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对象、思路和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学科史的梳理层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这本书的定位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的课题”。在该著作的第九章“现代文学作为80年代的‘显学’”和第十章“‘重写文学史’和90年代的学术进展”中分别研究了80年代初的“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整体观”以及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梳理始终被置于学科的发展框架中，并被划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学科复元；1983年学科重建；80年代中期学科进一步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80年代后期进入自觉调整时期，自主性进一步增强。”最近出版的《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研究》基本上沿袭了这种思路，不过是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篇幅较少的“当代文学学科”部分进一步放大和加强了。在该著作的第三章“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的建构”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事件被论述为当代文学学科内建构新的文学史观念的重要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学科史的研究方式并不是天然的，它是80年代末社会政治动荡和90年代以来学科话语勃兴的后果之一。把“重写文学史”思潮纳入学科框架内讨论，一方面是学科话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需要。这种研究方式进一步强化了“重写文学史”思潮学科话语的属性，从学科史的角度来说固然是一种有效的梳理，却同时遮蔽了“重写文学史”思潮作为社会文化思潮之一部分的历史属性和意识形态性，忽略了“重写文学史”思潮在80年代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文化实践意义。另外，虽然这种研究试图借助学科史框架把80年代的诸多“重写”实践贯穿起来，但是却没有达到“整体性”研究的效果，因为这种贯穿仅仅是按照时间上的先后进行的简单排列，而忽视了“重写文学史”思潮并不是一个线性矢量运行的过程，而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学科史的研究最终造成的后果是把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确立的一系列观念如“文学性”、“审美性”、“文学自主”等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知识观念，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拥有主体的历史事件所具有的建构性和问题意识。

很明显，仅仅从学科史的角度去研究“重写文学史”思潮是不够的，比如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一文，就试图从“左翼”立场对“重写文学史”的“资产阶级叙事”予以质疑和拆解。虽然这种否定式的进入问题的方式带有更多批评的色彩，但对于拓宽“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思路仍有一定的启发性。台湾学者龚鹏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一文亦是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梳理“重写文学史”的政治指向。即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也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在试图冲破统一的学科话语的束缚，由贺桂梅执笔撰写的第十一章“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虽然以“当代文学学科”为讨论对象，但却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与当代文学学科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历史地演绎“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实际上，贺桂梅近年来就“重写文学史”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主要有专著《人文学的想象力》中的第三章“‘重写文学史思潮’与新文学史范式的变迁”，专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中的“‘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以及《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在这些文章中，贺桂梅沿袭了她的博士论文中的某种整体性的视野，一方面考察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试图把这种考察放置在80年代至9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辩驳“重写文学史”思潮本身的话语构成方式：“80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和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活动，则将这一趋势中蕴含的因素凝结为文学史的具体理论形态。这是80年代的文学观念、历史态度和文化取向的一次系统的呈现。”并追问：“在‘二十世纪’作为一种物理时间已经终结的今天，在‘中国’已然置身于‘世界市场’和世界格局当中、并且由于世纪末发生的全球/中国诸多历史事件而被称为‘历史终结’的今天，同时也是在中国按照现代化理论被认为进入了‘起飞’/‘崛起’阶段、而‘文学’逐渐丧失其在民族—国家机器中的特权地位并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再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贺桂梅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后发知识优势和理论穿透力，尤其是《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论文显示了大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可以说是目前对“重写文学史”思潮最有推进力的研究成果之一。但仍然需要谨慎地追问下列问题：第一，历史的发生是否一定是按照“理论逻辑”来展开的？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历史展开具有更多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所以后发的理论逻辑和理论分析可能会失去历史中细微的、有趣的部分。第二，学科话语和社会思潮之间是否有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我认为与其预设某种一一对应关系，不如去处理它们之间对话的框架、媒介、和理论渊薮，并由此窥视因为参与主体、发生时空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和分歧。

毫无疑问，既往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为我提供了相关的思路和方法，但对于我说，如何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借助有效的方法和思路，发现有生产性的问题，从而重新激活并拓展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研究空间显得更为重要。我的研究大概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从整体性的角度考察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历史语境之间的多重关系。我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理解为一种应对文化危机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只有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才具有历史意义。它当然指向一种普遍的理论观念或者学科知识，但是后者只有在前者之中才能生成，因此，我将试图回到历史的现场，把“重写文学史”思潮放到当时的历史中考察它运行的方式和轨迹，发现话语的变迁史和具体的行为实践之间的关联，“不要急于探求普遍性的东西，而应以更客观化、相对化的方式，在与具体时代和状况的关联中加以思考，普遍性的东西自然会在其中清楚地现形的”。

二、考察不同的社会文化话语与“重写文学史”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我的研究是以“重写文学史”思潮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考察其他的社会文化话语（政治话语、美学话语等等）如何进入“重写文学史”话语并最终成为“重写文学史”话语的一分子，这之间发生了何种转换和位移，是考察的重点。正如福柯所言：“我在《词与物》中从不言而喻的非连续性出发，试图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非连续性是一种真正的非连续性吗？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需要经历怎样的转型，才能使一种类型的知识发展为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就我而言，这根本不是在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恰恰相反，这是把历史的非连续性作为一个疑问提出来，并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就“重写文学史”思潮而言，对“现代化”、“审美原则”、“主体性”等话语在“话语旅行”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考量将是有趣且有难度的工作。

三、分析“重写文学史”思潮参与主体的知识构成、行为实践和美学旨趣。在既往的研究中，对“重写文学史”思潮参与主体的考察相对而言是比较模糊的，这缘于80年代对“大写主体”的一种盲目信任，而忽视了主体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物的特殊性，“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建立在一系列的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规则、样式和虚构的基础之上”。主体的“自主性”自何而来？与何种文化“成规”和话语规范发生了何种关系？对“重写文学史”的状貌施加了何种影响？对参与主体的细部考量，或许能够见出“重写文学史”思潮内部的差异和分歧，并将进一步折射出80年代主体建构的多重性。

这些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牾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我将不能受制于某种单一的方法论，实际上，我对那种以某种单一的方法论（往往是西方的舶来品）来强行进入具体丰富的研究对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虽然在我的研究中，传统的实证主义、后现代的福柯话语理论、社会学的布迪厄“场域”理论都有所使用，但都是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需要而进行的有选择的获取，而且始终遵循必须有助于研究的合理拓展和生发的原则。因此，以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方法论来谨慎地规避各种条条框框的方法论的区分，是我在方法论上的尝试。

论著的每一章都可以视作一个独立的部分，第一章以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个案描述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前史”，并引出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讨论。第二章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参与主体和现代化叙事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分析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空间”与“重写文学史”思潮之间的关联。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是整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1988年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是该思潮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区别，对后者以“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予以称呼。第四章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两个重要理论命题“审美性”和“主体性”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讨论，并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所建构起来的“专业主义”和“主体意识”这些独立的部分将统一于“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话语复杂互动的关系格局中，以及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和限度。在我的研究中，一方面固然力图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语境，但这种还原毫无疑问带有“建构历史”的动机，我只可能带着我个人的情感、经验和知识去面对和处理这些历史。“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不是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真理性”的标准去批评或者否定既往的历史事实，“批评不是指出事物没有按原来正确的方向发展。它的职责是要指明，我们的行为实践是在怎样的假设、怎样随便和不加思考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批评的实践就是使得自然的行为变得陌生化。”不把任何外在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个人、集团、意识形态作为绝对的尺度，“而是把历史作为有时联合有时对立相争的、人们此类一切行为的总和来把握，并由此来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意义”，这是我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