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
（1972）

1973年2月3日，西蒙娜·莫里尼来蒙特勒采访我。我们的谈话登在1972年4月15日纽约的《时尚》杂志上。有三段文字借用了《说吧，记忆》（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66年版），但作了修改。

这个世界已经并一直为您敞开。以您的普鲁斯特式的地点感，蒙特勒为什么如此吸引您？

我的地点感是纳博科夫式而不是普鲁斯特式的。说到蒙特勒，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人友善、靠山近、邮件通畅、总部就在一家舒适的旅馆中。我们住在皇宫旅店的旧建筑里，房子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那儿的一切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存在（你从1840年前后的旧印刷品中，仍然可以看到最早的小酒店和我们的窗户）。我们的住房由几个小间构成，有两个半浴室，因为两个套间不久前合在一起了。一套住房分别是：厨房、客厅、我妻子的卧室、我的卧室、原先的一间小厨房堆满了我的文稿、儿子的房间（现在成了书房）。房子里到处堆放着书籍、文件夹和各种材料。可以称为书房的倒是后面一间储藏室，里面摆放着我的著作，阁楼上额外地放了一些架子，天窗常飞来鸽子和阿尔卑斯山红嘴山鸦。我作这样详细的描述，是要驳斥最近在纽约一家杂志上发表的访谈中的歪曲——长篇文字中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错误引用、不正确的语气、不真实的对话，说我对一个好朋友的学问不屑一顾，称其为“迂腐”，还莫名其妙地取笑一个有男子气的作家的悲剧命运。

有传言说您考虑永远离开蒙特勒，是真的吗？

哦，传言说现在住在蒙特勒的人迟早会永远离开这儿。

《洛丽塔》是一本特殊的美国旅行指南。是什么让您对美国汽车旅馆如此着迷？

这种着迷纯粹是功利性的。我妻子过去在好几个假期常开车（普利茅斯、奥兹莫比尔、别克、专款别克、英帕拉——按汽车品牌序列）带我外出，每个假期会开车几千英里，就是为了捉蝴蝶——这些蝴蝶现在由三家博物馆收藏（纽约市自然史博物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康奈尔大学康斯托克大礼堂博物馆）。我们通常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上一两天，但有时，如果捉蝴蝶的环境理想，我们就会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个星期。一家汽车旅馆的主要存在理由是：出门就能走进一片开满了花的果树林，或通向一道山坡。我们在去汽车旅馆的路上也常常下车捉蝴蝶。所有这些，我会在下一部回忆录《继续说吧，记忆》中进行描述，这本书将会涉及许多有趣的事情（除了蝴蝶知识）——在康奈尔和哈佛大学的趣闻逸事、和出版商的较劲、与埃德蒙·威尔逊的友谊，等等。

您曾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寻找蝴蝶，在您看来，这些地方有什么特色？

我妻子和我不仅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收集蝴蝶，还在美国的大部分州及加拿大捉蝴蝶。把1940年至1960年间到过的地方罗列出来会写满好几张纸。每只蝴蝶被熟练地掐住胸部而死，随之被放入一只小号的釉面信封内，大约三十只信封正好放进一只随身带的创可贴盒子里，随身带的还有网兜，这是我到野外所带的唯一装备。捉住的蝴蝶在它们被摊开和定位之前，如果存放得当，能够在这种信封中保存好几年。除了在记事本上随手作些记录，还会在每只信封上写下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虽然我收集的蝴蝶现在在美国博物馆内，但我保留着几百份标签和笔记。这儿只是随意举出的一些例子：

