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技术文化

无论是讨论技术，还是讨论教育，都必须以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视阈，理解和认识技术及其教育。由于文化的内涵太过宏大和深邃，这里我们无法以文化学研究的方法对技术展开研究，而只是希望通过对技术文化粗浅的讨论，能够对技术的文化现象和技术文化的主要结构有所认识，并以此始终提醒我们在研究和讨论技术及其教育的时候，不能忘了关于文化的理性思考也是必要的，这样的思考可以使我们不仅需要形而上的观察和认识技术，更需要形而下地认识产生和发展技术的文化土壤。因为“技术知识与记忆的发现、奠定和传承，有他们的文化前提……技术创造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则使自然之物与给定之物得以完善”。还因为对于教育来说，“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学生应该从文化角度对自己的成熟过程承担责任。这是通往成年道路的权利与责任”。

一、技术文化认识

1．技术的文化意义

从范畴学看，文化范畴包括了知识文化范畴、技术文化范畴和观念文化范畴。“文化”一词在拉丁文中为cultus，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后来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土壤，人们同时又在不断地改造这片土壤，在这片土壤上面有什么？是什么？这就有了我们要问的首要问题——文化是什么？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公认的严格而精确的文化定义，但是在一般意义下，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的广义说，或者说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社会习惯——文化的狭义说。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文化理解，纵观人类历史，技术最直接地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就是人的本能化现象，并且已经属于人们“生活计划”的一部分，另外，技术也最能够体现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和改造的程度，体现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之，人类所创造和赖以生存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即文化。

技术的文化意义还在于技术文化需要被人文文化所指引。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人不仅创造了技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还通过技术的目的性和操作性得以表达。今天，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的整个文化环境，技术已经越来越从物质和观念上对人类自己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这样的作用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还影响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还甚至涉及人类的伦理。为此，技术自身也“需要哲学、科学、宗教、伦理、艺术等精神文化的指导和建构”，这是更重要的技术之文化意义。

与此相应的是技术教育的文化意义。从历史和现实看，技术教育总是应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这种适应又主要是体现在由于技术硬件（设备、机器）的变化所要求的硬技能学习上，但是现代技术的软能力学习和培养则相对薄弱。作为教育的文化育人功能，技术的文化意义没有得到体现，也就是说各类技术与职业教育的院校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缺乏技术文化意识，从而导致主观上的技术教育的功利性倾向，也使得院校的技术文化建设远远跟不上技术硬件建设。对于技术教育而言，教育工作者对技术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提升，以及技术学习者对技术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将有助于技术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更是有助于技术技能人才的技术素养养成。

2．哲学家的技术文化观

技术文化是技术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话题，下面引出的几位哲学家关于技术文化的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在后面的技术教育讨论中能够有更多的哲学思考和哲学指引，尤其是关于技术文化的。

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技术的追问》中指出，对现代技术起支配作用的是源自人自身的“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如自然中的能量，也由于此种促逼，人类蛮横地“摆置”着自然，使之处于“订造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人类的促逼同时也摆置着人自己，它“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并“把人聚集于订造之中”“此种聚集使人专注于把现实订造为持存物”。海德格尔将“那种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集置”，看作人类的命运那样的东西需要被救赎，并且他将这种救赎寄托在了艺术的领域。他断言“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某个领域里进行”“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艺术”。

芒福德显然没有海德格尔观点那样的悲观，他在《技术与人的本性》一文中指出：“技术至今也没有脱离更大的文化整体，技术也没有主导所有其他的制度”；相反，“人类在没有外在工具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赋予了人类充裕的时间来发展文化中的非物质成分，而文化中的这些非物质成分最终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技术”。而且他坚信，“人首先是精神的创造者，是一种自我支配和自我筹划的动物”。

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的劳动，指出劳动者劳动的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特别是在劳动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不能被劳动者吸引，从而导致劳动者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的时候，这样的服从于目的的意志是必需的。马克思作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提出人的本性是在劳动的过程中被实现的，即人的生活本质上是“感性的活动，即实践”。他还认为技术的物质性力量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劳动方式，体现了“劳动者对各种工作的适应能力，从而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才能”，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的劳动是被强迫的，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创造性的。

伊德关于“技术的文化嵌入”学说认为，人类文化是技术的，但是文化本身又影响和作用于技术，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将技术嵌入各自的生活之中，因为任何技术是被实践的，没有什么能够离开人们的实践而独立存在的技术，而所有的技术实践又是依存于特定而有差异的文化背景，所以，相同的技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所以说“技术是被文化所深深嵌入的”。伊德还认为技术文化是多元的和可被转移的，他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核心文化观，在当今世界里，多元文化是被现代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影像技术所“居间调节”的；任何技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转移，或者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内转移，并且获得技术自身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在这里，技术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功能是我们的技术教育所需要思考的。

