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到了春秋时代。“文”字的涵义才有新的进展。一方面仍然保存“文”与“德”的关联的传统，而更为显明，就是“文”“德”两个字结成了一个词。两个字结成一个词，功用往往只抵得一个字，这是古书里常有的现象。在这个时代的文献里，“文”与“德”已同义而通用，说的是“文”而实际上说的就是“德”。甚至以一“文”字包括人生中一切的“德”。“文德”二字结成一个难解难分的词；意义极其复杂。汉儒似乎还知道“文”与“德”的密切关系，在某种情形下，往往用“文德”二字来注释一个“文”字，确乎是透露了此中消息，虽然初看起来仿佛没有注释。

一方面“文”字发生了一群新的意义，这时代人用“文”字作美号的，仿佛很普遍，当然，以贵族们为限，——诸侯及臣子们。最有名的是晋文公。文公之所以为“文”，容易理解的是他在定霸之前实行“文教”。“文教”包含义、信、礼，这些都是德，所以文教就是德教。德教之为“文”，仍是殷周以来传统的观念，此点上文已详。春秋时代以“文”为美号的新涵义是“学”。学的对象是古代的典籍（《易》《诗》《书》等）和习惯上各种场合中行为的样式，前者叫“文”，后者叫“礼”。晋文公的“文而有礼”，春秋晚期儒家所说的“博文约礼”，都是指的这两方面。礼既由习惯积累而成，自有历史传统，而且春秋时代已有礼的记录——所谓礼书。因此，礼就非学不可，而学礼似乎也比较麻烦，一面需要读书，一面还要实践。所以“文”与“礼”并非对立，从学的立场说，礼也包含在“文”之中。那么，一个好学的人，在当时自然该称为“文”了。

殷周以来，“文”涵有“德”的意义，到了春秋，“文德”便结成一个词，春秋以来，“文”含有“学”的意义，到了晚期，“文学”也便结成了一个词。这现象是有趣的。“文学”一词的出现，最初在《论语》的《先进》篇里。孔子将他的高级门人分为四类，那第四类是擅长文学的子游子夏。关于子游，《论语》里记载的一二处，还不能证明他在文学上有什么特长。假使我们认为《礼记》里收录的《檀弓》上下篇是研究儒学史可依据的资料；我们就知道子游是一位精于礼者。而礼是春秋时代学的一部分。子夏以文学著名，在《论语》里就有充分的证明。第一，他常谈到学，虽属泛论，我们可以相信他对于学的兴趣特别浓厚。第二，孔子称赞他谈诗而悟礼，是一个够资格谈诗的人，可见他对于诗的研究有过人的地方。第三，孔子特别和他讨论过“儒”的品类的问题，他当时大概以儒者自命，而儒者以文学为事业。孔子死后，他便是以文学著名的儒家大师。他显然继续了孔子的事业，“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乐记》记他与魏文侯论古乐。古代诗乐不分家，他既善谈诗，则论乐之事自可相信。总之，所谓“文学子游子夏”者，意谓子游子夏的古典研究在孔门中是特出的。那么，春秋晚期“文学”一词的意义相当于我们所谓古典，擅长文学者，可称之为古典家。

“文学”二字之结成一个词，实际上也是自然的趋势。原来这时代把那代表自然界种种现象及人事上种种关系的符号，叫作“文”, ——就是秦以后所谓“文字”之“文”。这也是“文”字一个新的涵义。对于古典说，“学”字才有意义；但古典是由许多“文”组合起来的，称古典为“文学”，难道不是极便当极自然的么？

“辞”是对于某一件事说的话，“辞皆言事”。辞的方式因事的性质而异；事的性质多至无穷，辞的方式也多至无穷。我们就文献里所见，春秋时代的辞，大概不外单方面的陈述，双方面的赐与与不受，要求与拒绝，责问与答辩等等。总之，因事而异。凡事皆有理；理也者，即多少有点客观性的事的标准。所谓“辞顺”、“辞直”、“辞达”，即谓说话近乎那事之理。春秋时代在政治上是国际纷争的局面；哪年哪月不发生国际间的交涉事件？频繁的交涉，磨练了口舌，养成了“辞命”专家，产生了这时代的“辞命”文学。国际交涉往往关系重大，说话不得不慎重。大概事先都准备了经过严密考虑的稿件，临事将它背出来。当然，背稿子的人也还需要熟练的辞命家，因为当场说话，语调的高低快慢，表情、姿态的适当与否，都与话的本身有关系——这时代人是极其讲究体面的。至于偶然发生的事件，只好临时应对，这种情形更非专家不办。如果事件重大，或临时的机辩动人听闻，事后还要记录下来。至此，我们可以解释所谓“文辞”。其意义之一，就形式说，就是用那代表语言的符号，将双方面对于某一件事的说话记录。其意义之二，就内容说，一篇说话之内，能够引用古典——历史的事实或先王的遗训，证明说的话有理。其意义之三，就功用说，一篇说话含有劝戒或教训的意味，使对方能发生影响。“文辞”一词的意义，起码要具备这三个。

