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和平画店，初识许麐庐先生、黄永玉先生

1955年是我到北京的第二年，住在海运仓，距离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周贻白先生就很近了，他原来是我们无锡国专的教授。

周贻白先生本来是个演员，他的专长是戏曲，他担任无锡国专目录学方面的课，因为那时候目录学没有人教，他一边教目录学一边自己在写《中国戏曲史》，后来出版的那本书就是那时候写的。

我1954年到了北京，开始因为交通不方便无法跟周先生联系，后来搬到海运仓以后跟周先生靠得很近了，所以我就去看望周先生。周先生一看我去非常高兴，原来在无锡国专我们的关系就很默契，还有周师母跟我也特别亲热，好像见到自己家乡人一样，其实她是湖南长沙人，我是江苏无锡人，但是因为在无锡有过这么一段关系，就特别亲热。

有一次，周贻白先生说，我们到和平画店去看画。他知道我喜欢画，他也喜欢画。到了和平画店，就认识了许麐庐先生。

和平画店当时在王府井的北口靠东边的一侧，在一个台阶上，是经营字画的，展览了很多名人的字画，要买也可以买，我们当然买不起了，但是可以看。周贻白先生帮我跟许麐庐先生介绍，那时候许先生年龄也不大，比我大十来岁，四十多岁。我去的时候，带了一幅我画的画，完全是学齐白石的画风，许先生一看我的画非常称赞，他说，你喜欢白石老人的画，我带你去看白石老人。我当时觉得自己画得没有水平，怎么好去见全国最有名的大画家，我就不敢去，我说，等我再学一段时间，稍微好一点再去吧，现在拿着这个画去，都不好意思。没有想到一拖拖了一年多吧，白石老人就去世了，我当时悔恨得不得了，我说我有这么好的机缘，能见到白石老人，结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没有能见到。

白石老人去世后，1958年1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画展，“齐白石遗作展”，很多精品都展出来了。北京展览馆原来叫苏联展览馆，后来跟苏联关系闹僵了，名字就改掉了。我带着学生去看了，真是佩服得不得了，我还写了一首长诗，《白石老人歌》，现在收到我的诗集里去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跟许麐庐先生的交往一直没有间断，他儿子给他盖了一个很大的别墅，接我到他那里去，老先生很高兴，说我们再合作吧，就一起合作了一张大画。那个时候身体还很好，送我出来的时候还送到大门口，没有想到，我们合作这张画以后，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年龄也高了，已经是九十好几了。

许麐庐先生一直是鼓励我画画的。尤其是那个时候，他住的地方就在现在老的北京站的旁边，老的北京站就在天安门广场东南，现在这个火车站的大门还在呢。许麐庐先生住得离火车站很近，还有黄永玉也住在那儿，就在许麐庐先生附近，所以我礼拜天有时候去看望他们，都是看完许先生再去看黄永玉，或者看完黄永玉再去看许先生。

许先生特别热情，总是要留着我吃饭，要我在他家画画，看我画，然后再指点我，我现在有一幅画就是在他那里画的。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刚好有几个画家朋友也去，大家的兴致来了，每人在他的画桌上，拿起他的笔，铺起他的纸，就画了。我自己觉得我不是画家，我就没有动，许先生就说，你也画，被他一说，我也就画了，画了几根藤子底下两个大葫芦。画完以后，许先生很称赞，他说这完全是白石老人的画风嘛，他就在葫芦上给我加了一个蚂蚱。这张画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黄永玉的住房很小，一块木板铺开来，做一个喝茶放茶杯的地方，旁边有几个小凳子，里面就是他们的住房了。生活很艰苦，他夫人和几个孩子也都在。我们经常见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大家被打倒，打倒以后，我们也还经常在我住的张自忠路旁边的张正宇老先生的家里见面。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除了挨批斗外，还没有被关起来，所以我们还可以自由活动。我每天从家里出大门往右一拐，隔开一个和敬公主府就是张正宇先生住的地方。黄永玉他们也都来，我们都在张正宇先生家聚会，大家都喜欢画画、写字，所以就在那里画画。这一段生活，虽然是在灾难中间，但是大家都比较相知，都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到那里去见一次面。许麐庐也常去，张仃也是经常去的，还有几位画家我一下说不出来名字。后来“四人帮”搞“黑画展”，把他们这些人的画都当做“黑画”展览了。欧阳予倩也住在那里，还有曹禺，有很长一段时候，曹禺一直住在我隔壁，所以我也经常跟曹禺见面，他后来搬到上海去住了。

