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随笔

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

农民大哥

文_范雨素

大哥复读了一年，差两分就够到分数线了。他决定不再复读了。他说家里太穷，不好意思读了。因为他是有良心的人。他又滔滔不绝讲了以后的打算，要像族人范仲淹、范文澜那样，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大文学家；要像家附近鹿门山上的乡贤孟浩然一样，边耕作，边写作。

他一再强调他的良心。总说起他的一个住在跑马岗的王姓同学，家里房子后墙都塌了，还要复读考大学。大哥要做有良心的人。因为大哥扑通扑通的良心，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苦了。记得他高中时我们家吃红薯，喝稀饭，吃青菜，青菜里只有点滴油星。大哥要当文学家后，家里从来都不吃油了。大哥买回来很多很多的文学杂志，中外当代、现代文学著作，中外古典名著。爱看小说的我们在家里没有话语权，但也不计较菜里没有油。看到家里有这么多的精神食粮，就很高兴了。

青年的大哥能吃苦，有豪情。他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写小说。他指着我们家的三间破烂砖瓦房说：“你知道吗，几十年后，这房子就和鲁迅故居一样，要叫作范云故居了。”他的豪情一直激励着我慢慢长大。

我偷偷看过大哥写的小说，大哥写的小说名字叫《二狗子当上队长了》。我看了以后感觉写得很不好。我那时看过很多小说，已对自己很自信，认为只要是文史哲的书，我都能分辨出真伪、优劣。大哥写的小说真是太差了，但我不敢说大哥。不过大哥还是属于机灵人，他很快发现自己当不了文学家。

他决定要当个发明家。主要原因还是上了文学的当，他看了一本叫《当代》的杂志。记得是1983年的一期，那本杂志大哥看过后，我也悄悄看了一遍。里面有一篇叫《云鹤》的报告文学，内容是一个农民自己买了飞机的零件，造了架飞机。按时间算，那个农民造飞机的时间应该在1981、1982年。看完后，当时九岁的我第一反应是惊叹！这个农民怎么这么富，竟然有钱买飞机零件。可我万没想到，这个人成了大哥的偶像。

大哥也决定造飞机，也决定买飞机零件。他做事只和妈妈商量，我们家里别的人在大哥眼里都是空气、浮尘。我的妈妈对家里的每个孩子都好得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里面的老太婆。我们每个人做什么，妈妈都说好，好，好！

买飞机零件要有钱，还要有关系。我父亲的小妹妹在湖北省省委大院上班。我的小姑爹据说还是省委某个部门的处长，所以大哥觉得我们是有关系的人家。但家里没有钱，穷得菜里都没有油，可大哥还要让我们从牙缝里省钱，不吃菜了，不吃米和面了。主食吃红薯，啃着吃，煮着吃。我们的妈妈是大哥永远的、永久的支持者。我们满心地憧憬着大哥哥造个大飞机，带我们飞到天上去。也不计较每天填猪食过日子。

大哥给省城的小姑爹写了一封信，让小姑爹帮忙买飞机零件。没过几天，小姑爹就捎话给妈妈。主要意思是大哥是不是有精神上的毛病了，让妈妈领大哥检查一下。还有就是让大哥在村里做个裁缝，在当时的农村是个很赚钱的手艺。妈妈听了捎信人的话，很生气。她像每个护犊子的妈一样，觉得儿子是最棒的。为了不伤害大哥，妈妈只告诉大哥，小姑爹买不到零件。我和姐姐想坐飞机上天的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了，已没有任何希望能坐上大哥的飞机了。

可大哥是个永远的梦想家，永不气馁，屡败屡战。他决定做个专业户。那个时候专业户、万元户是很时髦的词。万元户就相当于现在的土豪了。大哥决定做养殖专业户。他不养猪、不养牛，养簸箕虫，又叫土元，可以做中药材。养了几个月，不知为什么不养了。改养蘑菇，又改养蜜蜂了。养什么都养不长。

最后，大哥什么都不养了，说以后踏踏实实做农民。

植物笼罩上海

文_张莹莹

一

这一天尚未落雨，灰云一直低低地在半空翻卷。黄陂南路和延安高架夹角，延中绿地（黄浦段）一片葱茏，正如入口处玻璃板上的简介所说，它“如一颗绿色翡翠，镶嵌在城市中央”。临着小池塘的石亭柱上挂着宣传板，黑白照片记录这块地面曾经的景象：拥挤低矮的平房，挤作一团的水龙头，斜靠着墙堵住窄巷的破自行车；另一侧，彩色照片是改造过的、今天的延中绿地，红的绿的叶子间着粉的黄的花，有种经过规划的、繁荣的好看。根据宣传板上的说法，为了建成这块绿地，动迁了居民和单位4837户，拆除房屋建筑面积170600平方米，2001年6月竣工。有人喊了一嗓子，把鱼食扔进池塘，锦鲤们争相游过去。一只灰色的鸟掠过水面，停在塘中喷泉留下的柱子上。

上海很绿，这是长居北京的我对上海最强烈的印象。每走几百米总能遇到小巧的花园，足以在高楼、马路和汽车的缝隙里稍事休息。来上海次数多了，我也想要认识一下植物们，上海辰山植物园工程师刘夙成了这次游逛的导师。他提出以延中绿地作为起点，因为它透露出在拥挤城市中建设宜居环境的努力。

10月19日下午1点多，刘夙来了。他很高，穿蓝色登山外套，说话如同调取资料，有条理，带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神情。我们站在延中绿地外缘，看了一会儿多数人提到上海最先想到的植物，法国梧桐。

这真是一种美丽的树，竖立两排，长在黄陂南路边。树皮斑驳着青色和灰色，在几乎一致的高度，主干分成四个大枝丫向四周展开，显然是人工修剪的结果。刘夙说，法国梧桐的命名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做过考证，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最全面的。

法国梧桐这类树种，在今天的植物学上叫悬铃木，全世界有8—10种，分布在北美、西亚和欧洲等地。五胡十六国时期，原产东欧、西亚一带的三球悬铃木经印度传入中国，在陕西，现在还有那时留下的1600多岁的古树。同时，三球悬铃木也向西传到欧洲西部。还有一种原产北美洲的一球悬铃木，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由欧洲人引种到欧洲。17世纪，在英国伦敦，一球悬铃木和三球悬铃木种到了一起，杂交产生了二球悬铃木。抗性更强、生长更快的二球悬铃木很快从伦敦推广到整个欧洲，当然包括法国，香榭丽舍大街上都种着这种树。

上海开埠后，法国人把它种到法租界，因为叶子有点像中国原产的梧桐，又是从法国引种，被上海人称为法国梧桐。

当时中国学者不知道这些树其实是二球悬铃木这个杂种，错误地把它们鉴定成了三球悬铃木。1937年，林学家陈嵘就这样把三球悬铃木称为法国梧桐，二球叫英国梧桐，一球叫美国梧桐，这个说法在植物学界非常流行，然而是错的。实际上至今中国栽培的悬铃木类树木基本都是二球悬铃木，一球、三球非常少见。因此，法国梧桐实际上是二球悬铃木的别名。

不过，“法国梧桐”显然比“二球悬铃木”更广为人知。在网上搜“法国梧桐”，与之关联的是衡山路、张爱玲，再加上月份牌、旗袍等物件，足以编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夜上海”充满小资情调的想象。