在从85号公路去特里峰的路上，靠近里德，6500—7000英尺，位于南达科他的黑山山脉，1958年7月20日。

汤保伊路，位于社会隧道和金银矿之间，约10500英尺，靠近特鲁莱德，圣米格尔县，西科罗拉多，1951年7月3日。

靠近卡内尔，位于奥尔巴尼和斯克内克塔迪之间，纽约，1950年6月2日。

靠近科隆比纳旅馆，埃斯特帕克，东科罗拉多，约9000英尺，1947年6月5日。

苏打山脉，俄勒冈，约5500英尺，1953年8月2日。

在波特尔，去鲁斯特勒公园的路上，5500至8000英尺之间，奇里卡瓦山脉，亚利桑那，1953年4月30日。

弗尼，埃尔科以东3英里，不列颠哥伦比亚，1958年7月10日。

花岗岩关口，大角山脉，8950英尺，东怀俄明，1958年7月17日。

靠近克劳利湖，毕晓普，加利福尼亚，约7000英尺，1953年6月3日。

靠近盖特林堡，田纳西，1959年4月21日。

等等。

现在您去哪儿捉蝴蝶？

去瑞士瓦莱、泰辛、格里松的好几个地方，去意大利山里，去地中海岛屿，去法国南部山区等。我主要收集欧洲和北美高纬度地区的蝴蝶，从来没有去过热带地区。

山区小火车把我们带往高山草地，它穿过阳光和树荫，沿着岩石表面，或针叶林行驶。旅途兴致盎然，目的地让人神往，小火车最后又把人们带回一日游的起点。虽然我更喜欢缆车，尤其是缆椅。坐在那种神奇的椅子上，从山谷沿着林木线，在早晨的阳光中向上滑行，如同进入迷人的仙境。俯视自己投下的阴影——鬼怪似的手中握着鬼怪似的捕蝶网——缆椅徐徐上升，脚下是开着鲜花的山坡，身边飞舞着小环蝶和豹纹蝶。有朝一日，捕蝶者背上缚着小型火箭，翩然直上山巅，那更是恍如梦幻的情景了。

过去您捉蝴蝶时通常怎样旅行呢？在外露宿？

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在俄国革命前夕，我曾认真筹划（我成了一份财产的独立继承人）去中亚作一次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性质的探险，那自然会包括很多次野外露营。更早些，我八九岁的时候，除了靠近圣彼得堡我们田庄的田野和树林，很少去更远的地方游逛。十二岁时，想要去六英里或距离更远的一个地点，我会骑自行车去，将网兜绑在车的横杠上，但树林中有许多路并不适合骑车，当然可以骑马去，但因为我们的俄罗斯虻很凶猛，片刻也不能将马拴在树林中而离开，有一次，我那匹性子很烈的栗色马为了躲避它们，几乎爬到了拴它的那棵树上。有的虻个头大，水绸似的眼睛、肥硕的躯体，而灰色的小虻甚至有更锐利的针状嘴巴，但动作缓慢得多：它们叮在我的坐骑的脖子上，有时一巴掌拍下去能拍死好几只，这让我为马感到一阵解困的快感（而一个昆虫学家未必会为此感谢）。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其他方式，捉蝴蝶我还是喜欢徒步旅行（当然，除了坐在缆椅上，悠闲地滑行在毯子般的植被和未经探险的山岭上，或盘旋在一片繁花似锦的雨林上方），因为当你行走，尤其是在你已经有了很好研究的地区时，从你按旅行路线出发的时候起，就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你这儿走走，那边看看，这儿有块林中空地，那边是一道河谷，土壤和植物的不同组合——好像顺便拜访你熟识的一种蝴蝶的栖息地，以看看它是否出现，如果出现，又是如何出现在那儿的。

您理想中的出色的大旅馆是什么样的？

要绝对安静，隔墙没有收音机的声音、电梯没有噪音、楼上没有脚步声、楼下没有打鼾声、小巷里没有贡多拉船夫的喧哗声、走廊上没有酒鬼的胡闹声。我还记得一幕可怕的小场景（这家旅馆位于有五座塔楼的宫殿内，导游手册上的标志是一只红色鸣鸟，意为豪华和清静）：我听到房间门外一阵喧闹声，正要伸头斥责——但一看到过道上发生的事立马住了口。一个旅行中的官员模样的美国人，抓着酒瓶子，身体摇晃，他的儿子，一个约莫十二岁的男孩想要制止他，不停地说：“爸爸，求你了，去睡觉吧！”这使我想起契诃夫小说中相似的情景。

您认为过去的六十年旅行方式有什么变化？您喜欢卧铺车厢吗？

我喜欢的。在本世纪初期，涅瓦大街的一家旅行社展示了一种3英尺长的橡褐色国际卧铺车厢的模型。模型做得细腻逼真，比我那个锡制发条火车好多了。可惜它不卖。人们可以看到车厢内蓝色的坐垫、分隔间墙壁的印花皮革、抛光面板、镶嵌镜子、郁金香形台灯，及其他细巧的玩意。窗户有大有小，有单层，有双层，有些还配了磨砂玻璃。有些包间还设有铺位。

