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1917年—1927年）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而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又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所谓古典与现代、新与旧，难于做一刀切的划分。有的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试图涵盖百年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就更多注意到文学革命之前已经出现的某些向现代变革的趋向。事实上，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

（一）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

先简单回顾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文学变革，那是文学革命的序幕。

早在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倡导“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些由社会变革的热情所煽起的文学革新的尝试，只开出过炫目的花，未结出实在的果，然而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其向传统文学观念与手法挑战的激进的精神，都为后起的文学革命所直接承袭。

此外，晚清已经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也为后来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造成一种蓄势。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更是刺激和启迪了新旧时代交接中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借鉴与模仿中很自然地将本土的传统文学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学做比较，从而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这又势必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大都从晚清文学翻译中获益。晚清域外小说输入所造成的开放态势，也被文学革命所承续并拓展。

然而，近代的一系列文学变革还只能作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序幕，其规模、声势、社会影响面以及对传统文学所构成的挑战的力度，都远不能与文学革命相比。近代文学变革总体上仍囿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变通。因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毕竟还没有出现那种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的契机，社会转型仍未抵达临界点。而这一切都有待于1917年前后，这时候才终于出现了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运动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新文化运动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增长，又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物质的阶级的基础。更加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促成传统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开始涌现一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而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入促成了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副刊与专门的文学杂志的出现，以及稿费制度和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在科举制度废除，传统的仕进之途被堵塞之后，又出现了以“思想”与“写作”为谋生手段的知识群体，他们开始拥有自身独立价值选择的可能性。这都为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准备了“生力军”。

不可忽视的还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后大约十多年时间里，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比较自由的“失控”时期。这正好就是“五四”前后。既混乱而又比较自由的氛围，有利于突破常规的独立思想的生长，有利于容纳多元的外来思潮，也有利于对传统的大胆的反省。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空前拓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和以往历次变革不同，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解放了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是要在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动手术，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文学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发生的，它的成功也借重了那种暴躁凌厉的抗争精神和启蒙救国的热望。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2卷起，易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后迁京，并从1918年1月号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等也给该刊撰稿，实际上形成了“一校一刊”为主体的新文化战线。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新旧思潮都可以在北大讲坛竞争，其结果，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并推动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文学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此后，《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

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他们看到刚刚过去的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都在提倡儒学、鼓吹尊孔，从而断定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要实现共和制度和现代文明，就必须把这种反共和的旧思想彻底洗刷干净。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发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学说以维护帝制，“演成‘独夫专制’”，指出以“重阶级尊卑”的纲常伦理为特点的孔教思想在当代已经阻断了中国向民主共和迈进之路，所以反孔大有必要。不过，他们也承认孔子的文化价值，认为反孔并非掊击孔子思想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他们希望把反孔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打破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争得普遍的精神解放。

新文化运动是激进的。先驱者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他们有些矫枉过正。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激进的知识者们纷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的眼光，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开展一系列的讨论，诸如宗教、劳工、妇女、教育、文学乃至贞操，等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文化批评和讨论的空气，使思想启蒙的课题具体化，思想自由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其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都以恢宏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它们五光十色，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进行思想启蒙。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全盘吸纳，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甚至基本否定的态度，这种偏激做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若说他们这一代割裂了传统则未免言过其实，对历史的偏误也应当有同情的理解。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处于受压制的状况，要冲破罗网，不能不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况且这样的全面开放，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了宽阔的余地，又是不可或缺的。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总清算，必须同时去除那些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及文言文，于是，极力推动一场旨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先驱者都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文学革命很自然就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出浓厚的思想启蒙的色彩。

（二）文学革命的发动过程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实行言文合一。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胡适认为八股式的文风长期以来污染并束缚了文人，希望能从革除酸腐的古文入手，拯救汉语写作，更畅达地表现思想感情。他粗浅地触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变革进化常常都是以形式语言的变革为突破口的，事实上，文白之争在当时已经成为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胡适此文的发表适逢其时，虽然写得比较温和持重，但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发难之作，有突出的贡献。

紧接着，在同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都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文学本无新旧，陈独秀等人有意这样区分，是采用进化论的眼光，以破旧立新，呼唤现代的文学诞生。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他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甚为激烈。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傅斯年也围绕“文言合一，制定国语”提出了一些设想。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的内容更加具体化。1918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几乎同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提倡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文学革命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先驱者们又主动出击，制造议论。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当时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旧文学阵地，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以及旧戏曲。周作人写了《论黑幕》，剖析了晚清以来那种专门泼污水、揭阴私的“黑幕小说”的社会根源，指出其与封建复辟思潮同气相求的本质。钱玄同则指出当时“黑幕小说”的提倡，是北洋军阀政府以“复古”达到“愚民”的一种手段。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指出“鸳鸯蝴蝶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鲁迅则写了《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指出“鸳鸯蝴蝶派”借白话和通俗刊物流布，不过是“旧文化小说”的“异样的挣扎”。此外，对于那些专门宣扬封建思想道德的旧戏曲，以及团圆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模式，也曾展开批判。虽然从文学的“多元共生”的角度看，通俗文学包括“鸳鸯蝴蝶派”或者旧戏剧未见得没有价值，但当时先驱者对其深恶痛绝，也是为争夺读者，且格外看重文学启蒙的功用。

