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任何一场革命都有其历史根据，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寻找到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主客观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917年，在俄国历史上是不平常的一年。先是二月革命的风暴推翻了统治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刚建立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还来不及喘一口气，十月革命又把一个更新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给了俄国，从此开辟了众说纷纭的新的历史征程。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使这两场性质迥异的革命几乎“重叠”在一起？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纯粹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还是同样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答案应当到历史中去寻找。
俄国革命的缘起
历史有时像一块岩石，多少年看上去仍是纹丝不动；有时又像一次火山爆发，瞬间改变了周围的世界。不仅如此，它的变化看起来又那么杂乱、无序和失常，几乎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似乎遥不可及的理想成了现实，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俄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变化正是这样。不论把十月革命颂之为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或者贬之为俄国版的“雾月十八日”，都无法否认这场革命带来的世界性震撼。而列宁正是这场革命的主帅。
那么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1861年2月19日[2]，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俄国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尽管这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但从内容上看这已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通过改革，2000万农民摆脱了农奴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这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巨额赎金则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随着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商品流通的扩大活跃了国内市场，使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从1861年到1891年的30年间，俄国生铁年产量由32万吨增至100万吨，煤炭由37万吨增至623万吨，石油由0.2万吨增至431万吨，棉花消费量由4.2万吨增至15万吨，铁路从1500公里增至3.12万公里，全国产业工人人数从86万人增至143万人。到1900年，生铁年产量已达293万吨，铁路总长达5.3万公里，工业产品出口额也由15亿卢布增至34亿卢布。[3]然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农民不但要向地主偿付巨额赎金，而且大量土地仍掌握在地主手里，农奴制残余仍是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沙皇专制统治以及俄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不但使农民在政治上仍处于被压迫的无权地位，资产阶级享有的政治权利也极其有限。俄国同西方列强以及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犬牙交错，加上国内民族矛盾不断升级，致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危机积聚在一起，集中表现为沙皇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俄国在日俄战争的失败，终于触发了1905年革命的总爆发。
1905年大规模的人民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绵延一年之久的革命浪潮猛烈地冲击沙皇专制统治的根基。这场革命取得了两方面的突出成果：其一，沉重削减了沙皇在民众中的崇高形象。俄罗斯民族历来把沙皇看作“慈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威望。革命发生时，沙皇军队血洗向冬宫和平请愿的平民百姓，酿成“流血星期日”的惨剧后，民众开始失去对沙皇的敬仰、忠诚和信任，转而引发了底层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对沙皇制度的不满，导致革命时机日趋成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5年革命成为1917年革命的先声。其二，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尤其当十月总罢工中出现第一个苏维埃组织后，沙皇政府看到罢工运动蕴藏的巨大能量而不得不向革命人民做出让步，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发表宣言，在这份被称为“十月诏书”的文件中，沙皇允诺给予公民自由，赋予杜马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职能，使俄国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革命失败后，自1906年5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共召开四届杜马会议。尽管国家杜马都被沙皇所掌控，但代表不同阶层政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斯托雷平改革标志着沙皇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政策调整和进行变革的姿态。
斯托雷平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后，为防止革命骚动再起，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严厉措施，200多份报纸被勒令停刊，建立临时军事法庭，很多革命者和反对派成员被处以绞刑（被称为“斯托雷平领带”）；[4]另一方面，推行土地改革，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并把村社份地确认为农民私有财产，即土地私有化。土地改革无疑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俄国进入一个短暂的经济社会繁荣时期。但斯托雷平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又遇到社会上守旧势力的阻挠和抵制，因此当斯托雷平于1911年遇刺身亡后，他的自由主义改革进程也陷于停顿，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特别是当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有的各种危机被激化，直接冲击和动摇了沙皇专制统治的根基。战场上的失利、严重的饥荒、肆无忌惮的投机倒把，以及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农村骚动、民族地区动乱，加上宫廷内斗剧烈，酿成“妖师”拉斯普廷被刺事件。1917年元旦，在冬宫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杜马主席罗将柯觐见沙皇时当面陈词：“我认为国内局势从未这样的危险和紧急，全国范围内的情绪发展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动乱……我预感到会发生可怕的事件，俄罗斯人的心灵在受煎熬。”可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听后竟漠然置之。[5]这一切，表明1916年底和1917年初，俄国已到了“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地步，革命的号角吹响了。
