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历史并不算长。从严格意义上说，小仲马的《茶花女》是在中国被译介的第一部法国小说，那是在1898年，由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素隐书屋出版，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两年之后，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女翻译家薛绍徽翻译的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由经世文社刊发，由此而开始了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世纪历程。本书所关注的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绪论中，首先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做一简要回顾，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主要特点做一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第一节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历史回顾

在译介外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方面，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人士始终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与别的语种的同行一起，实际上担负着对整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选择、翻译与传播的工作。法国文学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在世界文学之林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一方面对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译介，无论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宗教文学与骑士文学、市民文学，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七星诗社，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还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或是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无一不纳入他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们关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慢慢打开，中外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有机会与法国文学界、出版界进行直接的交流甚至对话，得以不断加深对法国文学的认识与理解，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令中国外国文学界瞩目的成绩。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和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中国学室曾合作编了一部《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1]，据编者的话，该图书目录收录了从十九世纪末到1993年3月出版的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的书目资料。全书共333页，其中文学书目占209页，包括复译在内，约有1800种。尽管如编者所言，因“我国目前图书呈缴制度不够完善”，所收书目不全，但我们通过该书目，至少可以看到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一个概貌。

从时间上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被译介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较少，且多为零星的译介，比较成规模成系统的译介工作是在八十年代之后进行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对法国当代文学也有持续的译介。从体裁来看，译介最多的是小说，但具影响的传记、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作品也有部分译介。中国翻译界曾有人撰写文章，认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太少，当代作品的译介更是少之又少。但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据不完全统计，被译成汉语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超过六百种，这是法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译介所远不能相比的。在中国，与其他语种的文学的译介相比，法国文学翻译的成绩也是十分突出的。下面，我们分别对二十世纪法国诗歌、戏剧、传记、文学理论和小说的汉译做一简要的回顾与梳理。

一、诗歌翻译

在二十世纪初，法国诗歌在“主旋律开始发生变化，一致主义、立体主义等新思潮破土而出、异军突起的同时，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等诗歌潮流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概而言之，它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五光十色的拼盘式图像，其中先锋派或曰现代派诗歌的萌发在这一时期尤为炫目，它与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躁动异曲同工，交相辉映，汇成了20世纪初叶现代主义宏伟交响乐的序曲”[2]。在这一序曲之外，象征主义继续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后来的发展中赢得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后期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保尔·瓦莱里可以说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瓦莱里与中国学者、诗人梁宗岱有过一段不解之缘，梁宗岱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通过梁宗岱，他感到“中国民族是或曾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3]。他曾给梁宗岱讲解过他的名作《水仙辞》，梁宗岱先生得其真谛，于1928年将《水仙辞》译成了汉语[4]，介绍到了中国。后来，瓦莱里的《友爱的森林》《失去的美酒》《海滨墓园》《风灵》《石榴》《蜜蜂》等诗篇被卞之琳先生陆续介绍给了中国读者[5]。直到19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葛雷与梁栋合译的《瓦雷里诗歌全集》，瓦莱里成了二十世纪法国诗人在中国拥有汉译诗歌全集的第一人。与保尔·瓦莱里齐名，被誉为后期象征主义“双峰之一”的保尔·克洛岱尔与中国读者结识的时间相比之下则要晚得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的一些诗作才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最早是《法国研究》，该刊在1986年第2期上发表了葛雷的《克洛岱尔与法国文坛的中国热》。南京大学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在1991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组评介克洛岱尔的文章，有徐知免先生的《克洛岱尔与〈认识东方〉》和秦海鹰的《中西“气”辨——从克洛岱尔的诗谈起》；在评介的同时，他们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克洛岱尔的一些诗作和散文。

九十年代，除了保尔·克洛岱尔，与中国文化有着特别关系的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修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1997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下，在北京举办了圣—琼·佩斯专题研讨会；1999年10月，又在南京大学举办了“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会上对这几个作家有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对这几位诗人的作品的译介，比较系统的有秦海鹰与车槿山夫妇合译的谢阁兰的《碑》（三联书店，1993年）、管筱明翻译的《圣—琼·佩斯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及杜青钢翻译的《米修诗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此外，还有叶汝琏、徐知免、江伙生等翻译家译的一些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作。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邹琰翻译的《谢阁兰中国书简》；2010年，该社出版“谢阁兰文集”，包括李金佳翻译的《出征》、黄蓓翻译的《画&异域情调论》以及邵南和孙敏翻译的《诗画随笔》；2014年7月23日，历史人文纪录片《灵感之源：维克多·谢阁兰与西安》在西安试映。

在象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法国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法国现代派诗歌由以阿波利奈尔为代表的未来主义和以布勒东为领袖的超现实主义为主流。阿波利奈尔于1913年发表了未来派宣言，成为法国先锋派诗歌的开拓者，并影响了超现实主义。戴望舒是中国最早译介阿波利奈尔诗歌的翻译家之一，他译的《莱茵河秋日谣曲》在中国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徐知免、罗洛、闻家驷、飞白等翻译家都译过阿波利奈尔的诗作，李玉民译过《烧酒与爱情》。布勒东以及查拉、阿拉贡、苏波等一批重要诗人的代表诗作也被陆续介绍到了中国。在法国诗坛有“启明星”之称的雷尼埃，“兼有魏尔伦的音律感和超现实主义的幻觉”的图莱，在1912年当选为“诗歌王子”的保尔·福尔，曾创作长达八千余行的惊世之作《夏娃》的夏尔·佩吉，深受浪漫主义影响、诗风热烈的安娜·德·诺阿伊，富有幽默感的马克斯·雅各布，有“女才子”之称的卡特琳娜·波兹和以风格简洁著称、对人类处境极为关注的于勒·苏佩维埃尔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译介[6]。在罗洛译的《法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钱春绮译的《法国名诗人抒情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徐知免译的《现代法国诗抄》（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李玉民与罗国林合译的《爱的梦呓：法国当代爱情朦胧诗选》（花城出版社，1989年）、江伙生译的《法国当代五人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郑克鲁译的《法国爱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叶汝琏译的《法国现代诗与古典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郑克鲁译的《法国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江伙生编译的《法国当代诗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诗选中，以及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文艺报》《诗刊》等刊物上，除上文所列举的二十世纪法国诗人外，有作品被译介过的还有如弗、勒韦尔迪、蓬热、科克托、艾吕雅、普雷韦尔、德斯诺斯、格诺、塔迪厄、吉耶维克、弗雷诺、夏尔、德·拉图尔迪潘、埃马纽埃尔、博斯凯等诗人。应该说，二十世纪法国诗歌几个大的流派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中文的译介，我们的诗歌翻译家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二、戏剧翻译

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戏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法国戏剧并不逊色于法国诗歌创作。在法国大众中，戏剧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诗歌。有评论说，法国有多少文学流派，就有多少戏剧流派，这一评论并不夸张。但对中国而言，真正产生影响的恐怕只有存在主义戏剧和荒诞派戏剧了。对法国二十世纪戏剧的译介，比较系统的，恐怕也只有这两个流派的戏剧。《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在“戏剧”部分，只收了两条，一条是王维克辑译的《法国名剧四种》（商务印书馆，1935年），均为法国古典戏剧，另一条是施康强等译的《荒诞派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戏剧翻译远不止这两个条目，因为有的条目被编者编排在了有关作家的名下，如巴尼奥尔的《巴尼奥尔喜剧选》（王振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戏剧的价值是在“看”与“听”中，而不是在“读”中体现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的繁荣。法国二十世纪戏剧在中国的译介受到了观众与市场等因素的限制。就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材料看，二十世纪戏剧的翻译兼有研究与实验的目的。存在主义戏剧是与萨特的名字紧密地连在一起的。萨特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戏剧创作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作品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他的剧作《恭顺的妓女》（一译《毕恭毕敬的妓女》）于1955年由罗大冈介绍给中国读者；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萨特戏剧集》，萨特的主要译作均有了中译本。另一位存在主义代表加缪一共写过四个剧本，除《戒严》之外，《误会》《卡利古拉》《正义者》均已译为中文。