（三）文学革命所引发的几场论争

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激流裹挟而下，势不可挡，虽然也遭到文学守旧势力的一些抵抗，但相对而言，保守主义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最初有林纾（1852—1924）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这位古文家在晚清曾用古文翻译过大量外国小说，影响和贡献甚大，很多新文学作家都曾受益于“林译小说”，可以说林纾“对中国文学典范的转移起到的是开创性作用”。如今这位元老却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林纾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同时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的公开信中则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李大钊、鲁迅等也发文谴责“国粹家”的历史倒退行为。《新青年》还将林纾含沙射影诅咒文学革命领袖的小说《荆生》全文转载，逐句批驳。事实上，林纾与新文化运动的冲突，主要是由新文化阵营主动引发的，林纾写小说回敬文学革命倡导者，带有泄愤的味道，其驳论也缺少学理力度，但这场有些偶然和情绪化的争辩，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鏖战的热情。

1922年，又发生了与“学衡派”的论辩。此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渴求以思想启蒙来引发重大的社会变革，那么像“学衡派”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相信靠伦理道德来凝聚国家社会，所以他们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行为甚为反感。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着手整理研究和维持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某些偏激的弊病不无中肯的批评。但保守立场使他们过于拘泥，看不清历史变革的趋势，认定学术文化的进步只能依赖少数精英分子，因而学究气地指责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平民主义和个性主义，同时反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急剧的社会变革，站到时代主潮的对立面去了。梅光迪写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写有《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写有《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有较为系统的批评意见，代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稳健的抉择，从文化积累与学理建树的角度看，也确有一些独立的见解，但其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的。在论争中，他们同样未能冷静地讨论问题，甚至还甚为激烈地贬斥新文学提倡者无非是“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标袭喧嚷，侥幸尝试”，“提倡方始，衰相毕露”。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抓住一些言辞实例，尖刻地讽刺“学衡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也蜂起撰文，批驳“学衡派”的保守立场。

1925年还发生过与“甲寅派”的论争。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明确宣示该刊“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章士钊又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证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认为“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甚至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强弩之末，要重新提倡“读经救国”。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撰写了许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批驳了“甲寅派”阻挡新思潮的本质。

几次论争双方都难免有意气用事之时，措辞激烈，甚至以怒骂代替说理，但拂去历史灰尘，仍可看到论争的价值，包括守旧派的某些观点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针砭价值。在变革与守旧的反复较量中，文学革命的理论循导更明晰，脚跟也站得更稳了。文学革命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要冲决旧思想的束缚，势必采取激烈彻底的姿态，然而在那种激进而浮躁的历史氛围中，先驱者难以认真思考文化转型与选择的复杂性，也未能接受论争对立面的某些可能合理的意见，往往受制于走极端的思维方式，某些独断的言论在后来又被放大，自然也留下许多遗憾。

（四）文学革命的收获与意义

文学革命发动后几年时间，新文学便形成规模和声势，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概而言之，在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第一，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那些持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都采用白话文了。1920年1月，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科书编写改文言文为语体文（白话）。“‘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文学革命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语体变革拓展了广阔的天地，并迅速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到1924年，有些中学的国文课本，已经理直气壮地收进了某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其实并不完全排斥古文，相反，很多作家的创作文白互相渗透，仍然不同程度师承古文的营养，从古文到白话，像刚脱去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

第二，是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呈现出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

第三，是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以上两方面，本章第三、四节将有专门论述。

第四，是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并采用了现代意味的手法与样式。随后，鲁迅又连续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深切的思想和完整的现代小说特色。鲁迅的小说一出现，艺术上就很成熟，使得新文学的创作有了相当高的起点。除鲁迅外，《新青年》《新潮》《学灯》等报刊上陆续推出一些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杨振声的《渔家》、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春雨之夜》、郁达夫的《沉沦》，等等；诗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1919—1922年间发表的，难免生涩粗糙，不够圆熟，却贴近时代，元气淋漓，给文坛带来了青春气息，又充分满足了时代转换期的精神需求。

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同于以往有过的文学变革或改良，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文学观念、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在文学观念上，对“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种种传统的文学思想加以否定，追求表现人生、反映时代，成为一般新文学作者的共同倾向。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在语言和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手法，促使文学语言和形式更加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接近大众读者，大胆尝试并初步创造了既与世界文学发展相联结，又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学语言形式。

文学革命如同疾风暴雨般推动变革，虽然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但它和时代的转换密切呼应，充分满足了“五四”时期的审美需求，造就了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现代读者和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其震撼性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坛。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在承载和发挥着文学革命的精神遗传。

