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自然、劳动力和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如果说，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概念，以及近来对此观点的拓宽与发展而做出的努力（e.g.，Arrighi，1994），是朝着生态历史的死胡同走去的话，那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们的生态唯物主义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a）历史的共同进化理论，是由一种唯物主义和人类与自然史的相关概念组成的；（b）价值的劳动理论的生态重要性；以及（c）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了积极唯物主义和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趋势进行理论化的基础。

马克思在1860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达尔文开创性的著作“为我们的自然史观点提供了基础”（Marx & Engels，1936，p. 126）。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有时批评达尔文思想的狭隘性，以及带有马尔萨斯式的“生存斗争”的味道，但他们赞同达尔文的观点，即认为历史是由斗争、适应、转型，最重要的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辩证性的相互影响构成。他们的重大创新之处在于接受并发展了达尔文的自然史观点，此观点认为有机体与环境是同等地相互决定且相互转化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人类的进化包括社会历史，同样也包含自然史。“正如动物器官代表了它们适应其居住地环境的工具”，人类制造体现他们与自然之间积极关系的工具。劳动是“人类特有的生态属性”（Foster，2000，p. 201; see also Engels，1972）。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并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选择去改造环境，相反，人类遵从了自然历史下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那些由以前存在的社会所产生的自然—历史的先决条件（Foster，2000，p. 205）。自然改变了社会，同时也被社会积极地改变着。

这种共同进化的观点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生态批评理论奠定了基础。该理论的核心是价值的劳动力理论和资本的相关特征。与布罗代尔把资本看作是资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1967）认为资本是“一种明确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属于社会的一种明确的历史形式，表现在某一事物之中，并且赋予这一事物具体的社会特征”（1967，vol. 3，p.814）。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明确的社会生产关系呈现出抽象的社会劳动形式——价值实体。由货币代表的价值，变成了资本积累的衡量标准和联系，而资本积累又试图按它的形象重塑世界。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与马克思的生态批评相反的是（e.g.，Bunker，1985），历史资本主义的特殊价值形式是不同于被称为“有价值”的东西的。马克思（1971）没有否认外界自然对人类确实是有用的，前提（从资本的视角）是它的产品没有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的财富结晶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所有的财富都必须被分解成货币形态（pp. 488—889，pp.268—269）。马克思并不赞同资本的价值形式，他的观点是一种激进的批判。事实上，通过穷尽人类与人之外自然的“自然和社会的特征”（Marx，1959，p. 77），价值的积累与“所有财富的最初形式”——土地和劳动力——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尖锐矛盾（Marx，1977，p. 638）。如今，在马克思对资本剥削土地与劳动力的趋势所做的著名批判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拒绝把这两者分离开来。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削远不及它通过劳动力对土地的剥削。考虑到资本的实质是动态的价值，就不会有其他可能，资本的命根子是劳动力从它的社会—生态特殊性中抽象出来。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从生态学上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原因就在于它阐明了价值作为抽象社会劳动（它的社会形式）的价值积累与作为物质过程（它的空间形式）的价值积累之间的矛盾。货币作为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出现，调解着价值的“社会普遍性”同它的“物质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也调解着社会劳动的抽象性与外部环境特殊性以及形成其特殊性的具体劳动力之间的矛盾。货币“解决了”（虽然只是暂时地）这种矛盾，采取的方式是通过从定性的差异化中抽象出有用劳动，这种有用的劳动力是以人类和人之外的自然的物质多样性为条件的——自然是财富的真实来源（Burkett，1999，p. 84）。

货币资本积累是从社会—生态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它允许了，实际上是强迫了对内部与外部自然的激进简化。环境史学家们，诸如沃斯特（1990）和克罗农（1991），认为这种简化是从商品和脱离了价值生产的货币资本的流通角度来解释的——这其实是一种布罗代尔式的观点。而马克思的方法指引着我们思考某一地区特有的商品生产及在更广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无限积累依赖于不断提高的生产力。这就使各种形式的控制成为必要，这种控制会使具体的劳动力和各种生态的特殊性（劳动力只是其中之一）减少到一种“可交换的部分”（see Braverman，1974，pp. 181—182）。另一方面，货币本身会通过强化体现在生产过程的趋势来分解生态的特殊性。戴维·哈维认为“价格依附于特定的物品并以可交换实体为前提，如果这一可交换实体的私人财产权利可以确定的话。”（1993，p. 6）。“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实体，好像它们都可以脱离开它们所属的生态环境。例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考虑鱼依存的水而估计一条鱼的价值”（Harvey，1993，p.6）。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只有地理景观和非人类的有机体在遭受着价值积累的生态冲突。资本主义生产被公认“成为它们自己身体的碎片，……摧残着……[劳动者的]身体和思想”（Marx，1977，pp. 482—484; also 1959，pp. 19—20，pp.75—7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工业病理提供材料和动力的体系。”（1977，p. 484）。

