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贸易、战争与帝国

1740年，威廉·荷加斯创作了他最好的肖像画之一，这幅作品也最容易让人回想起商业在这一文化中的地位。这幅肖像画的对象是托马斯·科拉姆，正是他负责组织了英国第一家育婴堂。科拉姆肩膀宽阔、生性率直、面色红润，显得很自信，他背靠一根大柱子，自己满头亲切和蔼的银发，没有戴当时社会上很流行的卷曲或有辫的假发。他的衣着也舒适而朴素，袖口优雅的回折，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做事情。乍看上去，人们会觉得这幅肖像画描绘的是某个乡村主教，是一个严肃正经的乡间杰出人物，身上散发着美德的光辉和乡村人的诚实。不过仔细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幅肖像画的背景不是乡村住宅；没有猎狗或者良种马，也没有农具做装饰。这显然是一幅静态肖像画，旨在让心生敬佩的公众观摩，肖像上的人物既不是皇室成员，也不是贵族。事实上，在科拉姆的一侧，是广阔的海洋和一艘航船，在他扣带紧锁的靴子旁边，是一个地球仪——象征着统治——我们正好可以看到上面的大西洋，科拉姆年轻时，曾经作为一位勤勉的造船工人横渡大西洋。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将十字窗格映在地球仪上面的大西洋上。科拉姆既没有继承贵族头衔，也没有大片土地，他所拥有的，只是商业和事业心，当然还有新教，这些是他公民美德的基础。正如荷加斯所描绘的，科拉姆通过自力更生经营商业而成为英雄，并且不仅仅是一位英雄。这幅肖像画挂在育婴堂的小礼拜堂里，据说，当一些孩子在祷告过程中眼睛走神，凝视这幅绘有他们恩人的肖像画时，往往把上帝与朴实的科拉姆混为一谈。作为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们一眼所瞥见的，正好也是荷加斯希望传达给更有阅历的观众们的东西：科拉姆以及与他同类的人，是大不列颠物质财富和道德价值的源泉，勇敢坚定的商业行为和理想的爱国主义完全是一回事。

大体而言，科拉姆的生平和工作，有力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上述说法。科拉姆是多塞特郡一位船长的儿子，1694年，作为伦敦一些商人的代理人，他横渡大西洋到达波士顿。科拉姆在北美殖民地生活了十年，担任过造船工人和水手，返回英国后，他开始从事一项了不起的职业，即为更广泛的世俗慈善事业四处游说。最初，他打算说服贸易委员会支持在殖民地安置复员军人和水手的计划。在这一计划失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无数婴儿，他们中大多数是私生子，其中许多已经奄奄一息，被遗弃在伦敦街头和住宅门口。其他欧洲国家已经设立了一些照看孤儿的机构，这些机构通常受到政府或天主教会资助。在大不列颠，情况则完全不同，设立育婴堂是私人事业。科拉姆最初向乔治一世提议设立这一机构的建议无果而终。而敦促大主教和贵族为他和孩童的利益说话的努力，实在难以践行，那就好像要求这些人在宫廷赤裸上身一样。直到下一任国王统治时期，他才得到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贵族支持，但这种支持也很有限。1737年，乔治二世认可了一份育婴堂管理者的名单，在这份375人的名单中，有一些名人显贵，但绝大多数积极活跃的管理者都是商人或科拉姆那样的人。

从一开始，这个慈善机构就依照商业方式管理。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理事和合法身份的志愿团体，它以伦敦许多股份公司为模板，股份公司这类组织延伸到慈善事业，这还是第一次。育婴堂的公开目标既是商业性的，也是人道主义的：拯救很可能消逝的年轻生命，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在长大成人后，女童被送去当仆人；男童被送去做水手或从事耕作。为了筹集必不可少的基金，就得使用技巧吸引公众注意，这些技巧不但具有创造性，其商业性也昭然若揭。荷加斯是管理者之一，他为育婴堂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制服，以及一套令人动容的军大衣：一名刚刚出生的婴儿，自然和不列塔尼亚的形象分居两侧，这幅图景搭配一个充满哀伤的词语：“救救我。”他也提出一项策略，能同时促进慈善和他自己的事业。与其他富有事业心的艺术家——弗朗西斯·海曼、艾伦·拉姆齐、托马斯·赫德森以及约瑟夫·海尔默等人——一起，荷加斯开始在育婴堂的公共房间里展示自己的最新作品。富家子弟和有闲阶级前来津津有味地观看，并驻足慷慨解囊；与此同时，荷加斯进一步推进他个人的宏图伟业，即把英国艺术与欧洲大陆艺术区别开来，以提高其受人尊敬的程度并开拓销售市场。育婴堂艺术家年会——他们的聚会所获得的称号——每年11月5日在育婴堂召开，旨在纪念1688年革命、自由以及新教，这种集会也适时推动了皇家艺术学会的建立——尽管比荷加斯的预期慢了很多。