正值午间，三三两两挂着胸牌、穿着时髦的女孩沿着灰砖铺成的小路散步。延中绿地挨着几家商场和写字楼，COACH和GAP的牌子在高楼立面上很显眼。草地上，几个穿着后背印有“广场公园”字样蓝工作服的人正在修剪树木。他们挥动长长的青竹竿，竹竿头上捆着弯锯。一个戴灰帽子的男人先把一根枝杈拽裂，再把锯伸过去，划动。漫长的、看不见进展的两分钟过去，那一大根枝杈突然掉了下来。灰帽子独力完成了这费力的工作，便站着，望了一会儿同伴把那大枝再锯成小枝，拢进三轮车里。

“为什么要锯掉呢？不是长得好好的吗？”

“这个枝太密，会影响下面的草皮，”他答，又忍不住说，“木质的香味儿，好闻吧？”

真是好闻。清新，提神，一点矫揉造作的意思都没有。刘夙说，这是樟树。

“上海市中心可能法国梧桐比较多，但在全市范围内，肯定是樟树种得最广。它是久经考验的行道树，原产中国，从古代以来，它就是南方树木的象征。”

樟树天然的香味可以防腐，以前，江南人家常用樟木做成衣箱。后来，人们更多用人工合成樟脑，樟树的木材价值降低。古代诗文中很少有人谈及樟树，它因此不那么有名，但它成了南方综合评价最高的行道树，耐虫，常绿，没有飞絮，叶子密密的，树枝蜿蜒又伸展，很美。

二

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在延中绿地游逛。靠近普安路那一端，几丛毛竹在风里晃动叶子。刘夙说，上海的发源与竹子有关，尤其是毛竹，长得粗而高大，用途很广，可以搭建大型的房屋和船，也可以劈开做成其他用具。上海的简称“沪”，原本指的就是用竹子做成的捕鱼的工具，适合用在河流入海口的水域。竹子编成一排，插在河道的一侧，挡住河道的一半，涨潮时，潮水带着鱼虾涌上来，退潮时，一部分鱼虾就被挡在“沪”的上面。历史记载，至少唐代之前，黄浦江入海口就有很多人用沪来捕鱼，当时的黄浦江也被称为“沪渎”，意为“一条有沪的水道”。“沪”逐渐成为上海的代称，它反映了一种绵延千年的生活方式。

当年以竹捕鱼的地方逐渐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也引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几棵叶子油绿、生机勃勃的树，刘夙说，它是原产美国南部的荷花木兰，也许是因为春天它的花朵硕大，像一朵荷花立在枝头。

看起来非常挺拔、如塔一样的雪松，原产喜马拉雅山西部，最早在1961年引入中国。

加那利海枣来自大西洋加那利群岛，它属于棕榈科，典型的热带树种，在上海只要做些养护，也能长得非常粗壮。

鸡爪槭来自日本，叶片小巧。上海引种的品种中许多是红色的，搭配在绿色植物里，显得丰富。

绕过靠近普安路那端的高树，靠近绿地中心的池塘，植物矮了下来，视野也随之变得开阔。

花叶蔓长春来自欧洲，叶子有金黄色边缘。它在春天开花，紫色的像风车一样旋转的花，很好看。

八角金盘原产于日本荫蔽的森林，几十年前引入中国，它耐阴，被种在高楼的墙根、立交桥的下方。叶子多数是七个或九个裂，但命名“八角”，也许因为在东方文化中，八是个吉利的数字。

可能是最皮实最常见的路边灌木，红叶石楠，由美国人用中国原产的一种石楠和美国原产的另一种石楠杂交而成，刚长出来的叶子是红色，像朵绚烂的大花。

上海的作家常写植物，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石库门巷堂房子，“一长排都是一样，浅灰水门汀的墙，棺材板一般的滑泽的长方块，墙头露出夹竹桃，正开着花”。王安忆写淮海中路，“梧桐树冠覆顶，尤其在夏天，浓荫遍地。一些细碎的阳光从叶间均匀地遗漏下来，落到一半便化作了满地的蝉鸣”，思南路细长，因此“两边的梧桐树就连接得更紧了，树阴更浓密，蝉鸣也更稠厚了”。上海的植物不仅仅是植物，还寄寓了许多时间与梦幻。

三

离开延中绿地，我们沿着延安中路向西走。人行道上的花坛里种着女贞、山茶、海桐、金叶美人蕉、修剪过的矮柏树，挨着行车道的地方，摆着一溜漆成绿色的花架，花叶蔓长春枝条从上面垂挂下来，这绿色瀑布柔软地抚在花架下停的共享单车上。

2005年左右，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刘夙成为NGO“自然之友”的志愿者，他带队，组织二十多人的小队到北京郊区认植物。他们去过东灵山、百花山、云蒙山。参加的人多是白领，也有工人，未必多有钱，但都有一点认识植物的闲情。刘夙觉察到，对博物学的热情又在大众中萌生。

刘夙1982年出生于太原，2000年进入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读了硕士，又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读博士，2012年，他又回到北大，在生命科学学院完成博士后阶段，研究方向为生物学史。这构成了他复杂的学科背景。

2007年夏天，刘夙开始在网上发布科普文章；2010年，他与陈润生院士合著出版了《基因的故事：解读生命的密码》，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持续了90分钟，刘夙坐在后排，他掏出手机想拍照，坐在最前排的人的面目怎么都看不清。

那90分钟长久地影响着他，他怀有推动基础科普的使命感，也想要在这一还少有人走的领域充当先行，建立自己的功业。

“做植物学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验型，每天面对实验器材，各种发文章，虽然创造知识，但失去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更广博的知识；另一种是植物保护型，经常出野外，听上去挺厉害但是挺累的。两种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选择另一种路：花时间学习更多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此后他写了《植物名字的故事》《万年的竞争：新著世界科学技术文化简史》，翻译了《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醉酒的植物学家》。2014年，刘夙进入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正式成为他的工作。

四

路边又出现了一个小公园，在手机地图上，我得知它叫“都市音韵”，入口处生着一丛大花六道木，一簇簇五瓣小白花开在浓绿的尖叶片里。旁边突然蹿起来一簇高草，有点狗尾巴草的意思，但毛茸茸的部分比狗尾草更粗壮。刘夙说，它叫狼尾草，和狗尾草近缘。以前，国内的园林不会种这些“杂草”，不过，北京奥运时，国内也吸收了国外的经验，有意识地种植“杂草”，在城市中制造更接近自然的环境。

在“都市音韵”，我认识了更多新植物。鹅掌楸的叶子果然像肥厚的鹅掌，又像清朝马褂，也叫“马褂木”；旁边几棵玉兰树，叶片还没有落尽，枝头已经鼓起了将在明年春天绽开的花苞；来自美洲的深蓝鼠尾草正开着蓝紫色小花；南非引进的黄金菊专在冬天开花，它和春夏开花的杜鹃种在一起，好让四季都能看到花开。

绿地北向边缘，一排水杉挺拔直立，叶子像一片片绿色的羽毛。在植物界，水杉的发现是个传奇，人们先发现了它的化石，以为是早就灭绝的一种古植物，然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植物学家在湖北、四川发现了活的水杉，这是中国植物学史上一件大事。