二 外国文艺思潮涌入和新文学社团蜂起

文学革命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因。

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发难者就直接从外国文学运动中得到过启示。1916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很关注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对西方传统诗歌繁绵堆砌风气的反叛，以及在形式上追求具体性、运用日常口语等，与他自己的主张“多相似之处”。正是在“意象派”的启发之下，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章八事”。胡适还引申了“意象派”诗人庞德关于诗歌要靠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象”的“新诗”，倡为白话新诗运动。陈独秀写《文学革命论》，也开宗明义，号召要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其“三大主义”中所要求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也是以19世纪西方文学作为蓝本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最初提倡文学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文学历史进化论，就是从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主要学说之一的进化论脱胎而来的，是西方思潮的直接产物。他们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取替，是因为旧文学“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这种观点也从发展的角度看到新旧文学交替的必然趋势，成为当时向旧文学发动进攻的重要精神武器之一。

文学革命要彻底否定旧文学，但是到底如何建设新文学呢？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也在借鉴外国的经验。如当时影响很大的“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周作人在介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就特别关注其如何“发现了人”，人道主义如何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并把欧洲和俄国一些人道主义作家严肃地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品拿来和我国传统文学做比较。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一套观念，是以欧洲人道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的，不过拐了一个“弯”，他是从当时日本文坛兴起的“白桦派”那里取得人道主义的理论资源的。而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所做的历史唯物论的初步解释，则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文学革命初期关于如何建设新文学的理论探讨，是在外国文学思潮理论影响下展开的，而这种理论探讨的开展，又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介绍传播。

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还通过作品翻译来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给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现代气息。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方面又是《新青年》捷足先登，从第1卷开始，就先后译刊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各种流派风格的外国作家作品。文学革命前后的文坛仍基本上被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占据，甚至到1921年，新文学创作还不多，因此这些比较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发表，在实际上起着扭转风气的积极作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号”，发表《娜拉》《国民之敌》等三篇剧作，都是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的，其桀骜不驯的“偶像破坏者”气质，正和“五四”精神吻合，所以影响非常之大，许多学校都争相上演。在“五四”高潮中，译介易卜生作品和宣扬易卜生主义蔚成风气，青年人狂热地喜爱易卜生，这是那个时代的“追星”，几乎没有一个报刊不谈论这位挪威戏剧家。“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学作者也都从仿效易卜生写“问题小说”和“问题剧”入手，转向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在《新青年》的带动下，翻译的热潮迅速掀起，其规模和声势远超过近代。大多数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如饥似渴地寻求外国文学滋养，参与到译介活动中，如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瞿秋白、郑振铎、李青崖、耿济之、田汉、赵景深、谢六逸、潘家洵、黄仲苏等人，都是活跃的译介者。《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许多刊物，也都大量刊载翻译作品。《小说月报》还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每一期都发表外国作品，报道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坛动态，介绍外国著名作家传略及其创作。当时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普遍怀有新奇、羡慕的心理，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即以为凡是外国的都是“新派”，因此一般报刊与出版社也往往顺应弃旧逐新的潮流，大量介绍传播译作。在“五四”后短短的几年内，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入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并宣传、试验，或奉为信仰。

当然，不见得所有外来思潮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生影响，新文学先驱者中大多数人对西方的思潮、理论并不是盲目照搬，他们也希望从时代、社会和新文学发展的需要出发去检验和选择外来的东西，并注入新的因素，当时有过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潮，都有一个“中国化”的接受过程。就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影响最大，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浪漫主义也有较大影响，但未能得到充分的成长；而属于现代主义范围的各种思潮也曾吸引众多作家，做了多种试验。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如冰河开封，规模浩大而又混乱，促成了中西文化交汇撞击，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大大拓展了新文学倡导者、参与者的视野，使他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反观本民族的生活，同时在艺术创造上获得了广阔的天地。

许多觉醒了的青年纷纷选择运用外国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他们中的部分人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鲁迅就参照俄国近代小说的格式，在现实主义这一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广泛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手法，写出《狂人日记》等堪称中国现代小说基石的作品。郭沫若杰出的浪漫主义诗篇《女神》，也受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华格纳等外国作家创作的多元的影响。郁达夫《沉沦》等“自叙传”抒情小说，则是取法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以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产物。除了这些著名的作家外，新文学初期的所有创作者几乎都直接、间接受到过外国文艺思潮和文学手法的影响。“五四”后从外国输入了一些新的文学体式，如文学研究会作家写易卜生式的“问题剧”“问题小说”，冰心、宗白华等模仿泰戈尔诗歌和日本俳句创作“小诗”，语丝社融会英国随笔、日本俳文而提倡随笔小品，都曾经风行一时。得时代变革之推力，又充分汲取异域养分的新文坛，一度呈现百花齐放、朝气蓬勃的局面。