资本是自我扩张的价值，它是在运动中的价值，没有边界。但是使用价值是有边界的（Marx，1973，p. 87）。因为所有的价值都体现在特定的使用价值当中，因为价值规律促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抽象劳动的每一小时都负荷着越来越大量的使用价值以及它的物质前提……资本积累涉及价值积累与物质过程积累之间越来越多的数量上的不平衡”（Burkett，1999，p. 110）。

地理上的问题——首先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城乡劳动分工——现已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价值积累一度是社会关系以及物质进程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从社会的和物质的角度去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果货币是对价值—自然矛盾的社会修复，那么内部扩张（激烈、破碎）以及外部扩张（地理扩张）则构成了对这一矛盾的空间修复。

笔者想指出的是，由于价值的前提条件是直接生产者与土地的分离，并且逐步使农业屈服价值规律，资本原始积累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对立，这早在16世纪就已开始（Moore，2003a）。并且，价值生产的前提是无限扩张，即它的前提条件是“以无限动力超越有限障碍”（Marx，1973，p. 334），它会不断发现自身与价值积累的生态基础处于对立状态，尤其是（不仅是），人类劳动力的社会—生态能力反过来要求城—乡之间辩证的无限扩张。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生态矛盾导致新的、不断扩大的城乡结构产生，以维持资本积累。这种城乡分化的扩大再生产反过来扩大并加剧了城乡之间营养循环链的断裂，也就是说，它打破了维持生态可持续性的必要的和最基本的新陈代谢过程，因为营养从乡村流出，进入城市，但却没有什么力量能使这些营养回流。这就是“新陈代谢断裂”（Foster，1999;2000）或者是马克思（1981）称为“互相依存的社会代谢过程中不可修复的裂痕，生活的自然法则所规定的新陈代谢”（p. 949）。这种自然界与社会新陈代谢中的断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有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时又对其形成制约。正如布罗代尔的循环主义方法论指出的那样，新陈代谢断裂不仅仅是个系统产生的问题，它是价值规律的生态表达。新陈代谢断裂不仅迫使资本—劳动关系无止境地扩大，而且它的前提条件是通过逐步掌控土地使城—乡关系不断扩展。如果城乡辩证关系表达了价值规律的地理因素，那么新陈代谢断裂则是价值规律的生态表达。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念对于阐释全球史与地方史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非常实用，它表述含蓄，在大多数环境史中还未被深入了解。如笔者所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劳动过程——由之土地的物理组织——被彻底（不断地）简化。（这当然是个长期的、不规则的过程）。早在15世纪就已产生，由专业劳动力从事的种植园的单一种植以及条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Moore，2000b； 2003a； 2003b）。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对可持续性来说极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这是因为种植园农业——即使是由大地产者组织而非由资产阶级直接组织——受世界市场控制，世界市场不遗余力地（以灭绝为代价）要求努力降低成本，追求生产过剩最大化。这是价值规律的形成，它要求企业从生物多样性中及所有其他的生态需求中抽象出来，发展到最大限度。

通过强迫提高生产力——这需要技术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各种转型，资本对土地的控制为新型城—乡辩证关系创造了条件，这种城乡关系与封建欧洲的社会关系有极大的不同。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讲，地区性的城—乡关系被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张的城乡关系补充或替换。例如，有人可能会思考，近代早期，荷兰城市与波罗的海之间形成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被沃勒斯坦称为“国际债务偿还”制（pp.121—122）。16世纪，阿姆斯特丹四分之一的谷物需求要依靠波罗的海地区来满足，这就造成17世纪东欧粮食出口地区土地普遍衰竭（Wallerstein，1980）。

总之，在广大地理范围内由原始积累形成的新型城乡结构很快扩展开来，发展迅速，并将生态问题地方化。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生态问题的增多，新陈代谢断裂日益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出现而日益全球化，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重大影响。由于资本主义与土地的关系并不持续，所以注定要不断地开疆拓土，其首要的、也是最佳的选择就是进行地理扩张。这些扩张浪潮是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主义在以后几个世纪连续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开发土地和劳动力的新型手段。其次，内部殖民以及生活与劳动越来越彻底的商品化，虽然能在短期内缓和这一问题，但在长时段的历史当中，地理扩张意义重大（Moore，2000a）。因此，根植于马克思价值观中的新陈代谢断裂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在宏观和微观的地理范围上了解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即世界—经济、世界—生态以及劳动力是如何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当中相互构成，相互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