往绿地更深处走，出现了一片草坪。刘夙揪下一根草细细辨认，他说，这是结缕草，与另外一种“狗牙根”一起，成为上海最常见的两种草坪用草。1292年，上海设县，在那之前，海岸线还没有如今这么向前推进，如今上海市辖区的范围内大部分还是海，历史最久的是松江、青浦一带，这里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是上海市辖区内最早证实有人类活动地方，因此称松江为“上海之根”，而松江别称“茸城”，原因是战国时期吴王在此修建别苑，用来打鹿。别苑里青草郁郁葱葱，“茸”便是草初生的样子。上海在兴起之初，就与草产生了关联。

五

左拐，过马路，高架的水泥柱子上攀着五叶地锦。我们上了威海路，经过了极具设计感的高楼，经过了卖衣服、鞋子、咖啡、简餐的都是洋名儿的小店，也经过了如下植物：

黄金间碧竹，竹竿整体是明黄色，中间一道细细的绿色，看上去很别致。

红花檵木，细细花瓣连成鲜艳的红色，可能是上海红色程度最深的植物。

大吴风草，叶片像一把圆扇子，开黄色的、有点像菊的花。

珊瑚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美洲引入中国，总是被修剪得特别齐整，做成天然的篱笆。

瓜栗，原产中美洲，引入中国后它有了个吉利名字，发财树。

在一栋高楼前的小花坛旁，刘夙停下来。那儿生着一丛小灌木，叶子纤细舒展，有点像竹叶，因此得名“南天竹”。刘夙说，这是城市里常见的有毒植物，全植株都有毒性，人吃了会上吐下泻，不过不至于致命。综合权衡，它依然成了常见的园艺品种。

真正引起他兴趣的，是爬在南天竹上、长着小小桃心形叶子的一根藤蔓。两种有毒的植物长在一起，那藤蔓是马兜铃。

刘夙整理过致癌物中和植物有关的部分，一般人可能知道吸烟、嚼槟榔存在致癌可能，却不知道含马兜铃的草药也是一级致癌物，它可能引发肾癌和肝癌，且不存在安全剂量的说法。

这些信息，刘夙放在了他和朋友做的名叫“多识植物百科”的网站上。由于科普的欠缺，中文网络上许多关于植物的信息都是虚假或者错误的，刘夙希望能够翻译和整理权威的资料。

2010年左右，刘夙看了《植物的欲望》，作者迈克尔·波伦用四种植物，苹果、郁金香、大麻和马铃薯，代表人类的四种欲望，甘甜、美丽、陶醉和控制。刘夙意识到，书还能这么写，从植物的角度审视人的历史，也许这是植物科普的一个突破口。在国外，纯植物类著作已经有了小众但稳定的读者群，国内这样的市场还未形成，虽然博物热兴起，但大部分人还是对人的故事感兴趣。这成为刘夙的方向：把植物放在人类社会中，探讨植物和文化的关系。

这时，我们已经走上了陕西北路。一直萦绕着的发动机和鸣笛的声音忽然减弱，明显有年头的矮房子带来了城市的另一种感受。人行道很窄，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听到穿着校服的女孩谈论考试，拎着公文包的人打着电话，谈论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气质的不同。

刘夙在一道院墙外停下，一棵茂盛的树越过墙头，展开树冠。那是一棵梧桐，原产中国的、真正的梧桐，因为树皮呈青色，也叫“青桐”。它的果实是片状的，挂在树梢像挂了很多枯叶。距离它两三米远的墙外长着一棵法国梧桐，对照起来两棵树很不同。

我往墙里张望，那明显是个小花园，青桐树旁立着六角亭，沿墙栽着竹子、棕榈和枫杨。墙外的白色活动房里，一个中年男人埋着头。

“里头是什么地方？”

“荣宅，”原来是荣宗敬的故居，“可以参观啊，前头买票。”他右手攥个旧牙刷，擦着左手握着的一个串儿。

“您磨的是什么？”

一脸笑容，他抬起头：“金刚菩提。”

“得磨多久啊？”

“才三天，还要最起码两个星期。磨出来很漂亮的！”

我和刘夙继续往前走，荣宅漆成金色的门口，衣着光亮的人儿拿着票排着长队。后来我才知道，荣宅成为Prada在中国举行各式文化活动的地方，那天是正式对外开放的第三天。距离“时尚”几十米的地方，一个男人磨着他的金刚菩提。

可能这也是人与植物的一种关系。

六

走到陕西北路和南京西路的交叉口，左前方便是著名的恒隆广场，挤挤挨挨的广告牌提示着我们进入时尚的核心、财富的核心。刘夙兴奋起来——路边有了这一路还没见过的新行道树，来自美国的栎树，也称橡树，引种到中国不过几年的时间。陕西北路上的这一排显然也刚种植不久，树叶稀疏，树干外还立着四根木棍搭的稳定架。

“它有很典型的美国红栎类树种的特征，叶子有很多尖端，到秋天会变红。这些年在园艺界也流传着一种实用的观点，认为城市行道树种栎树比悬铃木更好，栎树木材致密，以前美国造船、铺地板用的都是它，种植栎树相当于为城市储备木材。”

穿过马路，行至恒隆广场前，路边是一排白色的花坛，朱蕉、一品红、四季海棠高低错落，一片玫红的三角梅和青绿的蕨类互相映衬，看得出用了心。往西走，路边又是一个小花园，名叫“玫瑰花园”角里是一盆北方常见的龙爪槐，廊道上缠绕着紫藤，小花园的核心是将月季植株做成树状的花坛，月季因此不再是常见的灌木状态，有了更挺拔的造型。

距离玫瑰花园不远，我们拐进了一个弄堂，进门那条小路一侧的花坛里满种着桂花。

上海春夏的香气属于茉莉、白兰和栀子，以前弄堂里会有老婆婆卖花，时髦的女郎买几朵包在手帕里，揣在身上，香气从衣襟里散发出来，是上海女人的风情。而秋天属于桂花。桂花细小、不惹眼，但那几天在上海，走着走着我就突然被一阵浓香席卷。据说因为前些天下雨，温度冷，延长了花期，那正是今年桂花开放的最后一波。

刘夙说，桂花是沾了“桂”字的光，把以往和“桂”相关的典故都继承下来，其中最有名的是月宫中吴刚伐桂的神话，加之它在中秋时节开放，所以总是和月亮、嫦娥、吴刚联系在一起。其实，在《楚辞》中，“桂”是指肉桂，树皮部分用作香料的植物。如今的桂花，在植物学上称为“木樨”，因它的木材有着犀牛角一般的纹理。

继续向西，再向南穿过马路，暮色里，我们走到这次游逛的终点，静安公园。主干道两边树龄超过百年的悬铃木遮蔽了许多光线，那儿当然是嘈杂的，车声，人声，但高大的树木提供了一点安静下来的可能。一只黑白猫从长椅上伸展起来，蜷进椅子另一头的女人怀里。香彩雀，百日红，醉蝶花，罗汉松，泡桐，我们又见到了一些新植物。

最值得说的，还是靠近延安高架路那一端的几棵银杏。银杏长得慢，碗口粗要长几十年。它寿命长，上海保存至今最古的树木里，银杏是最多的，它常被种在寺庙旁，也因此减少了被砍伐的概率。上海1292年建城，在小南门乔家路永泰街口，有一棵七百多年的古银杏树，几乎与上海同龄。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下来。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文_郭玉洁

