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前西欧的犹太人中心

如前所说，早在罗马时期，西欧许多地区就开始有犹太人定居，但中世纪以前有关西欧犹太人情况的记载十分缺乏。人们对犹太人是否持续在每一地生活这一问题不得而知。不过，在中世纪中期（从9世纪到10世纪），特别是在法兰克王查理大帝（768—814）及其继承者鼓励犹太人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向法兰西王国移民后，西欧犹太中心（最早在德、法两地）得到发展并开始走向繁荣。

加洛林王朝的国王曾向犹太人颁布特许状，赋予犹太人定居权、人身及财产安全、自由结社权、宗教事务自治权、海关免税权，以及为参加地区或国际贸易和促进封建经济在各地自由旅行的权利。自11世纪起，西欧城市的发展加快了那里犹太社区的壮大。一个重要而独立的《托拉》研习和礼拜诗写作中心在德国（阿什肯纳兹）莱茵河谷地带（如在施派尔、沃尔姆斯、美因兹、科隆、特里尔和波恩等地区）发展起来。该中心的宗教领袖大胆通过了与巴比伦加昂观点相左和与以色列地的《哈拉哈》传统观念相悖的《哈拉哈》裁决，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这一时期阿什肯纳兹地区的犹太学者中，最著名的要数格尔绍姆·本·犹大（960—1028）。他在美因兹创建了自己的犹太学院，最早吸收巴比伦和巴勒斯坦犹太学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把远自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学生吸引到美因兹的犹太社区中，可以说开创了西欧犹太教研究的先河。他针对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对所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都具有强制性质的法规。这些法规中有一项就是禁止一夫多妻。这项法规生效后决定了在阿什肯纳兹地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特性。格尔绍姆还规定私人信件的隐私权必须得到保护，并禁止任何人拆看写给另外一个人的信件。格尔绍姆由于自己在规范犹太人生活方面的杰出贡献被誉为“散居地之光”。

除了《托拉》研习和礼拜诗写作外，喀巴拉研究也在阿什肯纳兹哈西德派（虔诚者）的圈中发展起来。这一由卡隆尼姆斯家族从意大利带到德国的传统也影响着极端禁欲道德观念的发展。阿什肯纳兹哈西德派的这种道德观念被当时的运动领袖犹大·赫-哈西德拉比（死于1217年）写入《哈西德主义书》，并在稍后阶段被大多数在德国的犹太人所接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096年），十字军士兵对莱茵河地区的犹太人进行了迫害，逼迫他们转皈基督教，许多犹太人拒绝皈依，在信仰的祭坛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这时起，“kiddush ha-Shem”（殉道，从字面意思上讲是“圣化圣名”）的观念开始成为阿什肯纳兹地区犹太人的一个中心理念，并于12—13世纪主要在阿什肯纳兹哈西德派中得到了发展。

西欧犹太人接触到巴比伦加昂教义主要是通过约瑟·托夫·埃勒姆拉比（约980—1050）对他们文章的编纂和分发。约瑟·托夫·埃勒姆拉比当时就生活在法国中部地区。法国的《托拉》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依靠德国和普罗旺斯的学者，但是，随着曾求学于沃尔姆斯和美因兹犹太学院的所罗门·本·以撒拉比（史称“拉希”，1040—1150）到达特鲁瓦，这里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学与研习中心。拉希是第一位对整部《托拉》进行系统评注的犹太学者。他对《托拉》的评注深入浅出、清晰易懂，深受犹太人民众的喜爱，获得很高赞誉，并流传至西班牙。在现代到来之前，阅读带有拉希评注的《托拉》成为犹太男童基础教育的一部分。许多《托拉》学者，在根据记忆引用时，都很难把事实上的经文与拉希的评注区分开来。不过，拉希的最重要学术成就是对《塔木德》的研究，他撰写的《塔木德》评注风格清新、言简意明，研究水准大大超过了前辈学者，为以后的《塔木德》研究树立了风范。从13世纪起，几乎所有的《塔木德》学者都遵循他所确立的标准，引用他的论述。经他注释和修改的《塔木德》文本是公认的权威本。在日后印刷出版的《塔木德》中，他所撰写的评注一直印在其中，成为《塔木德》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拉希的评注为一代又一代学生与学者（以托萨福分子闻名，“托萨福”有“补充”之义）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些托萨福分子以批判的眼光审读拉希的评注，并对之进行圈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以“批尔普尔”（pilpul）闻名的学习方法在法国和德国的犹太学院发展起来。所谓“批尔普尔”的学习方法，是一种将《塔木德》不同章节的内容进行复杂的比较，从中找出不同之处，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判时，不仅需要指正，还需要指谬，以求做到公正合理。这种学习方法需要很强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一个擅长于《哈拉哈》批尔普尔学习方法的学者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很高宗教地位的大师。拉希的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特色的体系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洲流传。当15世纪西班牙犹太社团和文化中心被暴力摧毁后，拉希所倡导的学派终于成为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犹太学派。这可以说是西欧犹太人中心对犹太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

