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设专章论述“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后，治小说史者多喜谈论清中叶后侠义与公案故事的合流，并命名为“侠义公案小说”（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稿》）或“公案侠义小说”（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都引鲁迅著作为据，实则颇多误解之处。无论是在《中国小说史略》还是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都是取《忠烈侠义传》这一代表作的“侠义”二字，为这一小说类型命名，并突出其“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至于清官断案情节，鲁迅并不看重，这从他将道光十八年（1838）所刊《施公案》初集只是作为“侠义小说先导”一笔带过也可看出。

后世研究者之所以非要在“侠义”前后加上“公案”二字不可，很大成分是被胡适的考证引入歧途。胡适从《宋史》记载“立朝刚毅”、“性峭直”的包拯，到民间传说中“日断阳事，夜断阴事”的包青天，到《元曲选》中十种包公断狱故事，再到明代杂记体的《包公案》、清代章回体的《龙图公案》，最后才是他要着重论述的《三侠五义》——这条线这么一拉，《三侠五义》俨然成了公案小说的集大成者。可同一篇文章中，胡适还有另一段话，却常被研究者忽略：

《三侠五义》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后来才放手做去，撇开了包公，专讲各位侠义……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侠义的部分是创作的居多。

也就是说，即使是有“历史考据癖”的胡适，也承认《三侠五义》主要是“侠义”而不是“公案”; “公案”部分只是因袭旧作以便引起话头，是新生前尚未完全蜕去的“旧壳”。大概由于胡适论述包龙图这一“箭垛式人物”的演变更见功力，再加上中国学者喜欢以考史的眼光读小说，故胡适的下半句话常被遗忘。

实际上，总共一百二十回的《三侠五义》，从第十三回“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起，包公就基本退出前台——清官审案让位于侠客行侠与打斗。在《小五义》和《续小五义》中，这种倾向更明显，清官颜查散全靠侠客保驾，断案之功微乎其微。《施公案》表面上以施仕伦贯串始终，可清官形象也远不及黄天霸等侠客有光彩：正集还勉强可以说平分秋色，“二续”后便一边倒了。难怪作家这样赞叹：“哪得常能留侠义，斩他奸党佞臣头”（《小五义》第三十二回）——锄奸除恶的不是忠臣清官，而是侠客义士。清官只不过是面旗帜，使得站在大旗下的侠客锄起奸来“名正言顺”。联系产生于此前此后、被研究者划归同一类型的《绿牡丹》、《儿女英雄传》、《永庆升平》、《七剑十三侠》等小说，更可见清官断案非清代侠义小说题中应有之义。还是鲁迅的说法切合实际：

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

关键在“除盗平叛”，而不是“平反冤狱”，主角当然非侠客莫属，名臣只是点缀而已。

当然，这里有个演变的过程。一般来说，创作时间越往后，侠客的戏越重，越接近今人眼中的“武侠小说”。也就是说，“公案”的痕迹越来越淡，以至于无法辨认。因此，与其说是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不如说是两者的“分化”。因为，在此以前，双方并未真正独立，未独立的双方焉能谈得上“合流”？宋人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云：“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而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分“说话”为八类，其中“公案”类十六篇，据考证只有《三现身》、《圣手二郎》两篇符合今人公案小说标准；而《石头孙立》和《戴嗣宗》则可能是“水浒故事”。宋元“说话”中肯定有侠客故事，只是并非独立的类别；今人考订为有“武侠小说”味道者，《红线盗印》属“妖术”类，《红蜘蛛》属“灵怪”类，《花和尚》属“杆棒”类，《十条龙》属“朴刀”类。若相信《都城纪胜》的说法，把“朴刀”、“杆棒”列入“说公案”类中，则今人陈汝衡关于凡因动武成为官府勘察审问对象的，都是公案故事的说法便不无道理：

所谓“朴刀杆棒”，是泛指江湖亡命，杀人报仇，造成血案，以致经官动府一类的故事。再如强梁恶霸，犯案累累，贪官赃吏，横行不法，当有侠盗人物，路见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申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

若如是，“公案”、“侠义”实不可分，两者往往纠合在一起。“三言二拍”中，不乏“侠客”、“侠女”、“侠僧”、“侠盗”，可也并非纯粹的“侠义小说”，如《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名篇，都是兼合“公案”与“侠义”。《水浒传》中固然颇多“当入太史公《游侠传》”的人物，可鲁达、武松、宋江辈如此杀人复仇，不也属“公案”范围？宋元说话中的“公案”，为后世公案小说提供了故事和人物；至于公案小说的整体结构技巧，则另有渊源。从宋元时代分类记录诉讼判决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演变发展为明代按故事性质分类、录状词和判词但扩大叙事成分的《廉明公案》等，再到减少判词而突出故事、并把判官集中设定为包公的《龙图公案》等，公案小说日渐成熟。明清两代，随着大批专门记载清官断狱故事的小说专集的出现，公案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才真正成立。其后，侠客故事也不甘附庸，很快脱颖而出，到《三侠五义》已是“一山不容二虎”，非分道扬镳不可了。此前“公案”、“侠义”界限模糊，此后则是泾渭分明，这不正好说明不是“合流”而是“分化”吗？

清代侠义小说，在其走出混沌状态的过程中，得益于其兄弟“公案小说”处不少，其中最突出的当推长篇小说结构技巧。唐宋传奇及宋元话本中述及侠客者，绝大部分集中描述一人一事，或者一主一从，很少像凌濛初那样叙“穿窬小人中大侠”懒龙的一系列互不连贯的行侠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九）。这种结构方式利于短篇小说而不利于长篇小说。像《水浒传》前半部那样由若干列传构成当然也可以，不过未免松散了些。公案小说专集的大量印行，很可能启发了侠义小说家的结构意识：用同一位清官串起所有断狱故事以获得小说的整体感，与“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使得八方漫游四处出击的侠客，不至于如一盘散沙，两者在结构意识上的确颇为相似。而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集锦式”结构技巧，既符合说书艺术的特点（《三侠五义》、《小五义》、《永庆升平》等都是据说书艺人底本改编的），又很容易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作家所掌握，难怪其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