一

“你不是靠心灵行走的人，你永远都在用双脚行走！”吴家英用食指指着我，偏过头打了个酒嗝，脚下乱了一步。他喝多了，匆匆忙忙赶到宾馆，是为了拦住我们，继续喝酒。空旷的宾馆大院，停着一排车，几个陌生的年轻人坐在台阶上，笑嘻嘻地旁观。海拔2240米的宁蒗县城，暮色纯净。

彝族个个都是诗人。吴家英戴着眼镜，看上去和汉族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后来我听说，他原来写诗，现在在县城做生意。“生意是不好的生意，但人是好的。”阿尔说。阿尔的样子和吴家英相反，粗莽、豪放。他汉话不好，但是很动人。

我被吴家英诗意的指责心里一动，又想，真有人靠心灵行走吗？现实就是背在肩上的行李。我说，今天必须赶到丽江，才能转车去下一站和同事会合。

“丽江那个烂地方，有什么好去的？你是不是不喜欢宁蒗？”

我只好解释，我不是去丽江，是路经丽江，要去工作——而且，我也不喜欢丽江。

“工作有那么重要吗？比跟朋友喝酒还重要吗？”阿尔皱着眉头，他是真的不能理解。

“要是工作妨碍了自由，还要这种工作干什么？”吴家英的酒气喷出来。

但我坚持要走。我原本收拾好东西，就赶在他们来之前逃离。没想到被他们拦截了。

最终阿尔和吴家英还是拗不过我。他们帮我叫了一辆小面包车。吴家英握着我的手，大声对司机说：“一定要安全送到，不要给我们彝族人丢脸！”阿尔没有走过来。暮色里，他的胡子和大肚子都显得有点低落。

第一次见到阿尔，是在丽江古城口。他穿着橙色T恤、白色裤子，下巴留着一圈胡子，黑，胖，腆着机关干部的肚子，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我有点怀疑地想到嘉日的短信：“我表弟阿尔可是凉山第一勇士。”阿尔话很少，到宁蒗后，他径直带我和摄影师到宾馆订了房间：“你们去休息吧，吃饭的时候给你们打电话。”

其后的两天，吃饭都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县城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阿尔说，每天上班以后，大家就开始商量去哪里吃饭，“工作算什么？”阿尔是县城教育系统某部门的主任，也是可以在各餐厅、宾馆签字的人物之一。

那几天正是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宁蒗县城街道上拦街挂着红色条幅：“热烈庆祝宁蒗一中高考上线人数到达历史最高水平”。阿尔自豪地告诉我，宁蒗的教育很先进的，比丽江更好。这教育，当然是以全国统一教材为基础，以高考升学率为标准的。

为了庆祝高考、中考的成功，教育系统的同事们去一个卡拉OK厅唱歌。参加的大都是彝族人，也是宁蒗教育系统的中坚力量。我也受到了邀请。一个彝族小伙子、招生办公室主任听说我对彝族文化感兴趣，非常激动。在嘈杂的汉语流行音乐声中，他端着酒杯忧伤地说，对我来说，彝族传说就像密码，我解不开。

大约在六百年前，一支彝族从四川大凉山迁到宁蒗，繁衍至今，也被称为小凉山彝族。阿尔、嘉日都是彝族人，他们生活和交往的圈子也大都是彝族，不是兄弟就是姻亲。“我们彝族人”，面对我这个汉人，他们经常骄傲地把自己的民族挂在嘴边。

彝族的传说就像密码，又是诗一样的句子。但我又想，这怪谁呢？如果他们都无法帮助彝族人探索、了解自己的文化，喝酒、唱歌、完成升学率、准备升官，都只会加深这种无知吧。

每个人都来敬酒，间歇不超过两分钟。阿尔说，每天晚上兄弟们都会醉倒。喝醉以后，阿尔变得很可爱，他摸着痛风的腿说：“我不知道王子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我就是王子，我就是小凉山王！”

此时我们已经从餐厅，转到茶馆，转到卡拉OK厅，又转到烧烤店，从下午5点到午夜12点，漫长的晚餐让我痛苦。这些浪漫、义气的兄弟们，和在机关工作、没有效率、用公款吃喝的年轻官僚是同样的人；热情、好客的宁蒗，和时间变得无边无际的宁蒗是同一个地方。

宁蒗待了两天，诗一样的谈话，让我的心时时柔软，却又一再坚硬离开的决心。我喜欢彝族的朋友们，他们有不同于汉族的热情、诗性，他们强悍，动起情来毫无防备。可是除此之外，这个县城和中国大多数县城，和我少年时想要逃脱的地方一样，糟糕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精力充沛又无所事事的机关里的年轻人，每天晚上漫长的晚饭和酒宴。

从宁蒗到丽江，有一段路是石块铺成，车颠簸在上面，轰隆轰隆，噪声和黑夜一起，封锁了外部世界。

吴家英说，工作妨碍了自由，但我想要的自由绝不是七个小时的晚餐。我这个靠双脚行走的人，在寻找什么呢？

二

嘉日和阿尔所属的家族是姻亲，他们也是最好的兄弟，朋友。嘉日全名叫嘉日姆几，因为“姆几”和“母鸡”谐音，同学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公鸡”。“嘉日公鸡”在宁蒗很有名，第一，他读书时从来不换洗衣服；第二，他很聪明，成绩好，是宁蒗县走出的博士之一；第三，他很好斗。

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嘉日。一个堂弟抱怨说，这个人太喜欢出风头，只要有他，一桌人都不要想说话了，“你就不能少说点，让别人也说说吗？”嘉日在昆明读大学的时候，堂弟在昆明当兵。每到周末，嘉日就去堂弟的部队玩，不光自己去，还带上十多个同学朋友，堂弟不多的津贴全部用来请他们吃饭了。“他太自我，不会为别人考虑。”

阿尔说，嘉日以前经常喝酒，“不喝酒的时候是好的”，喝醉就打架，骂人。让阿尔佩服的是，后来嘉日发誓戒酒，果然从此滴酒不沾。可是这不代表他戒掉了打架。前段时间，因为博士资格的问题和学校学生处处长发生争执，他把处长揍了一顿，如果不是导师力保，他就拿不到学位了。嘉日的兄弟们十分惋惜，以嘉日的学历、头脑、家族背景，如果回到宁蒗，一定会受到重用，一定也是可以在餐厅、酒店签字的人物，到时候大家联合起来，宁蒗就是兄弟们的天下。可是嘉日非要待在学校读书，做老师，这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事。

我在北京见到嘉日，他的T恤领子松松垮垮，短袖卷起在肩膀，据说中学的时候一个学期都不换洗衣服。他喜欢发表意见，给在座的汉族讲彝族的历史，彝族人的血性，彝族女人的温顺。夹着烟的手随着语速大幅度挥舞，衣服上落满烟灰，脸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嘉日家族是宁蒗最大的家族之一，在彝族这样重视团结、家族观念的民族，家族大就意味着有势力，没有人敢欺负。而且，彝族的职业、阶层是按照家族世袭的，嘉日家族出武士，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当地的厉害角色，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嘉日又受宠爱。也许这是他自我、暴烈的原因。

