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南方民族史研究

我的学习，经过一个颇为曲折的历程。记得是1935年秋，我在北京进入西什库小学读高一，家里的人给我计算，如顺利读下去，大学毕业正好20岁。但东折腾西折腾的结果，1951年我大学毕业时已是25岁了，整整耽误了5年。这不是因为我贪玩好耍蹲班降级；相反，我的学习成绩一般都还是不错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受到多次移家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新教育制度和我父亲的传统教育思想的冲突。我父文通公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虽然不是科举出身，而读的还是新式中小学，但大学阶段却读的四川存古学堂（后改称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其办学方法基本上是清代尊经书院的老一套，以读经为主，强调自学，提倡抄书、点书、做札记。因此，他总认为，在新学制下学生读不到应该读的基础书，所以他总是不时地要我辍学来补读，第一次是在1936年夏，从北京移家到天津，他以我十岁读高二太小，叫我在家跟他读书写字。那一年主要读了一部四书，当然是要背诵的，但书中讲些什么，我却不甚了了。另一个学习任务是阅读《资治通鉴》，因为我前此已看过《三国演义》，就要我读《通鉴》的三国部分，但《通鉴》的可读性较低，趣味性也不高，这个任务没能完成。第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家从天津返回成都，因为出发时天津已沦陷，边走边筹旅费，这一走就走了两月多，到成都时已是10月底了，于是我插班重读高一。第二年，因为成都不时有日机轰炸的突袭警报，我和母亲弟妹都被送回盐亭县老家。老家在农村，除了一个三家村的私塾外，根本没有学校，我父便邀请蒙季甫先生到家来教我和弟弟。季甫先生是我堂叔，因家境不好，没有进学校念书，曾跟我父学经学数年，曾发表过关于《商君书》的文章，被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收为附录，还写过关于《月令》的文章，也被我父的《儒学五论》收为附录。后曾在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任教授。1939年初，季甫叔来家教我们，我主要读了一部《左传句解》和几十篇唐宋文。这是第二次辍学，前后耽误两年。第三次是1944年夏跟着李源澄先生到南充和灌县读西山书院和灵岩书院。源澄先生字浚清，是我父早年在成都国学院的学生，后来到廖季平先生井研县家中从廖先生学过（廖时已偏瘫居家），后又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学。他讲经能发扬廖先生的今文学说，当时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曾邀他到讲习会讲过《春秋》，后唐蔚之又邀他到无锡国专教经学。抗日战争起，返川，先后任教于大理文化书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勉仁文学院，解放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并任副教务长。他除发表不少文章外，1947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秦汉史》，钱穆先生在《序言》中说：“今年春，李君浚清自灌县山中来，出示其新著《秦汉史》一编，读之有幸与鄙见相合者，有鄙见所未及者。私自忖之，浚清其殆今之善读史者耶，其书则亦章氏圆而神之类也。”钱氏言史宗章实斋，实斋论史以“圆而神”为最高境界，而钱氏以此称源澄先生，可以想见先生造诣之深。先生秉性刚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打击太大，翌年患肝硬化逝世，时年不过五十。由于我父欣赏他，所以把我托付给他。这一年中，李师为我讲《经学通论》、《礼记》、《荀子》，傅平骧师为我讲《说文解字》、《诗经》，虽然讲得不多，但讲时是评论式的，启发性颇大。其余篇章则主要靠自学。以此得通读孙希旦《礼记集解》、王先谦《荀子集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陈奂《毛诗传疏》。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不仅增长了经学、诸子、小学各方面的知识，而且研究国学的生活道路也就从此定下来了。

