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方法：联接结构上多变的资本主义过程中的概念形成

《漫长的20世纪》是世界—历史方法综合的关键环节。以挑选相关的“视角”——这些视角源于观察循环和演进的长时段模式——为前提，并把时空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阿瑞基提供了生态史方法的各要素。他的三个问题——什么是累积的？什么是周期的？什么是新的？——与一个关系的和建构主义者的时空相联，在这些方法中提出当今全球环境研究的重大方法论问题：我们如何把生物物理和人类本性结合起来，以及当我们将二者结合之时我们正在做什么？

笔者建议，我们通过摒弃理想类型的自然/社会，即摒弃通过元理论来回答问题的二元论来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沃勒斯坦坚持认为，历史资本主义带来对资本主义理想定义来说一个类似的异议，既来自左派也来自右派（1983）。（请注意，历史并不是指过去/现在的二分法，而是一种研究确定模式关系时出现的方式）这种理想类型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简化了必要的研究，这种研究对于理解散乱和不断演进的关系网络——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是十分必要的。同样，自然/社会二元论把研究简化为长时段中人类与人之外自然累积性和周期性地不断演进的配置，包括当前的危机运动。

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了解它“不断地打乱简单划一的概念框架以及比较精制的理论思考”——这是我们辛辛苦苦构建出来的（Arrighi，2000，p.117）。理论和历史的关系当然是历史社会学卷帙浩繁的文献争论的中心，在此笔者不重复这些辩论。然而，笔者多么希望把阿瑞基关于历史资本主义论述的方法论和理论意义，发展成一个重新思考现代性为一个社会—生态过程与工程的挑战的对话。

如果历史用其自身的方式“打乱”我们的模式，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可以用直接的方法研究特殊性，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涉及概念—历史的任务；第二种方式是历史—概念的挑战。我们将依次探讨这两种方式。

概念—历史的任务意味着直接探寻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帝国主义的概念适合对17世纪世界大国的分析，但不足以解释随后各时期的“新帝国主义”。阿瑞基经常提醒学生们，“帝国主义”这一旗手（signifer）在整个20世纪一直保持不变，但它所体现的一系列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感觉使他得出了关于历史资本主义的概念定义的第一个规则：

在世界—体系分析中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数量上扩大但结构上不变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被摒弃，包括（尤其是）一些概念，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霸权周期，以及作为结构不变性的经验表现的逻辑（2004，p.38）。

“结构不变性”的吸引力找到了超越世界体系分析的牵引力。在与世界环境史密切相关的领域，商业化经常以结构不变性的主要形式出现，市场力量借此对景观造成极大的损害（e.g. Richards，2003; Hughes，2001）。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世界市场并不创造平等。漫长的16世纪的世界市场与今天的世界市场不仅在数量上大相径庭，在质量上也非同日而语。概念上的特殊性与经验上的特殊性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无论是对环境史学家还是世界体系分析家——去重新审视马克思在论及“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特殊的人口规律”时表现出的那种概念—历史的敏感性（1976，p.784）。除了人口，我们能在资本主义各时代中不考虑市场交换、工业、商业公司、阶级结构、帝国主义国家、城市化的特殊的社会—生态配置吗？这一意见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关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各阶段中的战略性社会—生态关系的建立、再生与最终的危机。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概念的任务。一种历史批判法不仅可以考察我们的分类法在何种程度上似乎可以解释社会—生态变化，这样一种直接的和批判的方法也可以询问（如果运气好的话，揭示）我们的概念框架和当代权力结构之间不平衡、多变的一致及破裂（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关系。

这种本能反应的历史社会科学的不平衡发展对重要的环境研究的意义不亚于对政治学的意义，并且对两者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在环境史与世界史中，不可否认，在关于市场首要地位的元理论的坚持（Cronon，1991）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或在资源限制方法（Pomeranz，2000）和石油极限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概念之间，都存在一种简单的一致性。在注意到这种一致性以后，笔者打算重点关注布迪厄（Bourdieu）意义上的概念使用的“反应”之特殊性。此即笔者所谓的历史—概念因素，同时交织着正统和非正统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的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方法（Wackernagel and Rees，1996）——把人类例外论作为一种机械地和单向地加诸一个外部构成的、独特的“环境”——可能是这种直接（本能反应）考察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