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从严重经济困难中走出来（下）

经过一九六一年的调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日益失调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农业生产开始稳住了，粮食产量略有回升。但是，重工业生产从这一年起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钢产量从上一年的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吨下降到八百多万吨，比一九五九年的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还要少得多。煤产量下降到二亿八千多万吨，下降的势头还在继续。轻工业总产值又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原有的生产能力本来没有那么大，由于前几年生产指标太高，机器设备超负荷运转，加上长期失修，损坏严重；工人吃不饱饭，体力不足，劳动积极性也下降。钢铁减产的另一个原因是煤炭供应不足。全国粮食供应的状况仍很紧张，能够用来供应城市的更是严重不足。正如周恩来所看到的，工作任务依然极其繁重，“关键在于明年”。他说：“因为明年的工作不仅对本年有关系，而且影响以后五年，首先是影响到一九六三年回升的问题。”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他立刻督促有关部门研究安排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计划。十二月六日至八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一起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他在会上指出：“明年必须认真调整好，丝毫也放松不得”，而“全面调整、综合平衡”是解决已经出现的几个不平衡的重要方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继续强调明年是“关键年”，“关键在于调整，关键在于集中统一，关键在于领导，关键在于从全面出发，综合平衡”。他说：“对困难应有足够的认识，并应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在工作方法上要抓重点，以问题为中心抓，要抓煤、木材、有色金属及其他，基建要认真排队，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不能分散。”他还提出：要抓定额，抓减人，抓生产和维修，抓基本建设排队，抓增产节约，抓品种质量。十五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说：我们有些搞急了，搞多了，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调整期间今明两年是关键，今后一定要有重点，所有各部门对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都要下马。归根到底是要集中统一，要听中央、国务院的决定。

在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内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他提出一九六二年进行全面调整的八项任务，主要是：一、放下架子。也就是说，要对那种架子大而又不实在、原料和物资都不够的经济结构坚决调整，实行关停并转。二、坚决减人。周恩来指出，这回要下狠心，首先是各部，按工交、基建、财贸、农林水、行政各个口子摸，非要把综合生产能力跟减人的数目定下来不可。三、争取农业丰收。周恩来说：“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那个时候只能是这个数目。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要保证争取明年农业增产。”他还提出，要多种多吃豆类作物；多种多打山区的食品和饲料，“把上山搞粮食当作一个方针”。四、保证木、煤、钢、矿、运五件事，这是“现在工业上最迫切的而且是关键性的”。其他四项任务是：清理物资、保证市场、贯彻各种政策条例、建立新秩序。

面对的任务这样繁重，而党内思想状况却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不少干部对困难仍估计不足，对自己铺开的摊子舍不得收缩，对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有相当多的人对近两年国内出现的困难形势产生消极的埋怨情绪。许多人思想上存在各种疑问，希望中央能够开个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更好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任务。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范围比以往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都广泛，除了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外，还包括地委、县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分两个阶段。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是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并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份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而是直接发下去请到会者讨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了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周恩来也参加这个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又讨论了八天，改了七八遍。

会议前，周恩来忙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会议开始后，周恩来五次参加起草委员会的讨论，逐字逐句地对书面报告的内容和文字进行推敲。他对报告中所列的十二条“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意见：关于执行总路线的经验教训，“要阐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实事求是、多快和好省、数量和质量、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说明几年来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是由于违反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造成的”。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应该说明：“要在基本上保证吃、穿、用的基础上的建设高速度，也就是消费和积累放在适当的比例关系上，才有可能和持久。否则，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要做到既有高速度，又能按比例地发展生产，就必须加强计划性，进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列宁说的：‘经常的、自觉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的话可以加写进去。”他还提出原文中“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所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和原料）”这句话后面应加上“和劳动力”几个字，或者再加上“运输力和购买力”。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周恩来建议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关于集中制的论述，他认为“不够确切”，建议改写为“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和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关于工作方法，建议改写为“一切要经过试验，因地制宜，是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方法，应该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经济工作应该越做越细”。他还建议增写四条基本教训：“一、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过快；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增产节约；三、精兵简政；四、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周恩来所提的意见基本上被吸收到报告中。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的同时，又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怎样产生的呢？刘少奇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去年回湖南调查时，问那里的农民，产生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经过调查后，赞成这个意见。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本来，大会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后准备结束，但是，由于在会议当中许多人纷纷提出意见，还有不少人心里的话没有都讲出来，因此，毛泽东决定延长会议的时间，并且决定后一个阶段的会主要是“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