但是，我为了要拿到一张日后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的大学文凭，没有接受继续读书院的劝告，1945年秋天便又在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复学了。在这之后，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国学著作的时间便多起来了。但由于没有完整的时间，我也没能进行系统的研读。1947年夏，在川大附中毕业，因为成绩名列前茅，免试升入四川大学。本来我是想读哲学系，但川大那时没有哲学系，当时又值解放战争方烈，不愿离家远走，经与父亲商量，我父认为中文系主要是“小学”和“辞章”，没有什么意思；历史系尽是讲的考据，一看就能懂，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他要我读经济系，认为学经济以后，再回过头来研究历史，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就会比一般只会搞考据的高出一筹。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经了解，经济系的课程除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外，还有些会计、统计、商贸之类，我就迟疑了。倒是政治系对各种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思想史、哲学等还学得多些，显然更有意义些；就这样，我就读上了政治系。这段时间，我住在家里，随时可以听我父的谈论，我有时也帮他抄抄写写。1948年，我父写《法家流变考》，就命我起草了部分段落。后来他把文章寄给钱穆先生，并告钱有我代拟部分，钱复信说：“笔墨蹊径不可复辨，可喜可喜。”1951年，我大学毕业，工作是统一分配，因读了政治系，就不能不去搞行政工作，开始是在川东行署民政厅，后行署结束，便转到工业部门，一搞就是五年多，虽不能说是生命的浪费，但确实是思想上很不愉快的时期。

1957年，我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在秦汉史研究室。此后几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前四史以及先秦秦汉史的其他文献。但在当时，一头栽进史料的读法是不合时宜的，还有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问题，因此我也结合着读了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确，这一下我在治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各方面都得到一定的进步和提高；这之后，可说是略略摸到一点研究历史的门径了。而在那时，我们注意的重点是阶级、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当时也和其他的青年同志合作过两篇讨论租佃关系和土地制度的文章，而对民族史的重要意义则还缺乏应有的认识。1960年我参加《中国史稿》后阶段的部分编改工作，才对“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等问题有所领会。当时大家对书稿在体现“共同缔造”的表述上是不满意的，我这时才对民族史的重要性有了实感。1961年底，我调回四川大学，在历史系做我父的科研助手。他搞什么我就跟着搞什么，虽然也曾整理过两篇民族史的稿子，但民族史远远不是我工作的重点。

民族史成为我工作的重点大概是从1976年春开始。当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准备写一本《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开门搞科研来到四川，要和有关方面进行合作。我因头年到过凉山，给省博物馆在凉山办的州文物考古学习班讲过两天“古代的凉山”，反映还不坏，于是便被派前往参加。我在组内承担的是历史方面的工作，凉山彝族的历史问题是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国内外对凉山彝族的研究虽可追溯到19世纪末，但所研究的只是近世凉山彝族的现状，而对其历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还找不到一本公开发表的作品。我们不得不从原始资料积累开始。我分工搜集元以前的资料，查书数十种，去其重复，仅得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三百余条，见者以为前所未有，于是编成《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但其中属于彝族者则很少，不过数十条而已，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写出凉山彝族古代的历史，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放大范围，扩大到彝族社会调查资料、老彝文翻译资料、彝汉词汇、彝汉字典中去寻找；在地域上也扩大到云南、贵州彝区。这下可大大开了眼界，虽然资料不成系统，但却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发，我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资料开展了对彝族起源和凉山彝族历史的研究。

关于彝族的起源问题，说有多家，当时以自赐支河首南下的牦牛种越西羌一说最为流行。但古彝文文献却说彝族祖先一世祖古居旄牛徼外而不在赐支河首。且越嶲羌之南下在公元前4世纪，而彝文文献说彝族早在殷周之际就已南迁“邛之卤”（滇西北大雪山麓）了。而且凉山传说彝族是从东南的昭通迁入凉山，而不是从西北进入凉山。显然都与越嶲羌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应当尊重彝族自己的传说，起源于旄牛徼外。根据凉山彝族古彝文典籍和方位词的分析，彝族最早的住地应当是在近代彝区的北方（或西北方）的江河之水北南流而又常年积雪之地，这个地方只能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正就是古代的旄牛徼外之地。在彝族先民南下之前，西南地区云贵川的古老居民是濮人，彝族先民南下，与濮人融合，从而形成彝族，公元前一世纪“六部”形成的时期，也就大致是彝族形成的时期。其形成的地区大致是在滇池至东川会泽一带。凉山彝族传说，彝族先民进入凉山前，凉山居住着一种濮人，彝族进入凉山还和濮人有过交往，后来濮人“绝”了。凉山的大石墓和石板墓传说就是濮人的遗物。这些墓葬的下限是东汉初期，因而推知彝族进入凉山大致是在纪元前夕。这个推论和彝族传说其进入凉山的初祖至今已七十多代的时间基本相合，和嘉靖《马湖府志》所载也大致相合。这样，就对彝族的起源、形成和进入凉山的时间等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写成《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一文，得到不少同行的认可。

