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闯入公共领域：电视真人秀中的性别政治

公共领域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吗？它需要被“闯入”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哈贝马斯充满理性和理想主义的规定中，最“真实”的公共领域只短暂地出现在18世纪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而且只局限于白人男性和都市小布尔乔亚的群体。除了其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局限性，公共领域及其原则还被认为是极其脆弱的，政权、市场、参与者理性的缺失，任何一点偏差都会造成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积极批判的公众沦落为被动消费的观众。许多学者在哈贝马斯之后对他的公共领域原型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对于公共领域的限定过于狭窄，将女性、少数族群、工人阶级和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边缘人群排斥在以中产阶级伦理和美学为标准的公共领域之外。英国学者库兰（James Curran）认为，在当代社会，少数族群的文化、娱乐节目、商业文化早已成为一个含义更广泛的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中的娱乐文化为绝大多数的公众提供了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图谱，它们是各种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争议发生的场所，是边缘群体向主流社会表达抗议的话语形式，更是性别、种族、阶级、家庭、福利等政治化议题得以在公众中引发辩论的载体。（库兰，2006年，第134页）在这一章，我们将进入光怪陆离的电视真人秀的世界，去探寻大众化公共领域中所蕴藏的文化政治。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发现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继承与断裂并存，呈现出复杂和胶着的状态（Rofel, 1999;Hanser,2006; Ho and Ng,2008; Erwin, Adams and Le,2009）。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强调对日常生活的一种个人主义、追求物质满足和去政治化的视角，以此成为对过去以集体主义、自我牺牲的清教主义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拨和消解。与此同时，其他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主流意识形态缺位的情况下竞相进入。比如，重获中国社会青睐的传统文化和从西方引入的市场话语正在取代日益空洞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成为在充满变数的“自由”经济以及全球化的社会时空间中，提供社会认同和文化意义的两种重要力量。无论两者之间有何种差异和矛盾，传统文化与市场话语在涉及家庭价值和家庭生活的各类表述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两者都把当代的核心家庭神圣化，都摒弃社会主义激进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关系的理想。在这一主题下，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价值和后女性主义产生了合流。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女性独立、与男性平等、分享和集体主义等女性主义的观念受到质疑和解构，成为需要被激烈颠覆和超越的旧意识形态。

以家庭、爱情、两性关系为主题的媒介产品充斥在今天的大众文化市场，本章将以一档流行的约会类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为具体案例，旨在厘清当今中国大众媒介中显现的改革话语与后女性主义性别话语的复杂关联。《非诚勿扰》自2010年播出以来，迅速成为中国最受瞩目、最具争议的真人秀节目类型。该节目具有不同寻常的形式。节目中男女参与者对彼此有争议的评论症候性地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流行文化与大众话语中备受争论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意识形态。这档节目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它将当代中国一些看似散乱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社会话语勾连在了一起。其中之一便是在近些年日益受到关注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生的都市一代难以找到适合的结婚对象的问题。社会学家和评论家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有：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比例失衡、都市白领更加个人化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大都市生活中不确定的人际关系，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很难找到更优秀的男性结婚等等（张乐，2007年；左雪松，夏道玉，2008年；陈琴，2009年；周松青，2010年）。这一话题成为大众媒介话语和交互式新媒体上争论的热点。主流讨论倾向于认为相较于男性，超过平均结婚年龄的单身女性更有可能产生社交障碍和心理问题，她们也承担着更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人们甚至发明了“剩女”这个词来统一指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保持单身的成年女性这一实质上是异质的、多元化的群体。约会真人秀节目的核心内容是单身男女之间对潜在约会对象的选择和评价过程，所以诸如对两性不同社会角色的理解和他们对彼此不同的期待之类的话题频繁出现。