一眼看上去，托马斯·科拉姆的这座博爱建筑，成功地证实了前面那幅肖像画上显示出来的精神道德。这是一座开创性的慈善机构，由一位靠自身奋斗取得成功的人建立，管理者是一群与他同类的人，这项事业对整个国家都很重要，很显然，它宣传了商人们卓越不凡的公共精神。贸易是英国的力量之所在和灵魂，是英国之所以伟大的源泉，也是滋养英国爱国者之处，这种主张充分反映在诗歌、戏剧、小说、报刊、文章、议会演讲、私人通信，甚至当时的牧师布道中。1718年年度手册即《大不列颠现状》中，有一章题为“论贸易”，事实上每一位重要人士都读过，其起始句这样断言：“除了我们宗教的纯洁性，我们之所以在全球所有国家当中最为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拥有最庞大和最广泛的贸易。”大约40年之后，这一章省略了宗教指涉，只告诉读者：“我们的贸易是世界上最可观的。事实上，在所有国家当中，大不列颠最适合从事贸易。”大量贸易不仅仅只是出于物质上的需求：对这一时期的英国人而言，它也明确证明了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自由和最具有新教精神的民族。

这种贸易崇拜超越了派系，也超越了社会阶层。1731年，一位政府小册子作家警告说：“我们的贸易毁灭之日，也将是我们的公共价值和力量消亡之时。”反对派诗人约翰·盖伊声称：“让商业成为你唯一渴望之物，保有商业，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1739年，卡特里特勋爵对他的贵族同僚说：“我们的贸易是我们的主要支柱，因此，我们应当为了维护贸易而放弃其他念头。”尽管他是代表反对派发言，但作出回应的政府大臣们也都坚持认为，英国主要是“一个商业国家”。文质彬彬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在1750年代给他私生子的信中写道：“你对贸易和商业略加考虑……我很欣慰你这么做。”史学家托马斯·莫蒂默在1762年写道：“商业是英国的伟大崇拜对象，英国可以为此放弃其他一切考虑，”他是在信心十足地老调重弹。生于阿伯丁的经济学家亚当·安德森在其著作《商业起源的历史和年代学演绎》（1764年）中声称：“仅商业手段这一项，让大英帝国最为受益。”相同效果的其他论述，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几百甚至几千。

但从某些方面而言，这种主张具有欺骗性。在几乎所有政治人士看来，贸易是英国经济的主流，是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没错。但是，就财富、身份和权力而言，英国社会中的商人依然远远不如地主阶级，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地主富豪的人数依然超过通过商业起家的富豪。富有的地主家族与依然还在积极从事商业的家族之间通婚极为罕见，并且，甚至长子之外穷困潦倒的子孙，也更愿意到军队、法律和政府部门寻求庇护，而不是去经商。因此，即便议会中拥有大片地产的议员始终赞同商业，他们也只是认为，商业是国家康乐不可或缺的职业，但不是他们自己需要从事的职业，也不是他们子孙的职业，即便他们能够为商业提供帮助。其中不言而喻的信念是，贸易值得敬佩，只要大力提倡贸易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1758年，老威廉·皮特打破上流社会传统，向下院宣称，自己将更为伦敦市议员身份而不是为世袭贵族身份而自豪，他的做法引起强烈抗议。就那些贵族而言，恭维占据市议员席位的肥头大耳的资产阶级，是一种疯狂的拜金主义，是彻头彻尾背叛阶级的行为，他们的确被激怒了。但他们并不需要过于担心。皮特自己的社会雄心最终被证明非常传统。他在肯特郡买了一块地产，并且接受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贵族头衔，其中一个给了他聪慧、长期遭受不幸的妻子，另一个是给他自己的伯爵头衔。