对于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面貌的形成，我也着力进行过一番研究。民改前的凉山彝族聚居区存在着两种不同形态的地区：一是诺合（旧译黑彝）统治区，约占聚居区的90%，是个体家庭土地私有制地区，由占人口6.9%的诺合奴隶主占有70%的土地，直接占有占人口50%的曲诺隶属民（旧译白彝），直接或间接占有占人口33%的阿加奴隶（旧译安家娃子）和占人口10%的呷西奴隶（旧译锅桩娃子）。另一部分是约占聚居区10%的土司统治区。占人口0.1%的土司是辖区内全部土地及土地上的人和物的所有者，他通过土司衙门进行统治。臣民们都向土司“租”地耕种，不得买卖。土司区内有诺合、格节（官百姓）、曲诺、尔补（阿加）、呷西等等级，但诺合是受土司统治的，而且在历史上诺合还要给土司服劳役、纳贡赋。土司区内的格节虽和曲诺身份地位相类，但格节不为诺合占有，而为土司直接占有，而且还有“土司的白彝和黑彝一般大”的彝谚。因此，两类地区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一般认为诺合统治区是奴隶制，土司统治区是封建领主制。土司制是元朝开始建立的，是王朝“企图在彝族奴隶制度上面推行封建制度的重要措施”，是“用土司取代黑彝的统治地位”，“黑彝被置于土司统治之下”。因而“在凉山曾引起一段黑彝驱逐土司的过程”，“土司被逐，退往边缘地区依附汉族统治者，黑彝大部分摆脱土司统治”。这便是当时学界对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面貌形成的一般看法。但如这样理解，岂不是凉山彝区在元朝以前是诺合统治的奴隶制，到元朝变成土司统治的封建领主制，到明中叶以后又逐步回复到诺合统治的奴隶制？这岂不是社会在倒着发展吗？从土地制度上看，岂不是先有诺合个体家庭私有制，后来又全部被剥夺了私有权而变成土司所有？这在事实上有可能吗？又个别学者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土司制度是政治制度，它的设立并不表明这一地区一定具备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在土司统治下，保留着奴隶制生产关系，许多土司就是境内最大的奴隶主”。但是，既然两种形态都是奴隶制，又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形态呢？而且，假如土司制度只是政治制度，那么对于土司拥有全部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及物的所有权又当怎样理解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回答的。我带着这些问题阅读了所有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后又到黔西北彝区做调查，并有针对性地到凉山作补充调查，才发现贵州、云南的情况都与凉山不同，云贵压根儿就没有诺合统治形态，虽然也有白彝，但白彝只属土司统治，而没有黑彝占有白彝这种阶级关系；又才逐渐发现凉山彝区在古代也是没有诺合统治形态的，而是明中叶以后“诺反兹”——诺合联合反叛兹莫（土司），抢夺了土司的土地和官百姓，才产生诺合统治形态。又进一步探索，又才发现兹莫和土司是两个内涵并不相同的名词。彝语的兹莫有时又单称兹，是权力、君主的意思，是彝族自古就有的部落首领，《西南彝志》就译为“君”，《大定府志》就译为“君长”。而土司则是元王朝才开始任命的少数民族官员，受任命就是土司，免职就不再是土司，尽管王朝一般是任命兹莫为土司，但同时也任命非兹莫为土司。 作为兹莫，不论王朝任命与否，他都享有兹莫自古就享有的权力和地位，即拥有对全部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与物的所有权。兹莫之下也可以有次等兹莫，其形态与兹莫具体而微。在彝区，奴隶制早已产生，兹莫和诺合都可以占有奴隶。兹莫是居于其他等级之上的最高等级。这种兹莫统治形态是云贵川古代彝区都相同的。只是凉山彝区在明中叶“诺反兹”后，大量诺合摆脱了兹莫的统治，这才产生了诺合统治形态。在诺合统治下，阶级结构变化了，土地私有制发展了，奴隶数量增加了，于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进入了它的发达时期。而处于边缘地区的近代兹莫统治区也逐渐在发生变化，兹莫势力日益衰弱，土地制度正从土司所有向个体私有过渡，也出现了诺合占有曲诺的现象。这就是凉山彝区民主改革前的社会面貌。我用这个看法起草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讨论稿）的历史部分，又另写了一篇《凉山彝族兹莫统治时期初探》，对兹莫统治时期的各项制度进行较详的考论。1979年11月在西昌召开的讨论书稿的彝族社会历史学术讨论会上，上述观点受到多数与会学者的肯定。《民族研究》报道说：“书稿中提出彝族历史上有过一个上千年的兹莫统治时期，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新论题。”“兹莫”作为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之上的一个等级，也“为多数同志所接受”。于是，被颠倒了的凉山彝族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面貌的形成也得到科学的说明。