二月革命是一场完全没有组织、没有准备的民众自发革命。自1917年初起，首都发生食品短缺，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供应面包，他们宣称饿得不能干活了。一些党派团体在街头散发传单，游行示威连续不断，抢劫、纵火、行凶事件时有发生。一个偶然的因素也值得注意：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彼得格勒三个月的平均气温比往年低了10℃，到2月，还出现罕见的严寒，食品短缺现象更趋严重，大雪盖住了铁路，装载粮食、燃料的车皮滞留途中，农民难以进城出售农产品，这使首都彼得格勒的粮食和其他物品供应更加紧张。人们通宵达旦，排队抢购面包及其他物品。由于燃料缺乏，许多工厂停工。民众愤懑情绪陡增，随时会引发暴动和革命。2月17日，著名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四天后，工厂被迫停产；22日，工厂大门紧闭，3万多名来上班的工人被拒之门外，工人聚集街头，酝酿起事，其他工厂工人闻声走上街头声援，局势骤然紧张起来；2月23日，是国际三八妇女节，彼得格勒工人包括一批纺织厂女工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学术界普遍把这一天作为二月革命的开端。随后几天，罢工和示威规模不断扩大，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工人打出的主要口号是“给我们面包！面包！面包！”所以这一事件也被称为“面包骚动”；25日晚，政府决定动用武力防止事态失控；26日清晨，全副武装的部队控制了首都，发布公告禁止示威游行，并要求工人复工，拒绝接受复工令的工人将被送往前线；政府的武力镇压措施进一步激怒了工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开始倒向工人一边，自发的工人罢工和示威转变为以士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27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起义士兵和工人占领了多处要塞，形势急剧转变，内阁开始瓦解，政府职能瘫痪；3月2日，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签署了退位诏书，二月革命的风暴，就这样把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埋葬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在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背景下，落后、野蛮、愚昧的沙皇专制统治已完全背离时代潮流，它所面临的各种深刻的国内外危机，已经不能通过自身变革来解决，革命已经不可避免，这一历史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1917年初的俄罗斯，战争已将它拖得精疲力竭，食品紧缺造成民怨沸腾，宫廷内斗频仍，统治集团内部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加上罕见的气候变化，使最初的“面包骚动”迅速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革命。[6]谁都没有料到，短短十多天的进程，不仅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告退位，而且整个君主制王朝也被倾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契合，是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说二月革命是一场自发的革命风暴，并不是说各派政治力量在革命进程中毫无作用，而是说，自发的民众运动完全不顾任何政党的指引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运动的目标和结局完全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政党事先设定的。据有关史料表明，在二月革命中，有影响的主要是两个机构和几个政党。一是2月27日由反对派议员成立的以罗将柯为主席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维持秩序，联系沟通各方，在沙皇政权瘫痪的情况下，临时委员会宣布接管政府职能。二是同一天晚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会议，发表《告彼得格勒和俄国居民书》，声称要“彻底推翻旧政权并以新的人民政府取而代之”，并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作为苏维埃领导机构。在上述两个机构中，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是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对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政治构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二月革命中，也有布尔什维克的身影，但影响和作用微小。其原因，一是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只是一个拥有约2.3万名党员的小党，在首都彼得格勒只有约2000名党员，人数少，组织薄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的两个策略口号[7]未能取得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接受，使党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加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不在彼得格勒，列宁、季诺维也夫等流亡国外，加米涅夫、斯大林等在遥远的流放地，他们与处在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党中央俄国局没有什么联系。远在瑞士苏黎世的列宁根本没想到俄国会发生革命，3月初他在报纸上看到彼得格勒发生革命的消息时还半信半疑，而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被证实后，列宁立即就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并开始世界革命的机会来到了。于是，他着手准备回国，并重新考虑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即转向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3月初开始，列宁就筹划如何尽快返回俄国，投身这场给资本主义毁灭性打击的战斗中去，并直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缔造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名著名的政治流亡者，他想回国闹革命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寻求过几个回国方案，最终选择了取道德国经瑞典再乘火车返回彼得格勒。经过周密筹划，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俄国政治侨民一行30人于4月3日回到了俄国。[8]当列宁走出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时，受到几千名工人和士兵的欢迎，在车站广场上，列宁登上一辆装甲车，向欢迎人群发表演说。当然，列宁乘坐密封车厢途经德国回国一事受到当时资产阶级报刊的诬陷和攻击，也遭到一些群众的误解。但无可争辩的是，列宁的回国，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四月提纲》的是是非非
列宁回国的第二天，即4月4日，他来到塔夫利达宫，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做了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一报告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策略转变的标志并被载入史册，然而在当时，这一报告受到党内外猛烈的质疑和抨击。列宁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目前俄国局势的特点是革命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9]据此，他提出将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当时的俄国，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统治，但临时政府不愿退出战争，不但使原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而且国家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更趋加剧。许多工厂停顿，工人失业，大批农民被征入伍，土地抛荒。6月，俄军在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中惨败，使民众的厌战情绪高涨，饥荒在城乡蔓延，军队士气低落，士兵逃离战壕。有资料表明，两周内，俄军在这一战役中，由于缺少装备和弹药，死伤和被俘官兵达40万人，战线往后退了200多公里，另有10多万士兵开小差逃离前线，临时政府威信受到重挫，社会秩序极不安定。[10]革命胜利后，俄国政坛出现了十分混乱的景象，一方面，俄国成了当时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亮相，宣示各自的政纲，争取民众，它们之间纷争不已，但谁都无法控制局面、克服危机，政治生态极其复杂。临时政府软弱无力，频频换马，地方苏维埃虽然拥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但其内部也争执不休，“两个政权”（或叫“两个权力中心”）的出现，是各种社会力量分化、组合、争斗、妥协的结果，这加剧了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二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开始公开聚集力量，开展活动。但由于党员人数较少，又缺乏有权威的领导人，在对待临时政府、对待世界大战以及对待苏维埃的态度上，领导层内部和各级组织之间意见也不统一，大体上说，他们打算承认民主革命的成果，对临时政府采取有限度的支持和合作的态度。3月中旬，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此时，二月风暴已经过去，政局渐趋稳定，两个政权的格局初步形成，加米涅夫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强，逐渐形成了对当时局势、政策倾向和革命前途的主导性观点。这就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因此，布尔什维克应给予临时政府有条件支持的立场；在苏维埃内部，则趋向于与孟什维克联合和重新统一。
