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选民的奋斗

在18世纪及之后很长时间，新教信仰在英国宗教体验中的绝对中心地位非常明显，反而容易被忽略。史学家总不愿被看到正在谈论显而易见的事，他们更愿关注新教社群自身的不一致，关注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教和非国教新教徒之间、苏格兰长老会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之间，以及公理会教友、浸礼教徒、教友会教徒等在17世纪出现的不信奉国教教派更古老的形式，与新派的卫理公会等之间的紧张状态。这些内部竞争数不胜数且非常激烈。但他们不该掩盖宗教景象中仍最引人注目的一幕，即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鸿沟。

就其最正式的形式而言，这一分歧被神圣铭记在法律当中。从17世纪末到1829年，英国天主教徒不允许投票，也被排除在所有政府公职和议会上下两院之外。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背负惩罚性税赋，禁止拥有武器，并在教育、财产权和信仰自由等方面受歧视。换言之，在法律上（若非事实上），他们被当作潜在叛国者、非英国人对待。然而，新教非国教徒的法律地位迥然不同。1689年的《宽容法案》，赋予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非国教徒自由祈祷的权利，这是“团结陛下的新教臣民的一种有效手段”。他们可以投票，如其达到相关财产资格，还可以修建自己的教堂，建立自己的学术机构教育其子女，还可以携带武器。法律上，他们仍必须至少偶尔遵守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才能获得担任政府或地方官员的资格，而一些托利派政治家，仍想把他们全排除在行政生活之外。但实践中，英格兰和威尔士新教非国教徒，能渗透到政治体系的几乎所有层面，步步高升到包括议会本身，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也同样如此。

那时的大不列颠，在任何狭义层面都不是一个宣信国家（confessional state）。相反，其法律宣布，它是一个多元但积极进取的新教国体。并不首先是法律使新教信仰和反天主教信仰成为如此强大和无孔不入的情感。官方的不宽容，像大众的不宽容一样，植根于某种更难以琢磨的东西，主要是恐惧，并植根于英国人选来纪念和解释其自身历史的方式。大卫·克雷西指出，对其大部分人来说，过去时光就是上帝书写的一出肥皂剧，一系列值得警醒的灾难和幸运逃脱，这出戏他们每年都会重演，以此提醒自己，他们是谁。1859年前，每年1月30日，全英格兰和威尔士新教信徒都会斋戒祈祷，纪念查理一世在1649年受刑殉难。与之相对，5月29日的“1660年君主复辟周年庆”，则是以篝火和钟声为标记的欢庆，以庆祝政治不稳定和军事统治终结。8月的第一天，标志着1714年第一位汉诺威国王就任，新教徒的继承权得到保障。11月5日则是一个双重的神圣节日，不仅是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登陆英格兰，与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作战的周年纪念日，也是1605年把议会和詹姆斯一世从另一位罗马天主教徒盖多·福克斯的黑色火药阴谋中拯救出来的日子。

被制定来在以后的场合使用的祷文，阐明了这样的道德规范，即希望虔诚的新教徒在爱国日历中所有被标记为红色的日子领悟到：“这违背人性的阴谋彰显的不是我们的美德，而是你的慈悲；不是我们的深谋远虑，而是你传达给我们的天意。”英国人被激励着相信，上帝以特别的眷顾看护着他们。在他们历尽万难的过去，没有什么曾逃脱其关注或摆脱其影响，因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有一项使命，一个特别的目标。但这样的历史也教导他们，他们有一个不变的敌人。那就是一个天主教徒，阴谋摧毁詹姆斯一世及其议会；一个天主教皇后亨利艾塔·玛丽亚，和她干涉朝政的牧师，把查理一世引入歧途，使全岛陷入战争。还有差一点成为暴君的詹姆斯二世，也是天主教徒，那些应对1572年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或1641年爱尔兰“大屠杀”，或1666年伦敦大火负责的人，被确信都是天主教徒。这些新教徒版的历史，很多都罔顾史实、不切实际。欧内斯特·勒南曾评论说：“歪曲历史，也是建国的一部分。”

人们相信这些虔诚的谎言，并不只因教堂对他们的教导，也因英国大量印刷机上潮水般涌出的廉价读物。在现在英国一些报刊零售店的书架上，依然还能找到泛黄的《老摩尔皇历》，令人回想起这种读物占据大众文学中心的年代，当时无论在格调还是在流行程度上，它都与小报旗鼓相当。1680年代在阿伯丁出版的一本皇历，每年卖5万份，令人瞠目结舌。在整个大不列颠，每年销售的各种皇历超过50万份，这一销量远超其他任何书籍，包括《圣经》。而且，因为农民把皇历当作何时耕种和收获的指导手册，所以其在农村和在城里一样普及。大部分皇历都是粗制滥造和不容异见的产品，堆砌了各种有用和耸人听闻的信息，掺杂着“对大众喋喋不休的沙文主义灌输、对天主教的谩骂和教皇及法国将要垮台的预言”。但皇历与爱国布道（在1月30日、5月29日、11月5日和国王登基日举行）以及官方斋戒日仪式（在英国所有重要战争期间，在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每年都可以看到）一起，是英国大众能接触到的仅有的历史课程。

就英格兰皇历而言，它通常为读者提供了诺曼征服后所有君主的列表，外加非常片面和带有虚构色彩的世界历史概述：创世纪的年代、耶稣基督诞辰、英格兰皈依基督教和路德反抗教皇的日期。接下来是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1588年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黑色火药阴谋、爱尔兰“大屠杀”、伦敦大火、光荣革命以及在编者看来能体现这个国家向心力和“奇迹般从天主教解脱”的其他任何事件的时间。苏格兰皇历有时颂扬不同的历史事件和神话，但其主体和英格兰同类读物一样，是好战的新教徒并同样反天主教。至于威尔士，已知有80多种不同版本的威尔士语皇历，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流传，之后更出版了上百种：杰伦特·詹金斯评价说，它们全都“充满最强烈的反罗马倾向”。

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1707年之后，甚至到20世纪，整个大不列颠仍此起彼伏的反天主教声浪，因为人们常常以为，这种不宽容态度，在日益增长的理性主义和读写能力面前，已迅速消退。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政治精英当中，宗教宽容的确增强了，尤其是在詹姆斯党人的事业被1746年的克洛登战役最终挫败之后。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现在真正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伦敦开始非常乐意放松英国本土针对天主教人口的法律。此外，在大家认识和相信他们的社区，个别天主教徒甚至在1746年之前，就常常能过上平静和受人尊敬的生活，与他们的新教邻居交往、就业，在有些小镇，甚至大方地参加公众聚会。

但天主教徒仍偶尔遭受新教徒人身攻击和身体伤害，尤其是在与天主教敌国交战的时候。如1778年，大批反天主教暴徒在苏格兰低地发难时，英国正与法国交战。英国新教暴动史上最具破坏性和最不宽容的暴动（即戈登暴动）两年后在伦敦爆发，那时战争还在继续。彼时彼刻，弱势的天主教徒只能眼睁睁看着其财产被毁，甚至人身受到攻击。他们常常被就近按到水泽、河流或水桶中，直至快被淹死。这正是那些被称为女巫的人在此前若干世纪所受的待遇，在18世纪以大致相同的原因，被加到天主教徒身上。在危险或不安全的时候，天主教徒（像女巫一样）成了替罪羊，是其邻居可以轻易拿来发泄恐惧和愤怒的靶子。最常加在天主教徒身上的贬义词是“外国作派”，这在字面上恰如其分。天主教徒不仅是生人，还被禁止入内。他们不是同道中人，因此是怀疑对象。

尽管这种行为令人反感，但如果我们只把其当作早年遗风的返祖现象，一种英国贫民文化中令人尴尬和次要的方面，这或许就完全错过了要点，正是因其显然缺乏理性，因此才重要。在这个社会，狂热的新教信仰远比偏执的暴行更具代表性。首先，它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之间强有力的黏合剂，尤其是对社会下层民众。英格兰和苏格兰工匠公开联合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运动，就是以戈登暴动为高潮的反天主教运动，这并非偶然，这一运动自然以其苏格兰领导人乔治·戈登先生的名字命名。同样，有大量威尔士男女参加的第一次真正全国范围的请愿运动，是1829年组织的反天主教解放运动。大卫·贝宾顿为19世纪的英国所写的东西，在18世纪也同样真实：“在英格兰之外的大众化新教信仰，显然都具有英国而不是威尔士或苏格兰特色，因为英国作为一个整体，似乎都是新教反罗马野心的堡垒。”