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

从1921年初起，外国文学的译介形成高潮，文学社团的组建也层出不穷。几乎每一个文学社团都创办一种或数种文艺报刊作为标帜与阵地，文学发表的园地骤然增多。据统计，1921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而到1925年，文学社团和相应刊物激增到100多个。新文学社团的纷纷建立，标示着新文学运动已从初期少数先驱者侧重破坏旧文学，而转向大批文学生力军致力建设新文学了。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也最有代表性。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叶绍钧12人。后来发展成员170多人。他们将沈雁冰接编、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200多种。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针对“礼拜六派”等游戏文学，文学研究会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或现实主义的一派。文学研究会成员初期的创作还不成熟，不稳定，彼此的风格也不同，难以归纳为流派，但在如何看待文学本质及文学与生活关系问题上，多数成员又比较一致。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刻意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最初文学研究会成员难以区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界限），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那么创造社则主要倾向于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同时也受到“新浪漫主义”（包括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个社团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人，都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尽管创造社成员初期的文学思想比较含混而充满矛盾，但基本倾向又比较一致，流派特色比较显著。从创作看，创造社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他们初期的创作，如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都充分体现了“五四”反抗、革新的时代精神，表达了觉醒的青年一代的呼声，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在翻译方面，创造社重点译介过的歌德、雪莱、海涅、济慈、惠特曼、雨果、王尔德、罗曼·罗兰、泰戈尔、波特莱尔，以至柏格森、尼采、斯宾诺莎等，大多是浪漫主义作家，也有一些属现代派或非理性主义、泛神论的作家、哲学家，涉及面是很宽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创作、翻译、文艺批评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其中不无门户之见，但也起到互相砥砺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风格、流派文学的竞争和发展。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以1925年“五卅”为界，分前后两期。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后期创造社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五四”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双峰对峙，各有千秋，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现代文学不同流派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稍后出现的另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社团新月社，1923年由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社交团体，成员大多数曾是旅英美留学生。不久，其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诗人群，由此产生“新月诗派”。这个诗派以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的《诗镌》作为代表性的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他们所接受的外来文学思潮影响很复杂，思想上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前期“新月派”（指1928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提倡新格律诗，因此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他们致力于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促使新诗艺术上走向成熟。“新月诗派”在诗歌艺术上苦心经营，卓有建树，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都成为风格独特的大诗人，饶孟侃、孙大雨等也有不俗的诗作。

还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文学社团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与贡献。其中鲁迅所支持的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11月，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文炳、俞平伯，等等。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在现代散文发展中影响甚大。与语丝社同时开展活动的有莽原社、未名社，办有《莽原》《未名》等刊物，也在鲁迅扶掖下产生过一些作者，如高长虹、尚钺、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曹靖华、韦丛芜等等，多写反映农村现实的“乡土小说”，并译介许多俄国文学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

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5年秋另外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

此外还有以爱情诗闻名的湖畔诗社，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他们1922年4月出版的诗歌合集《湖畔》和后来的一些诗作，很能代表“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与热情。

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

文学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推进下发生的一场全方位的文学变革运动，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理论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学发展的格局，其本身也就构成新文学传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在文学革命酝酿、发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先驱者始终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文学，核心是文学的现代化问题，尽管当时很少用这个概念。他们的思考大都援引还来不及充分消化的外国文学经验，又急于解决时代变革所提出的迫切的问题，难免粗疏或偏激。这一代思索者直接置身于新旧文化交替与东西文明撞击的漩流中，视野开阔，思想解放，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极有生气，所议论的话题也比较实际，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形成理论震荡，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理论思考集中在为文学革命（包括白话文运动）寻找根据，证明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除了《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与《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这两篇发难之作外，其他先驱者参与讨论的文章很多，较重要的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以及陈独秀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通信。当时先驱者的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而将这些“共识”理论化，并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的，是胡适。他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文学思想（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架构。

早在1916年，胡适就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这一套文学观，而美国“意象派”的一些诗歌理论原则又启迪他特别关注文学革命的语言形式问题。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在和友人的论辩中已经提出：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然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又认为，“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适并不把文学革命看作单纯的形式嬗变，而看成是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他将白话文的推广提升为文学革命的第一要务。

循此思路，1916年10月，胡适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具体提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其关键是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尽管在后人眼中，胡适等人对古文的贬斥可能有些过分，未能肯定古文表达的审美特质，对白话文表达的“限度”也缺少关注，但从文学语言革新的角度看，又不必苛求。胡适以白话文的倡导来牵动文学革命，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1918年4月，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胡适的卓识在于他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胡适的主张在当时具有特殊的策略意义，在“言文合一”的口号下白话被称作“国语”，文学革命就不只是文学的事，而升格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策略与步骤。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社会全方位推进，是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大获胜利的原因之一。