没有人否认嘉日很聪明。他本科读英文，因为想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开始学习彝语，读彝族历史，现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教书。他和阿尔、吴家英一样，有诗人的禀赋。不同的是，他了解彝族的传统，并以此为生。

嘉日的博士论文是彝族的自然法，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调解纠纷的方式。彝族人内部发生纠纷之后，并不找官方解决，而是求助于“德古”，即族内有德望的人。德古会按照此部落处理同类纠纷的案例裁决，一般而言，都能服众。嘉日的叔叔万格就是当地的德古。嘉日给我讲了许多例子，有的涉及人命，也在德古的调解下得到解决。但是不用说，彝族的传统已经衰落得相当严重。

就在传统逐渐侵毁的宁蒗，前几年出了一件有名的事。九十年代，宁蒗毒品泛滥，万格讲起当时的情形，仰望了一下天空，说：“那时候的毒品啊，就像漫天大雪一样。”万格所在的宁蒗跑马坪乡，是嘉日家族聚集的地方。1999年，嘉日回到家乡，和家族的长辈们商量说，这样不行，必须要管管了。当年1月，近半个世纪没有开家族大会的嘉日家族举行禁毒仪式，规定家族吸毒人员不准外出，并召回其他外出人员；宣布该家族的辖区戒严，并以倡议书的方式向外界发出信息，任何个人、团体不得以任何理由携带毒品入境。

由于仪式在虎日举行，所以称为虎日禁毒。彝族的虎日一般是宣布战争的日子，嘉日说：“禁毒和戒毒，我们理解它的背景、它的底色、它的语境是战争。”结果是，60%以上的人戒除了毒瘾，没有人复吸，也没有贩毒者再进入跑马坪乡。万格说，现在这是一片净土。因为这一成效，2002年，另外两个家族联合嘉日家族又举行了一次仪式。嘉日的导师、人类学者庄孔韶带领学生以此为题材，拍摄了纪录片《虎日》，这件事作为民间禁毒的成功案例，逐渐传播开来。

我问阿尔，这样禁毒真的有用吗？他肃然，有用啊，挖了牛心，涂了鸡血，这么隆重的家族大会，戒毒没有成功的人，会被族人看不起的。

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到，仪式的最后，伴随着誓词，人们把鸡血涂抹在石头上。誓词是：“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我们的誓言，像顽石一样永恒！让我们的脚像石头一样的结实，让我们的眼睛像太阳一样的明亮，让我们团结起来向毒品斗争。祈望神灵赐予力量，抓着所有吸毒的人员，愿我们的族人永远平安。”

一个彝族男孩，学习了汉族文化，学习了英文，他用来自西方的学科——人类学——反观自己民族的传统，并介入其中，用传统伦理解决实际的问题。有人质疑虎日禁毒，它改变的范围极小，只是小小一个跑马坪，但它却是一种新的可能，从传统中寻找力量的可能。

三

7月的昆明，温度适宜得可以忽视空气的存在。茂盛的花草和蚊虫，构成良好的生态系统。仅仅天时地利就足够使云南成为天堂。青年旅店的露台上，都是来昆明闲逛的外国人。这些年，很多人来到云南，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没有目的，无所事事。

1938年，年轻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来到昆明附近的禄村调查，他发现这里的村民和曾经调查过的江村不同，喜欢享受而不勤做。有一个细节，禄村的宦六爷要掼谷子，和他30多岁的儿子说：“明天你不要上街，帮着掼一天谷子罢。”他儿子却回答：“掼一天谷子不过3毛钱，我一天不抽香烟，不是就省出来了么？”第二天，他一早又去城里闲混了。

费孝通发现，农作中省下来的劳动力，大部分浪费在烟榻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和城里的茶馆里。他把这种经济形态定义为“消遣经济”，少收入，少消费，贫穷的闲暇。作为对比的是以新教伦理为基础、拼命赚钱拼命消费的资本主义经济。费孝通并没有做价值判断，他指出，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匮乏经济特有的经济态度，“他们不想在消费上充实人生，而似乎在消遣中了此一生”，“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然而，西方工业文明在侧，很难保持这样知足、安分的经济状态了。

将近七十年后，这段话仍然相当准确，这就是中国内陆农村的状态，也是中国人的气质。只是今天，商业文明压境，“消遣经济”的危机更大了。人们如过江之鲫去往沿海、大城市逐利，云南人似乎还保持“消遣”的气质，包括我在宁蒗县城见到的彝族年轻人。当都市的人们在“消费经济”中感到疲惫盲目，“消遣经济”作为另一种可能性被发现了，有钱有闲的人们到这里天天发呆。这是云南在小资们中间的意义。

但是，云南不应该只是一个休闲胜地，一个可供幻想的异地。生物、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它不同于中原地带的地方。在单一文化统治的今天，云南丰富的色彩，可以带给我们多重的视角。它是沉思的起点。

在翠湖边的一个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云南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郭净。他干瘦，留一点山羊胡子，目光极其智慧。他走路很快，这是经常出门调查的结果。郭净说，云南学者的特点是都很野，不重理论，重实践，喜欢到处走，喜欢喝酒、唱歌。

“野”的另一个解释是不喜欢被规矩束缚，跨学科、跨领域是很自然的事。郭净在八十年代大学毕业以后，研究民族学，后来做人类学研究，他不甘心被绑在学术战车上，和另外几个学者开始为人文地理杂志写作、摄影，后来又拍纪录片，办影展。2004年，郭净和一帮年轻人成立了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他把这个组织定义为“研究——行动组织”。郭净说，云南学者大多都和社区有感情，所谓客观中立的研究经常会变成介入式的帮助。他们希望社区能够分享研究成果，而不只是研究对象。

德钦县卡瓦格博文化社的藏族年轻人给他的启发非常大。这几个藏族年轻人发现自己不懂藏文，更不懂藏族文化，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学习藏文，学习民族歌舞。没想到活动很受当地的欢迎，规模逐渐扩大，原来已经失落的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活力。这件事给郭净的启发是，只有社区找到自己的传统，重新建立和传统之间的联系，才能抵御全球化的未来。因此做社区教育，帮助人们找回文化自信，成为郭净这几年的工作重心。

“云南是汉文化、藏文化和东南亚文化的交汇点。我有三个参考的背景，在思想里面。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容易从非主流的民族思想里吸收营养，”郭净说，“人类学家从现代文明出发，到达原始文明，却总是会被原始文明俘虏。”

而人们之所以出发，总是因为自身的问题。人们试图寻找不同的精神资源，但是谁能抵御全球化？旅游业已经改变了云南，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于以前了。一两个人，纵使几百几千人，又能做什么呢？

与其说是为了拯救世界，不如说为了拯救自己。任何文明都可能消亡，只是当时当地，个人如何选择。

郭净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就连那些以人类学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满足谋一个衣食饭碗，而试图去远方、到他人的文化中寻找生活的价值，就应当属于朝圣者之列。由于经常形单影只地外出，这类人难免渐渐远离华丽的学术殿堂，像溪水，汇入到为朝圣而远行的人群当中。既然是远行，那么无论何种形式的朝圣，都必须以地理上的‘异乡’为目的地。真正吸引朝圣者不停地往前走的，是对于陌生之地的幻想。”