西欧地区最后一个接受犹太定居者的国家是英格兰。随着1066年的“诺曼征服”把英格兰纳入欧洲的势力范围，犹太人开始了在那里的生活。不久之后，英格兰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犹太人的社区。

大批犹太人在西欧的生活标志着犹太人由亚洲人向欧洲人的转变。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整合，到了19世纪，犹太人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东方人了，而是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成员。

自十字军运动开始，特别是在13世纪，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犹太人，和其他少数人群体，如卡特里特派异端和麻风病患者等一道，不断遭排挤，被推向社会的边缘。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1215年），基督教会重新定义了基督教的界限。这次会议的决议同样也影响了犹太人。会议对犹太人借贷利息做出了限制，在着装上有所区别，禁止犹太人担任涉及基督教徒权利的公职等。在13世纪，犹太人被迫穿上表明“犹太标志”的服饰（一般是戴黄、红或白色的领圈），或者像在德国一样，戴犹太式的尖顶帽。与此同时，在大城市里，犹太人与正处于上升势头的督教徒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犹太人被排挤出国际贸易领域和行业协会。在许多国家，如德、法、英格兰，他们只被允许从事赚取利息的借贷业。在城市，社会的反犹意识被四处游说布道的托钵修会传教士——收集救济品的多明我和圣方济各僧——点燃。在这期间，血祭诽谤又重现于英国和德国，并从那里向四处散布开来。欧洲各国的君主逐渐不再需要犹太人的服务了。结果是犹太人遭到驱逐。首先是在英格兰（1290年），后来在法国（1306年发生第一次大规模驱逐，另一次发生在1394年犹太人被允许返回之后）。在德国，由于一直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因此，犹太人仅从某些个别地区和城镇被驱逐出去（例如：1424年犹太人被驱逐出科隆）。

在西欧，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自13世纪以来，西班牙的基督教势力呈上升趋势，开始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与穆斯林的第二次争夺，他们最终重新控制了阿拉伯人8世纪以来征服的地区。穆斯林最终被赶出，西班牙再次成为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阿拉贡、纳瓦尔、卡斯蒂尔和葡萄牙等地的君主都想重新回到这片饱经战火蹂躏的土地，在城市发展商业。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犹太人在为君主及上流社会的服务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说，自8世纪以来，西班牙的犹太人一直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直至穆瓦希德人入侵（1150年），因此，他们深谙阿拉伯语言和穆斯林文化。回来掌权的西班牙各君主需要犹太人的管理知识，委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担任税收官、外交官、译员、供应商和医生。犹太人还在向基督教欧洲国家传播穆斯林科学成就方面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们将阿拉伯的科学著作译成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其他地方性语言，撰写了许多涉及天文学、占星学、数学方面的原创性文章，发明制造了天文仪器（例如观象仪、时钟和测经器），并使用罗盘，绘制世界地图。

西班牙的犹太侍臣吸收了穆斯林时期的优雅举止礼仪。这些犹太大臣任命下属担任副职行政官员，并通过资助哲人、诗人、科学家来提高自己的名声地位。这些侍臣全身心融入到西班牙文化中：姓名前冠有“先生（Don）”的尊称，穿着华丽的服装，参加基督宫廷聚会。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受到尖锐的攻击。据说他们性滥交，还嘲弄宗教诫命。然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当，并且自豪的辩称他们的哲学知识引导他们过一种更加正确的宗教生活。这些侍臣也经常帮助犹太社区，并宣称他们的财富和兴旺是上帝意志的反映。

迈蒙尼德所著《迷途指津》一书为西班牙犹太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亚里士多德思潮，一种基于《圣经》评注家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著作的新柏拉图式哲学得到发展。13—14世纪，哲学在犹太人中的盛行引起了反宗教倾向的出现。宗教的拥护者担心，哲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影响犹太人对宗教诫命的信守。一系列激烈的社会争辩震撼了西班牙与法国南部的犹太社区，直至1305年，阿拉贡的犹太领袖所罗门·伊本·艾德瑞特拉比（the RaSHBA）发布教令禁止不满25岁的人学习哲学。但是，这项禁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哲学在禁令发布后的几年内反而更加流行。事实上，这项禁令激起了犹太人对哲学更大的兴趣，起到了事与愿违的效果。