为了强化“白话文学”与“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一方面重视横的移植，即加紧评介西方的文学思潮理论，同时又在纵的继承中找根据，这就导致了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估。1923年胡适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主张对过去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清理，吸收精华，弃除糟粕，他把这一工作也看作是新文化与文学建设的一部分。胡适从事“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写有《白话文学史》（上）和关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的考证论著，都是力图做好传统文学的现代阐释这一基础工作。胡适以“托古改制”的立场和实用主义、进化论的观点阐释传统，所得出的学术结论有诸多偏颇，但其借鉴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在文学的历史观念方面获得的科学的自觉性，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持。还须提及的是，胡适受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影响，在治学方面，包括传统文化与文学史研究方面，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所说的“假设”，是指研究中科学的预见性，不是主观预测，是以实验证明作为关键的一环的。“假设”的提出与实验证明是一个推理过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离不开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交互运用，应当说是有科学性的。胡适还以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来印证和丰富他所理解的实验主义，他自己从事的古代文学考据工作，就明显运用了带有“朴学”实证色彩的实验主义方法。从学术方法上讲，胡适这方面的主张不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史研究。

此外，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他在《易卜生主义》《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文中，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挽救缺少活力的中国社会；同时，提出要以写实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这些主张引发了“五四”后一二年间的“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胡适还在《谈新诗》等著述中提出过“诗体解放”说，认为新诗要摆脱旧诗词曲的束缚，不但要用白话，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他还有意输入与借鉴西洋诗体，以蜕变出有中国特点的新诗体，包括用语体散文来写的完全“解放”的体式。胡适的“诗体解放”说虽然有忽视诗歌语言艺术规律的倾向，但却鼓励了新诗人大胆尝试，在新诗初创期几乎成为新诗人的“金科玉律”。

如果说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也更深入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他同样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

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文字不长却影响巨大的文章中，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在周作人这里，新文学所本的人道主义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只有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周作人还有一个说法在当时传播广远，那就是“重新发现‘人’”，他认为文学的功用就在这种“发现”，根本目标在助成人性健全发展。

1919年初，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补充和具体化。周作人将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新文学作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两者的区别并非“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对文学革命起到了扛鼎的作用。

“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给周作人带来很高的声誉，但周作人很快就对其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是新文学的急功近利让他反省这一口号。1920年1月周作人做了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演讲，针对当时新文坛中已经出现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生派”的流弊“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1922年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一文中，进而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思想启蒙的使命，是比较讲求社会功利性的，这适应了时代需求，但又有轻视创作个性发展的偏颇。周作人转而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表现出从变革大潮中“洁身退隐”的立场，但他的观点对新文学中日益膨胀的功利性也不失为一种清醒的制约。后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述中又试图探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衔接会通，推崇“即兴言志”的创作心态，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与维护自由表达思想见解的文学原则。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并日益超离了主潮。他的“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也是后来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的共同追求。

周作人的贡献还在于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传统文学中的散文泛指与韵文（包括骈文）相对的所有散文体文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没有明确界限，文学散文未能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革命以后，文学性散文创作兴起，有必要对这类散文进行文体确认。1921年，周作人发表《美文》一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周作人自己能写一手别有韵味的散文，主要是小品文，而且常作散文批评，强调好散文需具备饶有“趣味”的内容，“平淡自然”的气质，追求能引发读者体味思索的“涩味”与“简单味”，虽然这些批评概念更多地是体现他对名士风致的崇好，但他的散文批评也更能从一个角度切近散文创作的规律，上升到美学批评的高度。

在文学革命初期和后来的发展阶段，另一些作家也有理论上的贡献，如鲁迅主张白话文运动应当以“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并以“改良思想”为“第一事”，沈雁冰提出相对完整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李大钊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什么是新文学”，郭沫若提出注重内在情感自然流露的“自我表现”说，成仿吾对实用批评的尝试，还有梁实秋对“五四”文学的批评，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文学的本质与路向，共同组构了第一个十年活跃的文学理论空间。

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创作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外，一般还很幼稚，新文学作家多是为了反对文言文才去尝试写白话作品的，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实际上这是一个锋芒初试的阶段。“五四”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这一段思想最解放，创作也最活跃。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作家大都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一些创作流派开始形成，各种文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文学初步站住脚跟，显示了声威。“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许多新文学作家投身到南方革命阵营和北伐战争中，创作一度沉寂，但这一时期开始的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创作的最初试验，都为下一时期左翼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五四”时期，是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汇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但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可以发现某些共同的文学兴趣与归趋，或者说是与“五四”新思潮相关的体现在创作上的时代品格，这不但与传统文学根本不同，而且也区别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学。这里从四个方面来观察，以期对第一个十年的创作潮流先有概略的了解。

一是服膺于思想启蒙。

从《新青年》鼓动“文学革命”开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使第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强烈的批判色彩。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以及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考察，其启蒙色彩体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鲁迅的影响之下，标榜“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更涌现出一批执着于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大都执意探察人生社会的究竟，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价值的重新估定。就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也往往在表现自我的同时，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社会。所以郭沫若的《女神》中有“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的小说中有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以这时期的创作题材而言，不管哪种流派的作家，大量描写的都是婚姻爱情与个性解放。而这种“题材热”的产生，主要也是由于“五四”新思潮唤起了作家们对人的生存价值以及种种人生观问题的思索，表明中国新一代作家开始有了现代意味的自我认识。他们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借助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观察与思考生活。可以说，“重新估定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由于“人的发现”“文学的发现”引起的思想启蒙和探索精神，是贯穿于第一个十年几乎所有作品中的。

