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自然水环境变迁与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

如前所述，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包括了对地表水资源的利用（河渠灌溉）和对地下水资源的利用（井灌和泉灌），不管采取何种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其目的都是为农业服务，增加农田产量，以补天然雨水的不足。

一种稳定的自然水环境对于水资源利用的方式有着制约作用，但是水资源利用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然水环境原有的稳定性。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可以说具有两重性：如果利用得好，行之有效，它就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但倘若利用不当，如对河道不及时疏浚，屡治屡塞、屡塞屡治，再如大规模修建河渠、构建灌溉体系的同时造成对原有水资源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原有自然水环境的稳定性就不容易保持，它就会成为洪、涝、盐、渍等农业灾害的根源；进一步讲，它将再次影响人们对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的选择与自然水环境的关系是互动的，也即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受制于一定的水资源条件，反过来，它对自然水环境也有重要影响。这不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更是一个反复、循环的相互影响过程，这也是自然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所在。

那么，自然水环境状况（稳定、恶化）对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的选择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反过来，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实际效果会对原有的自然水环境有什么影响呢？关于这一论题可以从关中地区河渠灌溉的一个典型——引泾灌溉的变迁中得到充分的验证。

引泾灌溉的历史，始于秦，兴于汉，盛于唐，继之于宋、元、明、清各代。前已述及引泾灌溉从明代的广惠渠到清代的龙洞渠经历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从引泾水灌溉到拒泾水引泉水灌溉，其实也就是从地表水资源的利用转向对地下水资源开发的一个过程。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自然水环境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里主要从自然水环境的角度出发，分析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引泾灌区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

从自然水环境的角度看，引泾灌区从引泾水到据泾引泉，主要应该与灌区的水文条件和水量变化有直接关系。泾水含泥沙量较大，容易造成渠道淤积，如果不及时疏浚，当河流来水量稍大时，就容易冲毁堤岸造成灾害。因此，引泾水灌溉工程就需要经常疏浚淤塞渠道，这就增加了水利工程兴修的难度。同时，泾河河流水量也在减少，关于关中地区诸河流流量减少这一论题，史念海先生曾作专文论述。^注121人们为了增加水源，于是更加频繁地改变泾渠引水口的位置和延长引水渠道，顺治九年（1652年）泾阳县令金汉鼎重修广惠渠时，因渠高水低，用石堰遏之，往往被冲毁，后“凿石渠深入数丈，泉源瀵涌而出，四时不竭，涓涓滔滔，经洛诸邑，其利倍于泾水”^注122。开始了泾水与泉水并用的时期。因为泉水流量稳定，也不若泾水含沙量大，因此引泉水灌溉工程可免除渠堰清淤之劳，而且“泉水之利不亚河流龙洞泉以下诸泉时有常川三尺之水”^注123。因此到乾隆年间，引泉灌溉取代了引泾灌溉。

前已论及，龙洞渠尽管水源稳定，但是流量不大，灌溉面积较之前代明显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灌区的人们想方设法寻找新的水源，于是在一些河流如清峪河、冶峪河的上游开出更多的支渠，清、冶二河水量很小，所以引清、冶二河各渠规模一般较小。^注124这种增开支渠的做法加剧了关中渭北地区本已不多的自然植被的破坏。这样一来，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加剧了水资源的稀缺程度，一些灌渠引水量更小甚至湮废。如同州府的乔光烈指出，当地部分泉渠无法恢复的原因在于“或源流细微，或水性苦涩，或地高水远，或干涸堙塞”^注125。泾阳和三原一带也有这方面的事实。居于清峪河中游的三泉渠开于康熙年间，至乾隆末也已“徒存虚名”了。^注126渠道废弃的原因乃是无水可引，这同上述同州一带的情形是一致的。二是水资源的短缺直接导致了灌溉面积的减少。源澄渠在道光年间因“近年来河水浸微”，以致“应灌之田，半皆荒旱，而去堵之远者，水辙不至”^注127。因地远水微，一部分土地名为水田，实际“久不能灌”而成为“水粮旱地”。源澄渠昔日所浇“一百一十三顷二十二亩六分四厘之地”，于同治十三年清丈地时，竟以水地因水不到，丈成旱粮，减至“九千零六十三亩六分九厘零二丝”。其不足原浇之数者，则短“二千二百五十八亩九分四厘九毫八丝也”。^注128

由于大规模的河渠水利工程对自然水环境和水资源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反过来使水利技术发生进一步的变革。一方面人们开始因地制宜，以更多的小型农田灌溉工程来取代旧有的大型水利工程，维持作物的水利保证率。另一方面，地表水资源的紧缺使人们开始注意利用地下水，于是从清初开始，井灌蓬勃发展起来。

从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人们还没有认清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的那种长远的、和谐的、根本性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自然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之间长期的一种相互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