从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第二天，毛泽东又在会上讲话，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使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

大会期间，周恩来一面继续处理日常工作，一面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小组讨论。他参加福建组的讨论，连续三天听取会议的发言。在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和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听后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小组会上发表讲话。他集中地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账，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脸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作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

“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周恩来的讲话切中时弊，感人肺腑。当年参加会议组织工作的杨波回忆道：“周总理这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引起了到会各地同志的极大反响，一致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内心要求，表示坚决拥护。”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分析国内形势时曾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过了，但是，目前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对这种分析，与会的许多代表感到很不理解。二月七日，周恩来在大会的闭幕会上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他讲道：这主要是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几年来工作经验的积累，使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些建设中的客观规律；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回升；工业的调整工作正在进行；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而充分地估计困难，是为了寻找办法，去战胜它，克服它。周恩来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他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强调：“‘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首先要裁并机构，‘拆庙’，同时‘撤菩萨’。”

周恩来还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的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性；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当年参加会议的陈丕显回忆说：“他那情词恳切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减轻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压力，同时也做了表率，希望各部门、各地能作自我批评，汲取经验教训。周总理的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和思想作风，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育。”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它发扬了民主，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全党的团结。尽管那时大家还不敢批评“三面红旗”，因而不能把困难的原因说深说透，但这次大会对统一思想、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仍起了重要作用。

要顺利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七千人大会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纠正一九五七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种种偏差。在团结知识分子、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方面，他在当时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其他人难以相比的。

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是相当压抑的。自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后，“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又重新戴到广大知识分子头上。“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也在知识分子集中的科技、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部门严重泛滥，表现在：在政策上违反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一些专家学者被当做“白旗”来拔，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极大伤害。

周恩来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份反映清华大学一个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委、总支、支部阅读并讨论，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周恩来看到后，立刻在二十八日晚上召集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负责人陆定一、康生、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张凯、黄中、荣高棠、沙洪、邵荃麟、吴冷西、姚溱等到西花厅开会。他以鲜明的态度批评各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对教育部门，周恩来批评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反对学校中把一切工作成绩归给学生而不提教师的做法。对卫生部门，他指出要尊重和保护医务界的老专家。对文艺部门，他批评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 “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要求与会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回去后“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林默涵后来回忆道：“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 ‘降温’的作用。”会议结束后，大家走出西花厅时，天色已经发白了。

第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又约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进一步分析“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产生这些“左”的偏向的原因。周恩来指出，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针对这个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说：“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但是，由于当时全国仍处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周恩来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贯彻，有些省市甚至不让传达。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个时期的情况时曾说：“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 ‘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又有新的发展。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形势下，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也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偏向，着手制定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新的形势为周恩来采取新的措施来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状况创造了条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党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的要求，周恩来决定从他熟悉的文艺界入手。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问题，研究改进工作的措施。周恩来进行了三天的调查。他不仅看了大批文字材料，同时深入到会议代表中去听取意见。他感觉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人们不敢讲话了，而不敢讲话的原因“和领导有关”。周恩来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经过充分的准备，六月十九日，周恩来为这两个会议作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五子登科”。他说：“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周恩来强调：“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周恩来从强调艺术民主入手，提出许多反“左”的意见，其中，对知识分子问题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周恩来这个报告正如一位与会代表所说：“是在一个长久时期的沉闷的政治空气中打了个惊雷，发人深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揭开新的一页。”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技十四条）。这个文件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左”的错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文件。周恩来在会上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文件，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 “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随后，在周恩来的关注下，中宣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这个草案最初有十条，后来改定为八条。这一系列条例的制定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使他们再次感到春天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越来越突出地感到，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解决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必须首先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扭转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

