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记事

一 地地道道的农民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阴历来算，我是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出生的，那年是癸亥年，属猪。出生的时间是十二时辰的最后一个时辰，就是亥时。我出生后过了一个除夕，到第三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就应该算两岁了。到今年（2012年）是刚好已经过了90生日的大半年了。

这是按传统算法的，中国传统的计龄方式，从怀孕起就开始计龄，生下来就是一岁。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把母亲怀孕的10个月时间算进去，你生命的形成，也是你年龄的开始。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年龄计算方法是科学的。如果不承认母亲怀孕的这10个月的时间，生命生下来才开始，我觉得这反倒是不合情理，所以我至今一直是用传统的算法。

但是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廿九那一天，按阳历算，已经是1924年的2月3日了，所以按阳历算，我是1924年出生的人。

如果按阳历的说法，跟我同龄的有很多朋友，南开毕业现在在加拿大的叶嘉莹、画家黄永玉、小说家金庸等。

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癸亥年，属猪。要是按照阳历算，我就不应该属猪，应该属鼠了。但是没有道理，属相是按照阴历算的，所以我不能跟别人说我属鼠，我还是属猪。我一般对外说的是旧历的生年，但是在一些文章里，只好从俗，说出生于1924年2月3日。但是我跟其他的1924年出生的人不完全一样，他们属老鼠，我属猪。所以我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我一生下来就很尴尬，说我属什么，我只能说属猪不能说属鼠，要问我生日的阳历年，我只能说1924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的家乡是江苏省无锡北乡前洲镇，现在还叫前洲镇，村子叫冯巷。居住的四十几户人家大都是姓冯的，都比较贫困，所以别人也称我们这个巷叫“穷巷”。在无锡，“冯”字和“穷”字的发音差不多，别人就干脆称我们那里为“穷巷”了。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半夜听到母亲的哭泣声。因为明天又要没有饭吃了，一家人怎么活下去，母亲忧愁了，所以她常常半夜哭泣。我那时候还小，开始不明白，后来慢慢明白母亲为什么哭了。所以造成我一种心理痛苦的反应，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很难受，就想到母亲当时的艰难。尤其是青年到中年的一段时间，最怕听到这种声音，一听到这种声音就有这种心理反应。

我的曾祖父是有功名的，家庭也算富裕，在当地是比较有名望的。我家本来也不是真正的大户人家，一共那么一点地。到我祖父那一辈，家产被几个兄弟一分，就已经没有多少地了。到我父亲（冯祖懋）一辈，分的地更少了，就几亩地了。再加上我小时候，我父亲抽鸦片，经常卖地。他偷偷地卖地，家里人都不知道。

我们江南的村子，土地用来种水稻、种麦子、种桑树养蚕。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祖母一起到桑树地里采桑叶，突如其来一个人跟我们说，你不能采了，这块地你们已经卖给我了，你回去问问。我祖母一听，伤心得当时就哭了，带着我回去，回去就骂我父亲。父亲不说话，但是地已经被他卖掉了，也没有办法。

到我懂事的时候已经没有剩下几块地了，靠种地已经养不活家里人了。但是还有几亩地，还在自己种。因为穷困，根本不可能雇工。我父亲虽然抽鸦片，还是下地种地的，也带着我去种地。我从八九岁就开始干活，没有一项农活不会干。

那时候我们的地都是小块小块的，不是这么大面积的，五分地就算是很大的一块地了，有一块完整的一亩地就觉得了不起了，都是三分、四分、两分，一小块一小块。每个地都有名字的，像棉花地、六人田、尖头里、大闩里等等，当地的人都知道这些地的名字。我年年在地里干活，说干活去了，到哪里啊？尖头里，就知道是哪一片地。

我们兄弟三个，我是最小的一个，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姐姐叫素琴，二十二岁未嫁就去世了。我姐姐就是因为没有钱看病，那个时候肺病还很难治。我母亲为我姐姐的病，也是一直压得很难受，有一次我还陪着我母亲，陪着我姐姐乘着船到青旸，请了一位大夫看病，回来也没有什么效。

两个哥哥，大哥叫宗燮，二哥叫宗勋，他们在无锡和上海当学徒。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都失业了，回到家里。这样种地就多了两个人，但是农忙的时候还是忙不过来。

