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7年4月27日，罗斯托和在越南指挥美军军援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一起向约翰逊总统呼吁，应该增派20万作战部队去南越并通过胡志明小道进入老挝。实际上，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罗斯托对美国军事战略有着一个更广泛的看法。他相信美国公众更希望看到总统“做出引起轰动的事，而不只是小打小闹”。所以，罗斯托向约翰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侵袭北越南部以阻断北越对南越渗透的路线，并通过控制这一地区来迫使北越撤出老挝、柬埔寨以及南越。”约翰逊的决策层就是否对越战升级产生了严重分歧：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越南问题；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就美国接下来应该如何做表达了一些诸如构建桥梁、疏通渠道之类的具体看法，而罗斯托和威斯特摩兰将军则坚持轰炸北越。面对这种局面，罗斯托提醒总统：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方案可以让我们在兼顾国家利益和军方作为的同时，保持我们大家庭的团结”。他给出的答案就是他力挺已久的轰炸河内火力发电厂，然后美军“迅速撤回到海防地区，并对该地区进行为期若干个星期的进攻”，其间进行外交斡旋。显然，进攻海防地区并使用外交手段是为了换取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对轰炸北越的支持。一旦外交失败，罗斯托则期待总统会重新考虑对“采矿港口和北越其他进口路线的进攻”，并继续对北越施加压力，以确保北越无力再“重建电力网”。1967年5月9日，河内火力发电厂被炸。

作为美国总统背后的关键人物，他们要对问题进行分析，提供可行的选择，为他们自己倾向的战争而战，并提供总统声明或其他政策的最初草案。他们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部分。与他人不同的是，如果他们的方案一时没有被采纳，他们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看法并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不仅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甚至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就是这样的总统智囊。作为美国“出类拔萃之辈”，他把美国带入到了战后最大的国外灾难中。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同时也是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外交顾问，坚定的反共分子，越南战争的主要设计师和狂热支持者，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越战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名冷战知识分子，罗斯托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在大学进行教学与学术研究；参与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从事为他奠定了经济领域地位的经济增长论的研究。将抽象的思想变成具体的行动是罗斯托自始至终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把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涯联系起来的纽带。

罗斯托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先后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得克萨斯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史和历史学教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论证了所有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的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traditional society)、“起飞的准备阶段”(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起飞阶段”(take-off)、“走向成熟阶段”(the drive to maturity)和“大众高消费阶段”(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在这五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起飞阶段”。

罗斯托认为，斯大林去世前的苏联依靠“专制和意识形态”统治着它的国家和它的“帝国”。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在那里展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攻势。罗斯托担心苏联的这种做法会让这些地区觉得共产主义制度更具吸引力，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贫困生活，也可以摆脱殖民压迫。为了抵抗苏联这种新的进攻态势，罗斯托提出美国应该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援助，以推动它们尽快进入物质文明更高的起飞阶段，从而把这些国家纳入到民主世界的轨道上。

在罗斯托看来，援助第三世界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处于世界历史进程的五个阶段的最高点——大众高消费阶段：它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无国能比；它的社会享受着自由资本主义带给它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其经济体制运行得堪称完美。美国就是第三世界的楷模。只要美国给予第三世界帮助，哪怕是很少的帮助，都有可能让它们摆脱苏联的影响。罗斯托已经把他的发展理论同美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

尽管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但由于该理论涉及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很符合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政策制定者们的胃口，罗斯托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分析工具。因此，它作为冷战中政治战和心理战之外的另一种冷战方式，走出了象牙塔，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不断增加的新独立国家陆续走上世界舞台，无疑给美国的对外关系增添了令人困惑的复杂情况。然而，罗斯托提供了一个能让这种混乱局面变得秩序井然的理论，并且这种理论通俗易懂，那就是在他的发展模式中，所有国家都是在同一条发展道路上的，只是所处的点不同而已。罗斯托相信，通过考察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和投资率，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处于发展的哪个阶段，从而运用这种非政治的方法，最有效地分配援助，帮助它们达到经济的起飞。正如肯尼迪的助理、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罗斯托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被接受，是因为如果不把贫穷国家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共产主义就会占领这些国家”。

为了把自己的理论打入市场，使之成为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罗斯托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积极地参政议政。

二战期间，罗斯托就参加了战时行政机构，在隶属于英国空军部的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并为此获得了英帝国勋章。二战结束后，罗斯托进入国务院，成为德奥经济区主要负责人之一，之后又参与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罗斯托开始涉足政坛，但主要是作为顾问对一些特定事件发表看法，如在斯大林去世时、1955年日内瓦会议前期、1958年黎巴嫩--约旦危机时等。在这一时期，罗斯托就已经和一些思想家齐名了，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他曾在1958年受邀去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的演讲撰稿人杰克逊(C.D.Jackson)一道起草了重要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总统咨文。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中国、第三世界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等问题的涉足让罗斯托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以及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有了一个较深刻的认识。