这种新教世界观，也不像其看上去那样非理性。18和19世纪的英国人，以常令人心烦的方式反复提醒自己，要为其新教信仰严阵以待，这的确因为他们有充分理由，担心其安全和自身安危。1707年，反宗教改革运动仍在欧洲大陆部分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法国在1685年曾试图驱逐其新教人口，而这些胡格诺派难民很多定居英国，生动提醒其新的同胞，天主教迫害的威胁经久不息。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整个18世纪不断采取行动，迫害新教徒。同时，德意志一些邦国，和奥地利统辖的一些地方，如匈牙利，18世纪初对新教社区的压制，实际上比此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的布道和报纸中，经常提到海外诸如此类的天主教暴行，下文摘自1729年的《每周文摘》：

巴黎的来信提到，我们的新教徒兄弟再次遭受迫害，他们被穷追不舍，他们的孩子被强夺，有的被送往女修院，其他人送到隐修院，在那里，他们在天主教毒害下长大，人人被以死相逼，禁止遵从心灵之光；新教牧师在这四年里主持的婚姻，全被解除，其孩子被宣布为私生子，除非根据天主教仪式，再隆重举行婚礼。

但如上这类海外常被夸大的有关天主教迫害的报道，如果其没有更靠近本土的危险，就不会兴风作浪。

1708、1715还有1745年，拥护斯图亚特僭君的远征军登陆苏格兰，想往南进发，占领伦敦乃至全岛。1717、1719、1720—1721、1743—1744，乃至1759年，詹姆斯党人都扬言入侵，虽无果而终，但仍令人惶恐。斯图亚特王朝如果成功复辟，就意味着这个新教王国将被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王朝取代。此外，斯图亚特王朝从来无望在没有法国或西班牙坚定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下回国，因此其复辟，将很可能伴随一支外国军队的占领，不仅是一支外国军队，还是一支信奉天主教的军队。这所有前景，尽管从未变成现实，却使欧洲其他新教徒的遭遇仿佛也是他们的切肤之痛。“我们见证了贫困的法国难民在危境中遭遇的种种痛苦；奥兰治公国被流放的人；此前巴拉丁伯爵领地上的人；还有不久前饿得半死的萨尔斯堡人，在深冬酷寒被驱离故国，”所有这些恐怖景象，都深刻提醒英国人自己所受的眷顾，并警告他们，这一切多么容易丧失。

即使是詹姆斯党人沦落到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法国的挑战依在。我们现在知道，大不列颠及其盟国赢了滑铁卢之战，所以容易臆断，其与法国在1689—1815年间漫长的角逐无论如何最终注定会获胜。但生活在当时的人们一定不敢苟同。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大众权威，仍把法国看作英国最危险和最明显的敌人，且理由充分。法国比大不列颠人口更多、土地更广。它长时间都是其商业和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它有更强大的军队，经常显示出能征服欧洲大片领土。而且它是天主教国家。最后这一点，在把整个大不列颠塑造成一个整体予以回击方面至关重要。杰拉德·纽曼曾非常巧妙地剖析了英格兰人法国恐惧症的世俗轮廓，但苏格兰在16世纪及这之前与法国联系紧密，其居民远不大可能仅因其是法国，就把其视为当然之敌。但因法国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大部分苏格兰人，像英格兰人，也像威尔士人一样，对海峡两岸这种绵延不绝的世仇会在感情和思想上如鲠在喉。

总之，在18世纪上半叶，一想到一个天主教王朝正在英国武力复辟，还有与天主教国家，尤其法国接二连三的战争，必然形成这样的局面，即数量很多的珍惜自身历史的英国人，带着其切身感受，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融合到一起。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天主教宿敌就在家门口，这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险恶。新教改革斗争还未结束，还需反复为之奋斗。英国人怎样才能幸存？他们如何险中求胜？而且在他们自己是谁，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上，与天主教徒持续不断的战争告诉了他们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求助《圣经》，求助布道和长篇说教，以及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被看作天经地义，但在那之后，却少有问津。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卷册之一，是1563年问世的约翰·福克斯的《殉教者书：对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受迫害和被处死的新教徒的记述》。其直接宗教影响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苏格兰都很大，约翰·诺克斯正是在那里深受其感染；在每一座大教堂，其印本都与《圣经》摆在一起，供每一位有兴趣的新教徒阅读。然而，很少有人想到，这一逐渐变老的经典，在18世纪及其之后，历久弥新、久负盛名，并被赋予一种远远更具进取心的爱国主义形式。1732年，伦敦史密斯菲尔（即靠近玛丽·都铎治下许多新教殉道者被害之地）的一名印刷工人，制作了一个新版，提供给形形色色已养成读书习惯的各阶层公众，福克斯写到：

不是每个人都马上有钱购买这样一本大部头；所以权宜之计就是分期付款，每周发行若干页，这样普通人也可以一点一点地读到。

他的版本分31期出版，这一发行机制非常成功，使后来的版本更进一步。1761和1776年的新版，每本都分为比较便宜的60期；后来的1784和1795年版，分为更廉价的80期，在“所有……书摊和报摊”上销售。《殉教者书》因此被重新包装，所以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它和《圣经》及几本皇历一起，是在工人阶级家里都可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书之一。

这一作品在爱国主义方面有双重重要性。首先，福克斯把残酷的宗教迫害与罗马天主教及外国入侵相联系。他清楚明白地指出，在大部分火刑和异端迫害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玛丽·都铎嫁给了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但其次，也更明显的是，福克斯的烈士可以代表每一个人。他们有男有女，有穷人和微不足道的人，也有出类拔萃和富有的人，还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从受人尊敬的长者，到最容易受伤害的年轻人。例如，福克斯最令人恐怖的故事之一，说的是“可怜的寡妇”凯瑟琳·考奇丝，她和两个已成年的女儿佩罗婷和吉耶嫚一起，于1556年在根西岛的圣彼得港被活活烧死。佩罗婷当时已怀孕临盆，当其“腹部……被熊熊大火灼烧之后”，她的婴儿被奇迹般抛向空中，并被群众救起，执行官却冷酷命令把他重新抛入火海：

因此，这个婴儿在自己的鲜血中洗礼，成了上帝无数天真无邪的圣徒中的一个，他生而烈士，死而烈士，在其身后，为其从来未曾看过一眼的世界，留下一个壮观的场面，在其中，整个世界都可以看到，在天主教痛苦折磨下道德败坏的一代人，其希律式的残酷，是他们永恒的耻辱和骂名。

这样一个悲怆的故事，连同其令人恐怖的插图一起，使许多读者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这显然激发了反天主教情绪，但还远不止如此。重要的一点是，对后来几代英国读者而言，玛丽时代的遇难者实际上都是殉道者。他们的苦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展示自己的坚定信仰，并证明其同胞的新教宿命。弱小和不同身份的人，都经受了痛苦审讯的考验，走向火刑柱和火海，但凤凰在烈火中涅槃，迎来共同的忠诚和欢欣鼓舞的确信，确信其故土受到上帝的眷顾。

另一本新教经典作品，即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也给人以非常相似的教益。该书在1678到1684年间初版于伦敦，到1789年，它已在那里发行了57版。每一个有自尊心的苏格兰出版社也都发行了其自己的版本，还在1688、1699、1713、1722、1744、1770和1790年发行了威尔士语版本。这是又一本就其影响而言，主要属于大不列颠的经典作品，尤其吸引下层民众。“基督徒”与“女基督徒”结伴的冒险之旅主要是一个宗教性的民间故事。故事说得很明白，在试图阻止他们到达天国之城的人里就有天主教徒。死亡阴影笼罩的谷中洞穴，由两个巨人罗马教皇和异教徒守护，在班扬看来，他们的面目一样狰狞：“在他们的权力和暴政下，那些骨头、鲜血和骨灰等安置在那里的人，都被残酷处死。”但尽管这些可怕的敌人使我们的英雄备受折磨，却并没能使他们停下脚步。相反，《天路历程》颂扬意志活动的重要性，断言他们终将获胜，是赞美个人奉献和不屈不挠斗争的颂歌。克里斯托夫·希尔和爱德华·汤普森指出，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书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英国激进分子。但它也有助于培育一种更传统的大众爱国主义。