我母亲在娘家是大姐，她有四个弟弟，二舅舅、三舅舅、小舅舅都是纯粹的农民，都是非常好的。他们看到我母亲太辛苦了，三个舅舅农忙时节就来我家帮忙。大舅舅也是抽鸦片，几乎没来我家帮过忙。

我小时候，水稻地的、种麦的、养蚕的这些活，全都能做。秋收季节，劳动很艰苦。我先收割，收割完了再把稻子挑回去。我那时候年纪小，大概只能挑七八十斤，挑不到一百多斤。肩膀上挑着收割下来的稻子，不能中途停顿，如果中途停下来把担子往地上一放，就会有很多稻穗折断，掉到地上。连续休息几次就会丢掉很多。老规矩是一肩挑到家，不管稻田离家多远也要挑到家才休息，所以必须学会左右两肩都能挑，而且换肩不能停在地上换肩，要挑在肩膀上换。挑在肩膀上，右肩承受不起了，就要学会这么一耸自动转到左肩，左肩不行了又转回来。我都会，每次一担挑到家。

我们那儿种地有一句俗语，就是“种田学会三缩退”，意思就是种地要学会三种往后退的本领。

第一个是莳秧，就是插秧。插秧的姿势是蹲着，手里拿着秧把，秧把是两把绞合在一起的。经验丰富的人把秧一摊开，秧就自然地展开了。插秧时，两脚的右边两棵，中间两棵，左边两棵，一共六棵秧，拿着就插。插完一行以后，右腿一边往后退，手里还要不停地插，然后左腿往后退。这样不断地往后退，腰不能直起来，只能这么埋着头往后一边退一边插秧，不管是200米还是100米，插到头了，才能直起腰来。技术熟练的人，插完的秧是六条笔直的线。如果中途直起腰来，休息一会儿再插，就不可能笔直。

这个往后退，技巧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是右脚，右脚往后退的时候，不能拔出来，只能在平地笔直地往后拖，不能斜，左脚可以提起来。右脚是个标准，是不能离开地的。这是一个缩退。

第二个是绞草绳。种田人要学会做草绳的本领，因为捆稻子、麦子都要草绳。绞绳时要两个人，一个人负责绞，另一个人不断添草，不断往后退，草绳就越绞越长。

最后一个就是加固田埂。用一个铁锹，一锹铲来“啪”一下就打在原来的那个田埂上，一锹一锹打，一步一步往后退，铲一下，打一下，退一下。

这是三个最特殊的活，三种往后退的活，其他都是粗活。所以“种田学会三缩退”，这三个活不过关，就不算会种地。

还有一种南方常用的水车，把水从河里运送到地里的水车。上面一根横着的木杆子，两边各有一个竖着的木杆架着横杆，戽水时人趴在横杆上，底下是水车，一般有四个或六个踩脚，形如横的短木棍，人趴在上面的木杆上，脚不停地跑步一样踩动踩脚，每一脚都要踩在踩脚上，然后使底下戽水的面向河里的长水箱里链状的木板不断地转动运水，这就是戽水。这也得学会，而且当时经常是大家一起干活，年轻人一高兴起来就比赛，踩得踩脚飞快，有时候快得你跟不上了，踩脚就打在脚背上了，所以必须跟上去。这些活我年轻的时候都做过来了，前前后后一共做了有十几年，所以我当时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民。

那时候，我经常到我外祖父家去。外祖父家也种地，有个叫阿相的长工来帮忙，他是常年固定在我外祖父家帮忙干活的。阿相就说过，这个孩子可惜了，不能读书了，只好种地了。他是好意，他是可惜我，觉得我很聪明，但是家庭困难得这样，没有可能读书了。当时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很大，我觉得：我应该读书啊，我怎么能一直种地呢？

前几年我身体不好，医生检查我的脊椎骨，发现我颈椎下面的两节合成一起了。他说，这是你未成年的时候挑了重担压成这样子的，但是现在不成什么病了，它已经自然长成这个样子了。这看得出来当年的艰难困苦的情况。

艰难的童年岁月是对我的一种磨炼，是对我的人生第一步的教育。到现在回忆当年的这种艰难困苦的岁月，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教育。让我懂得人生是要吃苦的，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享乐的，享乐不可能有什么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