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真”的道路上实现专业发展

秦红

一位优秀教育家的诞生，一种先进教育理念的产生，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历史性的改革，也给我的教育生涯带来一生的影响，他就是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其“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个“真”字廓清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教育中存在的虚假伪善的尘垢，指明了现代教育最重要最本质的属性，为我专业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涵养，促使我大胆创新、坚持真理、细心探索，躬于实践，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不断迎难而上。

多年的教学和教研工作使我感悟到：中小学政治学科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它有着区别于其他途径的独特的育人价值，更蕴含着一种培养“真人”的使命与责任。因此，作为教研员，适逢二期课改，我携着陶行知先生“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教诲，满心投身于中小学德育课程的教研工作，辛勤耕耘20载，求真知，铸美德，重创造，孜孜不倦，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教研特色。

一、勇于创造，在知行合一中实现超越

陶行知先生说过，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教育者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在实践中，我发现，创新教育理念并不难，只要敢于创造，善于传承别人的教育思想，把它内化融入自己的思想，你就可能创造出自己的理论。

我以评价研究为起点，促使自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到教育学院第二年，我就开始申报上海市青年基金会课题，带着表格去请教市教研员陈少娟老师：我的研究方向可指向哪里？陈老师富有挑战地问我说：评价敢搞吗？这是一个世界难题。我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回答道：“有何不敢？！我就研究评价。”一锤定音，从此，我与评价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99年至今，我一直沉醉于评价研究的新天地，越研究越觉得它有意义，越研究越觉得它深不可测，我和全体课题组教师从思想品德课老教材评价的研究延伸到品德与社会教材评价的研究，从学生的学力评价研究到课堂教学评价的研究，从基础型课堂教学评价的研究到探究型教学评价的研究。基于此，中国教育学会小学德育专业委员会两次把全国会议放在上海召开，我们的评价研究成果也在全国得到辐射与推广。

以科研促教研，促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开拓的研究者。我以评价研究为起点，探索了几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模式；凸显育人价值，探索了有效教学的一些途径与方法；以中小学一体化思想引领，探索分层梯度目标与能力要求；同时，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探索了基于课程与资源开发的教师研修模式。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我的成果分别获全国小学德育研究成果，市学校德育、市德育协会课题成果一等奖、市教科院成果二等奖等。在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十多篇论文，正式出版了六本专业图书。我还受聘为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课题核心组成员。过程中，我从开始对研究的迷惘到现在对研究的老到，从最初五个课题组辐射到全区数十个课题组，从少数人参与的课题组成员扩展到市区众多骨干共同参与的大课题组成员，我与教师们一起从中不断体会到成长的快乐，收获不断求真的喜悦。

二、铸造文化，在合作交流中实现提升

陶行知先生说过，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品质，品质决定命运。我从事的德育课程的研修，以及课程编制审查工作，它作为一种专业活动，首先需要我学会基本的行为规范，然后再超越规范，最后达到“有即无”的忘我境界，即艺术境界。这些工作需要教育教学理论的支持，需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专业对话，需要智慧的相互激发。这里面，不仅有观念层面的更新，有制度层面的建设，更有文化的铸造。

研修文化铸造是促使我在团队中迅速成长的一个有效平台。研修开展的过程，是教师角色、教研员角色、学科专家角色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独特研修文化的过程。为使教师真正释放潜在的能量，我努力改变教研制度，充分挖掘各类人力资源为研修服务，如大学相关学科教师、德育工作职能部门和教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相关学术期刊的编审等。在研修中，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从学科专业理论、学科教学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学科教学活动设计、学科教研论文撰写等诸方面，给予一线学校与教师具体指导，创建了人力资源一体化的研修导师机制，加强了校际、省际的沟通，促进了大中小学的衔接，努力形成充满研究、充满活力、充满人文关怀的研修共同体，一种开放、合作、和谐的教研文化诞生了。在研修共同体的建设中，我是最大的受惠者，过程中我逐渐发展了实践性智慧，积累了工作经验，赢得了合作伙伴，提升了研修品质。