这种思想启蒙的理性对各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如1921年前后出现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浪潮，就是带有浓厚思想启蒙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热。年轻的小说家们只是试图通过小说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虽然由于理性的过于浅露而造成艺术上的幼稚生硬，但总的来说，“问题小说”的重理性顺应了“五四”时期“思考的一代”探究人生社会的风气。初期新诗也是“有意为之”的，由于说理和写实的成分太重，诗味往往不足。而“五四”后冰心、宗白华等人提倡的“小诗”，更是在抒情之中时常糅入哲学的联想。从《新青年》“随感录”的作者群开始的现代散文，也是重启蒙、重议论、重批评的。特别是鲁迅的《随感录》，一出手就充满理性的战斗的锋芒。这条线一直贯穿下去，在第一个十年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有重议论、批评人生的杂感式散文。鲁迅的《野草》虽然重在抒情和表达内心，处处蕴涵着生命的体验与追寻，哲理味也是很浓的。就是当时提倡的以抒情写景为主的“美文”，如冰心、许地山、朱自清和周作人的一些缜密、漂亮或冲淡的小品，许多也还是探讨人生社会究竟，不乏思想启蒙的理性色彩的。

自觉地在创作中追求思想启蒙的理性精神，是“五四”时期科学民主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过作为文坛主体的知识分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哲学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很快就将他们抛向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坐而论道，讨论比较抽象的人生问题，所以他们的创作即使接纳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有追求理性的一面，终究不像欧洲启蒙时期文学那样具有纯粹的思辨色彩。

二是感伤情调的流行。

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笼罩于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新作家们很少不曾表现苦闷感、孤独感、彷徨感。以小说而言，初期最有影响的“问题小说”，如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等，在追求探讨人生究竟时，也都诉说着感伤的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如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取材故乡生活的作品，虽然偏于写实，但也无不隐含着乡愁。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体小说，如《沉沦》，以及冯沅君（淦女士）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等等，表现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追求与痛苦，更是不厌其烦地咀嚼伤感。相对而言，新诗较多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和情绪昂扬向上的方面，像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那样意气磅礴的作品，就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湖畔诗人天真的爱情歌唱，也充满了清新明快的青春气息，迥然不同于后来的情诗。但即使《女神》中也仍有不少篇章带有感伤情调。哲理小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思索，以及早期象征诗派转向表现内心微妙的感情，都普遍涂上了感伤的色彩。前期新月派理论上是反对“过了头”的“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主张“理性节制感情”的，然而在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中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仍然伴随着沉郁感伤的情绪，徐志摩诗作潇洒空灵的另一面也时时不脱惆怅与凄清。同样，这一时期的散文（特别是写景抒情为主的小品文）和话剧（如田汉的早期剧作），也常常流露出感伤的情调。

感伤成了这时期新文学的一种精神标记，虽然“五四”时期文学对于“情感推崇过分”，造成“涕泪交零”的感伤主义泛滥，也曾被人诟病，但从大处看，这种文学现象映照着“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新思潮唤醒了广大青年，但多数人觉醒之后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在十字街头彷徨；现代意识促使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美好的理想，而黑暗现实的压迫又往往使他们感到苦闷与失望。当然，这种文学上的感伤情调，跟新一代知识者自身的脆弱性及传统文人柔弱心理的习染也是有关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却主要反映着中国知识者艰难地追求新生的精神历程。正如鲁迅所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它与一代人最深刻的焦虑与思索联结在一起，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的巨大起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文学进入历史青春期必有的感情标记和心理气氛。

三是个性化的追求。

因为“五四”时期是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的年代，自然为创作的多方面自由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那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在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一派作家中，“表现自我”成为自觉的文学追求。郭沫若的《女神》喷发着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达到了统一。郁达夫、淦女士、王以仁、郭沫若等人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往往直接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宣泄个人的思想情绪，即使不是直接表现作者个人的生活，也明显渗入了作者的心理、气质和情感，以至作品中的某些知识者形象，与作家个人形象往往难于区分。像浅草社等浪漫主义团体，也是孜孜于“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文学研究会那些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这时期的作品也有很强的主观性。鲁迅的《野草》是抒发主观情怀的，而即使在鲁迅那些冷峻写实的小说中，也常常可以感觉到作者强烈的个性的表现。读者不难从鲁迅《呐喊》《彷徨》对封建主义的尖锐批判以及对农民、知识分子命运的探求背后，感觉到作家内心世界的巨大波澜与复杂的心理过程。

这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散文小品文体上的不拘一格，最适合于充分表现作家个性。即使是杂感政论中，也往往跃动着作者的性情。新文学作家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形式上没有框框，大胆尝试着最足以表达自己所要表现内容的角度和方式；标新立异，突出个性，是每一位作家的艺术追求。

