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钟俊教授百年回忆

韩正之

张钟俊教授出生于1915年，但户口簿和身份证上标明的是1913年。因天资聪慧，幼年多次跳级，他自己解释说家里为了他能顺利上学，而多报了两岁。在生日问题上，中国素有做九不做十的说法，因而不管是1913年还是1915年，说生辰百年总不错，留下此文权作纪念。

一、初识张钟俊教授

1988年，我在华东化工学院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完成博士论文，准备答辩。我的导师是蒋慰孙教授。我报考博士时，上海市高校自动化领域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两位，另一位就是张钟俊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因此当时华东化工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答辩总是请张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我于约定时间到张先生（当时学术界都这样称呼他）在安亭路的家中，将博士学位论文送他审阅。记得他是在书房接见我的。尽管7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他接到我呈上的论文后，稍微翻了下，问了我毕业以后的打算，约定取评阅意见的时间，然后我就离开了。一个星期后，我准时到张先生家中取回他对论文的评阅意见。那天，张先生对我说，国内现在有博士后制度，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理论设有博士后流动站，他是指导教师。他说原先博士后流动站只招收国外获得学位的博士，今年开始可以招收国内的博士了，问我是否可以考虑毕业后来交大做博士后。我当时回答，得回去请示一下蒋老师，因为他是希望我留在华东化工学院的。

也许在答辩那天，张先生事先与蒋老师讲过了。答辩完成后，张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宣读了答辩决议。当决议读完，他直接对蒋老师讲：“韩正之的答辩已经结束了，他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学习也就结束了。明天让他到交大研究生院报到，是我的第三个博士后。”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与蒋老师之间的沟通，注视蒋老师，征求他的意见。只见蒋老师说，博士后的工资比留校每个月要多100元，你先去交大，两年后再回华东化工。于是，我第二天就到张先生家，接受他对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安排。

在交代了进博士后流动站要办的手续之后，张先生开始布置我的研究任务。他要求我从研究线性系统转到非线性控制系统，重点应该放在非线性系统的设计中，并协助他指导非线性控制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并特地告诉我学校同意由我担任他的秘书。当时，Isidori微分几何方法刚传入国内，对于精确线性化思想了解的人还不多。张先生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谈自忠教授关系很好，而Isidori应谈教授邀请，每年有6个月在华盛顿大学工作。从谈教授那里，张先生了解到Isidori的精确线性化理论，希望我能利用数学上的优势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对非线性控制系统的研究就是从此开始的。

由于担任了张先生的秘书，在1988年到1994年之间，我成了去张先生家最多的人，每周至少到他家去一两次，我的孩子正好与他的外孙女同在交大附中上学，于是我们一家也常去他家，往来十分密切。

二、爱校、爱国情结

张先生1930年9月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就读于电机工程系。如果按照生于1915年的说法，当年只有15周岁。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同年以优异的学业和突出的考试成绩，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这个文化教育基金是用中国向美国支付的庚子赔款的银子作为基础的。同行的还有从交通大学毕业的钱学森，上一届毕业生顾毓琇早一年到了美国，当时三人同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顾学通信，钱学力学，张学电机。张先生的研究方向是网络综合理论。钱学森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顾和张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拿了博士学位。

1937年，张先生完成博士论文答辩，接着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成为该校第一位博士后副研究员。1938年9月，张先生接到家书，得知杭州沦陷，举家避难湘赣。他心急如焚，急忙回国，取道香港，10月到上海。他看到沦陷区日寇嚣张跋扈的气焰，看到国人的痛苦生活，谢绝了美国商人请他加盟上海电力公司的邀请，毅然入川。四川是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1991年，张先生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只是想不能在日占区给日本人办事，所有有志青年都进川了。11月到达重庆，被武汉大学（当时迁往乐山）聘为电机系教授，当年只有24岁。乐山防空力量薄弱，遭日机轰炸后，遍地瓦砾，张先生遂去重庆，加盟国立中央大学，任电机系教授。

