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哲学与人生

以时代的倾向不同，人性的要求各异，因而对象的中心，常起变动；哲学史上遂有种种的派别。

近世哲学，既注重现世，爱知识，尊理想，重经验；对于自然的兴味自深。

哲学的对象为万有全体，既如上述。但以时代的倾向不同，人性的要求各异，因而对象的中心，常起变动；哲学史上遂有种种的派别。英人培根（Bacon,1561—1626）谓“哲学为理性或悟性的学问，而悟性的对象为神、自然及人性”。因神、自然、人性三者，都有普遍的性质，都可以做哲学的对象，哲学所研究的，当然不出乎这三者以外。就西洋哲学史上考察，则向来哲学家常以这三者之一为考察的中心；其时期显有区别。希腊初期的哲学，由自然论转为人事论。至末期的哲学，则由伦理而入宗教。中世的教父哲学（patristic philosophy）、烦琐哲学（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已成为神学的奴隶。文艺复兴以后，自由研究的精神渐盛，由人类本位的思潮，发生人本主义（humanism）的哲学。其意以“人者人也，非神明之仆，尤非教会之奴也。万物之中，唯人为重，亦唯现在的生活为最要。现世之生活，为现世而生活，若为有无不可知之未来生活而牺牲现在之生活，讵非大愚。与其否定现世以求解脱，何如改造现世之生活为愈。为罪恶及苦恼所充满之人生，将借吾人之努力而化为光明”。这人本主义，实为近世哲学的源泉，开现代哲学的曙光。近世哲学，既注重现世，爱知识，尊理想，重经验；对于自然的兴味自深。于是泛神论（自然神论）者，将神融合于自然中，以为“神非创造世界，神即在世界之中。一切即神，神即一切”。哲学的中心，遂由神学而移于自然；且由思辨的自然哲学（即思辨哲学），移于实验的自然哲学（即经验哲学）。18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的发达，实受哲学上自然主义的影响。此时期的哲学，亦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倾向于机械的唯物论。视人类生活，不过为物质界的法则所动的一种机械。物质界的法则，既神圣不可侵犯，人类的精神，乃完全屈服于物质的势力下。表面上虽美丽丰富，里面实枯寂无味，甚或流于残酷。人类虽以自然主义，脱神学的桎梏，但仍不免为自然主义的俘虏。科学虽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所有，而人类的精神转因此丧失。本来希望人类制驭自然，实际上为自然制驭人类。现代哲学，遂应人性的要求，发生新倾向，久屈于自然主义下的人本主义，乃复露头角。由自由而更进于自由，由解放而更进于解放。换一句说，就是由人本主义而更进于人本主义。从前的哲学，求诸自然的法则；今后的哲学，返诸生命的本原。以生命为研究的中心，尤其以人类的生命为研究的中心，实为现代哲学上的特征。“哲学即人生；人生即哲学者”，这两语可以表明现代哲学和人生的关系了。

我国古来哲学的研究对象，亦以自然与人生为主。

我国古来哲学的研究对象，亦以自然与人生为主。《周易》常言天道与人道；天道是以自然为对象的，人道是以人生为对象的。又言天道地道人道，天是指自然的精神方面；地是指自然的物质方面。也有以神为对象的，《易》称“圣人以神道设教”，即其明证。但我国所谓神，常与天或自然相混合。《中庸》所谓“体物而不可遗”，其意实与泛神论相同。至我国所谓天，实际上常以人为代表，《尚书》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言“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是天为人中的天，不是人以上的天。《中庸》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荀子》则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为道也”；二程子言“天以生为道”。可见吾国所谓道，以人为重，以生为本，与西洋现代哲学的根柢相同。唯吾国自古迄今，均偏重于形上的道，忽于形下的器，自然科学遂不如西洋近世的发达。哲学上没有科学的基础，当然不很精密。我们应该依据近代的科学知识，把固有的哲学思想，整理一番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