这一时期各种文体的发展还不太成熟，创作风格却是千姿百态。如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叶圣陶的平实冷静，许地山的隽永奇趣，冰心的明丽晶莹，庐隐的激切质直，王统照的宛曲纡徐，周作人的冲淡自然，朱自清的精美秀雅，闻一多的浓烈沉郁，徐志摩的潇洒娇娆，冯至的幽婉舒展，废名的古朴朦胧，李金发的幽微象征，等等，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而每种风格又都浸润着作者的情性。多种创作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本身就是“五四”时期一种突出的文学时代性格。

“五四”时期文学创作总的给人以活跃、单纯、亲切的感觉，是跟文学个性化的追求有关的。当然，这时期的文学毕竟刚破土而出，多数年轻的新作家还来不及融汇与吸取消化外来的和传统的写法，加之生活圈子狭窄，纯粹的个人经验也束缚了创作的更大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仍比较狭窄，题材、情节、形象有许多类似和重复。

四是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

新文学对时代现实的关怀、所担负的思想启蒙的任务，以及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使现实主义成为“五四”时期乃至第一个十年最有实力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小说创作的极大成功，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足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高水平，这也是现实主义被众多新文学作家认同，并逐步成为主流的原因。

但在“五四”时期，并不存在现实主义独尊的现象，现实主义与其他思潮、方法多元并存，形成了非常活跃的创作局面。虽然此时鲁迅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已经出现，但一般作家更向往浪漫主义，各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充溢着强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色彩。从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自由体诗，“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到冰心、宗白华的哲理小诗，风格各不相同，但注重情感的自然抒发流露，注重艺术的想象，却又是共同的。“问题小说”许多也是从内心的角度反映生活的，它们的作者提出和探究人生社会问题时，常常真诚、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也表现得很普遍。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更是将“大胆的自我暴露”推向极致。同样，在同时期田汉等作家的话剧创作中，也可以看到秾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普遍倾向浪漫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转变时期社会心理的反映。觉醒了的青年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痛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朦胧地预感到新时代的来临，在新旧思潮交战、理想与现实冲突中，他们是特别渴望能将自己的苦闷、伤感和希望充分表达出来的，以主观性和抒情性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就必然成为他们最乐于使用的方法。

然而“五四”又是一个“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时代，一般青年作者在倾向浪漫主义的同时，还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流布于欧洲的新浪漫主义——也就是现代主义，作为最新的先进方法来介绍、尝试和仿效。现代派所强调的转向内心，寻求自我，探究人生的主题，以及追求象征、怪诞、神秘的种种手法，对各种流派的作者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创造社一派作家和诗人，注重表现病态心理和潜意识，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注重暗示、联想与怪诞的表现，甚至鲁迅《野草》在发掘、表现幽微的灵魂深处时，显然也都接纳了现代主义特别是象征派的某些手法。现代派手法的运用，对于突破传统文学的框架，以及扩大新文学艺术表现的深度等方面，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只是到了第一个十年的后期，一般新文学作者在忙着尝试各种创作方法之后，逐渐都转向现实主义。这种转变，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收获更大一些。如偏于客观写实的乡土小说的兴起，作品表现的角度从个人圈子转向社会底层，从提问题或重抒情转向人物形象的刻画，艺术上显然更加成熟了。诗歌的发展路向比较复杂。第一个十年中期出现的新月派对诗歌艺术美和形式美的强调，后期蒋光慈等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提倡，以及李金发等人象征派诗歌的艺术实验，都预示着在第二个十年诗歌艺术将有更加多元的发展。

附录 本章年表

1915年

9月 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

1916年

12月26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

1月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同月 陈独秀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京。

2月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

5月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发表。

12月 《申报》副刊编辑、“鸳鸯蝴蝶派”文人王钝根为《中国黑幕大观》作序，提倡“黑幕小说”。

1918年

1月 《新青年》第4卷第1号出版。从这一号开始，改用白话与新式标点符号。同时编辑部扩大，以北京大学教授为主组成编委会，成员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位同仁轮流值编。

2月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发起征集全国民间歌谣。

3月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创刊。

同月 《新青年》第4卷第3号同期刊出王敬轩（钱玄同化名）写给《新青年》编辑的信，以及刘半农答复王敬轩的信，即所谓“双簧信”。

4月 《新青年》第4卷第4号辟“随感录”专栏。

同月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4号。

5月 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

6月 《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出版。其中发表了胡适的论文《易卜生主义》。

10月 北京大学新潮社成立。

11月 在北京天安门庆祝协约国胜利讲演会上，李大钊以《庶民的胜利》为题发表讲演。稍后又撰《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同时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2月 周作人《人的文学》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