在反对激进哲学的运动中，喀巴拉成员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在13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喀巴拉教义已经在加龙纳（在加泰罗尼亚）的喀巴拉主义者人的圈子里建立起来。这些人曾经在活跃于法国普罗旺斯的早期喀巴拉中心里接受过大量的神秘教义传统教育。加龙纳的喀巴拉主义者包括埃兹拉·本·所罗门和加龙纳的阿兹尔，以及著名的评注家和《哈拉哈》诠释者摩西·本-纳赫曼拉比（史称“纳赫尼德斯”）。布尔戈斯是另一个喀巴拉中心所在地，不过，在卡斯蒂尔喀巴拉运动由于编撰了《光明之书》（275—1285）达到了巅峰。这本书应归功于坦拿西蒙·巴-约海拉比。《光明之书》（被后人称为宗教圣典）很可能是由一个喀巴拉团体共同完成，其中一位是摩西·德·雷昂拉比。除了哲学本身具有的理性倾向外，喀巴拉有助于保存犹太人信仰的活力，和对诫命的遵守赋予一种深奥的隐义。

然而，不幸的是，在西欧基督教会统治下生活的西班牙犹太人好景不长。1391年，西班牙爆发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结局十分惨烈。在塞维利亚副主教非拉特·马提那兹德弥撒的煽动下，暴民闯入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犹太居住区，以屠杀犹太人和强夺他们的财产。许多犹太社区遭到破坏，或被整个摧毁。许多西班牙犹太人为了“圣化圣名”而献出生命，也有许多犹太人为了保全性命而皈依基督教。此后，强迫皈依的历史现象在西班牙开始蔓延。在随后的岁月，在西班牙，一些大的转教社区与犹太人比邻而住。到了15世纪，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教会、社会和经济法令的压力下自愿地加入到那些“新基督徒”（西班牙基督徒称他们为“马拉诺”[Marrano]，该词在西班牙语中的含义为“猪”，以表示对皈依犹太人的侮辱）的行列。犹太人与转教者之间生理上的接近使得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的联系紧密，却也招致摩擦和仇恨。在基督徒当中，这些转教者引起了强烈的嫉妒和经济上的竞争，导致了敌视性社会民意的增长，种族仇恨的出现，以及建立在“血统纯正”基础上的歧视性法律不断出笼。这期间，基督教会对转教者仍然秘密遵守犹太教诫命和习俗的猜疑不断增长。在神甫的压力下，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同意在西班牙设立国家宗教裁判所（1478—1480），其职责是调查和根除在转教者中传播的宗教异端思想。15世纪80年代，该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十分猖獗，指控大批人在信奉犹太教。成百的转教者在“信仰行动”中被烧死，成千的人被迫进行各种形式的“忏悔”。最后，在最高宗教裁判所裁判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的压力下，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认为解决异端的唯一途径是驱逐那些转教者身边对他们施加坏影响的犹太人。西班牙王室在重新控制了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据点格拉纳达（1492年）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终于做出将犹太人全部赶出西班牙的决定。由西班牙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共同创造的繁荣昌盛的共存时代被划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的数量巨大，估计在10万到30万之间。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有着共同的陆地边界，大部分被逐犹太人前往葡萄牙。前往葡萄牙的犹太人被允许在那里停留不超过八个月，但许多人没有及时离开，结果被当作奴隶卖了。大约有七百多名犹太儿童被迫和父母隔离后被送到圣多美岛。149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想要娶西班牙公主为妻，因而被迫接受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提出的条件：驱逐国内所有的犹太人。在颁布驱逐诏书后，曼努埃尔一世认定驱逐犹太人会给自己的王国带来危害，因此，又颁布了一份强制皈依令，迫使葡萄牙所有犹太人一夜之间成为被迫转教者。从那时起，尽管不再有公开坚持犹太信仰的犹太人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中，但犹太教义的精神却在转教的人群中保存了许多年。