荒诞派戏剧的汉译对中国的戏剧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下，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曾出现过一批具有先锋性的戏剧作品。据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介绍，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法国荒诞派戏剧的是程宜思，他于1962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法国先锋派戏剧剖视》。“同年11月，尤奈斯库的名剧《椅子》由黄雨石译出，第一次向中国展示了法国荒诞派戏剧真品”[7]。六十年代初，围绕着荒诞派戏剧，曾有过一场“以政治为第一标准”的讨论。1965年，施咸荣译出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文化大革命”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了“荒诞派戏剧热”，《外国文艺》《外国戏剧》《当代外国文学》相继译介了尤奈斯库的《阿麦迪或脱身术》（1979）、《犀牛》（1980）和《秃头歌女》（1981），贝克特的《啊，美好的日子！》（1981）和《剧终》（1981）。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0年推出了《荒诞派戏剧集》；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第二本《荒诞派戏剧选》。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剧作之外，两部戏剧集中还收有美国的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英国的品特的《送菜升降机》，以及法国的让·热内的《女仆》。

除了存在主义戏剧和荒诞派戏剧，二十世纪法国戏剧界的一些大家的剧作在中国基本没有译介。二十世纪被称为“法国的易卜生”的弗朗索瓦·德·居雷尔、法兰西学院院士莫里斯·多奈、浪漫主义戏剧大家爱德蒙·罗斯当、无声派戏剧代表让—雅克·贝尔内、超现实主义戏剧代表让·阿努伊等剧作家，对中国读者和观众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在六十年代法国风行一时的太阳剧社的一些创作，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见到过中文的翻译。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王文融翻译的爱德蒙·罗斯当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2007年底到2008年初，太阳剧社在台湾举行了《浮生若梦》的绝美演出。倒是诗人兼剧作家的保尔·克洛岱尔，凭借他与中国文化的特殊姻缘，他的《正午的分界》和《缎子鞋》在九十年代分别由蔡若明和余中先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于勒·罗曼的《克诺克或医学的胜利》是在中国译介较早的一部剧作，译者是黎烈文，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1998年，中国戏剧界将于勒·罗曼的《克洛克医生》搬上舞台，由姜文出演主角，一时轰动。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并拥有相当多读者的，是善于将小说、电影和戏剧艺术熔于一炉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一批剧作和电影剧本，如《广岛之恋》《印度之歌》《塞纳—瓦兹的高架桥》《阿邦、萨芭娜和大卫》《音乐之二》《纳塔丽·格朗热》《恒河女子》[8]《伊甸园影院》[9]等在世纪之交相继在中国问世。

三、传记翻译

传记是中国读者非常喜爱的一种文学体裁。传记的翻译受制于一个主要因素，那就是传主的地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各类明星都可以入传，传主的名声越高，越有可能被读者所关注。在中国读者的视野里，自然少不了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拿破仑、戴高乐，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文学家巴尔扎克、雨果，电影明星阿兰·德龙，足球明星普拉蒂尼，天才足球教练雅凯，还有香水女王香奈尔等。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记，在中国都有译本，有的还不止一种，如拿破仑，据不完全统计，从法文译过来的，有十余种译本，有的注重拿破仑的军事、政治生涯，有的则注重拿破仑的私生活，如朱莉埃特·班佐尼的《拿破仑与女明星》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奥克塔夫·奥布里的《拿破仑的私生活》（一译《拿破仑外史》）等。传记的翻译还受时代风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尚，读者心目中的“英雄”或“明星”也有不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国内出现一股“杜拉斯热”，杜拉斯成了读者关注的对象，国内出版社一部接着一部地推出杜拉斯传记，在1999年中至2000年初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出了五种有关杜拉斯的传记，如布洛—拉巴雷尔的《杜拉斯传》（徐和瑾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7月）、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胡小跃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7月）、弗莱德里克·勒贝莱的《杜拉斯生前的岁月》（方仁杰译，海天出版社，1999年9月）、雅恩·安德烈亚的《我的情人杜拉斯》（彭伟川译，海天出版社，1999年9月）和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中国学者也推出了有关杜拉斯的研究性传记，如户思社著的《痛苦欢快的文字人生——玛格丽特·杜拉斯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在翻译成中文的许多法国传记中，有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有的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编撰的“时髦作品”。这样一些作品的汉译，不是这里所关注的对象。

二十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首推安德烈·莫洛亚。安德烈·莫洛亚对传记这一文学体裁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多产，还在于他对传记文学的更新。莫洛亚所写的传记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早在1931年，中华书局就推出了李惟建翻译的《爱俪尔》（一译《雪莱传》）。1936年，傅雷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服尔德传》（一译《伏尔泰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如郎维忠等译的《乔治·桑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程曾厚与程干泽合译的《雨果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艾珉与俞芷倩合译的《巴尔扎克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推出了“莫洛亚传记丛书”，共五种，除收入中国已有译本的《乔治·桑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之外，还有罗国林翻译的《夏多布里昂传》与徐和瑾翻译的《普鲁斯特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曾与笔者联系，准备翻译出版一套“莫洛亚传记”，因为版权问题与对方商研未果而搁浅。进入新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推出谭立德、郑其行翻译的安德烈·莫洛亚的《雪莱传》，2015年推出郭安定翻译的《三仲马传》和谭立德、郑其行翻译的《屠格涅夫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推出裘小龙、王人力翻译的《唐璜：拜伦传》。亨利·特洛亚也是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他的一些传记写得很有特色，已被介绍给中国的有：《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迎晖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冯志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一代暴君——伊凡雷帝》（张志、刘广新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彼得大帝》（齐宗华、裘荣庆合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普希金传》（张继双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契诃夫传》（侯贵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胡尧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巴尔扎克传》（胡尧布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以及《永远的叛逆者：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李广平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等。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的法国传记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中，傅雷最受中国读者推崇。在1933年，傅雷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著《夏洛外传》。在《译者序》中，傅雷交待了《夏洛外传》的作者为菲列伯·苏卜（Phillipe Souppaut），这部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品，而是“以小说的体裁，童话的情趣”写的一部“外传”。《服尔德传》是傅雷译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传记，该书出版后曾多次再版。之后，傅雷又翻译出版了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包括《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部作品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

九十年代末，在二十世纪法国传记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的杜小真、孟华、罗芃。他们以明确的目的、系统的翻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他们联合主编的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译丛共十二种，向中国读者分别展示了阿尔贝·加缪、让—保尔·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福柯、保尔·利科、雅克·拉康、梅洛—庞蒂、乔治·杜梅泽尔、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加斯东·巴什拉尔、罗兰·巴特和西蒙娜·韦伊等十二位思想家的生活和思想历程[10]。