1919年

1月 《新潮》月刊创刊，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主编。

同月 《新青年》第6卷第1号以《“黑幕”书》为题，发表宋云彬致钱玄同信以及钱的复信，发起批判黑幕小说。

同月 周作人《论“黑幕”》发表于《每周评论》第4号。

2月 林纾《荆生》连载于17—18日《新申报》;3月19—20日，又在该报连载《妖梦》。

3月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连载于4—5日《晨报》。

同月18日林纾在北京《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蔡元培于同日写《答林琴南书》予以辩驳，发表于4月1日《公言报》。

同月 刘师培、黄侃等编《国故》月刊创刊。

5月4日北京五千学生集会游行，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得到各地学生的响应，“五四运动”爆发。

同月 李大钊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

同月 《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辟“马克思研究”栏目。李大钊在其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6月 上海《民国日报》增辟《觉悟》副刊。

7月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于《每周评论》第31期。此后，李大钊等人对此文开展批评，形成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8月 鲁迅散文诗《自言自语》等文发表于19日《国民公报》，这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散文诗。

1920年

1月 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鼓吹介绍外国文艺思潮。

同月4日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发表于成都《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

同月 北洋政府教育部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白话文）。

3月 胡适《尝试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同月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9月 《新青年》第8卷第1号开始，连续多期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苏革命，讨论社会主义。

10月 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借此在《改造》杂志上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1921年

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会，发起人有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耿济之、周作人、郭绍虞等12人。

同月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出版。本期起由沈雁冰主编。

同月 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陈大悲、汪仲贤、熊佛西等13人在上海发起组织民众戏剧社，提倡“爱美剧”。同年，上海戏剧协社成立。

3月 鸳鸯蝴蝶派杂志《礼拜六》复刊，编者周瘦鹃、王钝根。

5月 《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创刊。

6月 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组成的创造社在日本成立。

8月 郭沫若《女神》由泰东书局出版。

10月12日《晨报》第7版独立印行，定名为《晨报副刊》。

同月 郁达夫《沉沦》集由泰东书局出版。

12月始 鲁迅《阿Q正传》连载于4日至1922年2月12日《晨报副刊》。

1922年

年初 浅草社成立。

1月 叶圣陶等主持《诗》创刊。第1卷第5号起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

同月 《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办，编撰者有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

3月 《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

4月 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在杭州组织湖畔诗社，出版《湖畔》诗集。

同月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由泰东书局出版。

5月 胡适主编《努力周报》创刊。

6月 文学研究会编诗集《雪朝》出版。

7月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冬 蒲伯英、陈大悲等创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1923年

1月 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发起整理国故运动。

同月 王尔德戏剧《沙乐美》（田汉译）由中华书局出版。

同月 冰心《繁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月 《浅草》季刊创刊。

同月 胡山源主编《弥洒》月刊创刊。

4月 张君劢、丁文江等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争。

5月 《创造周报》在上海创刊。

同月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和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发表于《创造周报》第2、3号。

7月 21日《创造日》创刊。

8月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连载于21—22日上海《新闻报》。

同月 鲁迅《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9月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集由晨报社出版。

同月 闻一多《红烛》（诗集）由泰东书局出版。

10月 沈雁冰《读〈呐喊〉》发表于《文学周报》第91期。

12月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0期。

同月 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参加组织新月社活动。

1924年

1月 田汉创办《南国》半月刊。

5月 恽代英《文艺与革命》发表于《中国青年》第31期。

8月 《洪水》周刊在上海创刊。

9月 15日鲁迅作散文诗《秋夜》，为散文诗集《野草》首篇。

9月 高长虹等在北京开展狂飙运动，创办《狂飙》月刊，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又先后改为《狂飙》不定期刊和周刊。

11月 《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

12月 5日《京报副刊》（日刊）创刊。

同月 《现代评论》周刊创刊。

1925年

1月 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发表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

4月 鲁迅编《莽原》周刊在北京出版。

5月始 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发表于《文学周报》第172、173、175、196期。

同月 发生“五卅惨案”。随后，《文学周报》等报刊纷纷发文揭露“五卅惨案”真相，谴责帝国主义暴行。

7月 章士钊在北京将《甲寅》复刊为周刊。

8月 《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编译，鲁迅作前记）由北新书局出版。

9月 鲁迅支持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组织未名社。

10月 陈翔鹤、陈炜谟、杨晦、冯至等在北京组成沉钟社。

同月1日徐志摩开始主编《晨报》的《诗刊》。

1926年

3月 《创造月刊》创刊。

同月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发表于《晨报》25、27、29、31日。

4月 1日徐志摩在《晨报》辟《诗镌》副刊。

5月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6月 17日《晨报》的《剧刊》副刊创刊。

8月 鲁迅《彷徨》由北新书局出版。

同月 沉钟社《沉钟》半月刊创刊。

同月 26日鲁迅离京南下。

1927年

1月 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发表于《洪水》第3卷第25期，开始讨论“文学革命”问题。

7月 鲁迅散文集《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0月 鲁迅由广州赴上海。

11月 方璧（茅盾）《鲁迅论》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

12月 《语丝》迁上海出版。

冬 冯乃超、李初梨等由日本归国，展开后期创造社活动，并提倡革命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