通过阅读或听其他人阅读新教传播者班扬和福克斯等人的作品，通过研究《圣经》或听布道，或快速浏览已经翻烂了的皇历和布道书籍，英国新教徒懂得，在特定的敌人手下遭受特定的审判，是被选中的民族必然的宿命和最终的拯救。遭受痛苦和时常面临危险，是获得恩典的征兆。并且，带着勇气和信仰去面对，是在上帝的庇护下获胜必不可少的序幕。

以这种方式来解读灾难，并在面对灾难时这样自我安慰，此举在20世纪还在不知不觉延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壕中的英国士兵常翻看《天路历程》，有人甚至在信件和日记中，对比自己与“基督徒”。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像班扬的英雄一样，被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垮，他们的负担是士兵的背包。但把自己当作“基督徒”，这显然也是让他们自己在面对危险和遭受痛苦时变得坚强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也确认了其事业的正义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运用了完全相同的新教文化。例如，当德国人在1940年把英国远征军从法国驱赶回国，其残部只是被英勇的民船船队毫无计划且部分地拯救，这种近乎彻底的失败，被英国人迅速变换成一次幸运的拯救。本能地，也是在压力之下，他们把这一事件整合到对其历史新教式的解释当中，并得出合乎惯例的寓意：各行各业和恭顺谦卑的英国市民受命于天，他们的努力，终将胜过一个强大和极其危险的敌人。英国人还提出了一种敦刻尔克精神，这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言之有物。同样令人震撼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空袭期间拍摄的照片中，最著名的一张是圣保罗大教堂（当时称作帝国教区教堂）的大穹顶，在其周围的硝烟和废墟中毫发未损，巍然屹立。新教徒的城堡在末日审判中受到上帝关切眼光的守护，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景象吗？即使是在新教的宗教权力日渐式微之时，它也仍操控着英国人的想象。

而在18和19世纪，英国人虔诚而又自觉地坚守这一信仰体系，并在一再面临战争和入侵威胁时，从它那里获得勇气和自尊。像16和17世纪与波兰和天主教德意志邦国交战的瑞典人一样，也像反天主教西班牙争取独立的荷兰人一样，英国新教徒相信，他们受到上帝特殊关照。他们知道在罪孽深重和苦难之时，必然会时常受到考验，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斗争（尤其是与非新教徒斗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但他们也相信在天意的指示下，他们会被安全解救并受到甄别。简而言之，他们很多人相信，他们的土地就是另一个以色列，一个更加美好的以色列。

朝气蓬勃的耶路撒冷

把我那黄金一样金灿灿的弓拿来：

把我的欲望之箭拿来：

把我的矛拿来：啊，云雾散去！

把我的烈火战车驶来！

我的思想斗争不会停止

正如我的剑不会在我的手中休眠：

直到我们已经建好了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绿色和宜人的土地上。

当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初写下这些诗行时，他正为自己的神秘主义和政治目的使用一系列形像，这些形象从17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处在英国新教思想的中心。他们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向着光明奋进，是抵抗非基督徒掠夺破坏的一道屏障，英国清教徒对这一思想深信不疑，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也一样。把《圣经》语言叠加在其同胞的生命旅程及获得救赎的过程上，这对最初几代新教徒而言显得既自然又有益，而在许多牧师眼中，整个18世纪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情况依然如此。

当汉普郡出生的非国教徒大臣艾萨克·沃茨在1719年编辑他那极为畅销的圣经赞美诗译本时，在最初的文本中不假思索就用“大不列颠”这个词来替换“耶路撒冷”。把其自己的岛屿与希望之乡相提并论，在面临危险时，这种做法变得更有价值。1745年，当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和高地人不断推进之时，苏格兰低地的长老会大臣，把以西结关于反基督徒即将到来的预言作为他们最推崇的段落，以此团聚尽忠尽责的人们：

我主耶和华说……你必会远离你北方的故土而来，你，还有跟随你来的许多人，他们都骑在马上，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和一支强大的军队：你必会前来攻击我以色列的臣民，如同一团乌云遮蔽大地。

在全大不列颠牧师中流传的另一个颇受欢迎的类比，是把詹姆斯党人（以及碰巧在当时出现的任何敌人）比作亚述人及其盟友。亚当·弗格森在1745年12月欢送皇家高地团去与詹姆斯党人残部作战时，以约押在以色列的军队与阿孟人作战之前所作的演讲为基础，举行了一次盖尔语的布道。凯旋时的布道，也大量运用了非常相似的类比。亚历山大·韦伯斯特是爱丁堡托尔布斯教堂的一位坚定的亲政府教长，他把为克洛登战役所作的布道，献给了殷切“关注我们耶路撒冷的福祉，并对英国的以色列充满热情的人们”。而另一位牧师，这次是一名英格兰人，在他为庆祝1763年的《巴黎和约》所作的布道中，大肆宣扬七年战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其题目是《以色列人对摩押人，或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胜利》。

这类牧师语言的其他例子不计其数。但即使只举其中一小部分，也将数不胜数并令人厌倦，因为其核心要点只有很简单的一条。英国是以色列的化身，其敌人被描述为撒旦的同伙，这种启示录式的历史诠释，在17世纪末面对理性主义时并没有衰退，在这之后很久，仍在许多虔诚新教徒的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人都一样虔诚，尤其是会非常认真地参加正式的礼拜活动。像西欧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到教堂去做礼拜的人实际上也在减少。但新教世界观在这一文化中根深蒂固，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无论他们去不去教堂，读不读《圣经》，或事实上是否有阅读任何东西的能力。

例如，最有效传播“英国就是以色列”这一思想的手段之一，采用了歌谣而不是出版物的形式。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从他定居伦敦那一刻起，就在其音乐中，不时插入类比的主题，把英国历史中的大事件与《旧约》中先知和英雄们的业绩相提并论，以此来讨好他新的生活环境，尤其是他在宫中的赞助人。他为乔治二世在1727年的加冕仪式创作的圣歌，在以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上都会演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祭司扎多克和先知内森为所罗门抹上膏油，尊他为王》。但在宗教清唱剧中，亨德尔把英国与以色列的类比发挥到了极致。《以斯帖》、《黛博拉》、《阿萨利亚》、《犹大·麦卡白》（该剧是为称颂坎伯兰伯爵在克洛登战役中战胜詹姆斯党人而创）、《约书亚》、《苏珊娜》、《耶夫塔》和不言而喻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等清唱剧的主题，全都是受上帝启示的领袖把以色列从危难中解救。亨德尔希望听众获得的寓意显而易见。在大不列颠，这第二个也是更加美好的以色列，其充满暴力和动荡的历史，将被刚强和信奉新教的汉诺威新王朝拯救，从而迈向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他努力让四季循环光芒万丈，

让橄榄树和葡萄藤在记忆中回荡，

丰富的物产在平原上兴盛，

金灿灿的谷物遍布田野。

正因亨德尔以这种热情洋溢的方式赞美英国，成就了一个全国性习俗。在18世纪，随着时间流转，他的清唱剧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演出，在伍斯特、格洛斯特和赫尔福德郡每年举行的三大音乐节的教堂音乐会中演出，在北部非国教徒的小礼拜堂中、在威尔士礼堂与想要宣扬其时尚性的苏格兰城市和小镇中演出。如在1815年的第一届爱丁堡音乐节，就被亨德尔的音乐主宰。理查德·瓦格纳在1850年代参加伦敦的一场音乐会时，一眼就明白了它何以吸引这么多人，并指出：

听众花一个晚上来听一幕清唱剧，其感觉可被看作在参加某种宗教仪式，并且几乎和去教堂做礼拜一样有益。每一名听众手中都捧着一本亨德尔的钢琴乐谱，就像教堂里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本祈祷书一样。