虽然罗斯托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只见过他一次，而且还不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但是在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罗斯托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肯尼迪对援助第三世界抱有同罗斯托一样的想法，所以从1958年起，罗斯托就在多种场合同肯尼迪合作过。他甚至还为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的演讲贡献了三个非常有名的短语：“让我们推动国家再向前迈进”(Let's get this country moving again)、“新边疆”(The New Frontier)和“发展的十年”(The Development Decade)。尤其是“新边疆”更成为肯尼迪政府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一个标签。罗斯托同肯尼迪的交往也渐渐超越了援印和美国发展援助计划。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罗斯托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帮办，负责具体事务及一些特别任务，并要向总统直接汇报。这一职务使罗斯托可以在直接接触总统的过程中，有机会了解总统的想法，并对总统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在1961年4月12日给肯尼迪的备忘录中，他曾针对东南亚共产党革命问题，强烈要求总统任命一个全职政策协调员、增加援助以及派遣特别军事顾问，以加强整个越南行动。后来证明，罗斯托的许多建议都被总统采纳了。

1961年12月，罗斯托进入国务院，成为国务院顾问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负责所有外交事务。虽然远离了总统的决策层，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武力干涉越南。作为一名冷战斗士，罗斯托是对中苏实行遏制政策的崇尚者。随着东南亚革命的不断兴起，信奉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罗斯托提出“稳定性军事行动外加经济发展法”。它是美国在南越使用的最具深远意义的政治、军事战略。罗斯托把冷战的强硬政策同西方化的经济现代化结合在一起，认为世界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停滞不前，双方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越南就是这场斗争的关键。在罗斯托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罗斯托主义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策原则，也成为美国对越南采取干涉和军事行动的主要理论基础。

约翰逊当选总统后，罗斯托提出“罗斯托论点”，强调美国应该通过轰炸支持叛乱的外部源头来对付叛乱，即轰炸北越来对付北越支持的南越叛乱。由于了解到总统喜欢顾问们在汇报工作时简明扼要，所以罗斯托一改说话啰唆的习惯，直切主题，最终获得约翰逊总统的赏识。1966年4月，罗斯托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全面掌管总统的外交事宜，从而使他可以把自己有关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充分运用到越南。他坚信南越就是反共运动的基石。美国只有扩大战争，尤其是要轰炸北越，才能把南越从崩溃瓦解的边缘解救出来。5月，他坚持美国应对河内和海防的石油设施进行系统持续的轰炸，以掐断北越对南越共产党的供给渠道。

1967年11月1日，已经对战争持不断怀疑态度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通过重新审查美国地面部队并让南越承担更多义务的方法来稳定战争成果。年底，他又提出停止轰炸。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发表了那篇历史上著名的演讲，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并退出下一届的总统选举，以全力解决越南问题。

罗斯托和美国越战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一道坚决反对无条件停止轰炸北越，并宣称美国就差一步即可赢得战争胜利。此时的罗斯托在鼓吹继续对越作战的道路上已几乎没有支持者，异常孤独。

多年后，罗斯托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推卸责任，他曾这样否认自己对美国对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我不相信这些年的历史会有什么变化，即使我在这些年里继续做我的经济史教授，而不涉足华盛顿。我和马克斯·米利肯在20世纪5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研究只是众多此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肯尼迪工作只是在总统制定的政策上起了点儿平衡的作用……正如美国与在世界舞台上的长期地位相关的地区主义，我的根深蒂固的观点在1966—1969年对约翰逊本来就要朝这方面采取行动的行为可能起了点儿加强的作用。我觉得这些影响都是有限的。针对东南亚事务，我确实是支持了肯尼迪和约翰逊，虽然我对最佳的军事战略存有异议。我相信他们维护我们在东南亚的利益是正确的……我对他们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决定不了他们的看法。”但同时，罗斯托也承认：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左右总统的观点，但是要确保他尽可能地获得最全面、最有用的信息”。然而，罗斯托的信息如何获得？约翰逊时期任国防部长助理和空军副部长的汤森·胡普斯指出，罗斯托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笔锋犀利的理论家，但是“他的观点一旦确立，他就只会接受那些对他的观点有利的数据，而完全过滤掉相反的证据，不管这些证据多令人信服”。

随着和平运动的高涨，罗斯托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受欢迎。在剑桥、麻省和华盛顿，支持越南战争的人几乎都成了被社会遗忘的人。毫无疑问，罗斯托的鹰派立场也使他在学术岗位上遭到了冷遇。随着尼克松大选获胜，罗斯托离开了白宫，重新回到大学干起老本行。然而，不管是曾授予他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耶鲁大学，还是他在去白宫工作前曾在那里讲授了11年经济史和国际事务的麻省理工学院，都不愿提供给他一份工作。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也拒绝了他。它们不是对于罗斯托对越战的政策感到震惊，就是担心他日后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会给学校带来不好的影响。最终，罗斯托来到了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新建的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任教。

直到晚年，罗斯托都没有对他在越战中的表现表示悔过：“我并没有受越南问题的困扰，从没有过。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对那段时间感到烦恼。”

然而，美国舆论对罗斯托参与政策制定的评价则凸显其批评性。在罗斯托从约翰逊总统那儿获得了一枚自由勋章的同时，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认为不适合在该校从事教学工作。在被授予全国最高市民荣誉奖的同时，他被人指责为“法西斯”“好战分子”。除了这些对他个人的批评外，罗斯托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受到了广泛的抨击，如：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正确性上；对越南进行军事行动的有效性上，尤其是对越南轰炸的有效性上；在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上；以及在总统顾问的职能权限上。

罗斯托在许多方面都是成功的。从一个有移民背景的犹太人后裔到美国顶级大学的经济史教授，从一个创建经济增长阶段论的著名现代化理论专家到影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人物，罗斯托的一生体现了典型的“美国梦”。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成功地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案例，不仅源于他的聪明才智，也源于他的自信和对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这个案例却给美国带来了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