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在广州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聂荣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下发“科技十四条”以后的有利形势，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代表们集中到广州后，聂荣臻找一些科学家谈心，发现他们的顾虑仍很大。有的人问聂荣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另一个会是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召开的。会前，周恩来要求主办单位进行充分的准备，对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有关各级领导的思想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周恩来从调查报告中，进一步体会到知识分子要求摘去“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的心情是多么急迫。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在北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希望他们在创作上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到广州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会开好。当时，周恩来工作很忙，正在主持起草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本来不打算去广州，请陈毅去给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讲话，但是，广州会议上传来的知识分子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强烈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自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并说：准备和陈毅一起去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意见”。

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看望了会议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三月一日，周恩来约集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明确地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羊城宾馆向两个会议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相比，这个报告着重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周恩来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建国以来知识界取得的根本转变和进步。周恩来在讲话中引用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周恩来认为列宁把知识分子包括在“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内，“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周恩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忙，无法等到会议结束，就赶回北京。三月五日和三月六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接着，他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这些也代表周恩来的激动人心的话，引起了强烈反响。代表们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历史学家周谷城听到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后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做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广州会议后，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全面改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普遍高涨。聂荣臻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文化艺术界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创作出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

三月三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广州会议上的强烈反响，进一步坚定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他在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三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份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由于这些话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来的，并且得到大会的通过，它的分量比平时的讲话更要重得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报告中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周恩来这个报告，从根本上恢复并发展了他在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作的正确估计。知识分子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可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党内认识上的不一致并没有真正消除。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和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毛泽东发表意见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一些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没有阶级观点”；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上当”。面对这种压力，周恩来没有沉默。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文教工作的会议上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他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都是这样提的，“我是代表中央作报告的”。主持这次会议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最后作结论时说：“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但是，这些努力没有能阻止“左”的错误的发展。周恩来感到十分忧虑。林默涵回忆说：“看得出来，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心情很不愉快。”后来，情况果然又出现更大的反复。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因为在大会上难以具体地部署经济调整工作，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这是继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通常被称为“西楼会议”。讨论中发现，当年财政预算中实际上存在五十亿元的赤字，经济形势的困难程度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刘少奇和陈云在会上相继发言，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刘少奇特别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应付“非常时期”的具体办法。他指出，十年经济规划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阶段（大概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目前第一位的任务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听了陈云的讲话后，刘少奇建议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展开地讲一讲，统一大家的思想。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更加全面、透彻地论述他的观点。周恩来出席了西楼会议，完全同意刘少奇和陈云的意见，并建议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在西楼会议期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精简问题。会议对国务院九个口子的精简工作做了安排。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精简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安置，要“先减人，再拆庙，以免人心惶惶”。他建议成立中央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主持，并表示自己要直接过问这项工作。

西楼会议后，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切地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后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和李先念担任副组长，成员有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二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开会，讨论国民经济形势，认真地摆问题。陈云认为，由于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长期计划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画个“框框”也很难。他建议准备在七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先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还是分析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把思想统一起来。