当时上海沦陷，交通大学改名南洋大学。一帮热血青年在重庆筹建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张先生得知后，当即参加筹备工作。1940年学校成立，他即辞去国立中央大学的职位，任交通大学重庆分校电机系主任。1942年，学校正式挂牌“重庆交通大学”，选址九龙坡。因为分校的地址原在小龙坎，后迁往九龙坡，为了纪念这段经历，张先生的第一个女儿小名就叫“龙龙”。

为了培养高级人才，重庆交通大学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支持下，成立“电信研究所”，委任张先生为主任，后来交通大学电机系的骨干当时都集中在“电信研究所”。当时顾毓琇作为美国的军事顾问，正在重庆帮助国民政府组建电台，张先生就请他到交通大学讲课，不料这竟成了“文革”期间迫害张先生的主要原因。“电信研究所”参照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通信专业设置课程。张先生曾说过，到1949年，“电信研究所”培养的硕士要占到全中国该专业培养硕士人数的90%，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电信领域里很多学部委员都是电信研究所的毕业生。

1945年，日本投降，重庆交通大学迁回上海，与南洋大学合并，恢复交通大学的校名，张先生继续担任“电信研究所”主任。从1946年起，张先生应聘担任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技术室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全面负责上海市的电力、电讯、公共交通、煤气、供水、市轮渡、地下铁路（筹建）等八个方面的技术工作。1948年末，解放军逼近上海，局长见势不妙，逃往台湾，临行请张先生全面负责局内工作，并嘱咐如大局不好即去台湾找他。张先生同时还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信件，邀请他去母校任教。在犹豫不决的当口，有公用事业局的员工劝告张先生，说共产党接管上海后也需要技术人才，还是留在上海好。张先生后来回忆，那人可能就是共产党员。张先生当时想，我是搞技术的，不管哪个朝代，技术总是需要的，更想到，我走了上海公用事业这一摊交给谁？因此他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了上海，与上海人民一起迎来了解放。

张先生回忆说，解放军对他非常客气，请他继续主持公用事业局工作，协助做好接管。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张先生积极协助新政府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例如，他指挥了上海电力的并网工程；领导了第一条过江电缆的设计和铺设；在“二六”轰炸后指挥上海电力系统的修复工作，为上海经济恢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在浩劫的日子里

教育界同仁都知道，解放后教育界有过两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另一次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

1956年，张先生出席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长期（12年）科学规划会议”，并执笔编写了电力系统这部分的规划。张先生回忆说，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的，曾亲口对他说要为祖国的电气化多做贡献。根据列宁的定义：“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此，电力系统是整个科学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为了为国家的电气化多做贡献，国务院安排张先生到全国考察电力发展情况，他告诉我因此去过东北丰满水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国家还给他配备了一名俄语教师，让他学好俄语去苏联学习考察。

1956年，教育部决定交通大学主体西迁西安。除了造船专业，其他都要迁到西安去。西安的生活条件比起上海来要艰苦，而且新建一所大学，需要筹建很多实验室，西方强国的封锁，设备及其稀缺，因此要达到上海的原有水平，困难重重。西迁的事有很多专家学者反对。结果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绝大部分反对西迁的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于是不迁也得迁。张先生告诉我，他幸运地逃过了这场劫难。在上海交通大学部署西迁的时候，他正在全国考察和准备去苏联，没有在校内。后因与苏联关系恶化，他去苏联的计划搁浅，等回到交通大学时，反右已经轰轰烈烈，自然没人再敢反对西迁了。

1958年，教育部决定恢复上海交通大学，并设置军事性质的无线电专业。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张先生又从西安交通大学被调回上海，担任无线电系主任。他后来回忆，当时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教学二楼是用铁丝网拦起来的，入口有军人站岗。

