年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抢救和出版，特别是对于《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大型古籍的重刊，对涵芬楼（东方图书馆）这样的大型古籍收藏场所的建构，来辨析商务印书馆在晚清以来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过程中“为古书续命”的自觉意识和文化立场的历史价值，来探讨辑印古籍如何也构成了新的文化创造的资源和面向。

第三编在“西学”/“中学”、雅/俗、边缘/中心等张力性知识生产结构中，通过清理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至1932年间所编辑发行的期刊，特别通过解读《小说月报》这样的“转型”文学期刊，来把握商务印书馆如何通过对文学媒介的掌控，直接介入了“现代文学/文化”的塑造；通过对《绣像小说》《小说世界》等通俗文学期刊的解读，来透视商务印书馆的多种文学/文化媒介经营策略，把握其文化观念与实践的复杂性。

第四编以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至1932年间编纂和发行的各种新式小学国文教科书为对象，来分析商务印书馆如何在汲取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编纂国文教科书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语境，以“新国民”的想象与形塑为中心，形成自己的文学/文化教育理念，并且切实地加入了文学/文化变革的进程。

在晚清以来的富有挑战性的知识生产变革中，商务印书馆作为来自于“出版媒介”领域的一个个案，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在一个始终没有完成经典“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转型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无疑是值得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