在三月七日的讨论中，陈云提出：对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 ‘伤筋动骨’。重点是 ‘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一旁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这副对联只有短短十四个字，却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工作中必须把保障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首位。正如陈云所说：“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三月八日，中央财经小组继续开会。周恩来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形势问题。他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非常同意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所讲的：把困难估计足比估计不足要好得多。他说：“要鼓励各种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作决定。个人还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一致。”事情很清楚：在依然十分严峻的局势面前，只有下决心采取断然处置，才有可能站稳脚跟，摆脱困境，继续前进。周恩来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他指出：“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本来，在一九六二年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大幅度调整，是周恩来最先向中央提出来的，但那时还是想慢慢转弯。这时，周恩来说：“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究竟怎样转弯呢？周恩来提出八点办法，其中第一点是“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陈云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这一点很重要，插话说：“这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决定中国前途的问题，我们要自觉，我们自觉了就有希望。”周恩来提出的其他办法还有：要“按照当前最急需的安排生产”, “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等。经过几天的充分交换意见和分析情况，大家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三月十二日、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二月二十六日陈云所作的《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三月十六日，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飞抵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同意。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离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召开还有九天。这是一次迟到的会议，本来应该在上一年召开，因为对经济形势一直不摸底，所以拖了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接连两天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认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就在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还不完全认识，在工作中还不能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地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逐步地求得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以后，进行全面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一九六二年的任务，周恩来说：

“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调整工作今年就可以做好。我们应该在今后几年中，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年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够为以后的调整工作打下可靠的基础，就有可能争取较快地完成调整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

周恩来还提出一九六二年调整的十项任务：

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六、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

这种调整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会议讨论中反映出各种疑问。在四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周恩来坚定地回答大家：“这种调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调整不是一切后退，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情况不同，根据按比例的要求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而一切都是为了前进。”

周恩来清醒地看到，报告中提出的有些措施也会在某些方面加重暂时的困难，所以有必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并且把当前的形势和困难坦率地向人民讲清楚，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指出，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他不仅在会上而且在会后都十分重视收集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工作。在全国人代会议结束后不久，周恩来收到的群众来信中，有一封是全国青联一些代表寄来的。他们提出：这些年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发生这么多困难到底是强了还是弱了，怎样解释最困难的时期已基本度过、现在依然还很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青年人继续提出问题，说明他们思想中还存在着困惑。

那时，全国青联四届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尽管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是抽出时间去参加这次会议，和大家进行交谈。周恩来说：“你们要我同你们交换意见，那么好，我也给你们提出一个条件，我回答你们一些问题，你们得反映给我一点意见。”“对我的发言你们要做到四点：一是同意，二是反对，三是补充，四是怀疑，做到这四点才算是民主。我就以你们青联三百多位同志作为民主的据点。”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周恩来着重从认识问题的方法上进行引导。他指出：“我们观察问题要有历史观点、全局观点，还要有长远观点。你们要掌握一点方法，透过现象来看本质。”联系到我们国家现在究竟是强了还是弱了的问题，周恩来说：“什么是最困难的时期，什么是还有困难，我们要搞清楚。所谓最困难的时期，就是当我们还不懂得，有了病还不知道，而且埋伏着一个危险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懂得，情况就会比现在严重。现在我们懂得了，懂得和不懂得到底哪一个强呢？当然懂得强嘛！但治病又是逐步来的，只要治了病，就会强起来。”周恩来的这番话，使大家感到耳目一新。由于精简工作是下一步进行全面调整中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涉及千家万户，和青年们的前途也紧密相关，所以，周恩来较多地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精简中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对人要妥善安置，二是多为大家找出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什么都要变成全民的，有些东西搞得过急了。有些可单独开业的医生应该允许他单独开业，有些家庭教师可以给人家教一点书，过去都搞成全民的就搞死了。”谈到一部分青年不能升学时，他说：“不能升学可以补课嘛，可以由私人办补习学校、函授学校。”他鼓励大家多想办法，但这些办法必须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后，大幅度的精简工作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局面。周恩来细致周到的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楼会议后，繁重的经济工作使身体一向不好的陈云病倒了，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担实际上又落到周恩来肩上。四月上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对一九六二年的计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尽可能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尽可能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来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投资六十亿七千万元降低为四十六亿元。经过这样的调整，一九六二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从原计划的一千四百亿元下调为一千三百亿元。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时认为，国家计委党组这个方案对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不平衡状况仍然认识不够，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按照中央指出的方向进一步暴露问题，没有斩钉截铁地大胆地提出问题”。他要求制定一九六二年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一九六三年和以后几年，如果今年的计划没有缺口，执行情况又好，明年就可以争取比今年有所增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就能够顺利进行。今年有缺口，把库存用亏空了，明年就不能保持今年的水平，甚至会下降。经济上不好过，政治上也不好交代”。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要按照陈云讲的“争取快，准备慢”，还要增加：“争取好，准备差一点”；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过去是在高指标下被迫进行调整，现在是主动地进行调整，“情况如果确实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报告中提出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同时，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十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第三，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一千万人，其中精简职工八百五十万人，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恩来派薛暮桥送到杭州向陈云报告，得到他的同意。周恩来还改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指示》指出：