这一评论极其犀利，因为瓦格纳看到男男女女听得如醉如痴，他们实际上是在全神贯注投入一场信仰活动。只是他们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对象是大不列颠，间接地也就是他们自己。

在威廉·布莱克看来，用类比以色列来振奋人心，也可以是唤起激进变革的一种途径。但以这种眼光来看待英国的许多人，至少一定程度表达了一些自鸣得意的元素。作为被选中的土地上的子民，他们实际上可能必然会有背运和遭受挫败的时候。但根据阐释，他们受到保佑，这些保佑既有物质也有精神形式。有相当数量的英国人似乎相信，在上帝的庇护下，他们非常自由和繁荣。

然而他们为何会这样？这一时期，英国人被征收的赋税比欧洲大陆的同时代人更多。他们很多人都受制于一部极其严苛、常常任意武断的刑法。即使笛福这位把大不列颠当作新教徒的以色列的御用宣传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伦敦的监狱却比“欧洲任何一个城市的监狱都多，可能有欧洲其他国家首都的所有监狱加起来那么多。”而且大多数英国人都很贫穷。在威尔士，这一时期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准下默默无闻地过活。了解这一切的人很容易相信（一些历史学家实际上已指出）亨德尔的清唱剧和笛福的政治和经济著作中所贯穿的崇高自信，只不过是富裕和非典型的少数人的政治宣传而已。然而，为何这些男女过着毫无指望的生活，却无论如何都相信，英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

他们中有很多人无疑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甚至多数时候都不信。有的人当然明确说他们反对这虚无缥缈的想法。然而，相信大不列颠受到上帝特殊护佑，这一想法并不仅限于富人，也不仅限于英格兰居民，需要强调的是，同样不仅限于辉格党人。像所有经久不衰的国家神话一样，认为英国是一片因被选中而富饶的乐土，其效力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真实。不管是否贫穷，大批英国新教徒相信（仅因他们是新教徒便相信，也因相信这一点令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其他民族，尤其是比天主教民族，特别是法国人，更富有。

威廉·荷加斯的名作《加莱门，或古英格兰的烤牛肉》，显示了这种自鸣得意可以达到多么无礼的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敌人的界定和贬抑。一个肥胖的修士望着一大块刚烤好的进口英格兰牛排直流口水；那些光着脚、完全没有吸引力的修女傻兮兮的乐不可支，因为她们认为她们已在一条鳐鱼的嘴脸中，找到了基督的影像；那些法国士兵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完全一副娘娘腔；甚至绝望哀愁的苏格兰高地人因反抗其新教徒最高统帅乔治二世而被抛弃放逐，吃着大蒜：所有这些都是相当程式化的搞笑形象，一批历史悠久的新教陈腔滥调。只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注意到荷加斯的讽刺画真正致命和创新的部分。只要看一眼这幅画，我们就已被关入一座法国监狱的大门之内。顷刻间，我们这些观众就已变得像法国人一样不自由。也像荷加斯本人，他把这幅画当作一次报复行动，报复1747年他在加莱旅行时的遭遇。

荷加斯在为这座古代防御工事写生时，被当作一名英国间谍抓捕和临时关押。尽管他只把这一幕当作背景描在画上，我们仍能看到重重的手落在他肩上，士兵的矛在他头上若隐若现。对荷加斯而言，这一小小事件直指法国积弊的心脏：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的财富必定微不足道且分配不公，他们的信仰永远都在迷信中纠缠不清：

让法国人愈加自鸣得意，在暴君的淫威之下，

而被压榨的民众跪倒在地，卑躬屈膝：

我们这个岛上顶天立地的众生，

鄙视所有看似光鲜的奴役，或金灿灿的镣铐。

在画面中，阳光只照在加莱城古老的城门上，这是见证英国曾占领这里的最后一个实实在在的遗迹。阳光使英国皇家的盾形徽章熠熠生辉。但首先，它照在大门顶端的十字架上，象征着我们（荷加斯的观众）的宗教，那种被认为与肉质鲜美的烤牛肉和其代表的繁荣息息相关的真正的宗教。

这种宣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甚至其创作者也不甚了了，但其实际效果却显而易见。尤其是在18世纪上半叶，以这种方式看待法国，消除了英国人在面对法国军事实力和文化繁荣时深深的不安全感。认为海峡对岸与他们对峙的成百上千万法国人实际上贫困潦倒、受压迫、轻信，甚至有些娘娘腔，这是消除紧张情绪的灵丹妙药和一种消除嫉妒的方法。

但用贫困缠身来形容法国和其他天主教大国，这也是宣告只有新教徒才可以享有真正和持续繁荣的一种方式，那些在服务上帝方面缺乏热情和清晰洞察力的人，在更世俗的生活方面，很可能也同样懒懒散散、容易被误导和效率低下。1754年在布里斯托街头游荡的大批工人，据说口里高喊着这样的口号：“不要法国人……不要一天只领4便士和大蒜的廉价劳工，”他们就同意这样的信仰模式，正如1729年在意大利旅游的优雅的双性恋者赫维爵士即兴创作的诗歌所描述的那样：

在整个意大利境内，

除了贫穷和傲慢，你还能找到什么？

迷信愚蠢的闹剧，

腐朽、穷困和忧郁：

在暴君专制的蹂躏下，

一个富饶的国家，其主人贫穷；

城镇人口减少，土地荒芜，

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根据这一观点，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在经济上就会变得无能：如果有权有势就浪费、懒惰和压榨别人，如果没有就贫困潦倒和受人剥削。

那时的英格兰人知道，苏格兰人对天主教欧洲的反应，有时会采取一种不同并显然更宽宏大量的方式。把他们的剑卖给无论哪一支最需要它们的大陆军队，以此补充有限的国内收入，这是他们的一项悠久传统，尤其使其精英中的男性成员在面对欧洲各国时更加潇洒自如，在遇到与其宗教信仰相异的做法时，也不那么吹毛求疵。但苏格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坚定的长老会教徒，决不都是比他们的南方邻居更友善的欧洲人。罗伯特·伍德罗是格拉斯哥附近一个教区教堂的执行牧师，他眉飞色舞地记录了他的一个苏格兰同胞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显然，对伍德罗来说，一个天主教国家与另一个天主教国家没有什么区别）旅行时，对一座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处圣迹的轻蔑之情：

他服了一点泻药，做好准备，在一个神圣的日子来到这里，颤颤巍巍步入这个祭坛，在那里排泄。我们可以确信，很快，他就发出一声叫喊；而他还想无拘无束地讲述这一情形。他准备这样讲述他的故事：在暴饮暴食很多天之后，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解脱；只要他来到这个圣迹……他就能被治愈。而且，据此，神父很快就把这当作一个奇迹，并向人们广为发布，而他是最高兴的人，因为他能够得到一些粪便。

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故事，可能是编造的。但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极端的新教信念，即天主教的价值观颠倒混乱。这里的人非常无知和轻信，很穷，一定程度上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感觉，因此连污秽的事物都会去追逐。

因此，在整个18世纪，英国上层建筑都有一种巨大偏见，即一种看待（或更确切说是错误看待）天主教徒和天主教政权的方式，这种方式从宗教改革（如果不是之前的话）开始兴起，在与法国和西班牙接二连三的战争中培育，并使许多英国人，不管其真实收入如何，都认为自己特别幸运。然而，如果把这种喧嚣的自鸣得意当作只不过是无知的排外主义而置之不理，这有些傲慢。即使它的确不过如此，但其影响仍不容忽视。但是，这类事情的发生，还另有深意。英国人相信他们的经历完全和一成不变地不同于而且优于其他欧洲人的经历，这大错特错。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历史经历与欧洲大陆的经历实际上并无差别，这些历史学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为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把两种极端说法折中，既不把骄傲自满的英国当作独一无二的例外，也不把它当作全欧洲范围内无差别的古代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承认在某些方面，英国人与其大陆的许多邻国的确明显不同，而且更加幸运。

