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关系理论范式

公共外交从根本上反映着不同国家社会公众领域中的交往，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使命是两个：一是如何避免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二是如何避免大国欺负或者看不起小国。然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国际关系已经逐步跃出了传统意义上国家界限壁垒分明的国际关系范围，除了物质层面的国际关系之外，还产生了非物质层面的关系，比如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等，这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遗迹”在全球信息社会中迎面相逢，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域。围绕民族国家如何对待不同文化或者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特别是考察国家在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的民众加强彼此的理解过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国家如何建设“全球心灵空间”等问题，国际关系中的若干理论范式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1．现实主义公共外交理论范式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路径（realpolitik approach）是一种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世界观，它恪守国家中心的立场，强调权力及其精确计算，严格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特别是以权力规定利益）的逻辑，相信实力导致权力。现实主义的学术追求基本上静止在“均势和平论”以及通过自保、联盟、威慑等手段实现安全保障上，总体上认为人类弱肉强食的竞争格局不可能发生改变。基于此种保守的立场，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承认，尽管看上去权力政治是不道德的，但是在限制敌人的行为方面运作得一直不错。至于非国家行为体、国家之间因为交流而增加的互信，是靠不住的。可以说，现实主义至今一直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流理论范式，对各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发挥指导作用。

信息权力理论和信息战理论是现实主义对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贡献。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强调运用国家的权力对信息的存储和流动进行严格的控制，通过严格的编码对信息进行封锁，以获得所谓的信息权力，就如同“重商主义者”强调权力对财富的控制一样。英国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1986年就提出了著名的“知识结构权力”的问题。我国一些学者也明确指出：“信息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信息力是综合国力的主力。”具体到军事领域，现实主义者也往往将信息权力看做是权力的延伸，认为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信息战，战争的一方可以通过摧毁敌方的信息系统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进而将信息社会的新变化纳入一个国家大战略的框架。

不少的现实主义学者对公共外交也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不幸的是，他们的理论回答仅仅是把公共外交看做为巩固权力政治的补充，而没有对权力政治本身进行修正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把社会发展为我所用而非自己调整适应社会发展的思维路径，因此在理论追求上是反历史的，在结论上也必然体现为文明社会发展的反动。可见，现实主义的路径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走出权力竞争的轨道，注定其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悲剧前景，也决定了不可能在信息社会中发现公共外交的真谛。

2．自由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

相比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创新精神，认为国家不是追求权力，而是追求社会福利，追求福利不一定诉诸军事力量，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观念、制度设计等得以实现。为此，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自由贸易和平论、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以及一体化理论等众多理论。相比之下，自由主义比现实主义者更好地跟上信息社会发展的步伐，在公共外交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理论。

软实力理论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贡献。1990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认为“信息正在变成实力”，“对新的信息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力手段”。后来，约瑟夫·奈、威廉·欧文斯、罗伯特·基欧汉等人不断撰文论证“软权力理论”，批评现实主义者过分强调“硬权力”，忽视“软权力”。“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依靠吸引力而非强制力，通过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依靠分享文化、观念和信息来获得权力。他们进而认为，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能够控制别人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建议美国政府“对软权力进行投资，发展软权力。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实行必要的世界领导”。“软权力”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者对信息革命做出反应的最重要的成果，为信息战略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自从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之后，这一理论逐渐成为支撑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基础。软权力，或者说软力量，主要是相对于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硬力量而言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中吸引他国和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如果在没有任何明显威胁或者交易存在的情况下，我被你说服并跟从你的目标，那么你的软力量就发挥功效了。”奈提出，软力量与硬力量均是通过控制他国行为实现其目的的不同能力，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行为性质、权力有形性的程度之差。软力量在硬力量的作用背景下，显得愈发强大。而二者的结合，在2004年被奈命名为“巧力量”或“巧实力”（smart power）。奈也在软力量的理论中，将公共外交视为软力量的一个重要体现。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详细论述了公共外交作为软力量的构成方式和作用途径。他认为公共外交实际上是软力量的一种运用办法。他详细列举了1883年法国尝试建立法语联盟、一战中各国设立宣传办公室以及冷战中国际广播的作用来显示公共外交在软力量使用方面拥有的悠久历史。