米切姆在《技术哲学》一文中谈到技术与文化问题时，列举了众多哲学家在技术文化方面的观点，例如：伽达默尔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文化”“对包括技术在内的文化的解释，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自我认识”；拉德里埃尔认为“人必须承担起责任，将技术制造及其创造的可能性包含在一种‘解释性的’行动中”；巴拉德说人是“依赖性的、有限的、只可消极认识的”，所以说虽然文化应当是“培养本真的人”，但是他对技术文化能否做到这一点心存疑虑。

3．技术文化的结构

按照戴维·波普诺的观点，文化的要素结构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一是“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这些都是用来解释现实和确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的”；二是“规范准则，或者对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怎样思维、感觉和行动的解释”；三是“物质文化——实际的和艺术的人造物体，它反映了非物质的文化意义”。按照社会学的文化层次结构说看，通常就是人们普遍引用的精神文化（心态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文化四层次结构，其中精神文化包含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技术文化作为文化的主要范畴之一，同样也具有文化的一般结构。考虑到技术文化的特殊性，并参照上述文化的一般结构（层次）表述，我们将技术文化的结构分为五个方面：一是以“符号、意义”表达的技术知识文化，技术知识包括技术理论知识（技术原理、描述性定律等）和技术实践（工匠知识、技术经验、技术规则等）知识；二是以“价值观”为主体的技术观念文化，如技术创新思想、技术伦理、工匠精神等；三是以规定生产（技术）活动的“规范规则”为主体的技术制度文化，包括关于技术创新、技术传承、技术评价的技术社会性制度，也包括用于技术生产的工艺规程、质量控制规范等；四是以物质形态——人造物（工具、机器、设备等）为特征的物质技术文化，物化的技术不仅可以反映每一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五是技术行为文化，反映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使用技术进行劳动和使用技术产品过程中的行为。

上述的技术文化结构（层次）的认识是基于现象学的理解，如果我们深究技术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内涵，就会发现技术文化的各个方面其实是相互关联或互含的，如技术行为与技术制度相关，物化的技术和技术行为能够反映技术观念，等等。另外，技术不仅表现出自身的文化存在，更是一种现实的技术实践活动，因此从技术的实践意义看，技术文化可以分为技术知识（符号和意义的）、技术观念（技术价值观、技术思想）、技术制度和技术器物（实际的和艺术的人造物体），对于技术学习者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技术学习和实践的技术文化土壤。因此，对于技术教育来说，技术的观念、知识、制度、器物可以作为技术文化的结构认识。

二、技术与劳动方式

从人类学意义看，人们的劳动总是离不开工具，而用于劳动的工具及方式则决定了劳动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发展和变革都导致了劳动者劳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讨论劳动方式，而是想通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阶段，了解和认识技术变革对于劳动者劳动方式的影响，从而了解和认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当今信息技术社会人们劳动的基本特征，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应该给予未来劳动者以怎样的技术教育。

在一定意义下，人类社会的主要历史阶段是由技术的重大变革所决定的。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早期的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今天则进入了信息社会。从上述社会发展阶段的技术史看，原始社会的技术主要是基于躯体的动作技能，农业社会主要是基于以手工工具为主的技术，工业社会是基于机器技术和自动控制体系的技术，信息社会是基于智能信息化的技术。上述四个社会阶段的技术有着三个重大的飞跃性的技术变革，其中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技术变革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跨越的技术变革，是人类技术史上最为重大的变革，而且每次技术变革的时间跨度都在缩短。对于这两次技术变革所引起的劳动方式变革，王鸿生教授给出了下面的阐述。

关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技术与劳动方式变革。

手工工具的运动方式是无规则的、断续的；机器的运动则是确定的机械运动，消除了随意性。

手工劳动者可以随意改变工具的运动状况，可以随意中断劳动过程，人的活动决定着工具的运动。所以，工匠和手工工具的联系是柔性的。但当机器按照力学和物理的规律连续不断地运动起来之后，工人的动作必须适应它的节奏。在机器和人之间本质上形成了一种由机械、物理规律决定的刚性联系。

手工劳动者个人有可能完成一件产品从头到尾的加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协作只是把不同的加工工序分配给具有专门技艺的人，分工的前提是工匠的技艺；在机器生产中，机器间的协作成为工人间分工的前提，担负不同工艺职能的机器间的联合方式和规模决定着不同工种和不同数量的工人在各生产工段上的分配，人的技艺仅仅是为了配合机器和实现机器的工艺职能。

……

关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跨越的技术与劳动方式变革。

劳动工具运行趋向自动控制化和功能趋向智能化彻底改变了工人的劳动职能。由于把电子计算机……劳动工具有了内部信息过程，可以不依赖人的直接操作而按工艺程序自动、连续地工作，创造了生产无人化的条件。