“这个计划就当年的平衡来说，还有不少的缺口；就今年计划同明后年调整任务的衔接来说，还有不少的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今年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去几年工业和农业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财政信贷和物资之间，国民经济其他各个方面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所造成的后果。这些问题不是一年两年所能解决的，而需要用几年的时间，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才能解决。把这些问题在全党主要干部面前摆出来，使大家对当前国民经济的严重不平衡和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有进一步的认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对困难的情况认识得愈深刻，愈充分，甚至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并没有危险，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更有准备地、更主动地和更有把握地去战胜困难。”

“中央认为，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力争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够多种一些，多生产一些，多收购一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来减轻工业生产建设规模过大、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过多所加给农村的过重负担。因此，当前最急迫的措施，是要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关掉、合并、缩小一批工厂，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起那些用不着的摊子，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愈坚决，愈妥善，我们就能够愈快地改变当前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

问题的症结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也已确定，但是，真正在党内和干部中统一思想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经济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干部，几年来习惯于铺摊子，提高指标，而对财政经济存在的困难仍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仍然下不了大的决心，还在等待观望，缺乏得力的措施。有些下面的厂长议论说：“调整减人，举棋不定，思想混乱，工作被动”，造成企业职工的思想动荡不安。这说明，要把中央的决心化为全党的决心，使大家都接受，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说服过程。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调整工作，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和中共中央《指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零五人，通常被称为“五月会议”。

周恩来在五月十一日的会议上，围绕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了讲话，提出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他指出，中国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扭转好的，只能逐步扭转。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周恩来指出，调整要成为一个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能不够。在调整过程中，首先是恢复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调整。调整的方针是“按照短线，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能一步实现，要逐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这个方针”。周恩来认为，农轻重的次序现在是严重失调，这一点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现在更表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这个关键来调整。这个调整不能以为今年一年马上就绪。生产秩序要就绪，时间要长一些。在七千人大会上决定的指标，尽量要压下来，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站不住。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个艰巨的工作。”“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要翻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周恩来告诫大家：“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在调整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是大幅度精简城镇职工。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人数是二千四百五十万人，一九六〇年猛增到五千万人。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二千三百万人，原来生产粮食的人变成吃商品粮的人。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业生产水平所许可的程度。中共中央下决心把新从农村中招来的职工退回到农村去。这样大的一个调整，又同精简联系在一起，更增加了工作的艰巨性。所以，周恩来在谈目前工作时，以很多时间来讲精简问题。他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二月份，中共中央曾经发出一个通知，决定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加上一九六一年已精简的城镇人口一千万人，一共是三千万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个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周恩来强调这件事情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谨慎。他说：“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个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必须要谨慎从事，不能草率从事。”精简这样大的数目，“决心要大，步骤要稳，工作要细，要负责到底”。

五月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向全党明确地摆出了问题，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针，确定了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薄一波回忆道：“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又比西楼会议深入了一步。有的同志在会上表示，面对困难，要有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把国民经济调整好。”如果不下如此果断的决心，要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来是不可能的。

五月会议在扭转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这时，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落实。为了帮助各地制定和落实具体的调整方案，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分别到各省、市去督促和指导工作，同他们一起共商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的落实措施。