首先，他们挨饿的人口比例更小。1695—1699年压垮苏格兰许多地方的饥荒，是英国本土发生的最后一次饥荒，其本身也是一场极其例外的灾难。此后当然也有食物严重匮乏的时期，例如1730年代末和1740年代初，当时粮食严重减产、糟糕的天气和牛瘟接踵而至，似乎已促使全英国的死亡率大幅攀升。挨饿的情况总还是有，这是为什么穷人很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和更引人关注的杀手如伤寒和天花等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就食物短缺而言，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遭遇要比这严酷得多，而且相当长时期里都更加严酷。直到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仍然很容易遭遇饥荒。法国也同样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从人口角度而言，它对英国具有巨大优势的反面：它就是不能妥善地解决其人民的温饱。有时它根本就不能给他们提供食物。在1700—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几十年里，法国遭遇的全国性饥荒不少于16次，还有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发生的地区性饥荒。所以英国人津津乐道的“饥饿的法国农民”这一原型，绝不只是傲慢偏见和愚昧无知的产物。法国农民的确在挨饿：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但大多数英国人没有挨饿，这对其统治者一举两得。在国内，饥荒相对并不常见，这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当食物价格增长过快时，暴动很常见。但因这通常都是临时性的地方短缺而不是毫无希望、大范围的粮食匮乏所致，当局通常只需从其他地方额外调运一船粮食补给就可以平息事态。在农业上相对自给自足（加之还有爱尔兰这样一个令人着迷的粮仓），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它弥补了英国从军事角度考虑比其欧洲竞争对手人口更少这一劣势。到这个世纪末，英格兰作为大不列颠人口最稠密和物产最富饶的板块，其劳动力只有三分之一在从事农业。与之相比，法国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比例，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而征兵的努力，总是不得不与数百万农业经营者的抵制相抗争。英国在那时肥沃富饶，詹姆斯·汤姆森在《统治吧，不列塔尼亚！》中颂扬的“乡村王国”，供养了它的战争机器，还有它的骄傲自豪和它的人民。

繁荣富裕证明他们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他们为此骄傲自豪，这种自豪不仅有农业支撑，更显然有商业的有力支持。他们在这一点上同样有更多骄傲的理由，而不只是偏见。从其贸易自由的程度、城市扩张的速度、居民在地理上的流动性和流动范围等角度而言，大不列颠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1707年《联合法案》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取消了所有国内关税和贸易壁垒。奥地利国内的关税壁垒一直延续到1775年，法国同样延续到1790年，而从1707年起，大不列颠的国内贸易商，就可以在从北部的苏格兰到南部的英格兰之间800英里的海岸线上反复穿行不用交税。1730之前的交流还有些缓慢和不情愿，但之后就突飞猛进，这就是当时的状况。保留至今但不完整的贸易数字，显示了国内贸易日益增长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对议会施加的压力，使议会准许收费公路蜿蜒穿越英格兰，并在这个世纪下半叶穿越威尔士和苏格兰。全英范围内的市场正在形成，可能其最有力的证据，正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无数抱怨之声，他们感觉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正在节节败退。1748年，由英格兰人主导的下院试图通过立法，限制为数众多的苏格兰人把该国的产品贩卖到国境之南。四年后，150名爱丁堡商人发表了一份严肃声明，声称将不再从来访的英格兰销售人员手中购买或代销产品。这些试图继续让英格兰人只在英格兰做买卖，苏格兰人只在苏格兰经商的努力，最终只是白忙活，这并不令人惊讶，就像在洪水已淹没堤坝时，还想在上面挖洞泄洪一样徒劳无益。

大不列颠各地之间的商品流通，与持续不断的人员流动相伴。在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但不包括威尔士）城市的增长速度，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速度都快得多。在欧洲大陆，城市化程度在1770年代之前几乎根本没有提高；而在荷兰这个城市生活一度非常辉煌和极其富裕的地方，其城市人口在这一时期实际上还有所下降。但在海峡对岸，情况则完全不同。不只是伦敦，而且普利茅斯、诺里奇、伯明翰、布里斯托、利物浦、利兹、哈利法克斯、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爱丁堡、格拉斯哥、佩斯利和其他无数城市，没有哪个城镇的经济增长在此时能看出有什么问题，所有城市明显能看到的都是新建筑、街道、商店、住宅、旅店、酒馆和市政设施的大建设，以及每天从乡村滚滚涌入的新移民潮。

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出行的距离大都不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超过十或十五英里。然而，各个社会阶层的英国人，尤其是穷人，其出行的人数和频率，似乎比他们在法国、西班牙、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待在家里的同时代人多得多。在英国，一个人终日待在他出生的村庄或离群索居的陋室，这种情况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即使是能够抵御离家的诱惑和压力的人，也极少过着完全自给自足和离群索居的生活。外面的世界被走街串巷的小贩带到他们面前，这些小贩深入全国较偏远之地，兜售各种商品、小奢侈品、民谣和流言，以此谋生；外面的世界也可能以赶牛人的方式来到他们面前（如在罗马大道上勇敢穿行和在卡那封郡和安格尔西郡的马道上蹒跚而行，为切斯特、利物浦和伦敦采购肉牛的人）。反过来，商业也把乡村居民带离他们的隐居所，农夫和他们的仆人会经常外出光临某些小镇，以销售产品并购买必需的商品。

那么，认为这时的大不列颠是由狭小的、对外界不闻不顾的聚落构成的国家，其被封冻在习俗当中，商贸和交通被条块分割，这种观念充其量也只对了一半。大部分男女根本负担不起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不管是否愿意，谋生这一要务都驱使他们走向城镇、市场和小商贩，在某些时候，还要外出走走。贸易，和一个新闻记者在1716年提到的“自然而然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维系在一起的其他促进因素”，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许多人的必需，这种必需把不同地区都牢牢系在经济上维护自身利益、诚实信用和人际交往的网络之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把所有阶层的英国人相互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印刷作品。

从16世纪初起，印刷机就已开始在苏格兰飞转，特别是爱丁堡这一世界上重要的印刷中心之一，为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洲殖民地的读者生产图书、小册子和布道书籍。然而，在国境之南，政府立法曾有效地把印刷品限定在伦敦。只因1695年《特许经营法》失效，首都之外的印刷厂才开始成功确立自己的地位。威尔士在1718年开设第一个印刷作坊，那时一个名叫艾萨克·卡特的人在卡马森郡的一个小村庄开办了一个小企业，而在英格兰，18世纪上半叶开办的印刷厂有将近60家（在那之后，其数量更飞速增长）。当然，这一切都已尽人皆知；但印刷业在统一大不列颠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在塑造其居民认为自己享有特权这方面的重要性，则被远远低估。

就繁荣程度而言，新型印刷品中最夸张的无疑是报纸。法国人要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才等来第一份日报，而伦敦人在1702年就已经拥有，并在1730年代养活了6份日报，外加多份一周出版三次的报纸。半个世纪后，英格兰各郡生产了50份不同的报纸。苏格兰还有9份报纸，和《苏格兰月刊》这样定期出版的刊物，其出版商夸口说，该月刊可以在该国70多个书商中的大多数那里买到。威尔士直到19世纪才有本土出版的成功报纸。相反，其地主绅士和更富有的商人，通过邮寄获得自己那份英格兰报纸，或从小商贩那里购买，每个出版商都雇了这样的小商贩来把他（有时是她）的出版物销往更偏远的地方。

尽管许多人主要出于个人原因阅读报纸，如浏览广告或品读更恐怖和荒淫的犯罪及性冒险报道，但报纸可以使英国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的接触了解过程变得更容易和平常。为填满地方报纸有限的篇幅，各郡的每名编辑都大量援引伦敦的报纸，在其密密麻麻印刷的栏目中，充斥着议会辩论、股票市场的起落变化、最新宫廷流言、与外国政府开战的可能性或和平的前景等报道内容。在这方面，苏格兰报纸与英格兰报纸并无区别。它们也用大量篇幅重印从首都报纸上精挑细选的国境之南的新闻，只是严格用“大不列颠”这个词替代“英格兰”这一更狭隘的称谓。对买得起报纸的少数人，或有机会在咖啡屋和酒馆免费读到报纸的那部分人来说，报纸必然让他们更容易把大不列颠想象成一个整体。阅读报纸会不断提醒他们，其个人生活与更大范围的环境息息相关，不管是否愿意，他们都会被住在伦敦的那些人作的决定，或世界另一端爆发的战争牵连。