一开始，列宁对国情和局势的判断与党内其他人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的。回国前夕，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列宁写到：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因此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11]当然，在其写给友人的信中，还可以看到，他认为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等人掌握的政权，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但俄国革命不会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将转向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条道路上，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贫农，以及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见，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前途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还比较朦胧。回国后，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对形势的估计和革命路径的选择已表露得相当明确。他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沙皇专制统治的崩溃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已告完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布尔什维克要把目前的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又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激进口号，以上这些判断组合成一套完整的策略方针。
《四月提纲》在党内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对列宁提出的从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激进方针毫无思想准备，提纲不仅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相悖，也否定了列宁本人在1905年革命时期提出的策论。一时间，列宁成了众矢之的，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孟什维克责难列宁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顾俄国的基本国情，妄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硬要把革命车轮驶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的提纲是在说“梦话”[12]；波格丹诺夫认为列宁提出的方针是“精神病人热昏的胡话”；策列铁里批评列宁奉行分裂主义路线，并强调俄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转折的客观条件，因为马克思的理论认为，“革命不可能实现从半封建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跳跃”。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是一片反对声，许多党员认为这是列宁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俄国生活而提出的“乌托邦式”计划。加米涅夫认为列宁对当前形势估计错误，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提纲，因为“政权不在苏维埃手里，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可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4月8日一次党的会议上，列宁的提纲被交付表决，结果以13票反对、2票赞成、1票弃权而被否决。[13]布哈林回忆说，当时一些党组织和党员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对于被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14]但列宁坚守并捍卫自己的观点，毫不退缩，并不断宣传、解释和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终于取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为推行其新方针扫除了障碍。
对《四月提纲》的争论，不只是当时的一项具体策略方针之争，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涉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社会革命的重大问题，因此，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还斥责布尔什维克说，俄国工人阶级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执掌政权的地步，如果谁在无产阶级没有准备好时便过早地“将政权强加于它”，只能意味着把无产阶级“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15]苏汉诺夫认为列宁提出了“关于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由于对俄国社会经济条件完全缺乏分析，他断言列宁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16]考茨基也以“经济分析”为名，著文抨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催生的是一个“早产的婴儿”，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17]直至今日，一些中外学者仍然在争论《四月提纲》的是非，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基本观点，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时，就会酿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才趋于成熟，但还必须有主观条件的结合，社会革命才得以发生。列宁也曾多次提及这一点，例如，1911年巴黎公社40周年时，他在《纪念公社》一文中写道：“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18]那么，1917年前后的俄国，这两个条件具备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20世纪初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俄国凭借某种后发优势，开始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步伐，社会思想随之活跃，工人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陆续兴起，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俄国仍然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工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强，但农奴制的残余和农民的极度穷困，以及对西方资本的严重依赖，极大地制约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资产阶级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政治力量。全国五分之四是农村人口，大多数农户生活在贫穷、封闭的状态，俄国仍是农民的王国。工业的发展使工人数量增加，但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300万产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2%，工人阶级生存条件恶劣，工人的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都远不及西欧国家的工人阶级。经济不发达，文化水平低下，7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加上政治上专制统治依旧，工人、农民包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均无民主权利可言，结社、集会、游行、罢工都属非法，所有反对党社团都不容许合法存在和活动，遂使社会政治危机日益显露。因此，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走上政治舞台后，尽管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党内两派都是认同的，他们都认为当前的革命将是一场推翻沙皇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强调无产阶级应当肩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并在胜利后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敌对的态度，以便继续推进革命，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孟什维克则在领导权问题上含糊其辞，他们主张与资产阶级采取有限合作的温和态度。