东北是重工业区，大型企业多，情况复杂，是困难特别严重的地方。周恩来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李富春负责华东；李先念负责中南；薄一波留在北京，除处理日常工作外，负责华北的调整工作。

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行乘火车去沈阳，随同前往的有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一到沈阳，他就向管理生活的人员交待：鱼、蛋、肉之类的东西不吃，肉制品也不行，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

在行前，周恩来先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率领包括工交系统的副部长、司局长等八十余人的工作组到东北进行调查，并且向他们提出三点具体的调整方针：一、在整个经济布局上，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二、在工业系统，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三、在机械设备方面，要先辅机，后主机，先维修，后制造。顾卓新说：“我们正是据此调整和安排东北工作的。”在东北地区最困难的任务是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需要精简职工二百万，压缩城市人口三百万。这个问题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都很棘手。再加上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属的几千个小型企业要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一些地方同志总是舍不得。这样，精简工作就难以进行了。所以，在周恩来到东北前，顾卓新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所研究拟定的调整方案一直没有能落实。周恩来到达沈阳后，立刻听取顾卓新的详细汇报。顾卓新后来回忆说：

“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汇报中，总理始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一面记笔记，一面思考。总理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准备工作，随即和东北局及三个省的负责同志，进一步研讨克服困难进行调整的办法。他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并对照全国的情况，分析东北的问题。他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他提醒大家，难道让鞍钢、大庆、三大动力制造、汽车和飞机制造等都停止生产，以保证那些 ‘小土群’、‘小洋群’吗？难道我们对工矿企业和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及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束手无策吗？总理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工作，才说服了大家，落实了调整方案，并要求立即付诸行动。回北京后，我将这次东北地区的全部调整工作，写出一个详尽系统的报告，经总理和富春同志转报中央常委，得到肯定和赞许。”

周恩来在东北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不顾旅途劳累，先后视察了鞍山钢铁厂、沈阳拖拉机厂、长春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合成纤维厂、哈尔滨发电厂、哈尔滨飞机修理厂、齐齐哈尔炮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和特殊钢厂、延边农机厂、延边农学院、吉林化肥厂等地，还视察了各地农村。到鞍钢时，得知接待人员安排他住在新建宾馆，周恩来立刻表示：“楼盖得这样好，全国还有的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

六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一行到达石油化工基地萨尔图（今大庆市）视察大庆油田。这时，正是大庆全体干部和群众以感人肺腑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意志，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每天依靠五两粮食加野菜，战天斗地，进行石油会战的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深深为大庆职工艰苦创业的精神所感动。他们首先看望了正在打井的一二〇二、一二〇三钻井队的工人们。当年陪同周恩来视察的康世恩回忆说：“周总理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总理主动上前紧握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 ‘当了几年钻井工人’, ‘老家在哪里’, ‘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深情地点头，发出爽朗的笑声。”周恩来到职工食堂尝了工人们的菜汤。他还到工人住的地窝子里，因为里面又黑又脏，大家劝他不要进去，周恩来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感动得许多人流下眼泪。周恩来充分肯定大庆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大庆结合实际情况以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他称赞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后来，周恩来把这些特点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十六个字成为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这以后，周恩来又曾多次到大庆视察工作。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中国石油工业迅速发展。一九六三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六百四十七万七千吨，占国内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五，中国从此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同年十二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自豪地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一九六四年，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渤海湾盆地，又相继建立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一九六五年，中国的原油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二千吨，国内消耗的原油以及石油产品实现全部自给。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由于初步统一了思想，又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措施，从全国范围来看，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得到初步扭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内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当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困难趋向缓和时，这种“左”的思想便迅速抬头了。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内围绕农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生产队开始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一九六一年底，安徽一个省就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这个办法。在广东、广西、河南和湖南等省灾情严重的地方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法，极少数地区还出现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周恩来到东北视察期间，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支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刘少奇说，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从东北回到北京。他多次去看望病中的陈云，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陈云讲到，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尽快恢复。周恩来赞成陈云的意见。毛泽东也注意到关于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上出现的这场争论，但他错误地认为邓子恢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是刮“单干风”，搞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他又把这个时期在干部甄别过程中彭德怀申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问题所写的八万言书看作是“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国际上，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和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出现，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忧虑。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在中国的西北边境，苏联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在西南边境上，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在东南沿海，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准备侵犯大陆。这一连串事件更加重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党内的政治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使原来准备在七月召开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发生了变化。