然而，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报纸、语法书、字典或这一时期从新闻出版界汹涌而来的其他所有供人自学的材料，都不是教会他们自己是谁的最有效的媒介。尽管世俗读物格外引人瞩目，但事实上，这一时期英国每台印刷机生产的主要产品，仍然是宗教作品。为证明这一点，你只需看一看当时更高档的刊物《绅士杂志》、《伦敦杂志》或《苏格兰杂志》为方便读者而发行的出版物清单。1750年，以上刊物中的第一份，罗列了430本新著，根据题目对其进行了广义分类：小说、戏剧、地图集、游记、烹饪书、园艺书、对古典著作的翻译等。在宗教书这一类别下，罗列了130多本书，具有压倒优势。然而，《绅士杂志》所覆盖的范围还很不全面，你只有记住这一点，其真正的数量优势才清晰可见。它忽略了英格兰大部分郡和苏格兰出版商出版的书籍（与伦敦的出版商相比，宗教题材的作品在这些出版商所占的比重大得多），它也几乎总对宗教小册子、皇历、民谣和新版《圣经》只字不提。

新教神学和争辩学，不管是钦定《圣经》还是班扬和福克斯等人的作品，还是更普及的布道辞，现在从地理上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买到，而从价格上也远远更容易接受——对下层民众而言，这一现实可能才是印刷作品爆炸影响他们最广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695年解禁印刷机完成了新教改革的普及工作。杰伦特·H.詹克斯写到：“这一时期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在出版物中，以浅显易懂和大众化的方式广为传播，这在威尔士还是第一次。”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也同样如此，只是戏剧化程度稍弱。在整个大不列颠，普通男女现在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书写的宗教读物。他们读到或听到别人大声朗读新教经典的机会前所未有，还可能为自己买上几本。接触出版物的机会大大提高，这正是英国新教徒认为“自己享有特权”这一信念的重要部分。不管多穷、多不重要、受的教育多么少，他们都可以某种（他们相信）罗马天主教徒不可能的方式，直接接近上帝的话语，并且即使没有别的原因，仅凭这一点，新教徒（哪怕是他们中最穷的人）也是自由人。直到这个世纪末，爱丁堡的一个牧师协会还声称，天主教信仰意味着“普通人不能自由使用神圣典籍”。一个驻扎在西班牙的英格兰列兵写道：“天主教徒不读《圣经》；牧师完全控制着民众……噢，英国人！让我们珍惜我们的特权吧。”

这句话从一个穷人口中说出，令我们回忆起英国新教徒受到特殊护佑这一信仰，在这一情形中是护佑他们拥有高人一等的宗教自由，但我们看到在其他背景下，则是护佑他们拥有更深厚和更坚实的繁荣昌盛。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原动力，并因此与宗教格格不入。但我们无须用这一观点来看待过去。在实践上，经济发展与一种深厚的新教爱国主义和自豪感和谐共存。在今天，这一看法令人不安和怀疑。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及其世界，就必须认识并认真对待他们无比的自负。这不只是无知的岛国思想，尽管其中有一部分的确如此。它还与一种新教世界观捆绑在一起，这种世界观帮助男男女女搞清其生活的意义，并在他们面对困难和危险时，给予他们慰藉和尊严。而这并不只是有害的偏见。

就其农业的产量、商业的范围和体量、人员在地理上的流动性、市镇的活力以及无孔不入的印刷品而言，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体验明显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其经济网络更为精致复杂，这在联系这片文化差异很大的土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即使是几乎很少从这些网络中受益的英国人，甚至是非常穷的人也会被这种信念吸引，认为大不列颠就是比其邻国更富有和自由，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乔治·达比曾这样描述一个处于极不寻常时期的非常与众不同的民族：“社会中个人和个人组成的群体对其自身社会境况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支配的行动，并不全由实际经济状况决定，更是由个体和群体脑海中的想象决定。”许多英国人对其故土所生发的想象，被势不可挡的新教信仰渲染，而变得更光明乐观。底层的新教偏见，正是英国政府在1707年之后被无怨无悔建立起来的坚实基础。

依靠信仰力量的政体

上帝保佑我们高贵的国王

上帝保佑伟大的乔治，我们的国王，

上帝保佑国王。

赐予他胜利

快乐和荣耀，

统治万世长，

上帝保佑国王。

噢，我们的主上帝现身，

驱散他的敌人，

并让他们一败涂地：

让他们的政治现乱象，

挫败他们的奸诈诡计，

在他们身上确立我们的希望

噢，保佑我们所有人。

这些诗句于1745年9月在伦敦的一家剧院第一次高声唱响，在场的男男女女群情高昂地聆听之后，在这个温暖的秋日夜晚兴奋地踮起脚尖，反复要求再唱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歌的另一个版本，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广为流传，似乎主要在被流放的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者中传唱。它现在因其所表达的情感，但首先因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背景，而被忠于现政府的人接纳。由于伦敦处置不当，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规模有限的军队得以跨越苏格兰，现在正昂首往南挺进。最初，在入侵路线上的人们对威胁其安全的这次行动不屑一顾，但现在开始恐慌，并在《上帝保佑国王》这首歌中，找到一根令人安慰、神圣和熟悉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其歌词为他们提供的东西，正是其新教文化教他们去企求的东西；然而，尽管被敌人团团围住，但上帝的特殊关照是另一个保障。恰如《统治吧，不列塔尼亚》，也像威廉·布莱克的诗行（这些诗行直到1916年面临更大规模国家危难时，才像《耶路撒冷》一样被谱成曲子），《上帝保佑国王》号召这个民族群起奋争，但却通过信仰获得拯救。

直到19世纪初，这首歌才开始被称为国歌（national anthem），国歌这个词是英国发明的，这也证实大不列颠的国家身份与宗教信仰联系非常紧密。在1745年，这首歌的地位还不那么正式，但它通过教堂仪式中的传唱和出版网络，得到有效传播。报纸和月刊为其读者迅速提供了歌词和乐谱；连《苏格兰杂志》也刊印了它，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苏格兰事实上还在詹姆斯党人的占领之下。它还通过大幅张贴的布告和民谣歌手吟唱的方式在穷人中传播，这些民谣歌手会为那些不识字的人唱出这些歌词，以换取半便士或更少的报酬。荷加斯在他那幅《向芬奇雷进军》的画中，画了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她正在高声动员国王的军队，这些军队在伦敦一个较为贫穷的辖区聚集，准备向北进发，去与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和他的追随者作战。据说乔治二世觉得这幅画有破坏性，因为它显示了一次计划不周全的动员行动的混乱场面：不知所措的普通士兵穿着他们紧绷的新制服，他们的装备随意捆绑在手推车上，随行的商贩和号啕大哭的私生子拖拖拉拉跟在其身后。然而，像荷加斯的很多画作一样，这幅作品实际上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爱国画。