这为研究当今中国暧昧、模糊和充满争议的性别认同和性别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另一个与此有关的话语场域是占领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促销文化，它日益瞄准躁动不安、爱做梦和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都市年轻人，在为他们批量生产欲望、幻想和恐惧的基础上激励购买行为，增加产品销量。真人秀之类的娱乐电视节目在形态设计上就是和促销装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除了那些已经在电视产业内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机制化的产品植入和商业广告，节目内容本身也通过展示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将由商品所包围和定义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环境自然化。《非诚勿扰》中的参与者们往往通过职业、收入和物质条件来检验他们潜在的约会对象，这表明商品已经成为了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些女性参与者公然表现出的极端物质主义令节目在观众中引起巨大争议，甚至招致了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严厉审查，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约会真人秀节目的限制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节目的制作者必须从成千上万报名者中谨慎选择参与者，确认他们是真诚地想要寻找约会对象，而非希望通过出位的言论一夜成名。事实上，这是很难操作的，制作者们尝试着通过删节敏感或不恰当的部分来降低风险。可以预见的是，审查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官方出面指责这些节目表达和美化了道德堕落与物质主义，反而使人们回忆起已经被遗忘所掩埋的改革开放之前的价值体系。而另外一个反讽之处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曾经将自身的文化合法性部分建构在将女性从家庭、顺从和自我牺牲的压迫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承诺之上，而今天代表这一文化的意识形态机构竟然开始指责女性将个人幸福和物质所得凌驾在家庭观念和真爱之上。女性不再因为她们的叛逆而成为革命争取的对象，反而因为背离了传统和家庭而受到斥责。因此，在节目生成的巨大话语场域中，观察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主义各自所推崇的两性观念、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制度如何混合、协商与对抗是非常有趣的。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电视真人秀这一节目类型本身以及它在中国独特的发展历程。在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真人秀节目在电视产业经济结构转型、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电视频道极大丰富、新的交互式传播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大举进入电视黄金时段。由于其低廉的制作成本、便利的商品植入、更具针对性的营销形式以及观众参与的机会和现实主义的外衣，电视真人秀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和审美理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它变成了电视网、有线电视和新形式交互式电视都青睐的一种主要的节目类型。（Murry,2009）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具有结构性的关联，媒体产业都努力摆脱国营机构的面貌，在保持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这一角色的同时，将日常运营和内容生产商业化。通过引进节目模式，本土化节目内容、真人秀节目避开了国家对进口国外节目的限制。与其在西方的境遇相似，因其低廉的制作成本、销售机遇和通过参与对观众的准确估计，大受国内电视台的欢迎。然而，真人秀进入中国电视的黄金时段却遭受了更大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严苛的内容审查标准造成的。真人秀这一形式将通常被理解为公共服务的纪实现实主义，和窥视真实的私人生活的乐趣以及体验极端情境下人性的阴暗面造成的轰动效应结合在了一起。（Murry,2009）而不论是暴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还是鼓励窥私欲的真实游戏，都常常受到审查机构的限制和指责，因为这些机构的宗旨就是减少任何影响当下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文化信号。约会真人秀是比较少见的成功案例，它使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浮现出来，并在公共空间引起热烈的讨论。通过让真实人物在舞台上展示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真人秀产生了吊诡的效用，一方面将社会被隐藏的部分真实揭示了出来，另一方面对在公众审视下暴露自己的个人发挥了规训作用。（Andrejevic,2009）约会真人秀为性别表演、自我认同和性别话语霸权提供了对抗、协商的平台。《非诚勿扰》尤其有趣，其中一些参与者（女性为主，也偶尔有男性的参与者），因为渴望在舞台上表达和争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潜在约会对象面前的良好形象，而饱受诟病。节目制作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非诚勿扰》除了婚介这一公共服务外，还具有鼓励人们表达的社会意义。因此，该节目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爱、性别、阶级、性等多重话语进行对话、竞争的公共平台。它既是戏剧、纪录片、对抗的公共领域，也是对主体进行凝视和展示主导意识形态的公共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