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一、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以后数年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逐步侵入华北,并加紧策划,妄图一举侵占全中国。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变化,指出:“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北京第1版。(下同)并明确地提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毛泽东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当作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之一。这不仅强调了教育事业在抗日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规定了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这个基本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任务,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为了准备抗日,必须培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这就给全党提出了一个急需发展干部教育的艰巨任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民抗战。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施“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北京第1版。(下同)8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八项规定了“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见《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4页。这是解放区实行抗战教育的总政策。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迫使敌人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其主要力量转向敌后战场,加紧进攻解放区。在这种新形势下,党在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并规定了全国人民在抗战中的紧急任务。在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他说:“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关于抗战教育的实施问题,他又指出:“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见《论新阶段》第74—75页。解放社1944年出版。

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

为了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主张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这个正确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受到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并在解放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执行。

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了党的国防教育的政策。在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讨论并提出了实施国防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见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出版。边区所实施的国防教育,虽然由于物质条件的困难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全国范围内,边区却是第一个真正实行了国防教育,使教育成为抗战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当时设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高等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不仅对其他解放区的教育建设起了示范作用,而且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的。

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都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例如,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及民族觉悟的目标下”,发展各级学校教育,其中特别指出:“建立并改进大学及专门学校,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由于抗战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当时已经相当重视发展自然科学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同时,还注意争取和团结科学家及专门学者,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解放区各级各类学校遵照党的指示,不仅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而且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将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党和毛泽东经常号召和赞扬广大师生参加生产劳动。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称赞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参加生产劳动,是抗日救国的先锋。1943年,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又号召广大师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他说:“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他又说:“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4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北京第1版。(下同)广大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克服了当时办学的物质困难,增强了劳动观念,提高了思想觉悟。

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指引下,不断发展,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