四、文学理论著作翻译

法国的文学理论界向来是最为活跃的，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理论更显多元、开放的特点。对二十世纪法国文艺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伊波利特·泰纳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十分熟悉的，他的决定文学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论广为流传。1949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由沈起予翻译的《艺术哲学》，后来，又有了傅雷的译本。对二十世纪初文学批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柏格森，他的经典著作之一《笑》，“集中阐述了艺术的性质和功能”[11]；1923年，张闻天据英译本转译了这部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法国文学史研究领域自成一派的居斯塔夫·朗松的作品也有一部分被介绍到了中国。另外，像法朗士、阿拉贡、加缪等一些文学大家的文论也有译介，如盛澄华等译的《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法国的文艺理论思潮与哲学社会思潮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极为活跃的加斯东·巴什拉尔，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批评家；又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批评”浪潮中出现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大师吕西安·戈德曼，就是将社会和结构主义引入了文学批评之中。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场新旧批评之争，更是一场超越了纯文艺理论范畴的思想之争。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法国文艺理论和思潮比较关注，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对法国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分析、结构分析、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等一系列文艺批评理论思潮，都有或多或少的译介，一批代表性论著相继被译成汉语。新文学批评理论是译介的一个重点，如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符号的王国》、《S/Z》、《批评与真实》和《恋人絮语》等。上面谈到的社会学批评代表人物戈德曼的理论著作，也有多部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于1956年出版并激起了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议的《隐蔽的上帝》，有蔡鸿滨的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另被译介的还有《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此外，布鲁奈尔的《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罗贝尔·埃斯卡尔皮的《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也有了汉译本。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也不断有新、老文论思想家的作品被翻译或修订再版。以译家史忠义为例，翻译面世的作品就有：热拉尔·热奈特的《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热奈特论文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修订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还有让·贝西埃的《文学理论的原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文学与其修辞学：20世纪文学性中的庸常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以及让·贝西埃等主编的《诗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诗学史（修订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外，还有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过一套“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有关法国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戈德曼、热奈特的著作外，还有朗松的《方法、批评及文学史》、瓦莱里的《文艺杂谈》、萨特的《萨特文论选》和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施康强等人所译的《萨特文学论文集》，集中有不少文章译自萨特的《处境种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康强翻译的《什么是文学？》。萨特的这部论著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有关普鲁斯特，我们可以读到让—伊夫·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桂裕芳、王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和安德烈·纪德、让—弗·雷维尔的有关评论[12]。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主编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包括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看、听、读》、勒内·基拉尔的《浪漫的诺言与小说的真实》、乔治·杜梅齐尔的《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迦》等二十余部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尤其是法国文学爱好者和学生了解法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九十年代，有一批具有特色的法国文学史、小说史或批评史著作译成了汉语。比较有影响的有布鲁奈尔（一译布吕奈尔）等的《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黄慧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20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贝尔沙尼的《法国现代文学史》（孙恒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罗杰·法约尔的《法国文学评论史》（怀宇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和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等。另外还有徐知免、杨剑翻译的米歇尔·莱蒙的《法国现代小说史》（一译《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小说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和冯汉津等编译的《当代法国文学辞典》（以安德烈·布兰和让·鲁斯洛合著的《当代法国文学辞典》为蓝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此外，还有郑克鲁翻译的《爱情小说史》，该书作者为皮埃尔·勒帕普（商务印书馆，2015年）。

五、小说翻译

在世界小说之林，法国小说占有非凡的地位。郑克鲁在《现代法国小说史》绪论中这样评价道：“法国小说在世界小说史上占有数一数二的地位，19世纪如此，20世纪自然如此。19世纪的法国小说与俄国小说共执世界小说的牛耳，20世纪的法国小说则与美国小说共执世界小说的牛耳。”[13]在中国，法国的小说一直被广大读者所喜爱，法国小说的翻译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汉译中的重头戏。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被译成汉语的法国小说具有相当的数量，要想以较短的篇幅对二十世纪法国小说的汉译进行一番全面的清点，看来是不可能的。何况二十世纪法国小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即使对一些佳作进行重点梳理，也难免有所疏漏。笔者查阅了中国法国文学界的几位同行研究法国文学，特别是法国小说的著作，如江伙生与肖厚德的《法国小说论》[14]、张泽乾等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吴岳添的《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柳鸣九的《法国廿世纪文学散论》[15]以及柳鸣九与吴岳添主编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中的几部著作，对二十世纪法国小说的演变与发展脉络有了个基本的了解。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参考上述几位专家的评论视角，以流派为主线，兼及翻译的时间顺序，对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做一有重点的概要回顾。

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共七章，着重介绍了“跨世纪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长河小说”、“心理小说”、“社会小说”、“乡土小说”和“超现实主义小说”；下编共六章，分别为“存在主义小说”、“新小说”、“社会小说”、“女小说家”、“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通俗小说”和“新一代小说家”。另有附录，附录一为“作家及其重要作品译名对照表”。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我们进行了对照，发现郑克鲁在附录中所列举的近一百七十位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家，大部分已被介绍到中国，有的作家的作品不止一部被译成汉语，还有几位名家已拥有汉译作品集或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文学创作中，阿纳托尔·法朗士以其辛辣的讽刺和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而独树一帜。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立场，尤其是他在1905年担任“俄国人民之友社”主席之后，为正义呐喊，为正义斗争，使他比别的作家更有机会进入中国翻译家的视野。法朗士是一个跨世纪的作家，在二十世纪前所创作的主要作品，有《波纳尔的罪行》、《苔依丝》和《鹅掌女王烤肉店》，跨世纪的创作是他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现代史话》，后期的代表作有幻想小说《企鹅岛》、《天使的叛变》和《诸神渴了》。另外，他的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创作也很有特色。上述作品中，除了《现代史话》外，其余各种均被译为汉语。有的作品如《苔依丝》，有多个复译本。据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就开始发表有关法朗士的评介文章和法朗士的部分作品。在二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曾两次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法朗士热。关于法朗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吴岳添曾有过专门的介绍[16]。

在跨世纪小说家中，保尔·布尔热、安德烈·纪德以及沙尔—路易·菲利普与皮埃尔·洛蒂等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在中国均有译介。如布尔热，著名诗人戴望舒在1936年翻译出版了他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发表的《弟子》，四十年代又有杨寿康译的《死亡的意义》及狄宇仁译的短篇小说。纪德是中国文学界特别关注的一个作家，1931年，王了一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从英语转译的《少女的梦》，拉开了译介纪德的序幕；至四十年代，纪德的主要作品如《地粮》《背德者》《窄门》《梵蒂冈的地窖》《田园交响乐》《伪币制造者》等，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著名翻译家卞之琳、盛澄华、闻家驷、陈占元、黎烈文和金满成都译过他的作品，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盛澄华对纪德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译介。2001年是安德烈·纪德逝世五十周年。国内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几家著名出版社相继推出《纪德文集》，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纪德文集》。前者出版了收入纪德大部分叙事作品的《纪德文集》，包括卞之琳译的《浪子回家》，盛澄华译的《伪币犯》，桂裕芳译的《窄门》和《梵蒂冈地窖》，李玉民译的《帕吕德》、《背德者》、《田园交响曲》和《忒修斯》，赵克非译的《太太学堂》、《罗贝尔》和《热纳维埃芙》，罗国林译的《大地食粮》，张冠尧译的《大地食粮（续篇）》，以及施康强译的《乌连之旅》；后者则推出了五卷本的《纪德文集》，分为日记卷、散文卷、传记卷、文论卷和游记卷，其中有罗国林译的《如果种子不死》、朱静译的《访苏联归来》、黄蓓译的《刚果之行》、由权译的《乍得归来》等中国读者熟悉的名篇。译林出版社也以《纪德文集》的名义，于2001年9月推出了徐和瑾译的《伪币制造者》、马振骋译的《田园交响曲》和由权译的《苏联归来》等作品。