早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争得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他主张，布尔什维克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要“用平民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但这只是党的最低纲领。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应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并用激进的手段将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直至达到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标。应当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明确提出的无产阶级要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同一时期，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也对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有明确的论述。可见，时代的发展，已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看到了俄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所显现的力量。问题在于，既然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那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后，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呢？是任凭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或者通过政策法律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通过不断革命，直接将资本主义送入坟墓？须知，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就告诫工人政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并明确表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9]可见，列宁、托洛茨基的论述，不但回应了时代的呼声，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义的，只是由于1905年革命的失败而未能付诸实施。
应当承认，列宁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要坚持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然而，列宁长期流亡国外，俄国的实践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对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敌我友力量的配置以及革命的步骤、前途等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论述；从总体上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民主革命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20]这也许是列宁在这场争论中备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看来，《四月提纲》所提出的转变革命方针在理论上是欠缺依据的，确有理想主义和超越历史阶段的问题。可是，此刻当务之急不是搞清楚理论上的是非，而是行动，列宁的信条是先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当革命行动提上了最重要日程的时候，人们需要的是坚定的信念和灵活正确的策略，这样才能够在混乱的局势下运筹帷幄，掌握主动。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革命才会发生。俄国的问题在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有大量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领导革命的，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那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领导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由此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有没有它的合理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只能得出当时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因而发动社会革命还为时过早的结论。其实，列宁不是不知道社会革命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前提”，也不是不了解俄国的基本国情。但此刻，当革命已在敲门的时候，他需要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激进的革命方针，提出一个能鼓舞中坚分子士气并能动员民众的策略口号，所以他对《四月提纲》所提出的革命方针转变没有也无法在理论上予以阐释，即使在1917年七八月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书稿中，他也只是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未来社会的图景，而没有论述俄国革命转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直到六年之后，列宁在病床前特地要工作人员找来著名的孟什维克尼 · 苏汉诺夫七卷本《革命札记》，翻阅该书后，他口授了《论我国革命》一文。文中他坦率地承认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但他强调，在危机逼迫、风雨欲来的形势下，革命时机已经到来，已具备夺取政权的“政治前提”，机不可失，投入战斗才是唯一的出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在批判苏汉诺夫等人时他还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21]列宁临终前口授这篇文章，说明他头脑深处一直萦绕着这个难解的问题。从哲理上说，每个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一点容易理解；从政治学原理上说，他承认当时确定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不是基于对俄国基本国情的分析，而是革命行动的需要。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懂得，革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学理辩论的产物”，而是行动，因为只有千百万民众的行动，革命才能成为“历史的火车头”。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在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并百分之百能取胜的时候才发动的。是实践产生理论、检验理论，而不是理论塑造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落后的俄国可以率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历史发展有自己的逻辑。