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讨论想已说明，窝阔台是从哪里采纳了“合罕”这个称号的。但在当时它不过是专属于窝阔台个人的尊号而已。《秘史》曾反复说及，窝阔台所登临的“大位”（yeke oron），仍然叫作“罕”，而不是“合罕”。如前所述，继承窝阔台的贵由，依然袭用“汗”作为自己的称号。

然而，就目前所知道的钱币学证据来判断，从成吉思汗尚仍在世时的1220年代开始，在更深地受到突厥文化浸染的蒙古帝国西半部，人们已开始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统称为“合罕”。1221年发行于巴达黑山西北之瓦哈希河谷的金属制币，已经把此前制币上的铭文“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n-īdirham）改书为“合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qān-īdirham）；同样的变化亦可见于1221年冲制于不花剌的钱币上；同年冲制于马鲁的钱币铭文读作“至高的合罕，公正的成吉思汗”（a1-khāqān al-'āzam, chingiz khān al-'ādil）；这时候的喀兹尼钱币铭文则写作“公正，至尊，成吉思汗”（al-'ādil, al-'āzam, chingiz khān）；而在讹答剌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中，我们发现“合罕”一词的正字法形式已开始被写作qā'ān。

自窝阔台时期始，qā'ān在西域钱币铭文中的用法便日益普遍，如al-qā'ān al-'ādil al-'āzam（“公正的至尊的合罕”）之类。据爱尔森的研究，此后出现在西亚钱币上的贵由帝号，有一些简单地写作“公正的合罕（qā'ān）”。而1247年由谷儿只王大卫冲制于桃里寺的钱币铭文则作“天底气力里，贵由合罕（qā'ān）统辖里；奴仆达乌德”。贵由派往西亚的军事统帅拜住写给教皇印诺森四世的信件，亦称此举出于“合罕本人的神圣意旨”。至于蒙哥时代，我们有早至1252年冲制于谷儿只的钱币，其铭文里有“世界之国蒙哥合罕福荫里”等语。

有关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名号问题，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非常值得重视。这位西亚历史学家显然更重视出自中央兀鲁思方面的正式称谓。因此，尽管“贵由合罕”已是当日西方广泛流行的称呼，但志费尼还是把他叫作“贵由汗”。另一方面，在他的书里，蒙哥的帝号却已与同书所记录的其前辈成吉思汗和贵由汗不同，他被很明确地叫作“可汗”。不过，该书记事虽终止于蒙哥朝晚期，唯志费尼死于1280年代，所以也无法绝对排除他把一个略晚于蒙哥朝才形成于蒙古本部的称号倒溯到蒙哥汗头上的可能性。幸运的是，现有的蒙文资料已可以证明，蒙哥在世时，确已将自己改称为“合罕”。

在晚于上引钱币铭文的蒙古文碑铭，即颁发于1254年初的畏吾字蒙文少林寺圣旨碑中，蒙哥尚仍沿用“汗”的头衔。现在可知的最早称他为“合罕”的蒙文资料，应是著名的蒙文“释迦院碑记”。原碑的第二行可读作：“‘愿蒙哥合罕万万岁’么道巴立托建立[此碑]”。该碑的建树年代为1257年。对这些证据加以排比分析，我们似乎有理由说，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命名为“合罕”，最先发生在突厥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帝国西半部分。同时也正是在西域地区，它最先被黄金家族的成员自身所采用。而后在1250年代中叶，也就是1254年到1257年间的某个时候，这个词汇终于被帝国东半部的蒙古人接纳到自己的政治文化之中。“合罕”从此成为蒙古大汗的正式名号。而1261年的少林寺圣旨碑表明，忽必烈从即位之初，所使用的便是“合罕”的称号。

德福在四十年前曾经认为，大蒙古国使用“合罕”的称号，是受汉地影响的结果。现在看来，其直接推动力恐怕还是来自西部蒙古帝国。即使在契丹语中“合罕”被赋予至高身份的含义最初可能与汉地皇帝制度的影响有关，即使十二三世纪漠北草原上“合罕”身份的提高果真是西辽政治文化的作用使然，蒙古人却好像还是经由了突厥文化的中介环节再采纳这个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