等到“文革”，张先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对我说，有人揭露他在重庆期间邀请过一位美国军官来学校上课，因此他是潜伏下来的美国特务，造反派要他交待里通外国的罪行。所谓“美国军官”就是顾毓琇。当时他有美军上校军衔，穿美军军服，开着军用吉普。由于没有找到特务的证据，又由于解放后他参与国家建设的事实，他遭受磨难的时间不算长。1972年恢复科研工作。恢复科研后的第一项研究是潜艇的惯性导航技术。

四、安装起搏器

张先生的心肺功能有些问题，但是他自己一直不知道。早先他常说自己的心脏功能很好，心跳比运动员跳得还慢，一分钟只有40～50次。1993年的一天早上，张师母打电话给我，说先生有点咳嗽，明天想去华东医院看病，要我去学校要车。当时学部委员可以向学校申请派车。于是我去学校车队定了车，并于第二天一早陪张先生去华东医院。

张先生就诊时我与往常一样等在诊室外，只觉得那天就诊时间很长，而且后来又进去了另一位医师，像是会诊。末了，张先生出来告诉我，医生说他需要住院，要我回家去取点住院的个人物品，然后就有人陪他去病房了。我正准备去张先生家取东西，一位医生出来了，问哪位是陪张教授来的？我应了一声，他就将我叫到了诊室。记得那位医生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让我直接向学校党委汇报，张教授的病情很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要学校派人来陪伴，24小时要有人值班。

我一下子愣住了。刚才还鲜蹦活跳地一点没有病态，怎么医生说得那么可怕？我怯怯地问医生：“先生什么毛病？”医生说他的心功能衰退，随时会停跳，要装起搏器。我还不懂起搏器是什么。于是顾不得到安亭路去向师母报告，直接到学校党委，找到党委书记报告医生的要求，书记说下午会派人了解具体情况，派人陪伴的事让自动化系安排。我再找到系党总支，系里安排让张先生的研究生轮流值班。然后我再回到张先生家，向师母说明情况。师母说饭后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师母倒是没有什么紧张，反而安慰我们：“不要紧的，他们（指医生）常常大惊小怪的。”

第二天，我又去党委了解情况，书记说要装起搏器，先生希望安装进口的，那得等机会。于是每天都有研究生去陪他，研究生们也很乐意，因为平时都是我们这批副导师与他们在一起的，难得与张先生一见。先生知道得多，他们乘机可以与导师多谈谈，到也过得很平静。

突然一天，师母给我来电，说先生要转到瑞金医院去进行手术，让第二天陪同去。后来了解到，正好有一位德国的专家来上海，展示他们的起搏器和安装技术，教学示范安排在瑞金医院进行，共进行两例，市里就安排张先生作为其中一例。由于先生的病情不是很严重，因此只要装一个功能比较弱的就行。手术非常顺利，当天就回到华东医院。

出院的那天，也是学校派车由我去接。出院时医生再三告诉我，病人的心脏功能较弱，造成肺循环不畅，肺底部常有淤血，很容易感染，特别要注意防范呼吸道疾病，不要感冒。我将这些注意点告诉了先生和系党总支。以后我每陪先生出访都十分注意房内温度。稍冷，就会向对方提出要安排有空调的房间。当时，这算得上是奢侈的要求了。

我于1994年出访加拿大，于是系里安排了另一位老师担任张先生秘书。不料最终张先生还是因为出访时室内空调故障，着凉造成肺炎致病而终，非常令人惋惜。

1995年9月30日在张钟俊先生（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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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正之，男，1947年生，浙江慈溪人。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博导。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86年入华东化工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师从蒋慰孙教授，1988年获工学博士；随后入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张钟俊教授。著有《线性系统的（A，B）特征子空间理论与大系统分散控制》《线性系统控制理论》《通向完美的桥梁—数学方法谈》《科学研究的道德于规范》《自适应控制》《微分包含控制系统理论》等。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人民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