二十世纪的法国长河小说备受中国读者的青睐。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充满激情的翻译家傅雷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于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便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有关该书翻译与接受的情况，在本书的下篇，我们将做进一步分析。除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的另一部长河小说《欣悦的灵魂》在七十年代末也被全文介绍到了中国，汉译本叫《母与子》，由罗大冈翻译。另外，在罗曼·罗兰小说创作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长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由许渊冲翻译，于1958年出版。在罗曼·罗兰之后，于193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歇·马丁·杜伽尔的《蒂博一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在中国落户。由郑克鲁翻译的这部多卷长河小说于1986年在漓江出版社出齐；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王晓峰、赵九歌合译的《蒂博一家》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杜阿梅尔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两部长河小说都很成功。五卷本的《萨拉万的生平和遭遇》和十卷本的《帕斯吉埃家族史》在法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在中国，读者更喜爱的似乎是傅雷翻译的《文明》和罗国林翻译的《子夜的忏悔》。花城出版社曾经想把杜阿梅尔的《帕斯吉埃家族史》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但很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只见到该小说的前两卷，由罗国林与李玉民合译，于1986年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其结构而言，自然也可被归入长河小说之列，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翻译的难度很大，它姗姗来迟，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由十五位翻译家合作翻译成汉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亨利·特洛亚是中国读者比较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有多种被介绍到中国，比较重要的有《正义者之光》（分别有李玉民和顾微微、李宝源和陈祚敏的合译本，译名为《巴黎之恋》和《异国之恋》），还有《莫斯科人》（钱林森、许钧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在二十世纪，创长河小说长度之最的是于勒·罗曼，他从1932年至1947年，创作了长达二十七卷的《善意的人们》，但至今，这部小说尚未译成汉语。

法国二十世纪的心理小说在中国译介的并不多，且大多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被介绍到中国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译介比较多的一位，他的《爱的荒漠》《蝮蛇结》《黛莱丝·德克罗》有多个译本，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柳鸣九主编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心理小说有贝尔纳诺斯的《在撒旦的阳光下》和拉迪盖的《魔鬼附身》《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等。新世纪以来面世的贝尔纳诺斯的作品有：《在撒旦的阳光下》（李玉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少女穆谢特》（王吉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如果从精湛的心理分析出发，在此可以提及纪德的作品的翻译，如《伪币制造者》（盛澄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梵蒂冈的地窖》（陈筱卿、李玉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背德者·窄门》（李玉民、老高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纪德的《地粮》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盛澄华的译本（新生图书文具公司，194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与心理小说相比，法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小说在中国拥有更多的读者。郑克鲁在他的《现代法国小说史》第五章“社会小说”中所介绍的一些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作品被译成中文，有的在中国已经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如在上面已作为重点介绍的安德烈·莫洛亚，他的短篇小说经罗新璋的妙笔传译[17]，尤受中国读者欣赏。比较重要的还有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18]，蒙泰朗的《少女们》，圣埃克絮佩里的《空军飞行员》、《夜航》、《人的大地》和《小王子》，马尔罗的《征服者》、《王家大道》、《人的状况》和《希望》，埃梅的《变貌记》、《捉猫故事集》[19]、《侏儒》和《陈尸台》，巴比塞的《光明》、《地狱》、《火线》以及他的短篇小说，勒内·吉约的《丛林虎啸》，凯塞尔的《骑士》，莫朗的短篇小说集[20]，尼赞的《阴谋》，皮埃尔·伯努瓦的《大西洋岛》，巴尼奥尔的《法妮》、《父亲的光荣》、《爱情的时代》和《泉水的玛侬》，埃里亚的《宠儿们》，阿拉贡的《巴塞尔的钟声》、《共产党人》和《圣周风雨录》等，瓦扬的《律令》、《荒唐的游戏》、《325000法郎》和《弗斯特上校服罪了》，巴赞的《绿色教会》，加里的《天根》和《绿林情仇》，多泰尔的《谁也到不了的地方》，维尔科的《病榻前的故事》和《海的沉默》，梅尔勒的《有理性的动物》、《杀人是我的职业》、《倾国倾城》和《瑞德库特的周末》，凯菲莱克的《野蛮的婚礼》，克朗西埃的《黑面包》（四卷），罗布莱斯的《这就叫黎明》、《蒙塞拉》和《威尼斯的冬天》，居尔蒂斯的《夜森林》和《一对年轻的夫妇》（一译《离异》），德吕翁的《大家族》[21]和《宫廷恩仇记》，萨巴蒂埃的《大街》和《瑞典火柴》，尼米埃的《堕入情网的火枪手》，以及博达尔的《安娜·玛丽》等。与这些社会小说有关的，在二十世纪，法国还有以描写大自然和乡村生活见长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有一些被介绍到了中国。最有影响的，要算让·季奥诺和柯莱特。前者的《人世之歌》和《再生草》在八十年代初由罗国林翻译出版。后者的《紫恋》早在三十年代就被戴望舒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另外被译成中文的还有《姬姬》、《流浪女伶》和《茜朵》等。除了季奥诺和柯莱特，我们还可以读到阿兰—傅尼埃的《大个子莫纳》和路易·埃蒙的《玛丽亚·沙德莱纳》等作品。

综观二十世纪的法国小说创作，上面所介绍的这些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传统作家，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所开创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有着继承与延续的关系。吴岳添在《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一书中指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能够用‘现代主义’来概括。这种概括并非否认现实主义文学或传统文学的存在，而只是表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特有的并且占优势的文学”[22]。根据这一视角，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小说，来看一看这些流派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超现实主义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但其小说创作也不可忽视。不过，与其他流派相比，超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译介较少。阿拉贡和布勒东是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但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他们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很少被介绍到中国，目前仅见布勒东的《娜嘉》（董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他们之后，参加过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朱利安·格拉克、皮埃尔·德·芒迪亚格、雷蒙·格诺，以及明显具有超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鲍里斯·维昂的作品，中国读者了解得也很少。就我们所知，目前，维昂的《岁月的泡沫》（一译《流年的飞沫》）、格拉克的《林中阳台》与《沙岸》（一译《沙岸风云》）、格诺的《扎齐在地铁》、芒迪亚格的《摩托车》与《闲暇》等有中译本。201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维昂小说精选（上）》（徐晓雁、蒙田译）和《维昂小说精选（下）》（蒙田、徐晓雁译）。另外，写作颇具超现实主义特色的让·科克托的《可怕的孩子》也有了中译本（王恬译），于201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译介较为系统并成规模的，是存在主义的作品和新小说。有关这一现象，我们将在本书上篇中细做分析。关于存在主义小说，可以说该流派的主要作品均已有汉译本，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萨特的《厌恶》、《墙》和《自由之路》三部曲，加缪的《局外人》、《鼠疫》、《堕落》、《流亡与王国》和《第一个人》，波伏瓦的《人总是要死的》、《女宾》、《他人的血》、《名士风流》[23]和《美丽的形象》等。新小说在中国的评介最早可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据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世界文学》在1961年第11期上发表了有关新小说的评介文章，后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也发表了有关介绍文章。据柳鸣九先生的《巴黎名士印象记》，“我们开始注意‘新小说’派是在六十年代前期，那时，正是‘新小说’发表的高潮时期”[24]。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同，新小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真正与中国读者见面。1979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郑永慧译）。在这之后二十余年里，新小说派的主要小说相继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嫉妒》《重现的镜子》《去年在马里安巴》《吉娜》，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天象馆》《这里》《金果》，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植物园》，米歇尔·布托尔的《变》（一译《变化》）[25]和《曾几何时》等。另外，据说排列组合的可能几近无限的马克·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也译成了中文[26]。