土地所有权仍然是获取最高权力以及社会地位最好、最可靠的方式。1714年到1770年间，每次议会大选，当选下院议员的商人不足60人，直到1867年，土地精英在下院中还占据超过75%的议席。英国政府每一届内阁中，绝大多数都是贵族成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些贵族名下通常也拥有大量地产。事实上，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地主阶级依然垄断着宫廷的高级职位，在陆军和海军、外交和殖民机构以及国教会和司法部门中，地主阶级担任高职的比例都显得过重。财富、地位和权力，不管是政府部门的正式权力，还是影响舆论和决定普通男女生死的非正式权力，显然都紧紧掌握在拥有头衔的贵族和土地精英手中。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荷加斯眼中的商人英雄托马斯·科拉姆更为清楚明了。为了说服别人资助他的育婴堂，科拉姆周旋于宫廷、议会、贵族以及他们无趣而优雅的妻子之间。为了赢得位高权重者的赞同和支持，他让一些显贵成为育婴堂的管理者，即便他们很少做什么实事。如果科拉姆的一生，证明了英国文化中商业的抱负，那么，它也揭示了商人在活动中通常所受到的社会和政治束缚。即使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商人，在某些时候也很可能需要传统地主阶级的帮助、关照和庇护。一定程度上对地主阶级的顺从和追随，几乎不可避免。

我们如何理解英国社会的这种喧嚣的商业崇拜？当土地依旧是权力和声望的主要来源时，人们却普遍相信贸易是英国伟大和身份认同的基础，那么，这种广泛的信念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根本不矛盾。部分原因在于，土地以及地主阶级的地位坚如磐石，贵族、议会议员、政府大臣甚至君主，都准备对商业做出的贡献采取一种认可的姿态。在1700年代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土地税开始侵蚀小贵族的收入，在18世纪最后30多年，地主阶级的权威受到国内和美洲殖民地商业部门的抨击，他们的自满态度才逐渐消失，这也可以理解。但从《联合法案》签署到1760年代，英国贵族通常都强大和自信，能够以一种冷静的态度赞同贸易。

我怀疑，这也是为何威尼斯艺术家卡纳莱托能够受到英国赞助人大力支持的原因之一。辉格派显贵如里奇蒙公爵、卡莱尔伯爵、贝德福德公爵（他位于沃本的宅院，设计了整间房间来展示卡纳莱托的24幅作品），以及托利派地主如威廉·莫里斯爵士和塔顿的埃格尔顿，他们以极高价格购买的大量威尼斯风景画，这些画都是理想化的。脱落的灰泥、潮湿的运河和衣衫褴褛的乞丐，是当时威尼斯的真实写照，卡纳莱托的早期作品真实反映了这一点，有贵族头衔的买主并不想在自家墙上看到这种景象。从1720年代晚期以来，他们开始大量购买这位威尼斯大师的作品，他们希望看到的，同时也是卡纳莱托为他们创作的（如果他们出价足够高的话），是威尼斯仿佛还在15世纪全盛时期的景象，一个完美的海上共和国，有青绿的礁湖、精湛的石工技术、密集的港口和衣着考究的居民：那时的威尼斯是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女王，一个商业帝国，对自己的自由深感自豪，但在一个寡头政体的牢牢控制之下。威尼斯，更确切地说，威尼斯权力和繁盛的传奇故事，具有一种巨大魅力，因为它表明，商业精神、帝国版图、对自由的爱好以及唯我独尊的精英们稳定的统治，所有这些都能够轻松地结合在一起。大多数英国贵族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充分相信，这些事物能在他们自己的岛屿上完全和谐一致，他们的想法无可指责。

他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商业，尤其是外贸，是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动力，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的原料和市场供应极其有限，为此展开的竞争必然很激烈，如果英国商人想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那么，他们必须在海外得到有力支援，在国内受到充分保护。事实上，对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精英阶层而言，这种重商主义很常见。但英国统治者因为两个原因而特别愿意接受它。首先，除了卡纳莱托一再描绘的威尼斯之外，这些人绝大多数每年都会在伦敦待一段时间，而伦敦是英国的主要港口、金融中心和商业大都市。至少有十二分之一的英国人住在伦敦，甚至多达六分之一的人在其一生都去过那里，伦敦是一个与欧洲大陆其他首都不一样的城市。在18世纪，法国只有四十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巴黎，西班牙只有八十分之一的人在马德里安家。这两个城市都不是主要港口。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在社会、礼仪和文化上辉煌灿烂，但在商业上却微不足道。就所有欧洲大国而言，只有大不列颠——还有在集中程度上稍逊的荷兰共和国——拥有一个商业繁盛、人口众多的大都市，这个城市同时也是其权力中心。