张正宇先生是个全才，他的专业的是舞台美术设计，书法、绘画都好，我到现在都想不出来有第二个像他这么才气纵横的人。我因为后来校订《红楼梦》，下班回来，总要先经过他的大门口，他年龄大了，七十多了，我就先到他家里看望他。因为下午下班嘛，到吃饭时候了，他总留着我吃饭，不让我走了，聊聊天。他有很大的画桌，旁边堆满了纸。我每次去了，他总要叫我写字，有一次我写字的时候，他叫他儿子来，他说，你来你来，你看冯大哥写字，你要好好学他，冯大哥将来肯定是个大书法家。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大书法家、大画家。有时候高兴起来，他拿起笔来就写，写了就送给我们了，所以我这里积累了他不少写得真正好的书法作品。现在的书法家，我觉得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

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张正宇先生对他的儿媳妇说，你也学字，他的儿媳妇就说，那我学什么帖啊？张正宇先生就说，你学《瘗鹤铭》吧。我收藏有《瘗鹤铭》的拓本，那是比较珍贵的一个拓本，之前我拿到他那里去，请他题跋了一段话。他一说学《瘗鹤铭》，我就说，我去把我的拓本拿来，他说，不用不用，我写出来就行了。他拿起笔来就写，他脑子里面《瘗鹤铭》的字，记得清清楚楚。他就写出来了，完全跟《瘗鹤铭》一个样子，他对他儿媳妇说，你就照着我这个写就行了。

有一次，他像游戏一样铺了一张纸，他说，我写怀素的狂草。拿起笔来就是一连串的狂草，惊心动魄，不加思索的，那支笔不断地飞动。我看了特别欣赏，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张，他说，那你拿去吧，我拿回来一张，到现在还保存着。

但是张正宇先生后来得病了，我帮他请了一位知名的中医叫耿鉴庭，他的医院就在颐和园旁边的西苑。这位耿先生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医学方面的天才，特别拿手的是针灸。他用的针都是古人的针，有一次摊开来一个包，我一看，我说，你这个针灸的针怎么跟现在的不一样，他就告诉我，这是什么时代的，很细很细的一条，都是银针，有的很长。张老先生病重的时候，我就把耿先生请来了，耿先生给他看了病，针灸了，也开了药方，张老先生还特别高兴，拿起一张大纸给他写了一幅大字，耿鉴庭先生当然高兴得很。耿鉴庭先生跟张正宇先生说，你按我的药方吃，吃三个月，你就会好转。我送耿先生出大门，耿先生就低声地告诉我，张正宇老先生的病啊，吃我的药还能延长三个月，如果不吃我的药，一个月也顶不住了。

但是，张老先生家里没有按照这个药方给他买药，突如其来地就病危了，我帮着他儿子一起把他放在躺椅里，我们几个抬着，走出大门，他手里还拿着个拐杖。出门的时候，他拿这个拐杖戳戳地上说，我这次是不能再回来了。

后来送到朝阳医院，病越来越重，已经垂危了。恰好是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听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我是10月8日得到信息的，我就连忙赶到医院里去告诉张正宇老先生。我说，江青垮台了，他说，消息可靠吗？我说，绝对可靠，肯定是被抓起来了。哎呀，他说，太好了，我要狠狠给她画张画。他的漫画也是很精彩的。我就扶他坐起来，靠着墙，我拿了一张纸放在夹子上，拿了一支笔，笔拿到他的手里就掉下来了，他已经笔都拿不住了，已经病危了。

他也是被“四人帮”整得很苦，这个老先生艺术才华是真了不起的，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是舞台美术设计专家，实际上他的能力，远远不止一个舞台美术设计。这个老先生真正是书画都好，尤其是书法绘画，那真正是没有第二个人，现在没有一个书法家能够跟他相提并论。工艺美术这方面，大家遇到难题都来向他请教，只有他能帮你解决，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祖师爷”，只有祖师爷能解决。有一次剧院编了一个话剧，就是讽刺美国的，搞舞台美术设计的都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剧本啊，都设计不出那个舞台美术怎么个安排，结果到张正宇老先生手里，他设计得非常好。我去看了这场戏，现在还有印象，他把这个舞台正中画了一个美钞上的大“"$”，推到舞台前面，周围还有相应的一些装饰性的画面，因为这是个滑稽讽刺剧，所以他用这种讽刺的手法，大家看了佩服得不得了。像《蔡文姬》的舞台美术设计也是请他去解决的，《蔡文姬》是郭老写的剧本，朱琳演的《蔡文姬》，我去看了，真是非常佩服。

他去世前我又去看他，他嘴还能有点声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总算看到“四人帮”垮台了，我就是自己生命结束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大概这么个意思吧。他就是嘴不断动，跟我示意，我说，你是不是看到“四人帮”垮台，高兴了，他就点点头，然后去世了。他去世时才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