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一战后当它优雅的棕色换成新贵的蓝色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只有国际包厢，一周两次往返于圣彼得堡和巴黎。这是到巴黎的直达车，旅客不必在俄德边境从一列列车换乘到另一列相似的车上，在边境，60.5英寸的铁轨要换成56.5英寸的欧洲标准铁轨，煤代替了桦树原木。

在记忆中，我能想起来的至少有五次这样的巴黎之行，最终的目的地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单说1909年，我们一起旅行的有十一个人和一条达克斯猎犬。戴着手套和旅行帽，我父亲在包间内坐着看书，他和我们的家庭教师合住。我弟弟和我合住，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娜塔莎合用我们隔壁的一个包间。再过去是我的两个妹妹、她们的英语教师拉文顿小姐（后来成为沙皇孩子的家庭教师）和一个俄国保姆。最后一个便是我父亲的仆从奥西普（十年后，迂腐的布尔什维克要枪毙他，因为他占用了我们家的自行车而没有上缴国家），他和一个陌生人（费劳迪，一个著名的法国演员）做伴。

那神气活现的蒸汽、雷声般的汽笛，还有那火焰，以及铁路的浪漫传奇都一去不复返了。大众化的“红色列车”只是一种马力增强了的电车。至于欧洲的卧铺列车，现在也简陋并俗气了。我通常坐的列车“单间”很狭小，墙角的一张小桌隐藏着简单的卫生设施（这情景就像可笑的美国“卧车小房间”，为了取一些用品，得直起身、肩膀顶着床，像从坟墓中复活的拉撒路）。还有，对怀念过去的人来说，那些国际卧铺列车（从洛桑直达罗马、从西西里直达皮埃蒙特）虽然风光不再但魅力犹存。确实，提到餐车似乎无话可说，三明治和红酒是沿途的小贩供应的，华而不实的早餐是疲劳过度、衣衫不整的工作人员，在紧挨着臭烘烘的厕所的肮脏小房间里准备的，然而，半夜停车时那神秘的叹息或清晨一睁眼看见的山岭和大海，仍然会把我带回到童年的兴奋和惊奇中去。

您怎么看待坐豪华飞机旅行？

我认为他们的公关部门在宣传前后座位的宽敞时，应该停止用这样的图片：调皮的孩子坐立不安地位于泰然自若的母亲和严肃端庄地阅读的陌生人之间。另外，那些大家伙是技术的杰作。我从没有坐飞机跨越大西洋，但我乐于坐一下瑞士航空公司和法航的飞机。他们会提供上乘的烈性饮料，低空的景色也让人怦然心动。

您怎么看待行李？您认为行李的风格也与往日不同？

我认为好的行李总是要让人赏心悦目，现在到处都有好看的行李。风格当然有变化。现在不再带那种笨重的大衣箱了，那是一部好看但荒唐的电影《威尼斯之死》的一个样本，这部电影是根据曼那部平庸但也还可信的小说改编的。我仍然珍藏着我母亲的一件非常雅致的行李。它到处旅行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它仍然文静地在时间中行走，因为我用它来保存家里的旧信件以及一些特别的文件，如我的出生证明。我比这只旧式旅行包还要年轻几岁，它50厘米长、36厘米宽、16厘米高，是一种比较结实的猪皮旅行包，上面有银质的“H. N.”字样。这只包是1897年为母亲去佛罗伦萨新婚旅行买的。1917年，它把一些珠宝从圣彼得堡带到克里米亚，又带到了伦敦。1930年前后，在典当行，它失去了值钱的水晶和银制器皿，空空的包里只有人造革背带了。但在跟随我一起旅行的三十年间，它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弥补，我们从布拉格到巴黎，从圣纳泽尔到纽约，在美国四十六个州，照过了二百多个汽车旅馆和出租房的房间里的镜子。在我们的俄国遗产中，最坚强的幸存者被证明是一只旅行包，这一事实既合乎逻辑，又具有象征意义。

您认为什么是“完美的旅行”？

去没有去过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去在我之前没有鳞翅目昆虫学家去过的地方。在欧洲，仍然存在未有人探险过的山峰，我每天仍然能行走二十公里。普通的散步者也许觉得漫步会带来一阵快乐（晴朗的早晨、村子还在睡觉、街道的一侧已经被阳光照耀、回家的路上要买份英文报纸、我想这儿是弯道、是的，到卡塔拉塔的人行道），但我右手中金属网杆的凉意将这种快乐放大为几乎难以承受的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