伦敦不仅是英国的商业中心，也是王室所在地，是大臣和官僚施展神通的舞台，同时也是议会所在地。所有这些每年都吸引大量乡绅、贵族以及他们的妻子、家人、朋友和随从涌入伦敦。事实上，到18世纪50年代，英格兰、威尔士以及苏格兰的几乎所有贵族和议会成员，都在伦敦拥有自己的住宅，或租有住处。自然，在这个无序蔓延的大都市中，这些人居住在与其数量庞大的商业和贸易人口截然分开的地方。但这两个群体之间，还是存在很多接触机会，一个人不管如何离群索居、不问世事，不管有多好的教养，如果他在伦敦实实在在待上一段时间，那么无处不在的商业，肯定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泰晤士河从伦敦穿过，河面上可以看到载有各种工艺品的皇家驳船、私人游船、海军战舰以及满载世界各地货物的商船，不断提醒着人们这个城市独具特色的多样性，以及它和这个国家财富的基础。

但英国精英阶级何以会对商业的各种要求作出特殊反应的第二个原因，远远更为重要。商业简直太有价值了，他们不可能作出其他反应。一些巨大的商业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和俄罗斯公司，连同伦敦的整个商业社区一起，为各届政府提供了最坚实的债权人。1688年以来，长期贷款平均提供了大约30%的战争费用，为美洲战争提供了将近40%的费用，这些贷款不是主要来自拥有土地的投资者，这些人只有数量有限的流动资金可用，而是来自商人、金融家、生意人和妇女，甚至小店主和小贩。更重要的是，国内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税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和其他人已经指出，在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政府允许降低和平年代的土地税。由此导致国库收入减少，这部分差额由进口关税与对国内生产或销售的部分商品征收消费税来填补，这些商品包括啤酒、盐、麦芽酒、蜡烛、皮革、纸张、丝绸、肥皂以及淀粉等。土地税依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时期尤为如此。但到18世纪末，关税和消费税总共占了政府收入的60%还多，有时甚至超过70%。

如果上述现象，还不足以让当时已经摆脱了一些直接税负担的英国地主阶级特别欢迎商业和制造业，那么，还有皇家海军的问题可以推动他们这样做。自1650年代以来，皇家海军就大力扩编规模、发展火器，到18世纪中叶，海军舰载人员在战争时期超过4万人。为了供养他们，海军就得仰仗商业船队。许多海军志愿兵一开始都是在商船上学习航海技术，事实上，所有这些人也被要求为海军服役。尽管有很多关于海军征兵队的黑色传闻，但他们实际上很少强行征募在海滨碰见的任何一个穷人。法律和水手生活的实际要求都确保了征兵队只能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海员、水手和那些职业和行业是在河上的筏子和船上工作的人”身上。战争时期，皇家海军需要有经验的海员，而不是心有不甘的新手，这种人不但自己可能命丧黄泉，也很可能让他们的伙伴一去不返。因此，英国商船在和平时期提供的训练和雇佣对英国海军力量的运作必不可少。哈弗沙姆勋爵在1707年对上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这一点：

阁下的舰队和贸易之间关系密切，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离；你的贸易是你海员的母亲和护士；你的海员是你舰队的生命，而你的舰队是你贸易的安全和保障，这两者一起，又是英国财富、力量、安全和荣耀之所在。

哈弗沙姆强调了两件事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地主阶级掌握英国政府的必要性，他的强调很重要。史学家们始终在留意蓬勃兴起和独立自主的中产阶级身份的各种迹象，他们往往关注地主阶级和商业社会之间的冲突及原因。无疑，就税收、对外政策以及政府的国内商业政策而言，冲突和不满时有发生。但在承认这些分歧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的背景。如果说英国地主阶级政客热衷于促进商业，同样真实的是，大多数商人（无论男女）也需要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东西。

不管身为行会商人、重要的中间人、不起眼的店主甚至沿街叫卖的小贩，商人的生活质量必然与法律、秩序以及国内和平的维持紧密联系。任何国外入侵或国内骚乱，几乎必然会破坏商业，危及货币供应和信贷。由于铸币厂无法生产足够多的银币和铜币，因此，与其几乎所有竞争对手相比，信贷在英国经济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英国的店主——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大约14万店主——通常以赊账方式购入他们相当一部分货物。由于他们的很多顾客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即便富农和地主绅士也可能一年到头只结一次账，即收取租金之后，因此相对而言，店主别无选择，只能以赊账方式销售商品。店主通常扮演了非正式银行家的角色，他们向比较可靠的顾客借出小额贷款，收取一定利息。在伦敦和主要港口交易的更为殷实的大批发商，也被允许从事一些慷慨的信贷业务：比如，为出口商提供长期贷款，这些人可能在一年之后才归还欠款；为当地以及其他地方的零售商提供短期贷款。在1711—1715年间，伦敦人起诉了英格兰和威尔士41个郡的154位破产者（他们几乎全是零售商），这些伦敦人主要是批发商，对他们来说，把信贷业务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导致了惨败。