课程文化营造是促使我在团队中不断成长的另一个有效平台。我有幸成为新课程《品德与社会》课程教材编写核心组的成员，参与了七册教材及教参的编写，参与上海市初中《思想品德》《法制教育》成套教材审查，组织开发了十门市网络研修课程。德育课程的编写，需要编审专家、教材组人员和一线教师的团结协作，需要一种基于共同课程理念的合作。这种需要进而生成了一种优秀的课程文化，这种文化凝聚起每一位专家、教师和学生。由于每一位课程编审的教师都是非常优秀、富有个性的教师，因此，在课程编审工作中，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性能力，需要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会让自己的编写意图和审查观点具有说服力。在编审对话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专家听了评审意见不开心，不舒服，因此，多年来的磨合促使我转变思维方式，修炼心理素养，养成了我平等合作、包容理解的心态，探索了合理吸收和学会妥协的策略，睿智地“吹毛求疵”，不仅使得我们的教材更加完善，也促使我得到了众多同行的喜欢和青睐。

三、劳力劳心，在遵循规律中寻求真知

陶行知先生说过，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这句话印证了生活中许多教师从事工作一辈子，也很努力，但是没有实现自己理想中的成就的缘故。我认为，我们需要不断地问自己问题，每个问题都会开启自我探索的门，然后，值得你信仰的东西就会显现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写作上要劳心。记得工作第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吴慧珠教授就给予我一个很好的著书立说的机会，让我与她一起编写一本全国继续教育教师教材《小学教学全书·思想品德卷》一书，当时给我五章的撰写任务。我沿用大学时候习惯的论文撰写思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谁抄的有水平”，我找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书籍，历经两个月，完成了初稿，当我兴致勃勃地把我的文章交给吴教授时，我充满感激与自豪。但过了不久，吴教授把我叫到她家里，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些文章要重写，我不通过。我说：为什么呀？我感觉挺好的，我看了很多文献资料后写的啊。吴教授告诉我说，你很用功，这点很好，但是学术必须用心，撰写专著与论文，仅仅参阅和组织别人的东西，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著书立说要抱着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撰写时一定要把别人的东西吃进去消化后，加上自己的理解再吐出来，那才有它的价值。我恍然大悟。这件事对我之后的学术研究与专业发展影响至深。从此以后，我不仅学习到吴教授认真执着的学术态度，而且学习到要严谨治学，做教育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么多年，我撰写的所有专著和论文，几乎很少直接摘要和引用他人的材料，我习惯于消化、吸收、转变与创新，在学术上坚持有自己的主张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做事上劳心。俗话说，做事有三个层次：工作、事业、使命，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和终生的幸福感。我工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寻找使命的过程，今天，可以说，我找到了我的使命。回想这个探寻的过程中，有很多恩师对我的帮助很大，其中吴铎教授与李春生教授，对我，包括我的团队的帮助尤其突出。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导师，也是我基地的导师。李老师可以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回想李教授每次发言都是慷慨激昂，那是对我们学科的满腔热爱。吴铎教授80多岁，还陪伴我们基地学员学习了六年有余，他和蔼可亲的面容，四两拨千斤的专业功底，真的使我望尘莫及。他们两位曾是上海乃至全国中学德育课程的主编，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学员倾心指导，两位导师指导修订的文本字数比学员写的字数还多，不仅文字上精益求精，还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一种对教育、对学科的使命感，而且我也将像他们一样，为这种使命奉献一生。

四、为教而学，在终身学习中实现升华

陶行知说过，以教人者教己，为教而学。回想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当我工作十年之后，我深切感受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知识输出的状态，感觉到缺乏知识的输入。因此，我报名参加了上海师范大学在职教育管理硕士的学习，这次学习有别于大学的学习，虽然课时不多，但是每一次都能找到理论与实践的一些结合点，促使我对实践工作有了更深的理性思考。2010年，市教委给予我一次难得的去北京师范大学班主任国培学习的机会，这次的学习更使我感受到掌握国内外理论前沿知识的重要性，这对我更好地引领学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如海绵吸水一样，深深爱上了工作中的学习，因为它让我有了学术自信，之后我又产生了读博士的冲动，但由于工作实在繁忙，加上又被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兼职硕士导师，我放弃了全脱产的进修学习机会，在工作中，我与大学教授合作开展项目，向他们学习。我学以致用，拓展大中小学的衔接，把所学所思所得用于自己日常的研修活动中，促使我的研修更加充满智慧。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如今面对我们学科向道德与法治的转型，我将坚持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与我的伙伴们励精图治，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教育使命，为“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而不断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