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情感也一样敏感精巧
媒体有时报道打工者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其中提到的一种情况总是让我觉得很难理解,即几对结婚的夫妇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甚至还会和另外一些单身男性挤在一起,彼此用帘子隔开。在满地都是建筑材料的工地上,为已婚的民工修建一些临时简易的私密空间就有这么难?老板和工头就不能稍微用点心,有点同情心,来解决这个让人尴尬的问题?
我隐隐约约总觉得在哪里读到过非常适合用来评论这种情况的观点。今天突然想起来,触动我的是奥威尔《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年)里面的一段描写。乔治·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1950)在20世纪30年代采访过英格兰北部衰败的工业区,并把他的观察和心得写成此书。采访之后,在返回伦敦的火车上,他看见窗外一位年轻妇女跪在地上,疏通着贫民住宅的下水道:她有着苍白的圆脸,脸上有着那种青年人疲惫的衰老,镌刻着凄凉和绝望。当姑娘抬起头来看着缓缓经过的火车的时候,奥威尔受到了震撼:我们以前老以为贫民窟的人对生活的感觉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在她脸上看到的绝非遭受折磨的无知动物的表情。她清楚地知道她在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她和我一样明白,在贫民窟的后院跪在冰凉石板上疏通下水管道,是一种多么悲惨的命运”。
《通向威根码头之路》的后半部分包含奥威尔对英国中产阶级社会鞭辟入里的评论。具有贵族背景的家世并没有保证奥威尔父母的经济收入。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来自上流中产阶级的底部,尤其在财产的意义上。他的伊顿公学教育完全凭借奖学金的支持,而且在毕业后,他因为没有奖学金放弃了大学教育。奥威尔后来成为一个职业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关注劳工状况,其早期作品偏重描写底层人民生活。奥威尔最有名的著作是《动物庄园》(1945年)和《一九八四》(1949年),但是他对苏联政治的尖锐批评并没有动摇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自始至终,他始终保持了对资本主义的冷静批判态度。
奥威尔探索的问题包括,在所谓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之间究竟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他的一个引起争议的说法是,即便一个欧洲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成了社会主义者,他也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自己对劳工的厌恶情绪,因为他难以忍受“下等阶级身上的臭味”。他谈到,英国中产阶级子弟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下等人很脏很臭。当体力劳动者浑身臭汗或者满嘴口臭地靠近时,奥威尔承认自己和所谓有教养的人总会觉得不自在,而劳工艰难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让他们很难保持香气馥郁的体味:中产阶级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说,要清洗干净脖子,而与此同时也被教导说,要时刻为祖国而战,不要鄙视“下等阶级”。但是认同劳工阶级并不是说,要像有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去赞美体臭,并不是要虚伪地把劳工看作是与“上等人”不一样的种族,好像他们天生不爱精致,喜欢生活粗放。
如果说奥威尔的文字有些极度刺激中产阶级的内容,那恰恰是他对工人阶级品格和情感的肯定与赞美。他在谈到与工人们的私人交往时写道:当工人拥有稳定工作和体面收入的时候,在他们的家庭里,人们会感受到在别处不易发现的温暖、得体、充满人情味的氛围。工人的收入如果有保障,他的家庭生活会很自然地呈现宁静、洁净和美丽,有一种完满的舒适,尤其是在冬天傍晚,当一家人喝完茶,聚集在起居室炉火边上的时候。此刻,父亲在翻看报纸上的比赛名次,母亲在编织绒衣,而孩子们嘴里含着几分钱买来的糖果。工人阶级有了体面的生活,在奥威尔看来,是英国文明进步的真正成就,而且也充分证明,他们的情感也一样的敏感精巧,他们和中产阶级一样地渴望生活的讲究和美好。
因为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并不会由贫富差别衍生出本质的不同。当打工者夫妇和其他人拥挤在公共宿舍的时候,他们的难受和不舒适,与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情感与所有其他人一样敏感精巧,他们有天然权利获得自己的私密空间。如果他们的这一需求被粗暴地忽略,那么他们的老板就一定是具有粗糙和不文明心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