因此，宽松的信贷意味着商人必须承担巨大经济风险。从这种信贷中获利的男女，很快发现自己深深陷入一张由依赖和责任编织的复杂的网：

国内汇票在各地店主和伦敦批发商之间流通；小雇主、工匠和农民通过签订短期契约或抵押财产来筹集资金；地方律师鼓励寡妇借钱给那些急需资金的人；店主允许顾客“赊账”；商人相互借贷；即便劳工有时也是通过信用而不是现金购物。

对一些人来说，必须卷入这些交易是导致他们愤怒的深层原因之一，也为他们反对国家体制提供了口实，因为这种体制显然无法为英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足够多的硬通货。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信贷对政治稳定的贡献。所有信贷制度都基于信任：相信利息会在合适的水平和合适的时间偿付，相信债务最终会得到偿还。因此，不管如何厌恶特定的政府，借贷双方都会非常警惕任何严重破坏和平的行为。就借方而言，国内普遍的动荡可能会引起利率上升；而全国范围的叛乱或外敌入侵，可能意味着贷方永远无法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金钱。

这正是约瑟夫·艾迪生在1711年给《旁观者》杂志撰写的著名寓言中的观点。在那则寓言中，艾迪生把公共信用想象为一位在大厅中受人膜拜的美艳动人的贞女，她与那些议会颁布的维持当时秩序的法案——1689年的《宽容法》和1701年的《嗣位法》——同居一室：

这位女士似乎赋予了这若干件装饰物以无法形容的价值，她矍铄的目光不时关注它们，在看它们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神秘愉悦的微笑；但与此同时，她也表现出某种不安，好像看到了某种会伤害它们的东西正在逼近。

这是辉格派提倡的观点，但确实有根据。严重的政治或军事动荡，很可能会瓦解公共信用，正如它必然会破坏推动英国贸易的各种私人信用一样。在危难时刻，那些拥有某种强大反对观念的人，可能会无视这些物质考虑。但对那些摇摆或中间派而言，我们将会看到，忠诚或至少是安宁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好处，显然势不可挡。

尤其是1688年革命确立，并由1714年汉诺威王朝即位进一步保障的新教统治秩序，为商人提供了积极的好处。首先，这个秩序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每年召开的议会，对那些渴望议会干预和制订有利立法的男女而言，这种做法具有巨大价值。自此之后，实际上每位议会成员和贵族提交的文件都表明了与贸易有关的提案数量之巨——请求修建新桥梁、新道路、新市场或改善街灯，修缮港口和灯塔，制订新的进口税率，或要求结束过时的垄断政策——这些都赫然列在当时的政治议题中。小商人会组织起来向当地权贵或议会成员请愿，要求他们想要的东西。更有实力的人直接游说议会成员或找代理人替自己这么做。比如1739年，管理爱丁堡“皇家自治城市大会”的富有商人，向伦敦一位名叫托马斯·怀特的律师提供100英镑，请他游说议会制订有利于苏格兰亚麻业的法律。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这个团体还就以下问题向议会请愿：硬币制造、走私问题、战时为商人护航、统一度量衡以及制订法律修改破产法等等。

对于上述这些人而言，他们很少认为国家机器与自己格格不入或是寄生虫。它有时提供了大量机会，有时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利。既然商人集团能以这种实用眼光看待国家民政部门，那就国家的军事力量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英国政府对海军的大力投入，以及助长这种投入的帝国扩张，当时英国海外贸易以其所成就的方式和速度增长。就此而言，事实上是贸易寄生在国家的各种资源之上。