在上面，我们谈到，二十世纪法国小说流派纷呈，色彩斑斓，除了新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这些具有相同创作倾向的创作群之外，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就是其中一位。据法国《读书》杂志介绍，勒克莱齐奥在1994年曾被读者选为最受欢迎的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是一位不愿在文坛凑热闹的“孤独”作家，但他实际上并不孤独。他的作品不仅在法国拥有广泛的知音，在中国也受到读者钟爱。自他的《沙漠的女儿》在1983年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之后，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短篇小说集《少年心事》，长篇小说《战争》《流浪的星星》《金鱼》等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且持续的译介，在本书下篇的第十章，我们有详细的介绍。在法国当代作家中，图尼埃和莫迪亚诺也是两位比较引人瞩目的人物，图尼埃在《世界文学》上曾专门做过介绍，柳鸣九先生曾译介过他的短篇小说，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的《礼拜五或野蛮生活》《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桤木王》都有了汉译本。对莫迪亚诺的译介，也比较多，如《一度青春》《往事如烟》《凄凉别墅》《暗店街》《寻我记》《魔圈》等。2014年，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得以重版；有关该作家的作品翻译与文学贡献，柳鸣九在《诺贝尔文学奖选莫迪亚诺很有道理》[27]一文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之林，女作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了众多的中国读者。除了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及的柯莱特、萨洛特、波伏瓦和杜拉斯之外，已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女作家还有特丽奥莱、尤瑟纳尔和萨冈。艾尔莎·特丽奥莱原籍俄国，是阿拉贡的妻子，马雅可夫斯基的小姨子。她的作品在五十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阿维侬情侣》《人类的愿望》《第一个回合花费了二百法郎》，另外还有《月神园》等。尤瑟纳尔是个“不朽者”，对她的译介，主要是她于198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据我们了解，国内有多家出版社有意出版她的文集，著名翻译家李恒基生前一直努力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东方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史忠义主编的七卷“尤瑟纳尔文集”，包括《哈德良回忆录》（陈筱卿译）、《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等译）、《苦炼》（赵克非译）、《何谓永恒》（苏启运译）、《虔诚的回忆》（王晓峰译）、《时间，这永恒的雕刻家/遗存篇》（陈筱卿、张亘译）、《北方档案》（陈筱卿译）。除了上面东方出版社的文集中的几本外，还有《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姜丹丹、索从鑫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和童书《画家王福历险记》（曹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萨冈是中国读者比较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的成名作《你好，忧愁》令不少中国女作家为之着迷，有多种译本。除了《你好，忧愁》之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还于1987年推出了她的《心灵守护者》（段慧敏译）、《失落的爱》（蕾蒙译）和《您喜欢勃拉姆斯吗？》（方荃译）。1999年，海天出版社又出版了柳鸣九主编的“萨冈情爱小说”，收了几个修订的旧译本，另外还新译了《某种微笑》（谭立德译）和《一个月后，一年之后》（金龙格译）。此外，还有《战时之恋》（张蓉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狂乱》（吕志祥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推出过《某种凝视》（段慧敏译）、《枷锁》（宋旸译）和《逃亡之路》（黄小彦译），2013年又推出《奇妙的云》（戴巧译）、《灵魂之伤》（朱广赢译）以及《豺狼的盛宴》（毕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推出过《平静的风暴》（李焰明译）、《舞台音乐》（孔潜译）、《冷水中的一点阳光》（黄荭译）和《凌乱的床》（顾微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过《毒》（王加译，2010年）和《孤独的池塘》（陈剑译，201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7至2008年间推出过《我最美好的回忆》（刘云虹译）、《无心应战》（段慧敏译）、《淡彩之血》（黄小彦译）和《我心犹同》（张健译）。此外还有一些单行本如《肩后》（吴康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蚂蚁和知了》（黄荭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二十世纪的法国女作家中，在中国最走红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上文我们已经谈到有关杜拉斯的传记的翻译情况，这里需要交待的是，在世纪之交，杜拉斯的出版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热潮，读者热情不减。除了已有七个译本之多的《情人》之外，在1999年底和2000年初，漓江出版社推出了“杜拉斯小丛书”，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杜拉斯选集”（陈侗、王东亮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则从法国伽利玛出版社购买了版权，组织翻译了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二十二种作品，结为“杜拉斯文集”，收录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28]。2005年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了杜拉斯三十余部作品，其中有多种为新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译介中，通俗文学和侦探小说也占有一席之地。有关通俗小说的译介，我们不拟在这里细做介绍，但侦探小说的翻译，有必要介绍一下莫里斯·勒布朗和乔治·西默农这两位作家。早在三十年代，勒布朗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张碧梧翻译的《空心石柱》于1933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在这之后，勒布朗的作品被译介成中文的有几十种之多，“亚森·罗宾探案系列”，至少有十四家出版社先后出过选集或单行本，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西默农也是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作家，他的“梅格雷探长系列”，有十余种被译成了中文，其中的《黄狗》已成为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在读者中广为流传。

第二节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译介的特点

在上面，我们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通过列举的具体翻译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在二十世纪，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引人瞩目的。但在这一译介工作中，翻译家们是如何选择作品，又有哪些因素对整个翻译和研究工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整个译介工作又有哪些特点呢？下面，我们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对上述的这些问题做一分析和探讨。

一、翻译动机和选择

我们知道，翻译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实践性很强。考察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我们看到，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一个翻译家选择一部作品来翻译，都出于某种明确的目的，并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翻译，基本可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形成了三个小的高潮。第一个小高潮是在1919年以后的十余年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在这期间，大量法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包括二十世纪的作品，比如被称为“人道主义斗士”的法朗士，他的主要作品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几乎全部被引入我国。第二个小高潮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这个阶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也给翻译文学带来了良好的时机，一批优秀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被有目的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第三个高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从七十年代末至今，国家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深入发展，翻译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翻译，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的。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发现，影响译者对所译作品的选择，既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也有一些与时代相联系的不同的因素。

在众多影响翻译的因素中，最为活跃的是译者的选择视角和动机，而译者的选择，除了个人的追求和爱好，如艺术上的追求、政治上的追求和审美趣味，还要受到社会、时代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如对法朗士的选择，无疑有政治、艺术和时代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翻译法朗士，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拉伯雷、蒙田、服尔德的光辉继承者，是他把法国传统的民主主义的火炬从左拉手中接过来，保持着它的纯净而旺盛的火焰交到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手里，为今天的法国的战斗文学打下了基础”[29]。在赵少侯翻译的《法朗士短篇小说集》的《前记》中读到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译者的选择立场和标准。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影响超过他在法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中国人民与他在心灵上产生的一种共鸣。傅雷选择了罗曼·罗兰，并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因为他认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30]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动机，在这儿再明确不过。而三十年代初巴比塞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更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回响着正义的呼声。毫无疑问，在社会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译者选择一部作品，往往更为看重作品的思想价值。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在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被译介成汉语的大都是传统的、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求真的翻译动机和需要。