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比较一下：文学是古代传留下来的鉴戒文件，文辞是适应目前需要的应用文件。自然，文辞保存久了也便成了文学。至于文学在种种场合中，代替了文辞的作用，譬如赋诗，却是春秋时代的特有现象。

当然，那已经不像或从来不像图画的代表语言的符号叫“文”，那真正用颜色及线条在器物上或者什么上组合起来的形象，人们可称之为图画的，势必也叫作“文”注3。所以《说文》里所说的“错画”一义，在这时代的文献里却可得到证明。“错画”可看作是用颜色及线条组合起来的图画。图画之为用，对于一件器物说，不外装饰或掩饰。这一意义的“文”，按说该用“”字来代表注4。

注3 桓公二年《左传》:“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夫德……文物以纪之。……”按《说文》七篇下《黹部》云：“黹，箴缕所衣也。从、省，象刺文也。”段注：“箴当作……所以缝也。、缝也，缕、线也。……以贯缕衣曰黹。”《考工记》云：“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则颜色配合之刺绣，或谓之黼，或谓之黻。文中谓“用颜色及线条组合起来的形象叫作文”一语，据《左传》此文译述，当无大误。

注4 图画或图案之本身曰“文”（名词），就器物说则有装饰或掩饰之用，可谓之“”（动词、形容词）。《说文·部》:“、戫也。”《有部》:“戫、有彰也。”有彰即就器物说。《彡部》:“彡，毛饰画文也，象形。”因此用此“”字，则画之动作及形象似更可想象。

由前义而来，一个习用的词便是“文章”。“章”字的本义，我们很难清楚地讲出来，但《说文》所说“乐竟为一章”，却显然系后起之义。在春秋以前的经典里，“章”字大抵涵有明、显、昭、著诸义，形容可以看见或想象的一种事物的形象。作为“错画”解的“文”字，也有此涵义，有此功用，自不待言；“文章”二字之所以能结成一个词，也正因为它们同义。《考工记》所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证明在性质上，“文”“章”同是颜色的配合——这就是图画了。先秦典籍亦常见“文章黼黻”四字连用，足证《考工记》之言可据。

装饰的意义，存在事物的关联上而无止境。“文章”之为用在装饰；装饰的意义无止境，“文章”的涵义的扩张亦无止境。大概基于天性罢，从原始的野蛮人到高级的文化人，无时无地不喜爱装饰。在中国，春秋时人恐怕是最考究的了。虽说那刻板式的封建制度，这时代已趋向破坏之路，但贵族们的阶级观念还牢牢地保存着。各阶级都要维持一种标准风度——风度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此种生活的方式，其特征之一，便是装饰。装饰得当，就合乎那标准，——就是礼。这时代人对于装饰，具有真挚的感情，广义的看法。不但器物（车马衣服之类）上的绘画或刺绣的图象叫“文”或“文章”，就是那器物对于一个人或国家也叫“文”或“文章”。比方说话，对于人原只是一种功用，但这时代人以为也是一种装饰。自然，那所谓文学——诗书礼乐等，也是人的装饰了。于是大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制度，对于国家，也都是一种装饰。

对于装饰，儒家兴起以后，便提出来讨论。这就是有名的“文质”问题。“文质”之文，其涵义当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广义的装饰。有人以为一个标准人格所谓“君子”也者，只要本来的样子生得好就够了，不必要那外表上的种种装饰。有人却反对这种论调，以为虎豹与犬羊的皮，其所以有贵贱美恶的差别，正因为在皮的表面上那毛的颜色之不同，可见一个人外表装饰之不可少。孔子持比较平稳的态度，以为文质不应有所偏重。他说，要是生活上一点儿花样也没有呢，那就是一个乡下人了；反之，花样要是太多了呢，便又成了史官（乡下人的生活，失之单调，感情上觉得难受；史官的生活，又失之浮夸，实际上也不胜其烦）。必得花样不多不少，看得上，过得去，雍容华贵，无过无不及，才不失为一个标准人格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