……劳动工具运行的自动控制化和功能的智能化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应该）具备有关劳动工具和其他附属设备的结构原理和性能方面的专门知识……相应的加工工艺方面的足够知识……对生产中各类复杂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和随机处理的能力……（总之必须）具有足够有关劳动工具、生产工艺和劳动内容方面的专门知识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熟练劳动者……

……新型劳动工具的应用正在促使劳动组织由绝对集中趋向集中与分散相统一……这种集中趋势趋近的目标是扩大劳动组织之间、劳动者之间的信息联系，以便在更大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尺度上规范自身（劳动组织和劳动者个人）的行为。……而分散趋势趋近的目标则是下层生产组织和单位自主权的扩大，以及劳动者个人的才能得到更充分、更自由的发挥。

……由于劳动工具运行的自动控制化和功能的智能化……工人由

机器的操作者变成了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监督者。

通过第二次劳动方式的变革，人类的劳动性质将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首先，整个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将由体力劳动转化为脑力劳动。

今天，我国社会正处在全面工业化进程之中，并且正在部分进入信息化的技术时代，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方式既具有工业化技术特征，又具有信息化技术特征。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在行为上更加具有确定性，而较少甚至不具有“随意性”；在素养要求上应该是具有更多“专门知识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熟练劳动者”，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手工劳动者；在行为方面被要求“更大尺度”的“规范”（包括协作），同时又被赋予“更充分、更自由的发挥”；在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更多地体现了“由机械、物理规律决定的刚性联系”，人的技艺常常表现为服务于机器；一些劳动者的角色不仅仅是机器的操作者，还将是“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监督者”。

三、技术与劳动质量

技术变革一方面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方式，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特征，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质量特征，而且这样的改变更加重要。劳动质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而劳动者的工作质量又决定了产品质量。劳动产品的质量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可能具有同样的标准，因为形成劳动产品的技术不同，以及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和体验（包括艺术与人文）的历史局限。相应地，劳动者的工作质量不仅由技术本身所决定，更是由技术变革所引起的劳动方式变革所决定，或者说是由不同的社会阶段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对于现代企业生产而言，是由企业的质量文化所决定的，而质量文化又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方式。

在这里讨论技术劳动的质量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这涉及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即技术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另一方面质量文化本身就是技术文化的一部分，从质量文化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技术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现在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而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其质量文化，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产品质量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的现代技术劳动方式与应有的现代企业质量文化存在严重不一致的结果，或者说我们一些企业的质量文化和技术劳动者的劳动质量意识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技术劳动质量认识上。

现代企业质量文化是由现代工业文明所决定的，现代企业的特征包括：机器与机器系统及其自动化；分工精细、协作关系复杂、严密；生产过程成高度的比例性、均衡性、适应性、连续性；生产社会化程度高等。从总体上看，农业社会的劳动基本上是自由、散漫和随性的，因此“差不多”“大概”“估计”“可能”就作为产品生产质量的“可测量”性。而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企业质量文化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都显示出其不同于农业（手工业）文明的质量文化，现代企业的特征决定了它的质量文化特点。按照质量文化的物质、制度、行为、精神等四个层级看，其主要特点在于：一是在物质层面，工业社会的企业机器和设备的技术与工艺的复杂程度高，产品生产和质量保障所依赖的技术更多、更复杂，各种技术之间的关联性要求技术人员具有更广泛的知识和能力。二是在制度层面，由于现代工业生产高度秩序化（程序化）和标准化，因此不同岗位工作的服从与协作成为企业员工基本的制度性要求。三是在行为层面，工业化生产的自动化一方面减轻了员工的肢体性劳动，但是并未减轻其思维性工作，反而是要求观察、判断和动作更为细致、精准。四是在精神层面，这是质量文化的核心，优秀的质量文化是人本位的，一切技术都是人创造的，但更是为人服务的，因此技术除了满足功能性需求，并使人真正安全并方便地使用技术和享受技术，还要让人感受到艺术的愉悦，所以好的技术工作者一定是追求极致、完美，一定需要艺术的理解和创造。

四、技术与艺术

海德格尔将艺术看作是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的重要领域，因为艺术的领域“与技术之本质有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词源，技术的英语单词technology，其词根techne源出希腊词τεχνη，该词除了表示手工业制作行为的技能之外，而且也表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的艺术，同时还表达产出和创作的意思。特别地，该词与希腊语的知识、认识一样都表达为广义的知识。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与艺术都是合目的的手段，也是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创作，产出，以及技能与技艺。

海德格尔说，“为什么艺术在当时被冠以τεχνη这样一个质朴的名称呢？因为它是一种有所带来和有所带出的解蔽”，这种解蔽是贯通并且支配一切美的艺术的。因此，他在追问技术的本质时，用荷尔德林的名诗——“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来召唤美的艺术，以便让技术之解蔽充满诗意，因为“解蔽更原初地要求美的艺术”。就这样，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的沉思和解析被带到了艺术的领域，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技术和艺术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关于技术的教育。

