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

那末，司马迁是怎样创作《史记》的呢？首先，他掌握了极端丰富的资料，这是最基本的一点。过去有人认为：“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这是不符事实的。司马迁依据的资料，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封建王朝的藏书，即所谓“金匮石室之书”。这种藏书到汉武帝时代已经很丰富，而同搜罗保存这种藏书最有关系的两个人，就是司马谈、迁父子。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这一部分资料，在司马迁当时看来，数量可观，内容亦极复杂。他用“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两个简单的概念来加以概括。我们今天虽然不可能知道司马迁所依据的这一部分资料的全部的数量和内容，但单从《史记》一书里司马迁自己所提到的来看，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庞杂情况了。另一部分不是那种藏在“金匮石室”里的死资料，而是流传在广大地区、广大阶层的人们的口头上的活资料。这是那些讥笑司马迁“跼蹐于七八种书”的人们所绝对估计不到的。这一部分资料，有的是司马迁实地调查和亲身见闻的收获，有的是别人把他的亲身见闻告诉司马迁的。这些资料是真正原始的不可替代的珍贵的资料。司马迁所以成为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同这一部分活的资料的掌握与运用有极大的关系。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这是很对的。司马迁所以能够叙述秦楚之际的战争了如指掌，胸中有一天下大势，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一部分活的资料。顾炎武指出的不过是秦楚之际的战争，其实秦楚之际以及汉以来近百年的社会历史的记录，司马迁所依据的主要也是这一部分活的资料。这是《史记》所以能放异彩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司马迁不仅能够掌握丰富的资料，而且也能够正确地处理那些资料。处理资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原则问题。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序论里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考信”是司马迁处理历史资料的原则，而“六艺”（即六经）则是他的标准。历史著作既然必须依据确实可信的资料，而无论古代和近代的资料又都有可信不可信的问题。显而易见，处理历史资料的这个“考信”的原则，对于一切历史著作来说是必须的，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科学原则。问题在于“考信”的标准。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这是否也是恰当的呢？从我们今天看来，“六艺”有真伪、时代、作者等等纠缠不清的问题，如果不加鉴别地把它们作为信史的标准，诚然是不恰当的，有问题的。但在当时，司马迁以“六艺”为“考信”的标准，还是很有理由的。“六艺”之所以尊贵，不仅因为它是经过孔子传下来的儒家的经典，而且就其本身来看，也确乎是比较系统的可信的古史资料。司马迁以许由不见于“六艺”和儒家的记载，因而不为许由作传；又以“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因而不相信《禹本纪》和《山海经》。即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的处理也还是很恰当的。因为许由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隐士们托古捏造的一个人物，《山海经》所言九州山川到底符合怎样的实际地理情况，直到今天，还是不容易搞清楚的。然而更可贵的是，司马迁虽然提出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作为考信的标准，可是他并不是腐儒式地拘守着这一标准。他的最后的依据，还是相信他所获得的那些活的资料。在《五帝本纪》的论赞里，司马迁说明他对于黄帝的历史资料的处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以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是他也以为“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这就是说，司马迁对于“百家”所传的黄帝固然不敢相信，即使称为孔子所传的黄帝的某些资料，也不是一般地加以采用，而是有所鉴别的。他根据他自己“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实地见闻，以为“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民间确有关于黄帝的传说，因而相信黄帝的存在，并结合古书上某些可信的记载，“著为本纪书首”。由此可见，司马迁确以他自己所获得的活资料作为最后考信的标准。同样地，在《刺客列传》、《大宛列传》等的论赞里，也可以见到司马迁在资料的考信问题上对于别人的见闻亦即活的资料的尊重。这种考信原则的坚持和运用，使他排除了异语杂说，而这正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原则。《史记》的科学性首先就是在这个原则上奠定基础的。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史记》里的一切记载都是信实的历史。因为限于当时可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一般文化科学水平，或者因为如扬雄所云司马迁“爱奇”,《史记》里非信史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司马迁在《苏秦列传赞》里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可见他写《苏秦列传》，对苏秦的各种传说，确实怀着好意，尽了一番考信的功夫。可是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了司马迁未见过的关于苏秦真实可信的资料，证明他写的《苏秦列传》是有很多问题的。在《赵世家》里，他不惮其烦地叙述那些不可信的荒诞怪异的故事。

