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由张贤亮先生想到了英国人毛姆
被誉为“国民老公”的青年人富有且可爱,哪怕他说了一个笑话,大众的关注和女粉丝摸手机键盘的手就随之兴奋起来,天下本无事也能填满好多网页。在这样一个新潮汹涌和心潮澎湃的时代,写下《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张贤亮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定是满足和安逸的,他自己曾经说,“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
他的小说表述了人性在那个年代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因为都以他在西北贫瘠地二十年的监禁和农场劳动生活为背景。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品充满了希望和乐观精神,赞美了“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赞美了超越利益和权势的爱情。《绿化树》里面的农场工人马缨花对右派章永璘说,“就是钢刀把我的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张先生后来下海经商,建立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并表示说,“我这一生中,最值得宽慰的是”在写好小说的同时,创办了这个实业。他的作品深刻反思了“文革”和极“左”问题,而到了他经商的晚年,他的批判精神表现得不再那么直接了,也许他还在等待成熟的时机。他此刻的关怀是发展实业致富,并在镇北堡“解决周围农民的吃饭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对商人的贪婪尚没有足够投入的描写和深刻批评,这让我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一系列作家和学者正好相反的特征,即他们对成熟的工商业社会自私风气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责难。拉斯基在《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里阐释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指出资产阶级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并提到狄更斯等作家着力批评了资本家剥削给工人造成的艰难生活。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是受读者欢迎程度仅次于狄更斯的英国作家,但是与萧伯纳那样热衷于政治事务的同时代作家不同,他不仅没有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甚至还作为重要的英美间谍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活动,并认为美国生活方式可以作为对俄宣传的素材。即便这样一位政治立场偏右的作家,他在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里流露出的社会见解,依然饱含对西方商业社会恶俗价值观的怀疑。主人公菲利普年轻时以貌取人,爱上女侍者米尔德丽德,而后者凭借自己的容貌周旋于他和其他学医学生之中,将玩弄情感作为衣食来源,最后沦落为妓女。而菲利普后来爱上纯朴健康的女裁缝莎莉,决定带着她到一个渔村,做一个给穷人看病的大夫。
毛姆很多中短篇小说也讲类似的故事:一个出身好的知识青年在经历生活磨炼之后,看透了商业社会的势利,厌倦了有教养或者无教养熟女的虚伪,最终选择平淡平凡,与一位惹人怜爱、温暖贤淑的小家碧玉,过上了幸福生活。写得尤其让人动心的是他的一个中篇,《爱德华·伯纳德的堕落》。一个芝加哥银行家的儿子,从父亲的破产中看透了上流社会的世态炎凉,跑到塔希提岛那一带去做小买卖,结识一名犯罪出狱以后在这里和当地人结婚的美国商人,最终和商人混血的女儿结婚了:爱德华在夕阳下,端着酒杯,沐浴着海风,望着远处珊瑚礁包围的粼粼波光和天际的绚丽色彩,无忧无虑地看着自己身边这位有前科的岳父和天真无污染的爱人。
爱德华觉得,这样生活远非堕落,比原来做一个上进的美国青年好多了。他原来在芝加哥的女友,一位工业家的女儿,恰恰是现在这位岳父的外甥女,却从来不谈起自己的舅舅,只希望爱德华按照世俗的事业和家庭理想来过日子,变得有钱和体面,维持有钱和体面。毛姆小说《刀锋》里的伊莎贝尔也是这样一位心熟女人。她的未婚夫拉里在一战中担任美军飞行员,经历了死亡的挑战,甚至有一位战友因为抢救他而牺牲。拉里在战后把家产分给亲友,拒绝上大学和从事上流职业,到纽约开出租车谋生。周煦良先生不仅把《刀锋》翻译成不可多得的中文精品,还考证出拉里的原型其实是著名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这位学者不仅在参加一战后隐居乡间当小学老师和修院园丁,还把家里丰厚的遗产全部分发给亲朋好友。
与狄更斯、哈代、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相比,毛姆远远算不上是关注社会问题的英国作家。哈代著有《无名的裘德》,刻画牛津大学排斥贫穷青年的状况,促进了英国社会对教育公平的重视。萧和高则写有在当时影响巨大的多部剧本,呼吁社会改良,关心监狱囚犯和维护妇女权益。毛姆只是用平实语气淡淡地传递出他对资产阶级势利眼的揶揄。在《刀锋》里,拉里解除了与伊莎贝尔的婚约,看着她嫁给有钱的富商。毛姆说到她在嫁给“标准美国男人之精英”后培养两个女儿的目的:“她们会进最好的学校,伊莎贝尔会让她们出落得才艺双全,使她们在门户相当的青年人眼中成为爱慕的对象。”
英国市场经济之老牌成熟,在于有一群文人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批评和警告商人的贪婪。
当刑满释放的章永璘回到镇北堡的时候,马缨花已经离开了。当章永璘们成为富商的时候,马缨花们会变成什么?我们其实需要有新一代的张贤亮,鼓足气力为新一代马缨花们呼吁和呐喊,而不是让《小时代》把我们所有人都变小了。
这也许就是张贤亮先生说的,如果能活到90岁,他一定会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