与此同时，我还认为兹莫统治时期的彝族社会，与西周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各级兹莫很像西周的天子、诸侯、卿大夫，虽层层臣属而又各有其直接统治区域和臣民，兹莫土地所有制就很像西周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兹莫统治下的诺合就很像西周的征服者周族为主体的国人，兹莫统治下的格节就很像西周时被征服者为主体的野人，兹莫统治时期的阿加、呷西就很像西周时期的人鬲、臣、妾，各级兹莫的衙门就很像西周天子、诸侯的朝堂，兹莫衙门的管事就很像西周天子、诸侯的臣僚和大夫的家臣，彝族的家支就很像西周时期的氏族、宗法。可以说，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极其相似。用兹莫统治时期的制度来说明西周是奴隶社会，比一般用诺合统治时期的制度来说明西周是奴隶社会更为贴切得多。1978年10月，我出席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被安排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引起不小的反响。我当时只写了一个提纲，后来很想写一篇论文来进行具体阐述，但一直没能着笔，至今犹以为憾。

与此同时，我还对古代西南民族中谁是原始主要居民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当时民族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西南地区（云贵川）的古代民族基本上都是从外边迁进来的，属于氐羌系的民族是来自西北的甘青地区，属于百越的民族是来自两广地区，而苗瑶民族则来自两湖地区。有的也还说古代西南有百濮。但对百濮的解释不一其辞：一会儿说是百越的一部分，是壮侗语族的先民；一会儿说百濮是孟—高棉语系的民族（南亚语系）；但不论是哪种解释，仍然都是从外边来的。如此说来，在广大辽阔的西南地区岂不是没有原始土著居民了吗？但西南地区是有不少新石器文化遗址的，难道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全部都他徙或绝灭了吗？显然，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全系外来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通过汉文献和古彝文献的考察，论证了巴蜀的主要居民是濮人，邛都、夜郎、滇等部落集团也都是濮人，到魏晋时整个西南各郡都还居住有濮人，濮人在魏晋以后称为僚人。彝族一直称僚人为濮人，彝族又传说濮人是西南的古老居民，似乎是自有日月就有濮人。我从而提出濮僚民族是古代西南的主要居民，是传说中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居民。我先后写了《僰为僚说——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和《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二文，得到不少同行的支持与赞同。