其中心人物，一个显得特别烦乱的士兵，被两个或许是他妻子的人拉扯着，这个人实际上正代表英国本身。顺从搀扶着他右手的，是一个衣衫褴褛但依然洁净素白的民谣歌手，脸蛋漂亮、身怀六甲。从左边（与艺术处理的惯例方向相反）攻击他的人，是一个老得多而且又恶又丑的卖报人，像修女一样拖着一身黑袍，一个十字架在她的颈下摆来摆去，她的布袋里装满了充满恶意的敌方报纸。这幅画从微观层面向我们展示了更宏观层面发生的政治决策危机。大不列颠是继续忠于汉诺威王室（画中以身着白衣的女人来表现，她是一名民谣歌手，《上帝保佑国王》的歌词醒目地悬挂在她的篮子上）？还是屈从于卖报人所代表的斯图亚特王室？根据这幅画的启示，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已毋庸置疑。白衣女子具有生育能力而且纯洁美丽，她的肚子，像她手上挎的篮子一样，装满了未来。相反，斯图亚特王室的代表很老因而没有生育能力。她用暴力威胁，而且无疑是罗马天主教徒。这样的人物塑造清晰反映了荷加斯自己的倾向性，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重要且有根据。大不列颠这时的政治、政府组织方式和男男女女对其所持的看法，都不可避免与天主教和新教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当然，被无情重建的君主政体，最戏剧性地反映了这一点。在1688年，之后又在1714年，严格的王位继承规则被惹人注目地打破，因而避免了邪恶的（多数英国人都这么认为）罗马天主教君主继位。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时，公开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及其男性继承人被军队武力逼迫逃亡法国，以便使王位传给他的新教徒长女玛丽，实际上是传给她加尔文教派的荷兰丈夫，奥兰治的威廉。而玛丽的妹妹安妮继任女王之后，虽然子嗣众多，但都因有病，无一幸存；托利派乡间绅士主导的议会在1701年通过《嗣位法》，明确任何一个天主教徒或与天主教徒结婚的人，都“永远不能继承、获得或享有王位和对这一王国的统治”，这一法律至今仍有效。为确保得到一个新教徒继承人，议会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反复被迫肃清有继承权的人选。它回避了50多个与安妮女王血缘关系更近，但因其天主教信仰而不合格的人选，以便迎来在1714年最终成为国王的那个人，即汉诺威的乔治·刘易斯，一个只会说一点简单英语的德意志人，一个其貌不扬、没有任何魅力的中年人，一个除了基本诉求之外，没有任何伟大抱负的人。他是一个路德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

这些不遵传统的继承法令，其意义在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那里得到最清楚的展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壮志未酬的人，曾担任托利派内阁大臣。他在《一个爱国国王的理想》（1738）这本写来教导乔治一世之孙（当时的威尔士亲王）的小册子中指出，英国君主仍可以使自己成为政治中最重要的中心、其子民的父亲。但他也以毫不含糊的口气告诉王位继承者，对统治之君的忠诚，其基础已不可避免发生了转移：“法律所要求的忠诚，其根源……来自国家，而不是个人。”来自汉诺威的国王仍很有权势。但他们并不首先因为他们是谁而得以统治。也不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谁而得以统治。议会把他们推上王位，而新教徒让他们继续待在那儿。他们本质上是时势造就的国王，因迎合了多数子民的宗教偏好而居其职，斯图亚特家族却反复拒绝这样做。一名英格兰主教曾说：“一个天主教国君治下的新教国家，将永无宁日；如同看护人是一匹狼，那任何一群羊都不得安宁。”

粉饰这一实用主义安排需要些时间，把一个顺应时势和功利主义的王朝变成一个富有吸引力和讲究礼仪的王朝，也同样需要时间。而在被流放的斯图亚特王储、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和其孙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不断觊觎王位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在他们的宣传海报中（这是大多数英国人曾见过的他们的唯一形象），他们都体格健硕招人，这正是汉诺威最初的国王所缺的东西。他们在苏格兰受到广泛支持（尽管也不是万众一心），尤其是在联合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的18世纪初。甚至在苏格兰之外，他们的不幸遭遇和大无畏精神，也使他们显得充满无限传奇色彩，这是古板、一帆风顺和同样充满勇气的汉诺威人并不想要拥有的气质。此外，像所有在野的领袖一样，斯图亚特王室允诺的东西很多，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不处于那些复杂之事中，也没有参与令人幻想破灭和失望的政府日常工作。但尽管如此，斯图亚特王室进行的事业，却面临一个致命障碍。那就是其代理人不会放弃曾经在最初令其王朝失去王位的天主教信仰。斯图亚特王室信仰坚定、令人钦佩，但从政治角度却致命，他们不皈依新教，这被证明具有决定性。

在英国王位上替代斯图亚特王朝的人知道，宗教是他们的王牌，他们要把它发挥到极致。例如，威廉和玛丽在1689年经历的加冕仪式，经过精心改造，以强调其信仰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宗教改革的关键文本，即英文版《圣经》，第一次被带到向西敏寺进发的加冕队伍当中。这对君主必须依照“福音的真正信仰，以及法律所确立的、经过新教改造过的宗教”宣誓就职——其前任从来没被要求这样做。加冕之后，《圣经》就交给他俩人手一本：“以使你铭记这一规则，且你应当遵守它。”所有这些革新都被以后的加冕仪式保留，如果有所区别，那就是提醒的热情有增无减，要在这些君主一生最重要的加冕仪式上提醒他们，他们是因为从宗教而言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才获得这一位置。当安妮女王在1702年加冕时，在宣誓之前，她被要求发表一份冗长的声明，反对圣餐变体论的主张。

为使这些被指定的新教徒新君的统治合法化，护教人士不再求助于总是带来麻烦的“君权神授”说，而把其立场改为神圣天意和人民的意愿。他们指出，奥兰治的威廉在1688年征服詹姆斯二世，还有汉诺威王朝在1714年继任英国王位，都是因为神圣天意对他们的青睐。新教的神祇再一次守护着被他选中的人。但上帝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垂青新教徒国王，只因他们愿意承担他们对其子民的责任，而斯图亚特王室表现很糟糕，不愿意这样做。因此，君主的宗教基础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完美结合。一个牧师在1714年曾指出，乔治一世把其继承王位归因于他是“皇家血脉在新教这一系”的直系传人，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选择”，并将根据这片土地上的法律来统治。《上帝保佑国王》的最后一节同样指明了这一点：

最珍贵的宝物，

愿倾囊与他。

愿他维护国法，

为我们指引目标，

我们衷心放声歌唱，

愿上帝保佑国王。

英国人被反复告知，重新安排给他们的君主，是他们特别自由的原因之一。不仅君主继承王位的条件是信奉新教，而且人民对他的忠诚，也以他遵守宪法为条件。如果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这两样东西——新教信仰和宪法原则——都将被碾得粉碎。

这可能更多的是诉诸理智而不是情感，承认新王朝是建立在功利和宗教偏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忠诚之上。支持最初几位汉诺威国王的书面和口头宣传，无一具有诗意，几乎没有詹姆斯党人最优秀的辩护词那样华美、像民间传说一样的特征。它常常更擅于就英国的现状发出令人兴奋的警告，而不擅于充满朝气地想象一切都已令人满意的未来。尽管有这种种局限，但它仍然赢了。因为它能吸引新教徒大众，而詹姆斯党人永远都不能。但它获胜，也因为新建的王朝只是革命之后给英国人提供的政治安排中的一半。而同样非常重要和有强大吸引力的另一半是议会，现在每年召开一次，会期达好几个月——这在1688年前从来未曾实现。

其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党派间的冲突和选举时的竞争。但议会行使职能的方式和笼罩在其周围的神秘氛围，也促进了国家统一。1707年后，实际上这个岛国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其近旁的贵族在上院，并且（或）向下院派驻代表。而且尽管与英格兰南部相比，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代表的比例严重偏低，但实践中，这一体制的运作比其看上去更为公正。来自席位偏少地区的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常常在席位更充裕的地区当选，以这种间接方式，他们所在地区就在威斯敏斯特获得了发言权。例如，康沃尔这个当时乃至现在都在文化上独特且相当孤立的郡，其在1761年选出的44名议会议员，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其境外出生和扎根的人。另两个议员席位充裕的郡，即德文郡和威尔特郡，其选出的下院议员有一半也同样如此。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即可能衰落但仍拥有议会选举权的市镇满足了实用目地，在这一案例中，是让那些议员席位较少地区的英国人，能进入威斯敏斯特及其立法机构。

这与16和17世纪的状况完全不同，那时，各地上层阶级的精英，常常花很大心思来为当地人保住席位。在1700年代，外地人越来越容易当选，这显示出选举现在变得更不稳定，但也显示出上层阶级精英更具有英格兰头脑，而且越来越有英国头脑。假如一个人有钱、有门路和相当的能力，那他出生在康沃尔、德文郡还是威尔特郡就不再那么重要。到18世纪下半叶，甚至他是不是英格兰人都已不重要。因为虽然在1750年前，很少有苏格兰人能代表威尔士或英格兰选民，但随后，苏格兰人——和人数更少的威尔士人——渗透到英格兰选区中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1760到1790年间，有60个苏格兰人在国外当选议员。接下来的30年里，超过130名苏格兰人坐到了国境之南的议员席位上。这标志着到这个世纪末，英国统治阶级已是名副其实的英国人，而且这样的标志还会越来越多。