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哲学家们对技术和艺术并没有加以明确的区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技术“还没有超出艺术和工艺的范围，还只是过去经验的产物，而不是科学洞察的产物”，因为具有观点、解释和原理意思的英语单词technology直到19世纪之后才出现。自工业革命至今天的技术，已经与之前的简单劳动工具和手工业技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一方面今天的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制作与表现形式，不仅在材料、工艺等运用并依靠了现代技术，而且包括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二次元、虚拟三次元影视艺术作品成为大众艺术消费。另一方面由于为了减少由于工业社会的“巨机器”生产的冰冷，以及自动化流水线技术所带来的劳动压力，包括劳动者创造力的破坏，需要通过生产环境的艺术化和人机关系的艺术化，以此改善人们劳动的人机环境。同时，今天的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技术及其技术物得到身体的解放与能力的扩展，包括身体机能的愉悦和享受，更需要技术和技术物的艺术化，以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享受。还有就是在当今艺术已经成为技术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即当代技术及技术物（产品）的美学因素越来越受到技术设计者和产品制造者的重视。例如，产品设计的外观设计（如电动工具）和内部结构设计（如汽车前罩内的各种部件摆置），除了需要考虑产品的功能和安全等因素之外，还要以一定审美要求予以考虑，这是人的功能性需求和精神（情感、审美）性需求所致。正是由于人们的审美需求，才使得技术（工艺及流程）本身得以革新和创造。

提出技术的艺术问题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艺术并不超越大自然，不过会使大自然更美化（塞万提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黑格尔）”，确实如此，今天我们无论从事技术工作，还是从事技术教育工作，真的需要用艺术重新美化被技术化了的世界，也需要以艺术的眼光解释世界的真相，这也许就是技术的艺术追问。

五、技术创新

创新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产出，技术创新同样如此，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很难想象没有创新的文化，能够培育和激发技术创新。从世界技术史看，中国的技术发展高峰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和唐宋时期，总体上在15世纪之前，主要贡献在冶金技术、陶瓷技术、纺织技术，包括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但是正如李约瑟所说的那样，“从14世纪初以后，中国呈现出显著的衰退现象”，事实上，真正的落后是从17世纪以后，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代技术成就主要产生于欧洲。对于造成中国科技水平在近代严重落后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能够产生技术创造和技术创新的技术文化。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观念上是重文轻技、重“天”轻人。其一，我国的科举制度虽然为所有的人提供仕途机会，但是真正具有这样机会的人又十分少，导致读书人死读书，只知道寻章摘句，却不务实学。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技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一些君王、贵族、士大夫，甚至民间热衷于留长指甲，被认为是轻视劳动者的例证。其二，中国在几千年封建统治下，人性被长期压抑，人在精神上被奴役，人民只被允许敬“天子”，而对劳动者只是驱使其为帝王和统治者服务。我们可以通过马车技术的发展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中国的马车制造技术从秦代后两千多年之内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欧洲的马车很早就使用了弓式弹簧减震装置，这样技术差异说明了对待人的态度，中国的帝王要舒服，就让人用轿子抬着走，而西方则不同，是通过技术创新解放人的劳动力。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同样明显，其中“中庸”不仅是中国人为政、处事的态度，同样也是对待自然的态度。孔子的“乐天知命”，庄子的“天人合一”是中庸的哲学基础。冯友兰认为“天人合一”主要有五种含义：“物质之天”“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道德之天”，归纳起来就是自然的“天”和精神的“天”。“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人类对“自由王国”的终极思考，毫无疑问值得我们追求，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里主要依赖农业文明生存的国家，“天人合一”在客观上制约了人们对“必然王国”的探索和追求。中国人更多的是服从于“意志之天”（这样的意志甚至包括了“天子”），服从于命运之天，而对“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不去探索，不去挑战，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在今天仍然是我国走向现代化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没有创新的文化，一定没有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就一定没有制造强国。技术创新需要从先进技术文化建设出发，其中技术创新价值观、技术创新制度最为重要，而技术行为则需要技术精神指引。什么是技术精神，王伯鲁从世界技术发展史上的技术创新实践和历次技术革命，提出了技术精神的五个特征：一是立足创造——理性的发明创造是新技术之源；二是注重实效——以效果与效率为核心；三是鼓励多元——为众多技术活动提供更多选择；四是宽容失败——技术创新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五是精准可控——提高控制精度，确保技术体系高效、平稳、安全、精准地运行。对于技术教育而言，技术创新应该成为重要的教育价值追求，特别需要通过技术学习形成技术精神，并使之成为学习者技术素养养成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