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坡对词的看法：理论与创作

东坡对于词的看法，见于评论的并不多，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在东坡的时代，人们对于词本来就以“小道”视之，它的被重视程度不够，并未取得与诗相当的地位，连专事为词的作者如柳永等，也未见在词方面发表多少议论；另一方面，东坡在文学创作方面，也不是专意写词，他的诗文无论从创作的时间之长、篇数之多，以及自己对于诗文的用心方面，都在词体之上。在东坡文集里，关于词的评论主要有如下数条：

1．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与陈季常十六首》之十三，卷五十三）

2．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与蔡景繁十四首》之四，卷五十五）

3．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湖州西溪》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与余和诗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题张子野诗集后》，卷六十八）

4．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卷六十三）

5．散落尊酒间，盛为人所爱尚，犹小技，其上有取焉者。（《佚文汇编·<醉翁琴趣外编>序》）

6．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卷五十三）

7．近者新阕甚多，篇篇皆奇。（《与陈季常十六首》之九，卷五十三）

8．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跋黔安居士<渔父>词》，卷六十八）

9．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佚文汇编·题柳耆卿<八声甘州>》）

以上的词评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词在文学中的地位为“余技”、“小技”（见第3、5条）；推赏“警拔”、有“诗人之雄”之词，即诗化之词，认为词为“诗之裔”，其高处应与诗同，同时，词应有自己的分域，应合乎词体本身的法度要求（见第1、2、4、9条）；在世俗之上创为别调，自矜其“自是一家”之词（见第6、7条）；词之风格合当“清新婉丽”，而不宜浮艳（见第8条）。二是东坡对于词的态度是与时代同一的。他视词为“余技”、“小技”，认为词与诗不同，不能据以领会作者的精神品格，如东坡这里为子野抱不平，以为其诗才足当其立名之本，词只是“余技”，人们对子野的认识只是一种表面或片面的认识，正如对于画家周昉画作的认识一样，存在一个误读问题。这个说法重点在于东坡把诗与词的区别和德与色的区别联系在一起，这就反映出东坡对词的看法，认为其不足登大雅之堂，更不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品格和德操，这是因为词体在东坡之前所能承当的社会功用较为狭窄。虽然当时张先已经是词坛耆老，享有盛誉，但是东坡以为这样的评价甚至是对张先个人品格的一种侮慢。至于友人创作中雄奇风格的词，他则尤加赞赏，认为是能够上承古诗，而脱出流俗的；对柳永词的赞赏，他也是从其合于古诗（词）的角度而来，所谓“不减唐人高处”，参照的应该是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词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一句。同样，对于自己词作密州以后风格上的改变，尤其黄州时期的创作，颇为自许。他能够不为流俗所困，于柳永词风之上，另辟蹊径，别立一格。这当然与东坡在文学上一贯的求新意识有关，同时也表达了东坡自己对长期以来主宰词坛的“柔”风的不满，这也是后人评说东坡“以诗为词”的因由。这些意见可见东坡所关注的是在词中能够上承古诗精神者，并且他自己也是以实际创作落实其理论的。此外，还有一点须注意，即东坡并非一味求新，他一贯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书吴道子画后》），在词的创作上亦如是。他所追求的词为诗裔，并非把诗的创作方法简单移植到词中，而是在词中追寻一种古诗的精神风貌和高拔的艺术格调。所以他在赞美友人“诗人之雄”词的同时，也委婉地提醒“不要豪放太过”，即不要全不顾及词体本身的创作规范。

简而言之，东坡词论实际上就是三点：从社会功用角度上认为词不如诗，从革新角度上主张把古诗精神纳入词中，从文学体式角度上尊重词不同于诗的特性。与前面的词论相联系，我们看到那条雅化的词脉理论在东坡这里延续了下去，东坡的词论越过五代而上与唐时风气相接，以古诗精神求词的品格，他的这种理论，并非独创，只是因为他在实际创作中独立不倚的表现，遂使得其理论获得了更真实也更深刻的价值。“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可以说，东坡词之所以能够“新天下耳目”，在于他凭着自己的天才禀赋，在长期以来词的雅化过程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东坡进入词的创作，开始是作为对新的文学体式的一种尝试。在他外任杭州期间，由于生活方式趋于闲适，“立功”的抱负暂不得实施，与文人周旋往来，酒会歌筵增多，促成了他对词体的关注。他初试词笔的作品，多为赠妓与歌咏光景之作，似乎无异于前人和同侪。显示出东坡独特个性的词作是在密州任上，即《江城子·密州出猎》，此时东坡自许与当时“凡有井水处”皆传唱的柳永词相较，“自是一家”——这也是后来评论家所标举的“豪放”风格。但真正促使东坡词风的改变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谪居黄州阶段，尽管这一段时期在其整个词创作过程中所占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超逸出尘和幽咽沉郁等多种风貌，确立了东坡词独特的面目。在这一阶段，东坡是“有意为词”，因为文字得祸，东坡对于专以表达情志的诗与文极少染指，但出于对文字的嗜好，又不得已而假托其他方式，遂留心于不被人们当做正统大道的小词。黄州时期，东坡词的创作数量剧增（几乎占了整个词创作的三分之一），并且摆脱了从前代言体或泛言体的格式，有意把自我投入其中——此时的词，实则承当了诗文的功用。东坡被称为“以诗为词”的特点，即是这时期的结果。至再入朝廷和贬谪惠儋，东坡词的创作明显减少（与黄州时期时间短创作多刚好相反）：在朝时无暇“赋闲情”，且“以诗为词”的促因已不存在，不必假托词来抒写情志，可以正当作诗作文，所以词又回归到“小道”的位置上去了；而再度遭贬时期，东坡更不复留意文字，词的创作也颇少。

从整个东坡词的实际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坡是由于特殊的际遇，在整个文艺创作的某个阶段致力于词的革新，以其卓然的天资、深厚的学养、俊雅的性情，赋予词体不同于传统表情方式的一种新的风格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