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证明，恰恰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爆发革命，而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社会矛盾激化的国家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在俄国、中国这样的大国取得了胜利，共产党成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显然，这里争论的焦点不在于社会革命要不要具备“客观物质前提”，而在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些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队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当这些国家社会矛盾极度尖锐而出现革命时机时，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否大胆地领导革命、去夺取政权并使自己成为执政的党？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一个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敢于走上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用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便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区别所在。列宁指出，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更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22]这些话是很中肯的。
如此看来，列宁的《四月提纲》，并不是学究式地探讨革命的合理性，在当时的背景下，领袖人物不是急着去解释革命原理，而是要给革命党一面旗帜，用它去动员群众、指导行动，这是《四月提纲》的意义所在，也正是革命合理性的所在。实践已经裁决了争论的是非。如今，有的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咎于俄国当年不具备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追究其在理论和决策方针上的失误，是没有道理的。70多年前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和后来的苏联解体，是由不同条件下的“历史合力”造成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四月提纲》公布后，提纲确定的激进方针首先得到尚处在革命高潮中的普通工人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支持，但党的高层仍有不少人反对，至1917年4月下旬召开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时，加米涅夫仍声言：“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丧失了实行民主的一切可能性还为时过早。”李可夫也说：“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来完成这项任务。”经过激烈的争论，代表会议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列宁的提案，虽然如此，列宁毕竟可以凭借党的决议推行他的新方针了。
那么，布尔什维克何以能在力量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呢？
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秘诀
《四月提纲》作为新方针被全党接受后，布尔什维克党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国内政坛上逐渐成为一支活跃而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一转折普遍被认为是列宁独特的个人品质和巨大的影响力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革命党，造就了这样一个革命领袖。1917年的俄国，处于大动荡的年代。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俄国作为参战国，无论沙皇政府还是临时政府，都被绑在战车上，疲于奔命，国力衰竭，民怨沸腾。在当时，广大民众的主要诉求，一是停止战争，找回和平；二是战胜饥荒，保证面包供应；三是农民要获得土地。但临时政府无法满足民众的所有这些要求，加上政坛争斗频仍，无政府状态滋长，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加速了革命危机的形成。
在俄国革命中颇具盛名的托洛茨基[23]，在国外流亡十年后，于1917年5月初回到彼得格勒。不久，他就宣布赞同并接受列宁《四月提纲》提出的方针，并率领“区联派”成员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从而壮大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
在同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政权问题成为此次大会的主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据代表的大多数席位，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支持临时政府，只有布尔什维克仍坚持“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立场。由于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6月18日彼得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游行中，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逐渐取得优势。然而，7月初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彼得格勒数十万工人和士兵在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失控，变成大规模的骚乱。临时政府在苏维埃支持下，调动军队平息了这一事件。随之，布尔什维克作为骚乱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受到取缔而转入地下，列宁也不得不避居到靠近芬兰边境拉兹里湖畔的一处草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被起诉并被投入监狱。俄国政坛上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布尔什维克处境艰难，但党的基本方针未变。七月事变后，鉴于苏维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掌控，并组建以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为总理的联合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形成严重对立，列宁认为临时政府已实施“军事专政”，苏维埃又成为临时政府的附属物，“两个政权”局面已告终结，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于是，布尔什维克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事实上，新组成的临时政府仍是各派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仍然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它既没有掌控局势的军事实力，又没有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一旦局势变化，布尔什维克就能东山再起。七月事变后，俄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军队一些高级将领呼吁恢复秩序和纪律，社会上也有人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临时政府面临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竟然决定任命科尔尼洛夫[24]为俄军总司令，企图依靠这个右翼将军拯救军队和临时政府。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率部向首都彼得格勒进发，并对克伦斯基发出“通牒”：“宣布彼得格勒戒严；把全部权力交给他；包括总理在内的内阁部长全体辞职”。这无异于是一场军事政变。此刻，克伦斯基政府陷于危难，只得求助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积极动员工人加入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行列，从而进一步唤起基层民众的革命激情，也使布尔什维克摆脱了七月事变后的困境。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失败后，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9月，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改组，布尔什维克占了优势，托洛茨基被选为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随后50多个城市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都占据多数。这标志着苏维埃左倾化，夺取政权的时机正在向布尔什维克靠近。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适时做了策略调整。一是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鉴于临时政府已经成为革命的障碍，且已失去革命和平转变的可能，遂明确提出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新方针。二是提出“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口号，以争取群众的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土地问题是俄国农民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布尔什维克原先的土地纲领是“土地国有化”，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社会革命党声称代表农民诉求，它在1917年6月将“平分土地”写进自己的党纲；8月底，布尔什维克把这个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这样，布尔什维克把结束战争、平分土地、消除饥荒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要求，以简洁明了的口号表达出来，发挥了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