如果说在社会动荡变革年代，求真是主要的翻译动机和社会需要的话，那么在相对自由、安定的时期，求美则是翻译的主要追求。作品内在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是译者选择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时非常重视的一个因素。如盛澄华选择纪德，是因为纪德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因为纪德作品的“艺术中并无咆哮与呼号，自然更无口号。他以纤净峻严的文笔暗暗地道出了人生的诸问题。他作品所发挥的力量是内在的”[31]。卞之琳翻译纪德的《浪子回家集》[32]，是因为纪德在这部书的六篇小说中，表现出了他的典型风格：“极富于圣经体的两重美，灵性的热烈和官感的富丽”[33]。《追忆似水年华》被介绍到中国，编者韩沪麟看重的是这部巨著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表现出了“文学创作上的新观念和新技巧”，而“普鲁斯特的这种写作技巧，不仅对当时小说写作的传统模式是一种突破，而且对日后形形色色新小说流派的出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4]。柳鸣九先生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推出了各种体裁的作品七十种，“唯具有真正深度与艺术品位的佳作是选，并力求风格流派上多样化”[35]。

选择作家和作品加以译介，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因素。若对已被译介的二十世纪法国作家的情况加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两点：一是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家被翻译的作品多，如米歇尔·莱蒙在《法国现代小说史》中重点介绍的作家和作品，几乎已被全部介绍给中国读者。二是获得重要文学奖的作家作品被译介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漓江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了一套“获国际著名文学奖作家作品丛书”，主编吴元迈指出：“事实已经表明，世界各国的各种文学奖的创立与颁发已越来越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不仅对鼓励作家的创作热情、发现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引导读者的阅读、促进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36]从翻译选择的角度看，文学奖的创立与颁发，对译者或出版社选择作品也同样起着引导的作用，像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世纪，法国有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伽尔、纪德、莫里亚克、加缪、萨特、克洛德·西蒙八位作家获此奖；在二十一世纪，又有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些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这里不拟多加介绍。就法国本土而言，其文学奖历史悠久，名目也很多，最重要的小说奖有龚古尔奖、法兰西学院奖、费米娜奖、勒诺多奖、联合奖、梅迪契奖，还有八十年代初创立的保尔·莫朗奖等。二十世纪法国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得到译介，与他们获得这些奖项是分不开的。如龚古尔奖，从1903年评出首届获奖作品、约翰—安托万·诺的《敌对势力》至1999年法国新一代作家埃什诺兹以《我走了》一举夺魁，共有九十七部小说获奖。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在这九十七部小说中，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作品被译成中文。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起，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成了我国出版社和译者的首选对象，每年十一月获奖作品一公布，马上便引进版权，组织翻译，在短时间内介绍给中国读者，如1998年波尔·贡丝坦的《心心相诉》，1999年9月就有了中文版[37]；1999年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在获奖三个月后，就由余中先译成中文。除了文学奖作为选择参照之外，近年来，法国电台、报刊发布的作品排行榜，也是出版部门选择作品翻译的一个参照，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品，这里不再赘述。

翻译作为一项有目的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同时还要受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一书中，在论及翻译批评研究时，指出翻译批评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翻译的诗学层面，二是翻译的道德层面[38]。而所谓“道德”，根据《辞海》，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若我们回头看一看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所走过的路，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柳鸣九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他对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有着深切的体会。在《一个漫长的旅程》中，柳鸣九再次提及了他在《凯旋门前的桐叶》一书自序中说的一段话：“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愈来愈多地接触、认识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佳作，时至今日，对外国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已经咀嚼、体味了一个多世纪，但对外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的接触、认识却要少得多。民族灾难、战争纷争、社会动乱、自我折腾，使得中国人在这个世纪无暇及时追踪外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即使社会条件允许追踪一时，也完全是在政治道德要求与意识形态戒条的禁锢之下。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才得以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下接触与译介外国二十世纪文学。”[39]法国二十世纪的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文学和新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自发的选择与系统的组织相并存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但它也可以是译者个人的一种文学行为，出版社的一种文化产品生产活动。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情况看，我们已经谈过，零星的翻译与系统的组织相并存，零星的翻译，往往是译者个人的一种选择。如傅雷，出于他的爱好与追求，他年轻时对罗曼·罗兰创作的传记情有独钟，于是，他便进行翻译，并自费出版。从对作品的选择形式看，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的翻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追求，看中一部值得翻译的书后，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二是出版社根据自己的选择标准（如今出版社似乎都遵循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双重标准），选定可翻译的作品，请合适的译者进行翻译；三是文学学术团体和文学研究专家从理论的高度，本着借鉴的原则，组织系统的译介。

近三十余年来，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翻译之所以取得较为瞩目的成就，除了得益于相对自由安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和译者所做的努力之外，与国内几家重视外国文学译介的出版社的努力，特别是与法国文学研究会前会长柳鸣九及研究专家的精心组织是分不开的。如《追忆似水年华》这一填补空白的汉译本的推出和工程浩大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问世，就是译者、出版社和文学研究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超时代、超流派”的杰作，它“空前大胆地运用了客观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它强调了知觉过程的相对性；它离经叛道，摆脱了线性时序的束缚；它通过形象、关联和巧合，安排了宏丽的布局”[40]。这部作品，艺术手段独特新奇，笔触细腻至极，作者以追忆为手段，借助超时空概念的潜在意识，凭借现时的感觉和昔日的记忆，通过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立体、交叉地重现似水年华，追寻生命之春。为了表达的需要，作者在创作中充分调遣了独特的句法手段，采用或连绵，或分列，或交错的立体句法结构，句子长，容量大，结构巧，形成了为表达原作复杂、连绵、细腻的意识流动而刻意追求的独特风格。加之作者善用隐喻，比喻新奇、巧妙，给翻译造成了难以移译的重重困难。所以，尽管《追忆似水年华》可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但问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一直无缘与中国读者见面。为了填补这一翻译的空白，译林出版社编辑韩沪麟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了社领导，在八十年代中期将《追忆似水年华》列入了正式出版计划，一步步组织翻译，从选择翻译人员开始，然后制定长达数十页的统一的人名地名译名表、作品人物关系表，组织研讨会，与专家译者探讨作品风格和写作特色，组织审读译稿，甚至为确定作品的译名，组织了专门的讨论，在专家、译者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最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敲定，成了译界的美谈。正是在出版社、译者和研究专家的通力合作下，《追忆似水年华》这一被称为“不可移译”的伟大作品才得以介绍给了广大中国读者。

