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纲要

分类是所有学科的知识基础。

当前，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的主流是“政治制度分类法”。其中的“政治制度”又被分为三大类，即“（自由及社会）民主国家”“共产党国家”“发展中国家”。

流行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是“两分”的，主要由“有”或“没有”关于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定义。民主主要指的是全民普选最高领导人；法治主要指的是司法独立于行政和立法，亦称“宪政”。从价值观上分辨，民主高于自由的称为“社会民主”，自由高于民主的称为“自由民主”。前者主要是欧洲的自称，后者主要是美国的自称。

据说，“民主与法治”构成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的共同方向，也是“历史的终结”。“有或没有”的制度两分，指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指向将来的世界会变成今天的“西方”。

问题不在于“民主法治”是否为“应然”，而在于其对重大政治现象的解释力。世界上有无数“应然”，比如“应该”为人民提供足够的、安全的食品，官员“不应该”以公权谋私利。

“制度主义”把政治体制视为最重要的原因。制度主义是“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一种表现。唯意志论即我国哲学界熟悉的“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塑造的，而唯心史观认为制度是少数聪明人“顶层设计”的结果。唯物史观把制度视为重要结果，而唯心史观把制度当做主要原因。两种史观的竞争向来不分伯仲，但制度主义并非“中庸”的思维方式。

制度分类法的解释力明显很弱。拉丁美洲及很多南亚和非洲国家有全体公民普选最高领袖和司法独立的制度。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但操作类似制度的结果非常不同。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不同的原因，或有制度以外的原因。即便制度并不完全相同，发生差异也是有原因的。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的美国总统导致美国截然不同的表现，比如克林顿总统把美国带向巅峰，小布什总统把美国带入低谷。

把制度仅分为有或没有“民主法治”，解释力就更有限了。世界上有没有“民主法治”之外的重要制度？拿一个只混有两味药的药方去治疗所有社会的所有病症，恐怕不是医学而是宗教。从中国视角看，那代表政治学的“反智”倾向。“民主法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宗教”。

为什么存在这种“两分”性质的制度分类法？答案是冷战。冷战中的美苏两大阵营及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的“中间地带”是这种分类的现实基础。“左”和“右”两派意识形态是这种两分的思想基础。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赢得冷战以后，“制度两分”演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及“其他”。这是冷战后美国超强实力的结果。将本国制度强加于人是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不受制衡的权力注定难以持久。

制度歧视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种族歧视。人们谈论“地球村”在经济和自然环境上的“相互依存”，却没人谈论“地球村”里的人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多样性”的“相互依存”。不同社会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不懂得尊重其他国族的社会和制度，就不会得到其他国族的尊重，人类社会就弥漫傲慢与偏见，助长深沟高墙，助燃冲突与战火。

批评现存的解释体系容易，创造新的解释体系不容易。

中华文化非常世俗，不习惯“一神论”式的“历史终结”思想。从偏远孤立的中国看世界，“国家”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长久存在，政府体制与社会条件一样多姿多彩，并非仅“民主与法治”两个维度，并非仅要解决“专制与人治”问题。我们早在孙中山时代就懂得，“民生问题”并非仅是民主法治问题；更宏大的“中国问题”也显然不仅是民主法治问题，更多的是国弱民穷问题。从中国视角看，意识形态是塑造现实的企图而非现实本身。

从中式物质主义、实用主义角度看世界，国家既分成规模上的大、中、小，也分为财富上的富裕、中等、贫穷。非洲国家的疆界不是制度的结果，是列强用尺子在地图上划定的。约旦的存在不是因为内政，而是因为外交。制度并非国家大小、贫富、兴衰的主要原因，而是重要结果。

本书以当代政治的重大议题为材料，以有简明定义的基础概念为关节，构筑以“文明”为骨架的长链条因果关系。

笔者以两个层次的“文明”来解释人类的政治生活。（1）文明的三种概念分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 （2）三类产业文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的第一产业又分为农耕、游牧、游牧与农耕混合三类）。笔者以此解释自“产业”诞生到“三大古文明”（南亚、地中海、东亚），到“中古”，到“近现代”，到“后现代”等时期世界各地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演变，分辨其历史路径及其政府制度的“社会谱系”。

因为这些不同“路径”，国家分属不同“区域”，并按人口和土地面积分成大中小国，按财富拥有量分成贫穷、中等、富裕的国家。与“制度分类法”不同，本书着重解释制度的来龙去脉。

笔者希望，较之“民主、法治”两个制度概念构成的“现代”解释，或“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解释，本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对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有较强的解释力。

当然，社会科学的理论系统从来都是多样的和相互竞争的，谈不上谁更“正确”，只是解释力不同。但在我国学界的情况，解释力大小不是问题，有没有才是问题。

此前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通常以几个典型国家来说明制度划分的政治道理。其支持西方概念体系和西方视角的意图很明显。然而，国家仅有不到两百个，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元素不到一百二十个。“所有国家”比几个“典型国家”更能挑战“道理”，更能刺激知识的进步。笔者在本书中放弃“典型国家”案例法。此书试图建构理论，不会讲述两百个国家，而是更多以大区之间的历史比较作为背景，并特别着力于中文读者所关心的中西比较。但本书的理论建构却主要得益于笔者的学术出身——第三世界研究（原称“民族解放运动”专业）。

笔者将以《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谱系》一书接续本书，依据本书建构的理论讨论所有现存195个国家与政府的“来龙去脉”。互联网时代是教学相长的时代，也是在开放平台上共同创造知识的时代。熟悉两百个国家，分辨其“社会谱系”，已非高不可攀。知识不复由少数“专家”垄断是“后现代”的特征。

关注“所有国家”意味着主张关注被传统的比较政治学忽视的大量弱小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在世界经济中轻如鸿毛。关于这些国家的知识过去只属于“专业人士”。但这些国家的情形对于“理论”来说经常是“例外”。知识创新向来从“例外”开始。而且，小国的生存比复杂的大国更能简约地展示“大道”，展示发展的源头。云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长期与世隔绝，其生存方式独一无二。但那“例外”却是极重要的知识，提示我们可能从何处来，也提示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生存。中欧的瑞士地处内陆山区，仅拥有4万平方公里土地（略大于海南岛），其760万公民讲4种语言。但这个政治联合体秩序井然，管理优良，是全球最富裕的国族之一。另外，这些小国中的多数可能在未来200年内逐渐消失，并被公众遗忘。遗忘是一种知识的遗憾。

此书与流行的“比较政治/世界政治”教科书有四大不同。第一，不排除本国政治，以中国视角去比较和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与政治。第二，放弃流行的制度分类法，力求理论框架和概念及概念定义的创新。第三，放弃“典型国家”法，另外著书诠释所有国家政府的来龙去脉。第四，放弃形而上的、繁琐的“现代学术”风格，追求“后现代”式的通俗、简洁、散漫，或称回归“传统著述风格”。

在本章“比较方法”之外，第二章概述“政治原理”，第三章讨论“文明类别”，第四章追溯“制度文明”，第五章分辨“经济政策”，第六章展望“融合时代”。

从第二章“政治原理”开始，笔者就将从中国视角试图补充和更新现有的政治知识。

思考题：

1．什么是科学理论？

2．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哪些异同？

3．什么是比较政治学？

4．地方视角对社会科学知识有何意义？

5．比较政治学中“制度分类法”的来源是什么？

6．如何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