四

在去德钦的路上，山路反折缠绕。夜里降下大雾，汽车灯光只能照亮一轮之地。我想到马骅，这个汉族诗人，厌倦了都市的生活，由郭净介绍到这附近的乡村小学教书。有一天，他坐拖拉机去县城买书，回去的路上车翻入澜沧江，再也没有音信。在他翻车的路边，常有鲜花，香烟。

在马骅最后的岁月，他曾写诗说：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坐在碉楼里的人看着，也没替他醒。

索性回屋拿出另一把伞，在虚无里冒雨赶路。

在云南处处有人提起他。“马骅你知道吧？”诗人吴家英说，“他才是真正用心灵行走的人。”

芦笋记

文_王琛

一

表弟坐在马扎上，他的脚边躺着一堆又一堆的芦笋。绿色的芦笋大都半米长，头部尖细尾部粗壮，表弟一根一根将它们拣起，把它们的头部对齐、码好，铺在面前，再拿蓝色的塑料胶带捆在它们的腰部。每捆都是差不多十斤。我坐在另一个马扎上，面前也是一堆芦笋，我低下头，模仿表弟的每个动作。由于不熟练，我的速度很慢，我扎好一捆芦笋的时间表弟能扎好三捆。

你去歇歇。表弟说。

没事。说着我站起来，摇动我的腰部，一会儿是逆时针一会儿是顺时针。我的腰发酸，好像一直被捆起来的不是芦笋而是我。

我晃完了我的腰，再坐回马扎，拾起芦笋。散乱地躺在一侧的芦笋逐渐减少，整齐地捆在另一侧的芦笋逐渐增多，随着芦笋位置的转移我的心情逐渐明亮。等芦笋只剩最后几捆，我好像恢复了力气，双手徒然获得了生机。我想起小学语文作业中对生词的抄写，一样是极度无聊的工序，起初心情沉重，每抄一会儿就去计算时间，直到抄到最后一页，因为胜利在望，心情愉快起来，写得也反而最为工整。

从9点扎到12点，表弟和我扎了三个小时的芦笋，我应该看了十几次时间。我看一次时间再看一次芦笋，计算单位时间内我的工作量。

表弟看得出我的焦虑，每次都用微笑来配合我。那微笑带有了然于胸的意思。他起初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到后来习以为常，再也不看时间。看时间没用。芦笋就躺在那里等着。

二

2015年夏天，表弟开始在崇明岛上种芦笋。他在岛上的一家农场租下23个塑料大棚，每个大棚至少有两间教室那么大，排成一排，在太阳下白茫茫一片，闪着光。芦笋是已经扎根了的，转租大棚的同乡交代表弟，大棚是好大棚，芦笋是好芦笋，表弟只用定期施肥和收获就行。25岁的表弟立即交了定金。他读到高中一年级离开学校，此后换过不少工作，每个工作都做不长久，主要就是没赚到钱。24岁结婚时他买了一辆小汽车，每个月要还车贷。接着弟媳生了孩子，他又要买奶粉。在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又要养孩子又要养车的时候，就开着小汽车带着孩子来到了岛上，住进农场的房子。

表弟怀着来赚一票的愿望。我们那里不少年轻人都是怀着赚一票的愿望出门的，比如另一个被称作杠子的年轻人。杠子也在农场待着，他的工作是每天早晨把大家扎好的芦笋以一个价格收到卡车上，运往市场卖出另一个价格。这是个人人眼红的好工作，通常一个市场只有一个。本来这个工作属于杠子的姐夫，但杠子当众将一把小刀插到了姐夫的屁股上。姐夫摸着屁股上淙淙的鲜血，一边骂着杠子一边逃往远处。杠子因此继承了姐夫的工作。中午11点左右杠子的卡车沿着农场一排房屋前的主干道鸣笛前行，路旁正在扎芦笋的众人就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杠子的卡车推进到表弟门口时，我正在摇晃我的腰。杠子停下车，探出头。小时候我去姥姥家那个乡里时跟杠子一起玩耍，不过现在十多年没见，我们早就不认识了。

“我哥。”表弟放下芦笋，擦一下额头，坐在马扎上说。

杠子对我笑了一下。我也答复他一个笑。

“今天收多少一斤？”表弟问。

“两千一斤！”杠子说着，卡车又启动了。也许他说的是两万，我记不清了。

“傻子！”表弟朝远去的杠子大喊，接着转头朝我大笑，笑完又认真地说：“杠子不等人，还装，规定12点交芦笋，晚一分钟你就得给他递烟，傻吧，杠子不是人。”

三

我到崇明岛是2016年3月，那时表弟已经在岛上待了大半年。那个月我结束了北京的工作，企图换一种生活，我在南方几个城市待了半个月，最后买了一张高铁票到了上海。我提着箱子，背着电脑，先在市里待了几天，接着坐地铁到了浦东，上了一趟去崇明岛的跨海公交。过桥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晒得发昏，不过想到即将迎来岛屿生活，心里还是很不平静。表弟给了我地址，交代我下了公交车转坐黑面包，价格二十块。我下车直接拦了出租车，岛上车很少，司机开得飞快，汽车越过高低起伏的公路，越过大小不一的桥梁，穿过几个小镇，一直开进了农场，在一片大棚的白色的光芒里，出租车沿着主干道缓缓推进，路过一户一户的平房和一堆一堆的芦笋，直到我看见坐在马扎上的表弟。当时他刚刚将芦笋交付到卡车上，正在认真地数钱。他手上有一叠红色的钞票。

“多少？”我将行李箱从出租车后车厢拎出来，远远问。

“我靠！”我记得表弟吓了一跳，可能手还抖了一抖，抬头看见我，站了起来。

表弟一家三口住在平房里，以衣柜隔出一个卧室，卧室外面是简单的客厅，摆着冰箱、洗衣机、一张饭桌、几个马扎。我住在平房旁边一个建筑工地常见的那种临时板房，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写字桌，桌上有一副扑克牌、一只手电筒，地上则堆着几箱农药、几圈铁丝和一台背在肩上的农药机器。床上已经铺好了被褥。

两间房子前面是一片水泥空地，也就是每天上午坐在马扎上码芦笋的地方。上方搭了黑色的网罩，用来遮阳。事实上，一旦到了正午，阳光过于猛烈，这网罩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我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表弟买回了一只咸水鸭，拎出一桶黄酒，一杯一杯给我倒满。黄酒二十块钱一桶，一桶两升。我才喝了两杯就脚下打转。表弟自己喝，一杯接一杯。