在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中，新中国成立前的商务印书馆，成立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及漓江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海天出版社也积极引进选题，组织翻译法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此外，安徽文艺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法国大学128丛书”）、作家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等，都做了不少努力。《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等刊物也为介绍法国现当代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它们推出的一些流派或作家专辑，对我们深入与系统地了解这些作家或流派的作品有很大的帮助。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是我国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更是凝聚着主编、数十位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人员的心血。“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由柳鸣九先生主编，系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工程，全书共十批七十种，分别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据柳鸣九先生介绍，这套丛书从1985年开始筹划、编选、翻译，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三十五种，前后经历了十二个春秋。“就规模而言，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套巨型的二十世纪国别文学丛书，就难度而言，它不仅在选题上是开拓性的、首选性的，而且每书必有译序，七十种书的序基本全部出自主编之手”；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将“一个文学大国在一个世纪之内的文学，精选为七十种集中加以翻译介绍，构成一个大型的文化积累项目”，这一工程，对主编来说，无异于“西西弗推石上山”[41]。柳鸣九先生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丛书，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便于中国人对法国现当代文学有直接的认识与了解，二是为中国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三是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做一积累性的工作。在制订计划与确定选题方面，主编也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选入的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名家的杰作巨著或至少是重要文学奖中文学新人的获奖作品，唯具有真正深度与艺术品位的佳作是选，并力求风格流派上多样化，但又要与通俗文学、畅销书划清界限，以期建立一个严肃文学的文库。”[42]

这一视野开阔、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译介系统而有质量保证的大型文化工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篇章。

有组织的译介，对选择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进行翻译，促进研究，为我国文学创作提供养分，繁荣我国的文学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九十年代以来，专家学者与出版社频频合作，系统地译介某一流派、某一作家的作品，使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进一步向深度发展，如柳鸣九主编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和《加缪全集》，郭宏安等主编的“新人间喜剧书系”，吴岳添编选的《法朗士精选集》，译林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加缪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丛书”，中国书籍出版社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品系列”，许钧主编的“杜拉斯文集”和陈侗、杨令飞选编的《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以及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等[4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痴迷于法国新小说派和现代派艺术的陈侗所策划的“午夜文丛”。据陈侗介绍，“午夜文丛”即为法国“午夜出版社作品丛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与法国午夜出版社之间的一项较为持久的合作项目，出版的主要有《逃亡者——克里斯蒂安·加伊小说选》（王战、赵家鹤译）、《工厂出口——弗朗索瓦·邦小说选》（施康强、程静、康勤译）、《高大的金发女郎——让·艾什诺兹小说选》（车槿山、赵家鹤、安少康译）、《女巫师——玛丽·恩迪耶小说选》（姜小文、王林佳、涂卫群译）、《望远镜——新小说新一代作家作品选》（李建新、张放、康勤、赵家鹤译）、《史前史——新小说新一代作家作品选（2）》（余中先、曹娅、曾晓阳、赵阳译）等[44]。此外还有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树》（金桔芳译）、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欲念浮动》（徐普译）和《吉娜》（南山译）、艾曼纽·朗贝尔的《我的大作家》（王金英译），以及《贝克特选集》（余中先、郭昌京等译）等。

三、翻译与研究互为促进

译介外国文学，意义是多重的，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中，翻译总是承担着根本的角色。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翻译什么，引进什么样的作品，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层次的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借鉴什么吸收什么的重大问题。选择一部作品，要求译者对这部作品的各种价值要有深刻的理解，包括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对原作审美价值的领悟，甚至对作品所蕴涵的细微意义也要有着细腻的体味。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译介，离不开研究这一基础，没有系统的研究为基础，选择有时会是盲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是翻译的前提，但反过来，翻译也可以促进研究。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情况看，翻译与研究始终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一般来说，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对这个作家的介绍为先声，尽管这种介绍开始往往是肤浅的、片面的，甚或是错误的。而翻译的过程，也是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了解的深化过程，等作品翻译过来后，给广大不通外语的读者提供了阅读、了解的机会，也为不懂外语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文本，从而有助于深化人们的理解和认识，为日后的借鉴与吸收，丰富民族文化，促进其发展打下基础。

由于翻译与研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不少译著宏富的翻译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研究专家，也有不少研究者因欣赏、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而走上了翻译的道路。通过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在读者的心头，不少翻译家的名字跟某个作家或某个流派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梁宗岱与瓦莱里，卞之琳与象征派，徐知免与克洛岱尔，赵少侯与法朗士，傅雷、罗大冈与罗曼·罗兰，盛澄华与纪德，高行健与荒诞派戏剧，郭宏安与加缪，桂裕芳与莫里亚克，罗国林与季奥诺，王道乾与杜拉斯，等等。

在许多译本中，我们可以读到具有相当研究深度的译序，有的序是请专家作的，是专家的研究成果；也有的序是译者自己写的。这些译本序或译后记，集中反映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具有很高的价值。前者如“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主编几乎为每个译本都写有译序，这些译序，涉及面广，“从普鲁斯特到萨洛特的心理现代主义的发展、从莫里亚克到龚古尔文学奖众多获得者的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巨流、从马尔罗到萨特与加缪的震撼人心的哲人文学、从罗伯—葛利叶到克洛德·西蒙的文学实验‘新小说’”[45]，构成了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一些重要课题的系列研究。后者如郭宏安翻译加缪的作品。郭宏安翻译加缪，是基于加缪深刻的思想和有度而“高贵的风格”。他翻译了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局外人》《堕落》《流放与王国》等重要作品。翻译加缪作品，郭宏安是有其研究作为基础的，但翻译的过程，也是郭宏安对加缪的思想与艺术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他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阿尔贝·加缪卷[46]写的译本前言《加缪与小说艺术》长达一万五千余言，对加缪的小说艺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与分析，为广大读者阅读加缪、理解加缪提供了一把钥匙。

翻译促进研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像对纪德的研究，对罗曼·罗兰的研究，对新小说的研究，翻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应该看到，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有一个不断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如我们在上文提到过，对作家的作品的一般介绍，往往会流于表面，甚至片面。特别是在以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个作家和作品的主要标准的年代，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评价和研究有可能会失去把握，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认识不足，而翻译，则可能有助于改变人们这种标签式的认识方法，让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来全面认识作者。如对纪德，若以政治标准和个人的生活来对之加以评价，往往会把他打入冷宫，但盛澄华通过对纪德作品的翻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针对某些批评家对纪德的恶意批评，盛澄华指出：“法国论纪德者最大的错误在于以法国的文学道德的准绳去衡量纪德，挑拨多于理解。批评家高于作家，批评家所属（党或派）高于批评家自己”；“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他自己的尺与秤”[47]，而作品的翻译，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作品本身，提供了人们认识和研究作家的尺与秤。

在中国，对法国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以翻译冲破偏见和思想禁区，深化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如对荒诞派戏剧的译介，就为人们对之进行正确的评价提供了“尺与秤”。法国荒诞派戏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部分学者的最初认识中，是一种“堕落的艺术”[48]；“在尤奈斯库的戏剧里，点起灯笼火把也寻觅不着与生活真实相关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足迹”[49]。但在二十年之后，当一批荒诞派戏剧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之后，无论是外国文学研究者，还是中国戏剧界，对荒诞派戏剧都有了新的认识。荒诞派戏剧的翻译，无疑为中国探索话剧艺术的多元化，促进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新小说，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以翻译促进研究、拓展视野、深化认识的过程，柳鸣九在《“于格洛采地”上的“加尔文”——阿兰·罗伯—葛利叶》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有过详尽的论述[50]，这里不拟赘述。

