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不足的产生

以前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源于一个双重循环的方法，即资本主义的与环境的（Moore，2000a）。笔者的“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吸收了阿瑞基所说的积累的体系循环观点。最终，笔者开始明白这两者是同一个过程——即使有区别——的两个独特的视角。阿瑞基既帮助又阻碍了发展出资本积累与自然生产之统一的理论。一方面，阿瑞基的元理论与方法直指一种统一理论。另一方面，他对价值的笛卡尔式的理解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阿瑞基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其前提是人类与人之外自然之间既积极又疏离的关系，他支持投资于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模式（1994，p.5，p.252，p.284）。正是价值理论，看起来似乎接近于资本把大自然的一切仅仅视为生产要素的思考方式。借用布迪厄（Bourdieu）的语言，这就是阿瑞基少有的“信念”（doxic）因素之一（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这一价值理论与他的本体论观点存在着分歧，他的本体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形成的整体，这个整体通过连续的分析视角浮现，这些视角证明在现代性的形成中有新的相互构成的因素。

阿瑞基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决裂限制而非扩展了其理论的解释潜力。这表现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其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供了一种把“万物商品化”置于人类与人之外自然之间积极关系中的非任意方法。因此，它提供了一种演绎的方法，引出并阐明了资本主义奥伊寇斯的复杂性，同时没有忽视作为其重心的价值关系。其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指出了一个可以详细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生态中危机性质的历史命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之间辨证对立的世界—历史张力。

价值积累——马克思称其实质为抽象社会劳动（1976）——并不是一切。然而，它是建构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累积与循环运动必要的出发点。但笔者发现，我们不可能通过理论上的认可得出这一结论。相反，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导笔者研究商品化的历史，进而研究自然的生产。自然的生产首先是一个劳动过程；它包括知识生产与直接的商品生产。因此，笔者无法看到劳动过程的“社会”因素终止于何处，其“环境”因素又从何处开始。

例如，现代奴隶制——大量社会史的主题，从蔗糖边疆的挖土掘地活动中抽象出来，并无太大意义（Moore，2000b）。事实上，这种劳动动员的形式与随之而来的劳动过程创造了种植园景观。正是通过这种历史关系，笔者开始明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事实：人之外自然的退化是高的、低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对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适应性而言是决定性的。作为历史事实，这不是森林滥伐或地力耗竭导致了一个大商品生产区让位于另一个——比如，17世纪巴西的蔗糖输给了加勒比地区。相反，决定性的关系是劳动生产率，它通过自然生产与资本积累调节（Moore，2007，chapter six; 2009; 2010d）。

蔗糖边疆也不例外。人类劳动与人之外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没有显现出是可以互换的。（即使笔者承认土地和劳动力是财富的“原始资料”[Marx，1976，pp.636—638]）。资本主义从16世纪起源之时起，它的历史就是不间断的商品化过程之一，通过商品化，劳动生产率系统地凌驾于人之外自然的福祉之上。（这是一种谋杀的逻辑，同时也耗尽了劳动力。）所有针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出的绿色异议，是把对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批判误解为一种支持（e.g. Bunker，198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绿色思想的核心是批判工业社会极低效的能源利用率。这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世界—历史过程的绿色革命，从20世纪30年代自美国发端，到60年代的旁遮普，通过恣意挥霍地消耗能源、水、化肥与其他投入，在劳动生产率上取得了划时代的飞跃（Bairoch，1989; Pimentel et al.，1973，2008）。劳动力的“效率”与投入的“低效”是环境批判的主题；由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它们是辩证地相互依存的。从早期资本主义的蔗糖和木材边疆，到漫长的19世纪的煤炭和小麦边疆，资本主义的生态革命不仅是圈占与掠夺自然的“无偿馈赠”的事实，也动员这些无偿馈赠服务于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早期资本主义被18世纪晚期的一场发展中的生态危机所笼罩。虽然阿瑞基关于积累过剩与“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概念是一个准确的描述，但它基本上没有谈及这一过程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场积累过剩的危机，但由生产不足推动。请允许笔者稍作解释。

发展中的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时代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Moore，2010c； 2011a）：生产过剩危机和生产不足危机。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生产过剩危机——商品过多而消费者太少——已经成为资本积累危机的主要形式。对阿瑞基而言，这些是“积累过剩”的危机（1994，p.94）：过多的资本寻求过少的投资机会。然而，把积累过剩和生产过剩联系得太紧密是错误的。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主要的危机趋势是生产不足。虽然确实存在实现问题（realization problem）（商品销售），但那个时代最大的挑战是把劳动力和原材料运进“工厂大门”。例如，热能的运输（主要是木炭）特别重要，但又尤为困难。这个时代燃料密集型产业的历史——特别是制糖和冶金这些商品生产的先锋——是不断寻找廉价能源的地理运动之一（Moore，2007，2010a， 2010b; Williams，2003）。

183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煤炭—蒸汽动力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主要的危机趋势便从生产不足转向了生产过剩。1837—1842年的英美经济萧条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Lloyd-Jones and Lewis，1998; Post，1995）。煤炭—蒸汽动力关系创造了英国的帝国力量与金融力量的合理化和重新定位，实现了双重转型——这是劳动生产率质的飞跃，也是全部自然的质的飞跃（包括人类），自然现在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免费吞并。煤炭、蒸汽动力和资本、帝国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扩大了对边疆的吞并，从而确保了从根本上增加生态剩余（廉价粮食、劳力与投入）。结果，消费市场经历了一次重要的长期扩张。廉价煤炭使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成为可能，其方式大致类似于1945年以后资本主义史上的廉价石油（Araghi，2009）。

真正值得注意的故事是煤炭革命的普遍化如何使陷入绝境的生产不足的趋势持续到目前的局面。“矿物资本主义”在克服早期的生产不足问题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生产不足向生产过剩的过渡是昔日的遗迹，而非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周期性的张力（e.g. Foster，2009; Burkett，2006）。此外，这种方法把不足的领域让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一切极限”理论（Heinberg，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