9月中旬，列宁致信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这个时机我们党必须承认起义已经被客观事变进程提上日程”。10月8日，列宁写到，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主要口号。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25]会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致信中央，反对单独发动起义，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10月中旬起，起义队伍开始集结，群情激昂，临时政府陷于瘫痪，布尔什维克将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开的事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列宁写到，必须立即准备起义，“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26]10月20日，成立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驻守斯莫尔尼宫，负责领导武装起义的指挥事宜。10月25日晚，彼得—保罗要塞和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出了炮声，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发起行动攻打冬宫。驻守冬宫的军人及士官生未作什么抵抗就告溃散，临时政府官员也束手就擒，著名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27]
从1917年2月到10月，俄国经历了两场革命风暴。八个月间，各种政党政派争斗不断，此起彼伏，布尔什维克也曾陷入困境，但列宁意志坚强，排除各种干扰和纷争，领导全党向既定目标前进，使布尔什维克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终于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这一进程中，可以看到列宁领导革命中的几个重要特点。
其一，目标明确：一切为了政权。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是“正式政府”，但它既缺乏实力，更缺乏权威，数度危机，数度改组，一会儿是立宪民主党人掌权，一会儿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合执政，内忧外患之下，他们治国无方，民怨沸腾，使政权基础十分脆弱。工兵代表苏维埃虽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但内部派系纷争不息，决策混乱，几个月后，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从得悉国内爆发革命、沙皇统治被摧毁的消息后，流亡瑞士的列宁在欣喜之余，立刻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机即将到来，他多次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今，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已经显现，他对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做出判断，并准备立即动身回国。列宁在这一时期发出的《远方来信》中，已经明确提出“不信任临时政府”“不同其他政党合作”等激进主张。他回到国内发表的《四月提纲》不过是这些主张的公开宣示，他的态度坚决、目标明确：一切为了政权。
此时，政治舞台上一片喧闹，各个政党忙于扩充力量，宣传政纲，可谁都无力独掌政权，这种情况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将政权丢弃在大街上”。在6月召开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代表虽然不足10%，但当孟什维克领导人策烈铁里认为当下俄国没有一个政党能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责任时，列宁当即表示：“有的！我们的党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28]当列宁说这句话的时候，会场上许多人认为只是“口出狂言”，可是，不到半年时间，这句“狂言”就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其二，策略灵活。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成功的秘诀不是靠理论原理的周全，而是靠正确判断形势，制定机动灵活的策略。回国之初，面对国内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列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试图先“抛开”临时政府，将权力中心转到苏维埃手中，然后通过内部重组，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取得多数地位，然后以“和平”方式来取得政权，可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七月事件之后，临时政府和苏维埃联手取缔布尔什维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理当收回。9月，当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布尔什维克得以浴火重生，在彼得格勒和一些大城市苏维埃相继取得优势地位，此时，列宁又重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句口号的提出、收回、再提出，目标都是为“政权”，但在不同情势下又及时调整策略，这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高度灵活性。
政治策略的制定，既有对上层政治生态的剖析，也有对下层民众情绪的把握。临时政府既然不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淖中抽身，只得承受战争带来的苦果，社会混乱现象和不满情绪的滋长，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统治者的危机，使临时政府完全失去了民众的公信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陷入极度脆弱的境地。为了应付战争，大批工人农民被征入伍，大量土地抛荒，饥荒开始蔓延，政府不得不对城市居民实行基本必需品配给卡制度，秋天起，俄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在前线，士兵厌战情绪蔓延，士气低落，逃兵骤增，约有200万士兵逃离战壕，军队趋于瓦解。持续不断的危机使政权陷于瘫痪，克伦斯基政府的无能和软弱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危机。这一切加速了革命时机的成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准确判断当时的局势，了解和把握群众情绪的脉搏，适时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很快把工农基本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在一些重要工厂和军营中，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卓有成效，群众情绪普遍高涨，为革命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三，不失时机。在政治博弈中，以少胜多，以小搏大，通常不单纯是力量的对弈，而是战术的运用和时机的选择。打仗是如此，夺取政权也是如此。古今中外的政权更迭，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发生的政变，通常只有一名低级军官发动，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将政权夺到手里，或者逼使统治者交出政权。这时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局势，抓住时机。