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成立了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陈毅、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陶铸、李雪峰、刘澜涛组成。这次会议，陈云因病请假，林彪没有出席。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到达北戴河。他连续两天组织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交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随后，他又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十七次召集有二十五人参加的城市工作会议，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病了，但他没有时间休息。

八月六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邓小平在开始时本来宣布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是：一、关于农村工作，制定和通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二、关于财贸工作的《市场物价问题报告》和《改进商业体制决定草案》；三、城市工作；四、《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但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根本改变了原定的会议议题。他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一、现在究竟还有没有阶级，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二、对国际国内形势问题究竟怎么看？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这些批评所针对的，显然包括中央常委和中央财经小组前一阶段对形势的分析和工作的部署。

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这几个问题，会议中心小组进行了多次讨论。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形势的估计作了检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过分了”。八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心小组会并谈了他对问题的认识。周恩来说：“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六个矛盾都很重要，很适时。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过去如此，将来相当长时期如此。”对形势问题，周恩来认为“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同时他又强调：“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要肯定成绩。”接着，他列举大量事例说明这一段取得的成就。比如减人，周恩来指出：“五月会议下了最大的决心，在去年精简九百万人口的基础上，今年和明年上半年再减二千万，到七月底已经减了八百九十万，这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大的事全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是因为既有决心，又有措施。这样集中地搞精简，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的地方出了点毛病，随时得到了纠正。”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周恩来说：“主席一讲，就把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头脑清醒了。讲到责任田，我们就要注意，就要分析，都有了警惕。”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北京。

在北戴河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开的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出席了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确定的方针，会议着重讨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错误的结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问题从现在就讲起，要年年讲，月月讲。这对全党的认识和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左”的偏差，从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发展得愈来愈严重，为后来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会议通过了七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几个文件，还对邓子恢、彭德怀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在当时的气氛下，他批评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思想，但认为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他提出要加强党性和党内团结，说：“所谓团结，首先就是大家都应该是一条心，为革命奋斗，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周恩来指出：“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不断地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一个时期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这次主席指出错误有属于认识上的，有属于方向性的。”“属于个别性质的错误，在我们工作中是常有的，要经常提醒，及时改正。中央委员会也好，各级党委也好，讨论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不同意见，要有争论，要敢于批评，敢于提出来。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加以解决。地方对中央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按照组织路线提出来，这是有好处的。我们在工作中总会有缺点的，认识错了就改正嘛。主席提醒我们有些认识上的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注意抓紧各方面的工作。”根据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周恩来提醒大家：“反右的时候还要防 ‘左’。”他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把反右斗争搞到底下，搞到群众中去了。这回就吸取这个教训，反右防‘左’，不搞运动。”周恩来还说，这次全会不仅是对党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且要求大家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把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做好。

整个会议的“左”的气氛对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提出的“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的意见，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提出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周恩来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也这样说：国际斗争还是经常性的，由专门的部门负主要的责任；彭德怀等问题交给审查委员会去审查；“我们大家要转过力量来抓紧工作，把工业调整好，把商业、财政各方面的工作做好，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所以，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计划进行的。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又经过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大家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形势逐步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下定了必须退够的决心，坚持不懈地采取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使农村生产关系退到比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整个经济工作逐步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样，到一九六二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亿斤，比上一年增产二百五十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二，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束了四年连续赤字的状况；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略有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恢复的速度大大超过人们原来预期的目标。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采取的有力措施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为此呕心沥血地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