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体制”（biological regime）与世界—经济

生物体制是布罗代尔提出的鲜为人知的理念，而笔者个人认为这一理念是他所有理念中最重要的。布罗代尔认为（1981），在1400—1800年，一种生物旧体制占据着主导地位，构建了“一套规则、障碍、结构、比例，以及各种关系”（p. 70）。它主要的观点认为“出生数量与死亡数量大致相同；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饥荒；长期性的营养不良；以及可怕的传染病”（p. 91）。生物的旧体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日常生活之结构》（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一书的开头部分——布罗代尔的《文明与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三部曲的第一卷——这一概念是为整个早期现代文明建立“可能性范围”主要结构的一部分。布罗代尔认为，生物的旧体制是一个上限，“其约束着人类生活，使人类生活局限在一个轮廓变化的边界里……在每个时代，甚至是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边界把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区别开来”（p. 27）。尽管它的含义在布罗代尔那里一直都不是很明确，特别是对美国的社会学家们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总试图跳过布罗代尔三部曲的第一卷而直接去阅读后两部，布罗代尔的潜在（或者说是不成熟的）论点依旧认为生物体制的历史以决定性的方式塑造了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18世纪末期是否是欧洲生物体制的分水岭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若没有布罗代尔提出的概念，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生物体制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人口史的同义词。布罗代尔（1980）观点的含义要比人口体系更为宽泛；它包含阶级结构、劳动分工以及粮食史。“所有的人口学，所有的历史，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生活，所有的经济学，所有的人类学（笔者还可以列举很多）都是生物的，也是生物学的”（p. 154）。布罗代尔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多角度解释普遍性饥荒在近代早期欧洲重现的原因。在他的解释中，主要的一点是阶级的不平等。布罗代尔注意到，“富人有他们自己的人口模式”（1981，p. 90）。城乡之间不断加剧的对立掩盖并且强化了阶级分化。正如我们看到的，在16和17世纪的“经济衰退”时期，城市资本重新投资“到了土地上”。不管在何处，“土地改良计划”需要“超出常人的努力”，而且通常都是在“损害农民生活”（p. 124）的前提下实现的。由于不断加剧的贫穷和饥荒横扫整个欧洲农村地区，“农民们需要依靠商人、城镇和贵族才能够活下去，他们很少有自己的积蓄”（pp. 74—75）。农民们沦为“奴隶”（pp. 124—125）。“面对饥荒，他们除聚集到城镇别无他法，他们沿街乞讨，经常在公共场所奄奄一息，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pp. 74—75）。“穷人大军，有时是来自非常遥远地方的穷人”“经常性地侵入”城镇，使得城镇不断采取严厉的措施，比如英国的济贫法案（pp. 75—76）。

布罗代尔（1961）对乡村地区的早期资本主义转变，饥荒，以及在更广意义上的城—乡劳动力分工的论述非常有洞察力，这一论述在他解释16世纪的“价格革命”和粮食史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深化。布罗代尔发现白银革命“毫无疑问地对欧洲的日常生活以及经济基础结构引发了相当大的断裂”——这一观点远远没有被人们了解（p. 177）。布罗代尔与史普纳（Spooner，1967）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价格做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含蓄地把欧洲的生物体制与价格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如果要写一部关于整个欧洲的肉类与动物产品的历史，将会费墨颇多，而这样一部历史头绪太多，但却逐渐地被迫要遵循一种常规的模式。这有可能意味着要研究的粮食史——迄今为止只是一些生动的细节，粮食史几乎从来没有越过奇闻逸事的层面——是一些从来没有被仔细地分类、测试或者比较过的细节。一日三餐吃些什么？卡路里含量是多少？市场价值在哪里？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去关注……毫无疑问，价格的历史仅可以在最初揭示粮食这个“现实主义者的”历史。但是这已经把问题很好地引出来了，或者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分析其他方面时，比如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变化时——译者注），都必须以它为参考。一直以来，困扰人类的典型日常问题就是粮食价格与可供选择的范围。（pp. 415—416; italics added）

 

这里，布罗代尔与史普纳（1967）似乎是在讨论粮食的消费与生产——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商品体系——形成的关键期。“价格的历史”变得与大众日常问题紧密相连，百姓越来越多地受到“共同的发展模式”影响。严格地说，获取和供应每日所需面包既是社会性的，同时也是生物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它们的影响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散播开来。

与许多其他事物一起，生物的旧体制的突出特征——长期的营养不良，是受价格革命的多重因素决定的。从14到16世纪的欧洲，农民和工人的饮食曾经“经历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到了1550年之后，他们的饮食状况就急剧恶化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倒退”（Braudel，1981，pp. 193—196）。但却恰恰是这种倒退的饮食推动了欧洲的发展:

 

1400年至1750年，欧洲是一个庞大的面包消费者，同时有超过半数的欧洲人是素食主义者……只有这种“倒退的”饮食才可以使欧洲负担得起不断增加的人口……人们逐渐淡忘的是，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1750年——面包占很大比例，而肉类只占一小部分……这是饮食恶化的结果，而当我们谈论中世纪时，情况却不是这样。（Braudel & Spooner，1967，pp. 413—414）

 

重要的是，布罗代尔与史普纳（1967）把这种饮食的转变与欧洲劳动力分工的重组，以及直接生产者不断改变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16世纪，不断上涨的谷物价格（相对于肉类）引起了

 

在广阔空间上的畜牧业变革，……在这种转变中可耕地越来越多地被牧场侵占，这种转变一直以来“首要的”当务之急是要能够养活逐年增加的人口。在西欧，给农民艰苦的生活带来调剂与欢乐的牧区变得越来越少了。（pp. 414—415）

 

区域专业化对土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丝毫不逊于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东欧，价格革命导致了“剧烈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与此相伴的是大规模的谷物出口（Braudel & Spooner，1967，p. 377），当然也导致了农奴制再版对剩余产品剥夺的急剧上升（Braudel，1982）。农奴制加上谷物单一种植使得17世纪大面积的土壤衰竭以及边际收入不断下降（Braudel，1961，p. 259; 1981，pp. 122—124）”。

劳动分工不是静止的，它也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生物旧体制末期，18世纪法国的肉类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了大片耕地转化为牧场。（可预见的）结果是“失业，大批的小农阶级沦落为乞丐和流浪汉”（Braudel，1981，p. 196）。社会与生态再一次以辩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正如在《地中海》一书中，周期历史汇聚（conjoncture）再一次进入了辩证的紧张关系中。布罗代尔把生物体制看作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澄清而非掩盖周期历史态势的（conjunctural）转变；与其说他忽视，倒不如说它强调了要关注日常生活。近代早期生物体制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直充满了紧张与压力。“因为在长时段，没有什么是静止的”（1993，p. 147; also 1980，pp. 25—54）。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紧张与压力所指引的三种方向：（a）饮食变革有助于欧洲的（或是资本主义的？）发展（Braudel & Spooner，1967，pp. 413—414）；（b）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发生转变，比如牧场被转化为耕地，这导致了欧洲中心区畜牧业的衰落，而在东欧部分地区以及美洲边缘地区，单一种植却兴起（p. 414）；（c）欧洲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pp. 376，415; also Braudel，1961，p. 285）。布罗代尔的这些见解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更为缜密的，也更加历史化的资本主义与环境关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