七月事件发生，布尔什维克遭到重创，但它并没有退出舞台，右翼势力抬头，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惊醒了民众，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工人士兵呼啸而起，迅速平息军事政变，使国内政治格局迅速“左”倾化，布尔什维克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9月初开始，俄国国内弥漫着对临时政府的不满情绪，革命时机迫近。列宁在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的同时，提出了武装起义的方针，这表明布尔什维克决心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临时政府、执掌政权的时机到来了。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制定新方针，提出新口号，抓住时机，一举夺得了政权。我们看到，在夺取政权问题上，虽然布尔什维克在人数和力量上未占有绝对优势，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但一个革命政党只要顺应时代要求，有坚强的意志、明确的目标、正确的策略口号，就能够动员群众、凝聚力量、创造历史的奇迹。起义是一门艺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能够缜密分析局势，在行动时毫不犹豫，它没有沉湎于理论是非的争论，一旦革命力量集结而敌人营垒分崩离析，就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果断行动，敢于胜利，终至一举夺得政权。
民众的胜利，历史的选择
综观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胜出、夺取政权并缔造一个新的国家，有两大要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统治者（沙皇和临时政府）统治力量的极度衰弱、民心尽失，西方国家也因为卷入战争而无力顾及俄国国内情势的变化，这就使递次激进的革命成为可能；二是布尔什维克依靠其组织特性和成功谋略，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强势出击，并取得成功。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斯大林下的定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认为世界历史要以十月革命为界碑，俄国史、人类历史、世界历史都要以此来划分为“新”“旧”两个时期，在很长一段时期，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共产党执政国家，都把这场事变说成无比神圣而伟大的革命。而相对地，西方一些学者，以及那些与布尔什维克敌对的人则将其贬为“一场少数人的密谋”“一次军事政变”。公允地说，关于十月革命的意义，斯大林的定义存在着一定的偏颇。“新纪元”之说，含义是以1917年10月为界，机械地用阶级划分和社会制度变化来界定社会文明程度的新、旧、高、低，显然是片面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进被压迫民族的觉醒，掀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它的伟大意义是应当肯定的。然而，纵观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一个国家能否改变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状态，走出黑暗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是以开辟一条现代化道路为标志的。根据现代化理论，它不仅包含物质和科技文明的极大提高和持续进步，更包含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自进入近代以来，现代化道路历来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来实现的。我认为，十月革命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开创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至今仍在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
第二，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还是一次“政变”？这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说。在一般意义上，革命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政变则往往是一个负面的概念。然而，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定位，很多时候很难用划一的标尺去界定，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也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同一事件的认识有的还会发生变化，而有些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宜被简单地贴上“革命”还是“政变”的标签。[29]二月革命是通过大规模的自发群众性运动取得胜利的，由于沙皇专制统治极端腐朽和不合潮流，革命的合理性、正义性、进步性极少有人质疑，它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是史学界所认同的。就十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性质而言，它无疑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革命，有革命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目的明确、运筹帷幄、坚毅勇敢、公开发动的推翻旧政权的一次革命。但就起义事件的进程来说，它具有突发性和某种隐秘性，没有经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乃至战争行动，伤亡人数很少，具有“政变”的某些特点。所以，似乎可以称为一次“政变式革命”。问题在于，不宜把这两种评价绝对化，无须刻意在概念上争论其性质，重要的是，研究这一事件的动因和结果，以及它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有人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这种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说过，“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不以单个政党……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30]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都蕴含着必然性。不论革命或是政变，都会有风险，都有失败的可能，没有一次事变是在各种主客观条件均具备、有百分之百成功把握的时候才能发动的，尤其是在力量上未占优势，又要抓住时机在短期内组织一次起义，更是如此。诚然，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总是要为其政治合理性和合法性作辩护。事实上，就十月革命而言，它汇聚了两股力量：一股是布尔什维克精心策划和准备的以及在其影响下以激进工人和士兵为骨干的夺取政权的运动；另一股是当时杂乱无章、多种多样、相互独立的社会运动，如穷苦农民的大规模暴动，以“工人监督管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为口号的工人示威，无法阻挡的军队瓦解运动，以及国内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这些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内在动力、利益诉求的运动与前者汇合在一起，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凭借其政治谋略和组织优势，利用并领导社会运动共同发起了对旧政权的冲击，致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临时政府未经什么抵抗就垮台了。
发生在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就其时代大背景来说，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面临诸多矛盾的产物，这些矛盾的集聚在俄国特别突出，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薄弱一环。革命已经不可避免。此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革命党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和正确灵活的战略策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有了这样一个革命党，就有可能带领民众给旧政权致命的一击，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2]俄历，又称儒略历。1918年2月14日苏维埃政府宣布停用儒略历，改用公历。本书在此日期前所示的日期均为俄历，两者相距13天。
[3]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4]参见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4页。
