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3.1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夏皮罗在其《宏观经济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宏观经济学考察的是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包括国民经济中物品和劳务的总量和资源的总利用量是如何决定的，以及引起这些总量波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力图说明：为什么有时候劳动力中的失业人数小到3％，而另一些时候却大于9％，甚至9％以上；为什么有些时候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按工人、工厂、设备和技术知识来衡量达到了充分利用，而有些时候这种生产能力却有很大一部分被白白被浪费掉。他还力图说明：为什么生产出来的物品和劳务总量在某十年当中以年平均4％的速度增长，而在另一个十年中却以2％的平均速度增长，为什么有些时期价格水平急剧上升，而另一些时期却保持稳定，甚至下降。简而言之，宏观经济学力图回答的是经济生活中确实“大”的问题——充分就业还是失业，充分开工的生产还是开工不足的生产，一个令人满意的增长率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增长率，通货膨胀还是物价水平稳定。
既然宏观经济学以国民经济总体为研究对象，它就必然要研究衡量国民经济总体活动的总量指标及其变动情况，如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等。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宏观经济学涉及的都是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自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家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各种理论及模型，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大体上由4部分组成：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导论（宏观经济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特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研究方法）、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消费与储蓄理论、投资与货币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包括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和IS-LM-BP模型；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包括失业理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技术进步政策、鼓励资本形成政策、人力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及宏观经济学流派等。
1.3.2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方法，宏观经济学也不例外。宏观经济学在对国民经济进行总量分析的同时，还采用了以下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
1.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一词原是物理学用语，指相互作用的力因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而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经济学中的均衡，是指经济系统中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状态。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这种状态将继续保持下去。
均衡分析就是要揭示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找出变量变动的方向，从而说明如何来满足这些条件。应该注意的是，均衡分析方法并不是描述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具体变化过程，而是论证均衡存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以及如何实现均衡。在宏观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广泛运用，例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正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说明国民收入实现均衡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变动如何引起均衡状态的变化，以及如何实现国民收入的均衡。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运用的主要是均衡分析方法。与均衡相对应的是非均衡分析方法。非均衡分析最早见于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他通过引进计划、预期等概念，分析了经济如何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动态过程。20世纪60年代，为了重新解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经济学家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格罗斯曼、贝纳西等人提出了非均衡分析方法。目前，非均衡分析方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学家的青睐。
2.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方法
静态原是物理学的用语，指事物不再发生变化的状态。在经济分析中，静态分析是指探讨经济变量在同一时期内的相互关系，它不涉及变量在不同时期中的变化。静态分析通常与均衡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如分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等时采用静态分析。静态分析一般只能在一些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分析实现均衡的条件。
比较静态分析是指分析在已知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均衡状态的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比较静态分析不考察从一种均衡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过程，而是对两种均衡状态进行对比。例如，在IS-LM模型分析中，当IS或LM曲线移动时，会引起均衡状态的改变，进而分析IS或LM移动对国民收入和均衡利率的影响。
动态分析则是探讨宏观经济变量及其均衡在不同时期的变动。其本质是把经济变动过程中的时间变量考虑在内。例如，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函数）是把时间变量考虑在内，分析一个人一生的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又如，经济周期理论就是把时间因素考虑在内，研究经济增长随着时间变化而周期性变化的规律。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主要采用动态宏观分析方法。
3.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
规范分析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对经济问题提出分析和处理的标准，并提出如何才能达到这些标准的对策建议。规范分析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这里的价值判断指的不是对商品的价值进行的判断，而是对经济事物的社会价值的判断，是对经济事物的赞成或不赞成所做的判断。它受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所得出的结论无法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或者说规范命题没有正误之分。
实证分析是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然后分析其经济行为及效果，并试图对结论进行检验。实证分析回答的是“是什么”。它排除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来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宏观经济学在对国民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时，既进行实证分析，也进行规范分析，凯恩斯本人在进行宏观分析时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它力图说明总需求的变动引起收入、就业和价格方面的变动情况；凯恩斯的追随者也大都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规范分析方法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例如，经济学家们认为，要研究经济增长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只为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要研究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福利含义，而不能只把它们作为行动的目的；要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符合某种价值标准，而不能只主张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4.边际分析方法
边际分析方法是微观经济学常用的方法，但是，宏观经济学也广泛采用此方法。与微观经济学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学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分析收入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时，采用收入增量对消费增量和储蓄增量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前者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后者称为边际储蓄倾向；又如，在分析乘数和加速数时，也都采用边际分析方法。
【补充资料】
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向宏观经济学范式转变和宏观经济学“本土化”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应用。20世纪50年代，在完成经济恢复任务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理论界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与此同时，我国讨论了如何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保持一定比例的发展问题，提出了综合平衡、保持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标准和数量界限。20世纪60年代，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孙冶方等组织和发起了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三大问题的讨论，并取得了颇有建树的理论成果。刘国光和董辅礽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和《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再生产理论，并且出版了《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和《社会主义再生产有关再生产范畴的分析》等著作。
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向宏观经济学范式转变。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理论界积极引进现代经济学。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戴园晨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986年），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1986年）和樊纲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1990年）。这一阶段，理论研究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整个国民经济的研究，并且采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方面。
第三阶段，宏观经济学“本土化”。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经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以后，也进入了本土化阶段，即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特点，采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版的宏观经济学。这一阶段涌现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90年）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1999年）、于光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1992年）、张卓元的《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年）、樊纲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1992年）、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9年）与《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1990年）、吴晓求的《紧运行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证性考察》（1991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从供求角度所作的考察》（1992年）、杨瑞龙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1992年）、李拉亚的《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1991年）、陈学彬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1998年）、陈东琪的《强波经济论》（1992年）、《微雕论——走出短缺后的中国经济与政策》（1999年）、郑超愚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1998年），此外还有大量的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其中，吴敬琏、樊纲等从中国经济实践出发确立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分析角度，历以宁、贝纳西、吴晓求、杨瑞龙等引入非均衡概念，并致力于将宏观经济结构置于合理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樊纲等引入了制度分析，李拉亚、宋国青、陈学彬等引入预期与博弈分析，陈东琪等系统化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形成的微调理论，郑超愚、李晓西尝试构造一个一致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框架。
可以说，经过大批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或称其为中国版的宏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调控建立了理论基础。不过，距离成熟的中国版宏观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