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伐自诸侯出——大国争霸

继郑庄公“小霸”之后，郑国衰落，真正意义上的霸主出现在了东方。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公孙无知弑襄公，自立为君。次年，雍林人杀公孙无知，国君迟迟没有人选。此时，因避襄公之乱而分别逃奔鲁国和莒国的公子纠、公子小白，各自带领随从赶奔回国争夺君位。最后小白抢先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公子纠的谋臣管仲为相，励精图治，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对外尊王攘夷、兴灭继绝。这一整套政治纲领的实施，使得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

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在北杏召集宋、陈、蔡、邾等国会盟，共同商讨如何平定宋国内乱问题。据史传记载，当时遂国受到邀请而没有赴会，齐国便灭掉了遂国。这种带有强制意味的会盟，在西周时期属于周天子的专利。史称“周武有孟津之会，成有岐阳之蒐”（《左传·昭公四年》），意思是周朝的盟会制度来源于周武王伐商时召集天下诸侯于孟津，誓师伐商，而武王之子成王在位时，在岐山之南（山南谓之阳）会盟诸侯进行大蒐之礼（即田猎）。天子主盟，是封建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处理封国关系、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手段。齐桓公主盟的北杏之盟尽管规模很小，但是却是诸侯行天子之礼、仿天子之制的开端，表明春秋时期霸主政治的开端。

此后的数十年间，齐桓公“九合诸侯”，以公元前651年葵丘之会（葵丘即今河南兰考，一说在河北临漳）为霸业顶峰。此次大会，周天子派宰周公向齐桓公“赐胙”（赏赐天子祭祀祖先时用的祭肉），周天子通过这种最高礼遇承认齐国霸主的地位。这些会盟，有的是针对中原某国国内事务，有的则是联合诸侯一致对付戎狄诸族。齐桓公正是利用会盟的方式，实现了他团结诸夏、尊王攘夷的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同时这种“僭越”也招来了后世儒家对霸主政治的非议。

齐桓公死后，齐国陷于内乱，霸主地位一落千丈。继之而起的是晋国。晋国早在献公时（大略与齐桓公同时），就对山西东南部的戎狄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开拓了疆土。献公大杀群公子，削弱了公室对于国君权力的威胁。但他晚年逼死太子申生，另外两子重耳和夷吾也被迫出奔他国。重耳经过十九年的流亡，于公元前636年在秦国军队的护卫下返国即位，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继承了父兄基业，任用狐偃、赵衰等能臣，团结国内大族卻氏、栾氏等，恢复国力，展开霸业。经过狐偃改革，晋国国力较之以前更加强大。此时周王室发生王子带之乱。王子带借助狄人力量驱逐了周襄王，襄王逃奔郑国。晋文公利用地利之便，果断出兵勤王。晋军开至阳樊（今河南济源），兵分两路，一路迎接襄王，一路攻击王子带。最终攻杀王子带一党，迎襄王还都。齐桓公的尊王政策仅在于率领诸侯在礼仪上尊崇王室，挟天子以令诸侯。晋文公则抓住机遇，用武力整顿了王政朝纲，在实际上保护了周王的利益。周襄王为了酬庸晋文公，赐予他阳樊、温、原、欑茅四个农业发达的地方。如此晋国疆土从山西东南延伸到河南中西部，为晋国向中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齐桓公称霸时，南方的楚国已经开始崛起。齐桓公曾召开召陵之盟对付楚国，并出兵伐楚。楚国虽然表面上屈服，但实际上此时齐国尚无力真正压制楚国。经过数十年发展，楚国北上控制了郑、陈、蔡、许等中原小国，势头锐不可当。晋国雄心勃勃，不可避免地要与楚国一争高下。

公元前632年四月，晋国大起三军与楚军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晋军退避三舍，诱敌深入，大破楚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大战之后，晋军凯旋，至践土（今河南广武附近）修建王宫，请周天子前来赴会。践土之会是继葵丘之会后第一次诸侯会盟，主会者自然又是一代霸主。在盟会上，周天子当着与会的齐、鲁、宋、卫、郑、蔡、莒等国，封晋文公为“侯伯”，就是诸侯伯主（霸主）之意。侯伯大概源自于商朝的旧制。商代晚期，周文王曾受封为“西伯”，即西方诸侯的伯主（霸主），当时还有梅伯。西周时不见这一爵称。齐桓公征楚时说，齐国建国之初，太公被天子封为“九伯”，即九州的伯主。那应该是虚构的说法，目的是为了证明自身霸主的合法性。但践土大会上，天子正式用侯伯之爵策命晋文公，则是从制度上确认了霸主的地位。

晋文公的霸业范围很广，包括了中原大部分地区，西排秦、南抑楚，裹挟周王室，消灭了许多夷狄国家。其霸业空前强盛，而且影响所及一直到春秋晚期，晋国几乎一直是中原霸主。楚国也自此以晋国为目标，一有机会便要北上与晋国争雄。晋、楚两国争霸，以晋为主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六卿掌晋的时代。

春秋时期还有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霸主。但他们的霸业基本上偏在一隅。如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后，虽然一直向东与晋国争锋，但始终受其压制，未出黄河。吴王阖闾任用孙武、伍子胥等外臣，一度攻灭楚国；其子夫差灭越，北上伐齐，主盟黄池之会，声势大振。越王勾践则卧薪尝胆，趁夫差无暇东顾之机，发兵灭吴。越国势力一度北至山东琅琊，但终为楚所灭。实际上，这些处于“边地”的国家，其族群大多被中原各国视为夷狄。此时纷纷向中原发展，其目的则是积极融入“诸夏”并取得主导。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积极实行“中原化”策略，在军事上保持着自身特色。虽然中原有强大的晋国作为中坚，任何向中原挑战的霸主最终都归于落败，但这种向中原谋求霸权的争霸活动表明，华夏文明圈已经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中华文明共同体以剧烈的方式融合生成。

剑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作战武器。据研究，剑的源头可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的中亚，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境内。春秋时期，青铜剑不仅是兵器，也是贵族身份之象征。文献中有“君子无故不去剑”之记载。

这柄青铜剑（见图1），剑身满饰黑色菱形暗纹。圆形剑首顶端铸有凸起的、宽度不到1毫米的同心圆。近格处剑身一面铸有错金铭文两行8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二字的异体，证明此剑为越王勾践之佩剑。出土时，剑锋依然十分锋利，通体菱格纹装饰非常独特。冶金考古专家经过实验分析发现，剑身的菱形花纹用一种“金属膏剂涂抹技术”制作而成。在吴越地区铸造的青铜兵器，常见这类几何纹样，能够有效防腐而且增强视觉效果。

这件“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该墓是战国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从该墓出土的竹简文字得知，墓主人名为“固”，身份为“下大夫”，属于低等级贵族。“越王勾践”剑即出土于内棺，墓主人身旁。楚国男性贵族有随葬青铜剑的葬俗，然而这件“越王勾践”剑何以出现在楚国下层贵族的墓葬中？春秋晚期，晋国为与楚国争霸，与吴国结成联盟；楚国则与越国结盟与之对抗。越王勾践灭吴后，越国势力一时大盛，对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威胁。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威王七年（前333），楚灭越。而望山1号墓经包山楚墓竹简纪时材料论证，推定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32年。据此推测，“越王勾践”剑是楚灭越战争的战利品，由于固曾随侍楚王，劳绩甚著，因此受到赏赐并携之入土以显示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