[5]参见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62页。
[6]有学者研究指出，1916年末至1917年初，那一年冬天彼得格勒出现异常的气候变化，三个月的平均气温为—26.5℃，同比往年低了10℃。居民蜷缩家中，尽量减少外出。可是从1917年2月22日起，首都的气温突然升高到8℃，阳光普照，经历长时间严寒的居民纷纷走上街头，享受和煦的阳光。晴好的天气也为示威游行的工人增添了活力。在革命事变的日子里，罢工的工人、起义的士兵、普通的民众汇成汹涌的人流，人们举着旗帜，散发传单，高唱《马赛曲》，行进在涅瓦大街上，整个城市就像举行节日的游园活动。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有人记载说，2月27—28日的那个夜晚，彼得格勒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解放的狂喜，这是俄罗斯生活复兴之夜，街上很多人以互相拥吻公开表达自己的兴奋和愉悦之情，革命的到来是如此迅速和出乎意外，“突然间，没有了长官，没有了警察，没有了义务，没有了禁忌，大家都因这种非同寻常的形势而亢奋”。（参见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113页）
[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失败”等两个策略口号。
[8]关于列宁一行乘坐“铅封车厢”取道德国返回俄国的情节，曾被一些人利用作为把列宁视为“德国间谍”的证据而加以渲染。事实是，列宁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帕尔乌斯联络而成行的，此人是著名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也与德国外交部有联系。通过帕尔乌斯向德国官方疏通，取得同意后，这批政治侨民与德方签订相关文件，由一名瑞士社会党人、三名德国军官陪同乘坐德方提供的只有两节车厢的专列，用两天时间穿越德国，抵达北部港口城市扎斯尼茨，从这里乘坐渡轮到瑞典特雷勒堡，再乘坐火车前往彼得格勒。一路上，这批政治侨民没有与外界接触，车厢也不是“铅封的”。
[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10]参见尼·韦尔特：《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宫宝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11]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12]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比列宁早三天回到彼得格勒，作为一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甫一回国就积极参加各种场合的政治活动，撰写政论文章，不过，此时他已站在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因而对列宁的提纲进行猛烈的抨击。其实，普列汉诺夫早年在批判民粹主义时就曾经指出，不能像民粹派那样指望拯救俄国使之免于资本主义，但可能使俄国“免于太长的资产阶级霸权时期”，条件是，无产阶级要“行事明智，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就蓄势待发，准备下一阶段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参见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644页）这样看来，普列汉诺夫与《四月提纲》所提出的策略方针并不矛盾，1917年的普列汉诺夫只是由于立场改变而反对列宁的主张。
[13]参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14]参见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动派》，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72页。
[15]参见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王荫庭、杨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462—466页。
[16]转引自《列宁与社会主义建设——纪念列宁逝世六十周年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
[17]参见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叶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66页。
[18]《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307页。
[20]应该说，由于俄国革命进程比较独特，作为列宁的政治遗产，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列宁本人和后来的斯大林均没有进一步阐述。倒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坚持党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并在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总结革命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策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并用以指导且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这是对列宁政治遗产的正确继承和重大发展。
[21]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8页。
[22]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23]列夫·托洛茨基生于1879年，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02年到伦敦会见列宁并加入《火星报》编辑部工作，1903年党的二大后与列宁分手。他长期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自成一派。1905年革命期间，托洛茨基曾一度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后流亡国外。托洛茨基具有相当强的宣传鼓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周围常有一批追随者。回国后不久，他就显露出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受到列宁的重视。托洛茨基一向具有革命激进主义立场，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于1917年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
[24]科尔尼洛夫出生于一个哥萨克家庭，早年参加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期间曾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但还未上任沙皇政权已被推翻。后任俄西南战区司令，是一名急躁、强硬、铁腕式的高级将领。
[25]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328、331页。
[26]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27]关于起义时发出的炮声，据有关史料考证，“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没有炮弹，只放了一个“空炮”，倒是稍远处的彼得—保罗要塞向冬宫打了几枚实弹，虽然造成的损坏微小，却极大地提振了起义者的士气。关于攻打冬宫时的伤亡人数，一说“十几人”，一说“死6人伤50人”。（参见尼·韦尔特：《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宫宝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4页；高放：《苏联兴亡通鉴》，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28]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29]有学者认为，“政变”专指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实现国家政权的突然变更，“革命”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其实，“革命”“政变”（或“兵变”）两词，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褒贬之分，它们都追求实现政治权力的转换。据考查，中国古籍中虽出现过“革命”一词，但其含义与今人的理解不同，辛亥革命前夕，“革命”一词才从西方引入，作为一个新的政治话语流行起来。据《辞海》称，“政变”的特点是隐秘性和突发性，它有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有的是进步势力为革新政治采取的行动，也有的是反动势力的孤注一掷，等等。可见，政变、造反、起事这类概念，并非都是贬义词。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