在民族学界，几乎都把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各族全认为是古代氐羌之后，或称之为“氐羌系”。显然，这个“氐羌”应当与《后汉书》中的“氐羌”（西羌和白马氐）是有区别的。但既都名“氐羌”，就显得含混难分。而有学者甚至把彝、白等彝语支民族认为就是《西羌传》的西羌之后，这无疑是值得商榷的。我在探索彝族起源时已指出彝族起源于旄牛徼外，被称为“夷”而不是“羌”，与赐支河首的西羌没有关系。后来，我又探索了彝语支的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的起源，发现他们也是起源于旄牛徼外，与西羌没有关系。而西南地区的羌族、普米族、尔苏西番等（据孙宏开文，现存共有九种不同的羌语支独立语言）则不然，他们都传说起于甘青地区而不是旄牛徼外，显然都应是西羌之后。而且根据《华阳国志》、《后汉书》的记载，和汉王朝颁发给少数民族邑侯君长的印章，“羌”和“夷”都是明确分开的，“夷人”事记入《西南夷传》，“羌人”事记入《西羌传》，也从不相混。因此彝语支各族与羌语支各族的源流是各有区别的。于是我提出，“夷”与“羌”是两个不同的族系在汉代已很清楚了。这个看法也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我写了一篇《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北部及其北邻，唐宋六百年间，活动着以勿邓、两林、丰琶为首的少数民族部落，称为东蛮三部落，据《新唐书》载：据地两千里，所属小部落共三十二个，部分被称为乌蛮，部分被称为白蛮。对这些民族，自来释者纷纷。著名民族史家马长寿先生在《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一书中，认为东蛮三部落都是彝族，其中的乌蛮是黑彝，其中的白蛮是白彝。另一位著名民族史家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则说：“若认为东蛮三部落为彝族，则其历史发展过程不可理解，提出为西番族，有待进一步研究。”所言甚简，又未肯定，对乌、白蛮也没发表意见。后来，彝族研究专家胡庆钧先生在《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说：“在彝族先民社会奴隶制的发展中，应当注意乌蛮与白蛮的相互关系。”认为勿邓统治者是乌蛮，其中“乌、白之间是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似乎认为此乌蛮是彝族先民，而白蛮则非彝族先民，究是何族，则未置一词。后来彝族研究专家何耀华同志在《川西南藏族史初探》承方先生之说明确提出：“东蛮诸部不应是彝族先民而是西番（藏族）的先民。”但同样未对乌、白蛮问题发表意见。我在起草《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书稿时用马先生的说法，作为凉山彝族先民处理。后来，见到资料渐多，感到彝族先民之说确有难通之处。经过仔细分析有关西番的社会调查资料和语言调查资料，又结合我的调查，用各种西番的自称、他称与汉文献所载东蛮各部名称相对勘，我确认方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但据西番的语言、自称和汉文献的记载分析，西番的种类较多（详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只称“西番”，显得笼统，且无以解释乌、白蛮问题。仔细看来，东蛮中的乌蛮是指么些西番、纳木依西番和虚米西番。么些自称纳西、纳日，“纳”是“黑”的意思，纳木依的“纳”也是“黑”的意思，都可译为“黑人”、“黑族”，所以，被称为乌蛮。这是东蛮的主要成分，故东蛮三部落在汉文献上又称为“么些蛮三部落”、“么些蛮东蛮三部落”、“东么些蛮”。而东蛮中的白蛮，则是操羌语支语言的尔苏西番和普米西番，“尔苏”和“普米”都是“白人”、“白族”的意思，故被称为白蛮。它与云南被称为白蛮的白族先民不是一码事。虽然他们现在居住的地区都较唐宋时西移，但这在民族迁徙的传说中是可以找到说明的。这个看法正好填补了么些历史的一个断层，我所写《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刚刚发表，便被《纳西族史》的编者所吸取。

