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红军大学诞生

1931年秋,党建立了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11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址在江西瑞金。该校培养营团级以上的干部,分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四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和测绘队。学员都是从红军中抽调的干部。在长征时,改名为“干部团”的“上干队”。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后,为了重新训练全党干部,使他们认识新的斗争形势,了解并贯彻党的全部政策,迅速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党中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并于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共分三科。同年7月,红大一、二科随着党中央移驻保安(今志丹县)。

红大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当时,他们既是干部又是学员。第一期共有学员1063人。一科和二科都是红军中的中高级干部,三科主要是红军中的排连级干部和一些老战士。一科共有三十余名高级干部,其中有罗荣桓、苏振华、张爱萍、杨成武、谭政、陈光、周建屏、耿飙、彭雪枫、刘亚楼、杨立三、谭冠三、莫文骅等。一、二科仅有专任教员三人,职员十四人。

党中央对红大十分关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出席了在1936年6月1日举行的开学典礼大会,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红大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见萧蓬《创办时期的抗大》,《群众》第4卷,第15期,1940年5月30日出版。

红大第一期在物质设备方面极其困难。当校址由瓦窑堡搬到保安时,没有校舍。这个地瘠人稀的地方所给予红大师生的,除了荒芜的原野、濯濯的童山之外,只有废窑破庙、马厩牛棚和大小石洞。洞前野草丛生,乱石纵横,一片荒凉。但是,他们自己动手,搬砖运瓦,修补窑庙,清理棚厩,整修石洞,开辟马路,从而很快就有了清洁朴素的校舍。他们住的是石洞,睡的是石炕;一个较大的石洞做讲堂,以石壁做黑板,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还有一部分的用具也是石头做的。红大学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过着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研究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经常在一起谈道:“将来革命成功以后,住了繁华的都市可千万不要忘记了保安的石洞,那是我们锻炼的洪炉啊!”保安的群众看到红大师生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十分感动。他们特地赠送一幅“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的锦匾,以表示热情的赞扬。见谢翰文《抗大发展的五个时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4期;莫文骅《红军大学生活日记》(1936年),《星火燎原》(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6月第1版。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红大艰苦办学的精神十分钦佩,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红大当时的主要课程有:社会进化史、世界政治经济地理、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联共党史和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战役问题和兵团战术等。在教学中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以自学为主。每天除上课两三小时外,其余时间都由学员自己阅读、讨论和研究。要求学员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联系十多年来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整理自己的亲身体会。大家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都很自觉、积极、主动。尽管讲义是用废纸背面印的,字迹模糊,但他们还是认真钻研,勤奋学习。见莫文骅《红军大学生活日记》(1936年),《星火燎原》(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6月第1版。

由于红大的专任教员很少,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来校给学员讲课或作报告。毛泽东亲自主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许多问题,加深学员对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理解。在讲课前,毛泽东认真备课。每天晚上他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请学员和干部来反映情况。在讲课时,他的观点十分明确,材料非常丰富,有的放矢,条理分明,语言生动,引人入胜。有一次他在讲课时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缺乏分析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他又说:“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这时,有个学员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他没等毛泽东讲完课,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有几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大家的座右铭。见何长工《难忘的抗大岁月》,《光明日报》1981年6月25日第2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当时,红大有许多学员一时不大理解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毛泽东为了阐明党中央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讲课中以“毛驴上山”作比喻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是又要联合又要斗争。见何长工《难忘的抗大岁月》,《光明日报》1981年6月25日第2版。毛泽东这种精辟的见解和生动的比喻,使广大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通过这一期的培训,使一批多年来参加国内革命战争的红军干部,对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红大第一期学员于1936年12月底毕业。他们背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承担着抗日救国的重任,奔赴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