尊重议会成了精英态度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也是精英爱国主义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不仅因为议会为贵族和议员提供了一个促进其自身地区利益（显然它做到了这一点）的独一无二的途径。也不仅因为议会是发展事业和保障适当立法最重要的平台。在议会中服务（这个词被频繁使用，无疑意味深长），为沉迷于古典作品的男性精英，提供了扮演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机会。它调动他们的全部修辞能力，还迎合了他们的公民价值感。此外，曾到欧洲大陆参加教育观光旅行的人，都清楚明了议会在英国的重要性，其把英国政府与其他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现有的政府区别开来。到18世纪初，与它最相近的机构都不再开会，如法国国民议会；或已被削弱，如德意志大部分邦国议会；或被人们视为只不过是阶级和地方特权已完全过时和令人讨厌的护卫者，是良好和高效政府的绊脚石，如波兰议会。

他们所服务的机构与众不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非常高效，而不是碍手碍脚，而且它的作用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还在增强，这一认识再次确保了英国贵族对其政治优越性的信心，也暗示了他们自身的优越性。贵族和议员常常为下院中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或为大选的频率，或为个别大臣的行为争论不休。但这些冲突都源于真正或莫须有的担心，担心这一体制的美正在腐坏，而不是源于怀疑这一体制整体的有效性。翻一翻对这些争论的记录就可以很快明白，在18和19世纪，人们对议会的意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高度一致，认为议会独一无二、卓越非凡和至高无上，是这个自由和信奉新教的民族来之不易的特权。

但对议会的狂热崇拜不仅限于操控它的地主阶级，尽管在170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崇拜者似乎的确只限于英格兰人。这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威尔士和苏格兰民众从这一机构得到的直接好处甚微。直到18世纪末，议会几乎没有制定和通过任何特别影响到威尔士的公法或私法，其大部分居民对通过了什么法律也并不了然。雷蒙德男爵在1730年提议议会的所有会议记录都应翻译成威尔士语，以加深其民众对它的忠诚，这一具有远见的提案却被上院否决，因为苏格兰阿盖尔公爵认为这一提议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威尔士仍因拥有选举权的人数众多，而远比苏格兰更密切地参与到议会体制当中。1707年前，即使是苏格兰自己的爱丁堡议会，在其爱国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大，因此，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在北部几乎不可能激起广泛热情，尤其是在联合之后的前三四十年。它实在太远了。在1745年前，它只偶尔通过了几项福泽苏格兰的立法。而更尴尬的是，只有极少数苏格兰人（不超过3000人）拥有投票权。

在英格兰甚至威尔士的状况则完全不同。在这些地方，成年男子中拥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从未低于14%，而就在联合之后的那几年，几乎达到25%。此外，从1688年革命一直到1716年，至少每三年举行一次大选，有时甚至更为频繁。这常被看作是这一时期极不稳定的原因之一。然而我怀疑，频繁的选举也为男男女女反复提供了了解、欢呼或嘲笑其绅士代表的机会，这很可能促使新的政治秩序越来越深入人心、坚定不移。紧张状态可以被消除，愤怒能以一种可以接受和讲究礼仪规则的方式表达。而且，在早期阶段及之后，选举还被当作一种爱国和新教徒的方式，而不只是政治教育的方式。

不管竞选对手之间是否为争取选民而激烈竞争，也不管议会议员（像大多数情况那样）实际上是否由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地主提名，一次选举仍然是一个公民盛会。联合王国的国旗高高飘扬，乐队演奏爱国乐曲，焚烧教皇的肖像，免费啤酒激励人们为忠诚干杯，偶尔也激起不忠诚的示威游行。如果某人的投票权受到质疑，他可能不得不在村庄或城市广场公开宣誓效忠，以此提醒观众谁是在位之君，同时也提醒他们，只有新教徒才能成为公民。即使是不能投票的人，也受选举过程中的言辞和仪式鼓舞，相信他的代表们的权力附有条件，议会一定程度上是这些代表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因他们相信这一点，因此没有选举权的男士，偶尔还有一直没有投票权的女人，都频繁在商贸、道路、桥梁和地方管理等事务上，参与到向议会请愿的活动中来。例如1730年代，议会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店主那里收到100多份请愿书，希望更严格管理抢走他们一些生意的流动小商贩。这样的请愿者在议会选举中大都没有直接发言权。然而他们的行动显示，他们仍感觉那里代表了他们，他们也有发言权。

而且还有证据显示，即使是社会阶层中地位较低的群体也对议会充满敬意。1757年，林肯郡一位名叫劳伦斯·蒙克的地方行政长官遇到一群愤怒的农场主、工人和农民，他们抗议最近通过的《民兵法案》中的条款。开始时他们威胁要对蒙克和当地贵族使用暴力，但他们对话的高潮却发人深省：

在回应中他们（这群人）被告知，议会的任何法案都没有欺骗过他们，以后也不会。他们同意如果连议会都不信，所有事情就都完了，因此希望蒙克先生回去给他们一些麦芽酒，并保证不伤害他。

对议会的狂热崇拜，并非19世纪辉格派史学家臆造。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很多地方的社会根基比这早得多，到18世纪下半叶，在苏格兰也越来越普及；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议会改革者发现，在很长时间里总体上很难获得坚定支持者。议会是新教遗产的一部分，更多时候，它得到的是狂热崇拜而不是冷冰冰的分析。此外，在它极其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它行之有效。

因为最终，一事成功万事成。而成功，首先是战争中的成功，正是统治大不列颠的人能提供那种证明他们对其之下的千百万人统治合法的利器。与法国的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詹金斯之耳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反对大革命及拿破仑法国的战争，都为陆军和海军带来足够多的胜利，来逢迎英国的自豪感，而且在这大多数冲突中，从帝国的胜利和赢得的贸易路线而言，这些胜利不仅巨大而且持久。只有美国独立战争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其绝非偶然，这是该时期英国最初面临的敌人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的唯一一次大战。

除了这次明显的重大失败之外，其余的全都获胜。而且我已经指出，这一事实有力证明一个统一的大不列颠，以及一个信奉新教的大不列颠的合理性。从15世纪到16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像苏格兰一样，是处于欧洲权力游戏边缘的王国，更多时候是相互厮杀，而不是与大陆强权交战，而且，当他们真的与荷兰或法国或西班牙交战时，他们很成功的时候少得可怜，只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时例外。因此，新教的辩护者很容易指出，并使大量男女相信，正因为驱逐了向天主教堕落的斯图亚特储君，并把这个岛国统一在一个信奉新教的王朝下，才改变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这第二个以色列拥有了它应得和上帝所需的统治者，那它收获胜利和领土，又有什么值得惊讶？

重建这一思维方式，一直是一件复杂且有时令人不愉快的事。不言而喻，新教徒构建的英国人身份会使一小部分不信奉国教的人失去特权：天主教社群、1745年前的大部分苏格兰高地人和被驱逐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他们是为让其他人成为英国人而不被允许成为英国人的男男女女。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孕育了战争且依赖于战争。把一个高度分崩离析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最有效方式，是激励它统一起来对抗自己和其他外人。1688年后的英国没有被内战分裂，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居民的野心被定期和无怨无悔地释放到战争和帝国的海外扩张当中。

但我想指出，在这个社会，新教教义远不只意味着自吹自擂、不宽容和沙文主义。它给大多数人一种“他们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而且有价值”的感觉。它让他们为这种优越感自豪（他们的确很享受这种优越感），并帮他们在遇到困难和危险威胁时，能耐心承受。它给他们以一种身份。当然，还有其他强大的身份在起作用。新教徒的团结感并不总能超越社会阶层，它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复杂的文化和历史分歧掩盖得也不多。但对“谁是英国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新教却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和有效的答案，可能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大不列颠可能是由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组成，但在上帝的名义下，它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只要维持国内繁荣、与欧洲天主教国家反复交战并狂热和长时间高度成功地追求帝国，从而保持使命感和天佑宿命感的活力，那联合王国就会繁荣兴盛，不仅因顺应时势和利益得以维持，也因信仰得以维系。正是新教这一基础，为大不列颠的创建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