1987年秋，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邀请赴港作短期访问，我在该所作了一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的学术讲演。爰《后汉书》叙南蛮为槃瓠、廪君、板楯三族，而《宋书》、《南史》仅言槃瓠、廪君，《魏书》、《周书》及《北史》则但称槃瓠，并皆不叙板楯。杜佑作《通典》，又以魏晋后蛮事尽入之“板楯蛮”条中。马端临作《文献通考》，虽照抄杜书而又诋杜书“所叙板楯蛮魏晋以后之事，《南史》谓之荆扬蛮，《北史》谓之蛮僚，而俱以其源出自槃瓠，不言板楯”。盖二人并认为之所以未能条分缕别者，是由于汉后六朝诸蛮“移徙交杂”，“无由究其源流宗派也”。但我根据诸书所载各支蛮族的姓氏、习俗以及其迁徙路线，见出三支蛮族的源流分布也还不是毫无踪迹可寻。且除其进入中原已与汉族融合者外，板楯之裔至南宋犹被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廪君、槃瓠之裔则至近世犹有可考。我的讲稿被留下，被认为“议论精当，且能以实地考察调查资料为佐证，足补旧史之阙，诚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以之刊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创校廿五周年纪念专号》。

此外，我还写过氐族、苗族、侗族、越族的文章，前后共写了二十多篇，每篇都多少有些新解，逐渐形成一个关于南方民族的新体系。本想写一本《南方古代民族纲要》之类的书以就教于方家，但尚未着笔，在1988年、1990年先后两次因心血管病住医院，此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先君文集又亟待我整理，《南方民族史纲要》之作只得作罢，而把已发表过的稿子结集为《南方民族史论集》交付四川民族出版社，算是对南方民族史的研究画上一个句号。

还要提到的是，1979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基本完成后，紧接着便对先君绝笔之作《越史丛考》进行了整理。这本饮誉海内外的作品虽不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我在整理中确实投入了不少劳动，同时也从中吸取了不少营养。此稿起于1964年“四清”之际，完成于1968年“十年浩劫”之初，环境恶劣、觅书不易，有不少材料全凭记忆，整理时以此书关系国际，不容稍有疏忽，于是对所用史料皆予查核。原稿20目，略嫌松散，乃予以调整重组，合为12目；并就闻见所及有可以补充发明先君之旨者进行了一些补苴。故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先君尝言：六十岁以后，用心更为深细曲折；又言读书贵能钻进去，要能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先君此稿所用皆常见之书，但提出了很多别人未曾提出的问题，如辨百越非一族，如辨越亡不在前333年，如辨瓯、骆非一国，等等，若非用心深细，曷克臻此。整理之际，心常怦动，俨如耳提面命，惊叹不已，对我尔后研究南方民族史给予了很多启迪。

先君常说：民族史和地方史虽有联系，而又截然不同。地方史以地域为中心，是静止的；民族史以民族为中心，而民族则常是移动的，不局限于某一地域；绝不能用地方史来代替民族史。先君又常引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为喻，认为观史亦当如此，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这些教言，在我心中常是念念不敢忘。我在民族研究中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常是从这些教言中得到启示。如凉山地区，两汉有邛都，唐宋有东蛮，于是写凉山彝族历史时写上邛都与东蛮，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又如川湘鄂土家族地区，汉晋有巴人、宋明有冉家，于是巴人和冉家也就是当然的土家族先民了。通过深入的研讨论证，才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错误都在于以地方史代替民族史。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其活动见于汉文献者是很有限的，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自己的记载或传说，用来和汉文献相互印证，切忌用汉文献来替代本民族资料。我在民族史研究中之所以能提出一些为同行们所赞同的新解，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我国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很多，无论从族数或人数来说，都占到全国少数民族的三分之二以上，应当研究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民族史的问题。我虽断断续续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了二十多年，但接触到的问题还是很有限，说得上研究的就更有限，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就更更有限了。回想起青年时的豪情壮志以及先君的殷切期望，不胜汗颜之至。

1998年5月稿

（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第二编，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又载张世林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