在岛上就得喝酒，他跟我解释，酒能解乏，不喝睡不着，睡不着第二天就干不了活。一到晚上都是酒味，你去路上闻闻。表弟说。

除了喝酒呢？我问。

除了喝酒就是吹牛，表弟说，都太能吹了，我是来了才知道的，不吹牛过不下去，吹牛吹到最后自己就信了。

怎么吹？我问。

睁着眼睛说瞎话，吹自己挣到钱了。上一年，芦笋一年到头卖不上价，就腊月里贵，腊月贵的时候棚里就根本不长笋，到春天长了笋，价格就噌噌往下掉。表弟说。

赚不到钱？我问。

赚不到，根本赚不到，表弟说，大棚是好大棚，芦笋是好芦笋，就是赚不到钱，前年芦笋贵，市场起来了，整个岛上都种芦笋，芦笋太多了，就卖不上价了。

四

晨昏交替，除了吹牛和喝酒，菜农还要给芦笋施肥、浇水、除草、捉虫。表弟几乎一个人完成了这些工作。有时表弟媳妇想帮忙，表弟疼媳妇，不想累到她，就将她赶出大棚。

早期，岛上也有当地的工人。工人分两种，一种是计时工，岛上称为“小工”，另一种是包身制，称为“长工”。小工按小时收费，比如拔草，一个小时十块钱，拔完结账。长工拿固定工资，早先的价格是每月两千元，一部分是聋哑人，另一部分智力不及常人。对于菜农来说，聘请长工较为实惠，但长工稀缺，农忙时只能聘请小工。小工脑子灵活不易管理，经常出工不出力，最大的爱好是看表、睡觉、磨时间。七月天，大棚里杂草长到了棚顶那么高，必须请人除草，这就到了小工最容易偷懒的时候。你看到哪个小工提了一个纸箱进棚，表弟说，那这个小工肯定有问题。进了棚，小工钻到杂草最盛的地方，拆开箱子铺在地上，躺上去就开始睡觉，太阳在大棚外的天空里越滑越远，滑到看不见，他才揉揉眼睛，出门找菜农算钱。

但到了这年，就是这样偷懒的小工也请不到了。表弟说都是因为江苏那边的农场给价高，小工过去了，岛上没人了。租大棚的菜农请不到工人，就只好全家一起出力。能给他们帮忙的只剩下太阳。太阳意味着绝大部分事情——如果白天太阳够大，那么一夜过去芦笋平均能长五厘米，换成阴天，芦笋一夜就连一厘米也长不了。

昨天是多高，今天还是多高，表弟说到兴奋处，大概是仰头喝下了一杯黄酒，大笑着说，你走进棚一看你就哭了！

表弟比我小三岁，但当他讲述自己的农场经验时，显示出的是比我更年长的神态。我接不上话，也没法打断他。夏日，在我们那里的乡间，有时你能碰到几个劳作以后在树下闲扯的中年人，他们就使用着和我24岁的表弟相同的语调和神情。乍一看你觉得他们似乎是骄傲的，但很快你又明白那态度和骄傲正相反。似乎是什么将他们牢牢地折服过。

芦笋不长高你也哭，长得太高你也哭。表弟继续使用那种语气，接着说。那时我已经迈不动腿了，扶着墙走回我的板房，躺到了床上。我的电脑在写字桌上充着电，书包里放着几本书。一周以后，直到离开崇明岛我也没有打开过它们。

岛上太安静了，只能听见风声，风吹到金属板房上产生巨大的声音，我在夜里被吵醒，以为下雨了，走出门看见天上满是星星。我走到路边，对着一棵树排尿，接着回到床上，再醒来是早晨8点，推门出去，看见表弟一家的房门已经上锁。农场里8点多太阳已经很高了。我换了运动鞋，走向远处的白茫茫的大棚。

五

喝酒时表弟跟我讲起在大棚里拔芦笋的感受，是拿农场里一个姓薛的老头做例子的。薛老头是个鳏夫，在表弟之后来到农场，自认能干活，一个人租下了三十个大棚。第一天早晨，其他已经完工的菜农们走出大棚，待在阴凉处，看见薛老头走出最后一个大棚，捏着一把芦笋，整个人晃晃悠悠，好像醉了酒，走在路上，走了几步扑通跪了下去，仰头对着太阳，大叫起来。

“去你的老天爷，”表弟将薛老头的叫喊复述给我，“老天爷，你干死我吧。”

走进大棚，芦笋有高有低，表弟示范动作给我，拔掉那些超过半米的。我弯下腰，握住芦笋的根部，用力将它们拔起。我拔了十几根就湿透了后背。表弟拉开一层塑料，使风吹进来，他告诉我，棚里的温度大约是四十五度。

拔了半个大棚，我有点站不住了，走了出去，跟表弟一起抽起烟来。回头看看棚里高低不一的芦笋，我们又钻回大棚。第一天早晨我大概拔了不到三个棚，和表弟一起推着电动三轮车将它们运回门口。我以为我的腰不见了。

回到门前，我和表弟坐在马扎上，将芦笋捆扎起来，等待杠子开着卡车出现。为了找回我的腰，我不得不坐一会儿就站起来，不停地摇晃它。12点，含着一根烟的杠子接过了表弟的芦笋，交付了定金，将卡车开走。我坐上表弟的电动三轮车，我们走在主干道上，走在杠子的卡车烟尘里。“我哥。”表弟跟他熟悉的人介绍我。我们将三轮车开出农场，走在崇明岛的小路上，越过河流上的桥梁，一直开到崇明岛镇上的澡堂。在洗澡的过程中我的两腿发酸，站不住，脚底打滑，表弟看着我大笑起来。洗澡以后我到一家菜馆点了一只咸水鸭打包，路过菜市场，我又买了一些猪肉两个椰子和一袋香蕉。我想买两条野鱼，可是此后几天去遍了附近的渔家也没买到。他们说天太冷没有出海。我将买来的东西放在车上，我坐在三轮车里的马扎上，表弟迎着风开回农场，路上我们遇到几个同样开着三轮车的中年人，表弟跟他们一个个点头打招呼。

你认识？我问他。

不认识。他说。

回到农场，我喝起黄酒，一杯接一杯，喝到两腿发软。6点不到，农场已经四无声息。那个3月我在崇明岛待了一周，结束了并没发生的田园牧歌式的岛屿生活。表弟在半年后也离开了农场，他说他亏损了大概10万块。临走那天，大棚荒废了，他想转租出去，但是等了三个月也没成，就扔下大棚，开着他仍在还贷的小汽车回了山东，回到了我们县里。

海边的老鼠

文_谢野

我们从日照开车到海阳，用了三个多小时，一路顺畅，碰到服务区就停下来，抽支烟，喝一罐红牛，然后换一个人驾车继续上路。我和小黑都没去过海阳，胶东半岛的一个海边小城。如果不是小黑的朋友在那里有套房，我们根本不会路过那儿。那朋友是个古怪的书生记者，几年前去海阳出差，顺手就买了那套一居室，阳台能看到大海。他后来再也没去过那地儿，说已经变成了鬼城。我们离开高速时，是傍晚，阳光只剩一点点。四周都是荒地，看不到鬼城，也看不到大海。

车里原先有三个人，但其中年纪最大的老黑，前一天坐火车回上海了。临走前他还了我的墨镜和书，留下整个后排空间和几箱没喝完的啤酒。出来这一个多月，小黑中途离开过，老黑现在也离开了，我没办法离开，我得把车开回北京。但这事儿说不准，我们一路都在讨论，也许能在哪儿寻摸到一个极乐之地，抛锚扔车，再待上几天。我们碰到过一个女孩，在某个小城一起转了两日，然后各自分头再上路。小黑年纪轻有女朋友，我和老黑年纪大了些。但这事儿，也说不准。

出了收费站，我们驶上了一条小公路。天还没黑尽。公路雾蒙蒙的，是乡道，两边都是电线杆和农户。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些高楼，楼那边也许就是大海。轮到小黑开车。

“慢点开，不着急，”我摇下车窗，冲进一股湿润的腥味，“海风就是不一样。”

“还是海边舒服。”小黑说。

“可能。”

“你不觉得？”