司马迁不仅审慎地鉴别史料，而且他也严肃地忠实于那些信实的史料，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刘向、扬雄、班固等人曾经一致承认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实录”，实录的意思，按照班固的解释是“不虚美，不隐恶”，即如实著录。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对于一个严肃的、科学的历史家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历史著作既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不歪曲、不夸张地按照历史事实的固有情况著录，使那些历史事实固定下来，这才有可能成为信史。这个道理好象很平常，但在封建专制时代，坚持这种道理却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显而易见，实录虽然不过是摘录现成的资料，但对待古代历史由于关系较远，可以无所忌讳；至于对待当世的历史就不能不有所忌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坚持实录的态度，就是忠实于一切事实，忠实于客观存在，那结果就会不管封建统治阶级的愿望以及作者的历史观如何，必然反映了客观实际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因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矛盾和斗争，即客观实际的真实的历史。这就是说，在那些实录里面，必然存在着彼此相反的东西，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有有利的东西，也有不利的东西。这种对封建统治者不利的东西当然为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忍受，当然要有所忌讳。古代史官秉笔直书因而惨遭杀戮的历史教训，司马迁是熟悉的。但是司马迁始终坚持了实录的态度。譬如他对于汉高帝刘邦，固然写了许多神奇体面的事情，可是也写了许多庸俗丑恶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司马迁捏造出来的，而是当时的事实或传说。他忠实地记录了这些事情，结果就使这位篡夺秦末农民起义果实的无赖的本相完全毕露。这不但和汉代统治者的愿望相反，而且也和作者把刘邦歌颂为“受命而帝”的“大圣”矛盾。又如一九六八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河北满城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两座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在《五宗世家》里对刘胜骄奢淫佚的揭露确是实录。这种例子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所以一方面被人们誉为“有良史之才”，一方面又被另一些人毁为“作谤书”的原因，也就在于他的叙事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他的残酷的遭遇的根源，也许就在于此。这种实录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为封建统治者的偏见所囿，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因而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这种实录的精神，就是司马迁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史记》所以成为杰出的历史和文学结合的范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此。

司马迁的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古代的和当世的）的精神，是和他著作《史记》的理想有密切联系的。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最高理想，是要使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春秋》这部书，在我们现在看来，不过是片断的、类似新闻标题的从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列国大事记。但在司马迁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春秋家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简单的。他们以为《春秋》是无所不包的，所谓“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的一字一句都有它的道理，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孔子由于时运不好，不遇明君，晚年乃“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它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奉天而法古”的。在公羊派春秋家看来，《春秋》这部书实在包含着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所谓“天道”、“王道”、“人道”等等，无不应有尽有，万分完备。在汉代，《春秋》之义不止是封建学者理论上的空谈，而是封建王朝的法律理论上的根据，用《春秋》之义可以断狱，那实在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是人们不免要问：孔子的全部大道理为什么当时不讲出来，而只是“因史记作《春秋》”呢？他们以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与其抽象地说道理，还不如通过具体的事实来表明道理比较切近明白。公羊派春秋家对《春秋》一般的看法，也就是司马迁对《春秋》的看法。因此，不难设想，司马迁继《春秋》而作《史记》，也是要通过具体的客观历史事实来表明封建社会的全部的思想体系的，包括天道观、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史记》以叙事为主，各篇除极个别的外，都是叙事多而议论少，极端尊重历史事实，这显然是司马迁的这种著作理想的自然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知道，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直录一切事实，而是有所选择地寓其理想于那些实录之间的。出乎司马迁意料之外的是，他考察了无数的历史事实反而发现封建社会的道理很难通了。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是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提出的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善人恶报，恶人善报；现实也是不轨犯法之徒享受安乐富贵，而纯洁公正的人遭到祸害。一切善恶、是非、祸福、穷达的道理到底怎样讲？作为“王道”的根据，所谓“天道”到底怎样讲？他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实录的结果，历史的客观事实使封建社会的所谓“天道”、“王道”以及是非、善恶等等观念破产。然而同样地从无数的历史事实当中，这些问题，司马迁是得到了解决的（参看本书《褒贬尺度的人民性》一节）。但由于具体历史时代的限制，这些问题，司马迁不可能彻底解决（参看本书《人民性的来源及其局限》一节）。

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并审慎地处理那些资料；忠实于客观的历史事实，并希望通过那些事实表明他对社会现实的种种理想：这些就是司马迁创造《史记》这一伟大著作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下面谈谈他写了什么和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