等到葡萄牙也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后（1536年），许多被迫转教者决定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移居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和法国，以及信仰新教的国家如荷兰和德国等。其中一些人公开重返犹太教，另一些则选择在转教者社区中过一种基督教的生活。他们利用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联系建立起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贸易网。与被驱逐到奥斯曼帝国犹太社团数相比，散布在西欧的西班牙犹太社团数量较少，而且这些在西欧出现的新的犹太中心与地中海盆地的犹太社团在社会性及文化特质上有所不同。那些移居意大利、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的被迫转教者受到较早从西班牙被逐出的犹太社团的接纳，并融入其中。相反，在阿姆斯特丹、威尼斯、里窝那、汉堡、伦敦、波尔多、巴约内的犹太中心则完全由被迫转教后又重返犹太教的人所创立。这些犹太社区以开放的心情对待现代的到来，启蒙与同化的进程也在他们那里初露端倪。那里被迫转教者中有许多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学时就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科学知识，在移居地他们继续与基督教社会进行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交流。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宗教结构（既包括犹太教的，也包括基督教的）开始表现出一种怀疑的态度，基督教唯灵论为犹太教接受信仰和内在认同观念要比严格地遵循教义诫命更加重要的观点铺平了道路。这样的趋势在乌利·达·科斯塔和巴鲁赫·斯宾诺沙的命运上得到清晰表现。达·科斯塔被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在一个羞辱性的仪式上逐出教会后自杀了，而同样地也被犹太教领袖逐出教会的斯宾诺沙则选择了与犹太社区中断联系，在宗教框架以外度过了余生（死于1677年）。

被迫转教者的后裔还是第一批抵达美洲大陆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远征队（1492年）中的成员，其他一些人则参加了对墨西哥、秘鲁、智利的“征服者”行动。起初，“新基督徒”被禁止在美洲定居，但是他们坚持向那儿移居，就连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美洲建立的分支结构也不能阻止他们在“新世界”定居。到了17世纪，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犹太移民对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些殖民地国家开始利用那些转教者的商贸网，甚至鼓励西欧的犹太商人移居他们在美洲大陆所辖的省份。荷兰征服了巴西东北的累西腓（1642年）之后，在此地建立了美洲第一个公开性的犹太社区。累西腓的犹太人被赋予完全平等的权利，他们的地位在荷兰殖民当局颁布的“权利荣誉证书”（Patenta Onrossa）中得到官方承认。以撒·阿伯阿布·达·佛瑟卡被任命为这个社区的拉比。不过，当这一地区再次落入葡萄牙人之手时（1654年），累西腓的犹太人被驱逐到不同的地方：一部分人回到阿姆斯特丹，一部分人去了加勒比海群岛上的殖民地，一些难民则于同年到达新阿姆斯特丹，成为纽约（该名称是在英国征服后取代新阿姆斯特丹名的）早期犹太社区的第一批核心成员。

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几乎没有能够为犹太人带来任何地位的改善和益处，相反，西欧犹太人自16世纪初以来开始被迫生活在“隔都”之中，与主流社会隔绝隔离。意大利是第一个以法律手段强迫犹太人集中居住在一个与城市其他部分分隔开的街区的国家。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率先设立了四周筑了大墙的、被人们冠之以“犹太隔都”的犹太人居住区，生活在威尼斯的犹太人被统统赶入其中居住。稍后，意大利其他地区和西欧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西欧犹太人被限制在有限范围内生活。“犹太隔都”的出现形象地表明了犹太人在政治、社会以及生活方面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与非犹太人社会的交流遭到截堵的历史，同时，致使欧洲犹太人与文艺复兴运动、17世纪的科学革命等擦肩而过，犹太人仿佛生活在蒙昧的中世纪，思想和文化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法国大革命（1789年）是导致欧洲大陆犹太人社会地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1790年，在法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裔的犹太人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一年后，全法国的犹太人都得到解放。拿破仑出于将犹太人融入到法国政治体系中的考虑，在法国成立了“犹太人长老会”（1808年），这是法国犹太人的中央机构。法国军队对欧洲其他地区的征服将解放的思想传播至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同样在18世纪，德国公国的犹太人为启蒙运动思想所吸引，希望将犹太传统与德国文化结合起来。他们中最著名者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他把《托拉》翻译成德文，并附上了一个带有现代理性主义色彩的希伯来评注（在1780至1783年间）。随后一代的德国犹太人见证了现代犹太教主流运动的兴起：改革派运动、新正统派运动，以及伴随着1819年成立的“犹太教文化和科学协会”而在柏林兴起的“犹太科学”运动。19世纪，在奥匈帝国，以及诸如丹麦、瑞典、瑞士国家的犹太人也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解放运动加快了犹太人现代化的进程以及融入他们所在的社会的速度。但是，这一系列的发展在使得犹太人带着自己的文化和自由的价值观向欧洲社会越来越靠近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反犹主义思潮的兴起，并在随后的年代给犹太人造成巨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