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道教新史

从名义与指涉的演变中观察,“道”、“道家”、“道教”实在是几个很能搞乱人思维的字词。过去的道教研究或有关道教的一些基本观念,率皆为此等字词所扰,以致讲得烟笼雾罩、糊里糊涂。

现今教内的道脉传述,固然可以暂时存而不论;学界通行的道教史观,实大可商榷。目前一般的看法是:道教成立于东汉桓灵之间太平道、天师道创立之时。在此之前,社会上已流行各种民俗信仰及巫术等等,道教即据此加以吸收消化而成;其后乃逐渐进入士大夫贵族阶层,并出现分化现象。故在太平、道天师道出现以前,可称为道教前史,或早期道教。其内容是神仙家、阴阳家学说及民俗信仰、巫术。太平道、天师道与这些东西的关联,成为研究的重点。所谓魏晋南北朝的分化,是说那原本吸收了许多民间信仰而形成的道教,进入士大夫阶层后,淘汰了一些过于荒诞怪异不雅驯的部分,在理论上日益醇化,以符合士大夫趣味。但也有些人不强调这一点,而着眼于士大夫之炼丹求仙,故谓此时道教可分为“民间道教”及流行于贵族间的“神仙道教”,因为早期的道教活动并不以神仙长生为主。

这个架构,只具有表面的秩序化与合理性,其实大错特错。“民间/贵族”的思维格局及分析架构,忽略了《汉书·艺文志》所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未必出于民间信仰;且汉代崇道帝王本来就更是追求长生成仙者的主力;反之,《参同契》等炉火之书,又未尝不起于民间。故所谓“民间道教”、“神仙道教”之分,悉属妄见,视域上的限制极为明显。宫川尚志《道教教团の源流》一文,曾指出汉代方术士多具有儒家的学术背景,并根据这些道术士经常禁毁民间祠祀的资料,认为道教主要是以汉代知识人的信仰构成的,与民间巫祝俗信并不一致,两者间最多只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见《东方宗教》第四、五合集号,昭和二十九年出版)。其说颇有见地,凡从民间信仰或巫术的角度来解说“道教”的起源,恐怕都是不对的。

其次,把道教史划分为教前史(或早期道教史)与道教成立以后之史两段,乃是以一个单一教系传承的观点来看待它。但事实上,如前文所述,“道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宗教。秦汉间实为诸道并立的时代,这些道,彼此间竞争、融合或各行其是,直到南北朝中晚期,才逐渐在“佛/道”对举的架构下,被笼统地称为道家或道教。在这个大共名底下,因诸道来源与内涵殊不相同,所以才在经书编秩及神仙品级等形式结构上运用巧思,勉强拼合成一个大系统。可是这只是形式性的统合,并非实质性的,诸道在思想与术法上的差异仍然具存。且即是在这种诸道并立、彼此违异的情况下,才形成了道法间竞争以及激荡融汇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型态来看待道教。道教非一源众流,以一个教主而下衍诸派的方式相传流,亦非杂然汇收各种术数方技于一炉,以形成“一个”(大杂烩、大拼盘式的)宗教,而是多元分立、互相推荡,形成一幅交光互摄之图象。新的道教史描述架构,应当由此开始。张汉良《文学的迷思》(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一书中谓文学史可以有两种史观,一是主张历史的连续性,另一种则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前者认为两件编年接近的史料关系,乃至整个文学史,是衔接的、亲和的、可以构成连续的历史,故它会尽量泯除或填补时间脱白的缺陷。后者则反之,它会把表面上看起来连续的编年史瓦解掉,因为它认为历史充满了断层与空自,是由差异、距离、代换与变形交互作用而构成,所以不是去建构一种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样一脉相承的文学史,而是重新建构系列与系列间的关系系统,决定不同系列的断代标准,然后才为这些系列在长期编年史上定位,建立文学史的新秩序。所谓“非连续性”,意指历史并非如单线传承的连续性那样单纯而清晰,其内容极为复杂,在共时结构中往往并存诸多差异、悖反、代换、变形之物,且亦各成体系、各占领域,而又可能彼此激荡。文学史的叙述者,不应抹平其差异与史料不充足的裂缝,假装历史真是如此脉络井然。我对道教史的重建,正是含有这种企图,近似非连续性文学史观之处,甚为明显。不敢讳言,特此说明。对于“道”的名义演变及其指涉,更应先予了解,否则道来道去,胡道乱道一通,殊非学术研究所当为也。没有弄清楚“道”各种名义和指涉,而大做道教研究,乃是前此许多讲道教史的人之通病,虽大名家亦不免。如陈寅恪的名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就是把所有奉道者都视为奉天师道,如襄楷、干言之太平道,张鲁之鬼道,孔默之上清,李八百之李家道,葛洪之烧炼等等,都说是天师道或“同出一源”。这样牵合,甚为可怕。道教史之研究,应重新开始,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