像许多真实和重要的事情一样，事实上相关统计数据，可能会掩盖这一时期帝国对英国商人的价值。这些统计数据表明，1707年《联合法案》颁布时，以及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七年战争爆发时，欧洲大陆依旧是英国最重要的市场，大约占英国国内出口和再出口额的五分之四，同时，英国绝大多数进口产品来自欧洲大陆。但结论与表面现象并不一致，这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对英国货物而言，大陆市场只在1700年之后才缓慢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欧洲大陆各国像大不列颠自己一样，采取了积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此相反，英帝国其他地区（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在印度设立的贸易前哨）的商业活力，几乎具有无限前景。18世纪前半业，来自北美的进口商品价值几乎增长了四倍，同一时期，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进口商品价值是以前的两倍，而东印度公司向英国输送的茶叶总量（与通过走私的途径不同，后者输入的茶叶数量更是多得惊人）增长了40多倍，从1701年的大约6.7万磅到50年后的将近300万磅。对殖民地的出口也一路飙升。1713年，英国商人向卡罗莱纳输出的商品价值大约为3.24万英镑。到1739年，向同一殖民地输出的商品价值超过了原来的七倍多。总而言之，在《联合法案》颁布之后的60年时间里，英国商品出口增长额的95%是销往欧洲之外的属地和殖民地市场。

其次，就与欧洲大陆的贸易而言，英国从殖民地的进口，在英国财政的收支平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1750年代，殖民地商品再出口几乎占英国出口总额的40%，占苏格兰出口的比例还要更高。这些再出口货物，有很多销往大陆市场。不过自然，大量殖民地商品是供国内市场消费，这是帝国贸易第三个，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后果：它影响了国内对商业和帝国的观感。以前为少数精英进口的少量国外商品——丝绸、大米、染料、咖啡、烟草，尤其是茶叶和糖——现在大量输入，唾手可得。到1740年代，约翰·卫斯理和乔纳斯·汉韦这样的道德家，开始抱怨流动商贩在农忙季节甚至向收干草的工人销售杯装茶饮，以及“女仆们因喝茶而虚度青春”。就广大穷人而言，这有些夸张。但殖民地商品在当时确实大量和广泛传播，把帝国的战利品带到所有乡村商店，帝国的魅力也比以前渗入到远远更多的英国人头脑当中：

英国海军穿越浩渺的海洋

她披波往返，在最极端的气候之下，

真了不起，带着芬芳的战利品返航

阿拉伯丰富的物产，或者印度的财富

珍珠，还有野蛮人的黄金……

正如这些诗行所暗示的那样，有一种感觉千真万确，即商业成功，有赖政府对海军力量和帝国的投资。1675年到1740年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是以前的5倍，这种增长幅度，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帝国都无法相比。大多数商人——像大多数英国普通人那样——理所当然认为他们能维持其统治，保有西方世界发展最快的市场，只要这些美洲人向王冠臣服。事实上，即使在赢得独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都一直依赖于英国制造的商品。尽管就英国商业在世界上这一部分地区的成功而言，帝国的支持并不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必不可少，但战争和帝国在侵占和保全其他地方的市场方面，无疑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作为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回报，英国获得了直布罗陀海峡、米诺卡岛、新斯科舍、纽芬兰岛、哈得逊湾，以及西属美洲的贸易权益。正是念念不忘这场战争带来的好处，使全英国商人在1730年代末，又推动向西班牙发起了另一场战争。事实证明，最终爆发的詹金斯之耳战争以惨败告终。七年战争——此战英国在北美、西印度群岛、非洲和印度获得了巨大利益——似乎比以前的任何冲突都更夸张地证明，用埃德蒙·柏克的话来说，商业能够“与战争合为一体，并在战争的推动下繁荣昌盛”，即英国的力量与商业利益相辅相成。

毫无疑问，贸易路线、殖民地以及垄断权一旦获得之后，就需要保护。在一个极富侵略性的世界体系中，这就意味着得不断求助皇家海军。战争时期，英国商人要想免遭敌舰攻击，免遭在法国海港（如圣马诺和布雷斯特）之外游弋的海盗船侵袭，海军的保护就必不可少。和平时期，英国海军确保外国商人不得进入英国领海，同时为往来于危险贸易航道上的英国船只护航。

总而言之，商业势力与控制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地主势力之间的关系，尽管绝非平等或总是相安无事，但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及这之后，他们都互惠互利。商业不仅是英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政府税收和海军军力而言也至关重要。反过来，商人依靠国家维持国内秩序、颁布有利立法、在和平与战争时期提供保护，以及夺取海外市场。当然，从商之人的政治和爱国反应，从来都不整齐划一。其中有多种声音，混杂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和抱负，这种情况可能前所未有。但各式商人的确为大不列颠的存亡、独立和统一（这使其成为西方最大的自由市场）做出了贡献。尤其在《联合法案》颁布后大约半个世纪里，男女商人们在维护国家免遭外敌入侵和支持其在全球扩张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