我伸手探向窗外，摊开手掌，迎着风。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你同学说得没错。”我说。

“什么？”

“手掌迎着风的感觉，”我嘀咕道，“像女孩。”

“对。”小黑笑了两声。

我们拐上一条水泥主干道，没多久，再右拐驶入了那片高楼区。这儿离海阳市区还有段距离，盘在一大片儿荒地上，大门很豪华，道路很宽阔，我们绕了个圈，跟保安打了个招呼，直接进了小区中心。我说，肯定是这儿，没错。这些高楼都空洞洞的，不像有人住。我们在中心街道停下，两边都是商铺，几个餐馆还在营业，街边停了一些车。

“这些车从哪儿来的？一点儿都不像鬼城。”小黑说。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吃点什么。”我说。对面有一家饺子馆，一个咖啡店。

我跳下车，站在街边，掏出一支烟点上。包里的烟快没了，我有点担心这儿买不到烟。小黑也下车走过来，我递给他一支，他摇摇头。这一路他都没怎么抽。有时他会突然戒烟，连续几周不碰。比如他感到胸口很闷时，就觉得这玩意迟早要了他的命。只有在喝酒到半夜，他偶尔会晃荡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拿过桌上的烟盒，“我也来一根”，他说，像对着死神说话。然后他默默站在窗口，吐出烟气。他一包一包买烟。我喜欢买一条。很久前一个深夜，我抽完了家里所有的烟，凌晨跑到街头到处找小卖部，走了好几公里，空气很新鲜，但我想着胸里被熏黑的肺，如果不赶紧抽一根，也未免对不起这空气。自那以后我尽量随身带一条烟。烟灰缸插满了烟头。

我也认为我迟早会死在这玩意上，有时能感到身体某些部分已经麻痹，像被人拿刀从头到脚分成了两半。左边是塌陷的肺，抬不起的手，走路的时候矮了半截。右半边生活在白天，可以单手端花盆，敲打键盘，拿酒瓶约人吃饭。可能走着走着，左边的身体就掉了。我想趁着还健全，在海边住上一段时间。也许能买个房子，或租套公寓。这种意愿越来越强烈，也像成了瘾，所以小黑提议我们来看看他朋友的房子时，很好。

抽完烟，我站在那儿朝海边望去，不远处有两栋金碧辉煌的大楼。“十里金滩”，是个大酒店。四周是高楼住宅，楼下有一个人工湖，湖边和道路之间是修整完美的草坪。现在，一群一群人正从酒店那边朝我们走来。老人牵着小孩，穿着泳装的年轻夫妇，推着婴儿车的家庭。我说，这儿看起来很郊区生活，你那朋友为什么说是鬼城？小黑说，谁知道呢，可能他自己也没来过。

我们逆着人群朝酒店走去，夕阳马上就没了，影子拖得很长。小黑正在电话里问他朋友，那房子到底在哪一栋楼。但不管是哪一栋楼，我们今晚都住不了，他好像还没接房，连家具都没有。我说，他阳台能看见海吗？小黑说，如果看不见海，还住在这鬼地方干什么？我们停下脚步，又看了一圈：“这地方看起来还真挺好的。”

酒店大堂有很多人，中间放了一个小区沙盘。我们站在旁边，在沙盘上寻找朋友的房子。那栋楼二十多层，手指那么长，确确实实就在海边。我想象自己站在这个模型里的阳台上，注视着大海，除了抽烟，好像也不知道能干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在这儿歇一晚，我说，不用去海阳市区了。对。

前台的姑娘很年轻，穿着制服，正忙着打电话，解决某个房客的淋浴头问题。我问她标间多少钱，她抬头望了我一眼，899元。我环顾了一圈大堂，打算离开，这时她搁下了电话，对我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房间今天全都满了。

大堂后方是一排阶梯，我们从那儿走下去，出了大门，外面的世界突然热闹起来。这儿有很多儿童游乐设施，喷水池，穿过去是一大片沙滩。沙滩上搭着帐篷，卖海鲜烧烤。十几辆沙滩车堆在旁边，围了一圈空地。到处都是人，年轻夫妇和老人小孩，到处都是人。太牛了，小黑说。

我们脱了球鞋和袜子，穿过沙滩走向海边。往人少的地方走。这时太阳彻底没了，天空罩着雾一样的蓝，回头看，酒店大楼闪着灯光，能看见面对着大海的阳台上，一个人也没有。

“这沙滩不错，沙子很细，”小黑说，“那房子值了。”

“也许我也应该买一套。不知道还有看得到海的房子吗？”

“有，但也许很贵。”

“夏天人太多了，冬天也许还不错，”我盯着远处拍照的人群，“冬天这儿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到这儿安静地写点东西。”小黑笑道。

“我更想在这儿晒太阳。”

“最好旁边还有个人。”

我们挽起裤管，站在海水里，等着新一轮海浪卷过来。“也许住上几天就烦了，我刚才没看到小卖部，没法买烟，外卖都没法叫，”我说，“可能很无聊，没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小黑说，“走吧。”

我们拎着球鞋，赤脚往上走，经过沙滩摩托车时，犹豫了一下。“没什么意思，算了。”我们经过烧烤摊，又犹豫了一下。不远处还有个沙滩大舞台，一个乐队正在唱《让我一次爱个够》。我们在音乐声中接着走，得找个地方把脚洗了，穿上鞋。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处喷泉，泉水溢出了池子，溢出了小沟，地面上全都是。四周没有人。我单脚站进去，试着在水里把鞋穿上。猛然一阵巨响，我差点掉下来。我们抬头朝海边望去，有人在放烟花。

“这到底什么地方。”我扔掉鞋子，双脚站在水里。

“真魔幻。”

我们站在水里看完了烟火，然后穿上鞋子，穿过酒店大堂——在沙盘那儿又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跟着人群朝小区的中心街道走去。饺子馆还开着，但我不想吃了。“我来开车，”我说，“我们先离开这儿。”

我挂上挡，掉了个头，踩油门时听见脚底在滋滋出水。我开得飞快，在转盘那儿差点走错了方向，没再跟小区大门的保安打招呼，车挡自动抬起，我们直行，左拐，再右拐，又开上了那条我们来时的小公路。

小黑打开手机放了音乐，开着车窗。天已全黑，这条路上一盏灯没有。我们都没再说话。然后我看见前方大约100米处，一只像老鼠一样的东西，爬行着，正横穿公路。它看起来可真肥。我目测我应该刚好错过它。然后我们听见“啪”的一声，闷闷的，车抖了一下。

我们俩同时叫了一声。

“感觉爆浆了。”小黑说。

“是。”我继续往前开。

“太可怜了，”小黑说，“那是一只老鼠？”

“应该是。很肥的老鼠。”我不想认为那是一只松鼠，松鼠应该没那么肥。我尽量保持平静：“也许它怀孕了，那么肥。”

“一尸两命。”

“肯定不止两命，如果是老鼠。”

我们接着往前开，前方很黑。快到收费站时，我差点拐进了一条错误的小路。小黑看了我一眼，平静地说：“算了，别想了，你专心开车。”

“至少它没有痛苦。”我说。然后我们拿了收费卡，上了高速，我踩大油门，驶入黑暗。隔了半天我问小黑，我们今晚到底去哪儿啊？

老黑、小黑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