普鲁斯特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程。在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被翻译成汉语之前，中国对普鲁斯特的了解很少，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了。正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为人们了解、研究普鲁斯特提供了可能性和广泛接受的机会，起到了对研究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自《追忆似水年华》汉译本出版以来，有关普鲁斯特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文艺报》以及大学学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有近百篇，比较重要的有罗大冈的《试论〈追忆似水年华〉》（《追忆似水年华》“代序”），柳鸣九的《普鲁斯特传奇——〈寻找失去的时间〉》，郑克鲁的《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张新木对《追忆似水年华》的符号学研究系列论文等。另外还有研究专著《经典的诞生——〈追忆似水年华〉文学批评研究》（臧小佳，外文出版社，2011年）和《普鲁斯特的美学》（张新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同时，《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可贵的机会[51]。

研究促进翻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有助于选择有价值的作家加以译介；二是研究有助于拓展译者的视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三是研究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四是研究有助于提高普通读者对作家作品的认识，为译本的接受拓展空间；五是研究可以加强翻译功能的发挥，使翻译作品为丰富译语文化、促进译语文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若考察一下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的情况，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研究对翻译所起的促进作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译介所做的一系列有目的的推进工作。首先，法国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自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几年来，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交流研究成果，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起到了导向作用。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罗新璋主编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以编译介绍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为任务，内容包括现代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文论、代表作以及有关资料，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专题，或以作家，或以流派，或以文学史问题为对象”[52]，为翻译工作者选择作家作品提供了参照。像已经出版的《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阿拉贡研究》《莫洛亚研究》《圣爱克苏贝里研究》等，有力地促进了有目的的借鉴和系统的译介。

四、广泛与直接的交流促进了翻译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特别是当代法国文学的译介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有关流派、作家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觅得，特别是与一些健在的作家，可以尝试着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一些作家已经去世了，也还可与他们的亲属好友建立联系、进行交流。这些条件，是翻译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家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译者与作家直接的交流，无论对选择作品，还是提高翻译质量，都有重大的意义。回顾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作品的翻译都与译者和作家之间的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交流增进友谊、促进了解，更为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法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认识法国文化，都离不开双方的接触与交流，而译者与作家的直接交往与交流，是文学交流和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一批学生赴法国留学，有了直接了解法国社会与文化的机会，在各自的学习研究中，与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学研究专家建立了联系，发展了友谊。如上文中我们多次提及的梁宗岱，他于1925年到法国留学后次年与伟大诗人瓦莱里相识。在他们后来相互的交往中，瓦莱里通过梁宗岱的译诗，渐渐地对中国民族有了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国民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梁宗岱则在对瓦莱里的研究中，发现了他“旅程的方向”，深得象征主义诗歌的真谛，将瓦莱里的不朽名著《水仙辞》等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在整个二十世纪，译者与作家之间的交往，例子不胜枚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交流更是越来越频繁。一批法国重要作家，也有机会来到中国，如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尔、罗兰·巴特、吕西安·博达尔、勒克莱齐奥等，与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进行直接交流。中国译者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与法国作家进行接触交流，如写信、拜访、参加研讨会等，直接推动了翻译工作。如罗国林，在访法期间，拜见了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端木松。在这次访问之前，罗国林原来计划翻译他的小说《上帝及其生平和业绩》，但通过直接交流，最后选定了《流浪犹太人的故事》一书[53]。像罗国林这样的例子不少，直接的交流有利于选择好的作品进行翻译。另外，译者通过交流，更有利于理解作品，特别是遇到作品中的理解难点，可以直接向作家请教，如笔者在翻译特洛亚的《莫斯科人》、博达尔的《安娜·玛丽》、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和《诉讼笔录》、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等作品时，都曾向作者直接请教，他们为译者正确理解原文，把握原作的精神，领悟原作的风格，提高翻译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特别是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言，更为中国读者认识与了解作家作品开启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法文学文化的交流的增多，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界不仅通过交流，选择翻译了一批又一批杰作，更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一些学者利用访法的机会，制订了详尽的计划，对当代法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有目的的采访，如柳鸣九于1981年10月至1982年1月，在法国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学术考察，在考察访问期间，拜访了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格里耶，龚古尔奖得主皮埃尔·加斯卡尔，存在主义文学大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家之友”克洛德·迦里玛，“掌握着龚古尔学院标准”的著名作家艾玛吕埃勒·洛布莱斯，“不朽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现代派文学的‘工匠’”米歇尔·布托尔，以及著名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皮埃尔·瑟盖斯等[54]。这些访问，对柳鸣九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他把握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有关流派、作家和文学现象，有不小的帮助。

应该看到，法国文学，特别是法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政府的文化政策。法国政府为发扬法兰西语言与文化，扩大法兰西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多年来一直采取积极的措施，增进外国学者和翻译家与法国文学界的联系，为他们提供直接交流的机会。如法国文化部拨出专款，设立“奖译金”，每年邀请三十来位优秀的翻译家从世界各地去法国进行为期两至三个月的访问，带着翻译研究或翻译项目，与有关作家、出版家或研究专家进行直接交流。法国有关部门还在南方美丽的历史名城阿尔设立了“国际文学翻译中心”，为各国翻译家在法国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许多便利条件，每年11月还在这儿举行文学翻译研讨会，让各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专家与法国文学界进行切磋、交流。近三十年来，我国有四十多位翻译家和学者获得了法国政府提供的“奖译金”。另外，法国政府还牵线搭桥，为中国和法国的出版社、中国翻译家与法国作家、中法两国的文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提供各种帮助，为中国选择翻译项目、引进版权做了许多促进工作。特别是1991年启动的“傅雷计划”，对法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像商务印书馆组织的两百种“我知道什么？”丛书，三联书店与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及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海天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在此之后出版的一系列当代法国文学作品，都得益于这一计划[55]。

五、一支富有活力的出色的翻译队伍

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质量而言，都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的同行所瞩目，这是我国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求真求美默默耕耘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们怀着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为丰富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法文学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像前辈翻译家梁宗岱、卞之琳、戴望舒、李青崖、赵少侯、黎烈文、盛澄华、穆木天、金满成、傅雷、焦菊隐、罗大冈、闻家驷、李健吾、罗玉君、陈占元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老翻译家继续默默耕耘，翻译介绍法国文学作品，提供精神食粮，如郑永慧、许渊冲、郝运、沈宝基、罗洛等。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翻译的春天，在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中，出现了一批出色的翻译家，像北京的徐继曾、桂裕芳、施康强、郭宏安、罗新璋、沈志明、袁树仁、吴岳添、谭立德、罗芃、陈筱卿、葛雷等，上海的王道乾、林秀清、郑克鲁、王振孙、徐和瑾、马振骋、周克希、何敬业等，南京的徐知免、陈宗宝、汪文漪、冯汉津、陆秉慧、王殿忠、韩沪麟等，武汉的江伙生、张泽乾、周国强等，西安的张成柱，广州的罗国林、黄建华、程依荣、郎维忠等，长沙的佘协斌，洛阳的潘丽珍，广西的黄天源等，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二十世纪法国诗歌、戏剧、小说作品以及文艺理论著作。近三十余年来，在前辈翻译家的积极影响下，经过大量的翻译实践，一批年轻的翻译家在健康成长，像许钧、余中先、杜青钢、王东亮、秦海鹰、罗国祥、曹德明、朱延生、张新木、刘成富、边芹、杨令飞、管筱明、胡小跃、金龙格、董强、树才、李焰明、袁筱一、袁莉、黄荭、刘云虹、高方、曹丹红等，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事业后继有人，前景看好。

在上面，我们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历史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并对其特点做了分析。有关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以及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产生的各种影响，如对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等，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相关的课题，我们在下文中将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