软制衡理论也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公共外交的重要贡献。“软制衡”（soft balancing）的内涵是：当“硬制衡”无能为力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寻求强与弱的机会均衡，不必与超级大国的强大实力“直接对抗”，而是采取其他措施让超级大国“难以使用”其强大实力。“软制衡”主要采取的手段包括：拒绝超级大国利用自己的领土（领空或领海）进行军事行动，利用国际制度及具体的外交措施进行纠缠外交，加强经济力量以及发出坚决进行制衡的信号。近年来，软制衡突出地表现在国际上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反对中。事实上，软制衡可能更多地来自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信息革命以及全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兴起后产生的反制力量，这一变化使得美国在1990年通过谈判有效动员起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国家的联盟支持的情况在2003年不敷为用。同时，由于国际危机和紧张程度的上升，也会对外交决策层的心理产生复杂影响，越是临近危机恶化的边缘，越是可能挑战谈判方决策的心理底线，改变谈判解决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路径对信息社会的反应存在诸多理论上的缺陷，使得其取得的理论成果十分有限。这些缺陷主要表现为：过分注重国际经济方面的联系和互动，对信息空间强调得不够；尽管意识到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价值，但还没有准确把握住非国家行为体的客观基础，将其定位为跨国联系的层面显得十分勉强等。总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由于处于和现实主义路径的争鸣之中，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和现实主义有一些合流，在理论框架、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一些融合的倾向，在分析信息社会的时候更多地从国家所受到冲击的角度进行研究，进而限制了自由主义路径对公共外交的深层关注。

3．反思主义与公共外交

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合流，然而又无法有效地解释冷战的终结以及未来世界政治的走向，这表明这些理论存在着弱点和缺陷。于是，冷战结束之后，一大批新的理论纷至沓来，这些理论纷纷对主流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充满着反思、修正、探索和争论。”由于新出炉的理论否认理性的核心作用，批评主流理论存在的理论缺陷，被基欧汉称为“反思主义理论”（reflextive theories）。通过质疑和反思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主义为公共外交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批判理论解放了外交中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领域，为外交把公众和社会因素作为工作对象打开了一扇窗户。批判理论是一种通过内在的批判方法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秩序提出质疑、谋求恢复一种批评的潜在活力的哲学思潮，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批判理论特别重视人类社会的特殊性，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界，充满了思想、观念、价值、道德等因素的交互作用，用来分析国际关系的任何概念都是被制定出来并进而得到一定的社会群体成员约定俗成的，“观念、文字和语言不是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复制‘真实’或者‘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我们用以对付‘我们的’世界的工具”。因此，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世界秩序包括国家、权力关系和国际制度都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就像其他社会结构一样。批判理论注意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并以人和社会群体解构国家的权威主导性，动摇了主流理论的大厦，引导人们逐渐重视社会领域的变迁，这对人们认识公共外交带来的崭新景观具有重要理论支持作用。

后现代主义解放了长期被漠视的边缘群体，使得公共外交更加重视边缘群体的声音，特别是关于话语权的研究对公共外交启发很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在欧美一些国家传播甚广，并于80年代进入国际关系领域。该思潮注重对现代性的解构，打破现代性的条条框框，颠倒主流理论建立的核心概念体系，“解放”那些被主流理论搁置在一边的偶然事件、边缘问题以及被忽视和被压抑的问题。具体到国际关系理论，后现代主义认为主流理论存在严重的本体论缺陷，把研究视角局限于国家间关系的特定画面，忽视了国际关系领域的错综复杂。比如权力就是一个没有被很好解读的概念，作为知识体系的国家关系理论受到了权力关系的影响，并且服务于特定的权力关系，话语就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因此，在讨论权力的时候，必须看到现实的权力关系对知识领域的渗透和干预性影响，要澄清历史，揭示出知识领域、行为领域和其他主体构成中历史本身的各个方面。于是，后现代主义特别重视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认为权力政治的“现实”始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后现代主义看到了主流理论所忽视的一些微观问题，特别是突破了单一的“国家中心”和纯粹“权力政治”的束缚，看到了丰富复杂的国际关系画面，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打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这对于识别信息社会视野中的国际关系具有很高的方法论价值。

建构主义为公共外交提供了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支持。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趋向，其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和社会的互相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是社会结构建构起来的。这是建构主义理解问题的总体思路。建构主义非常注重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的理论作用，其参与主流理论的讨论，并不拒绝主流理论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而是想开辟一条从文化、主观认识来重新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途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主流理论中所研究的结构、单位和制度等内容，只要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观念建构认同，认同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谋求权力的施动者和结构相互建构，进而形成不同国际结构文化的国际政治。显然，文化和认同被建构主义看做是基础性的因素。可以说，建构主义研究的主题恰恰是信息社会条件下国际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建构主义的兴起，客观上也促使国际关系学者重新去审视民族主义、种族、宗教、性和性别等因素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这是信息社会条件下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的核心问题，却是主流理论长期以来所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