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互联网引爆的世界

这篇专访由《红鲱鱼》（Red Herring）杂志特约撰稿人马克·威廉斯负责，地点是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办公室。本文是德鲁克根据采访人的初稿，亲自编辑并加以修改而成的，刊登于2001年1月30日的《红鲱鱼》杂志。

 

您曾说过，给知识工作者认股权，等于是用货币贿赂他们，但货币在股市泡沫消退之后，价值就会减少。您认为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5年前，我告诉一些朋友和客户，我们在给知识工作者认股权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像我这样活了这么大岁数的人，见得多了。经济上的激励机制并不能防止员工离职，相反会促使他们离职，因为一旦他们拿到这种奖金或认股权，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变成他们唯一的动力。

越常使用这种方法的企业，员工的流失率就越高。IBM的员工流失率曾经一度居世界之首！但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我还遇到了微软的离职员工，数目也多得惊人。进一步说，曾经离职率最高的两家公司——宝洁和IBM，其离职员工都喜爱过去曾经服务的公司，但是微软的离职员工却痛恨微软，因为他们觉得微软只给他们一样东西，那就是钞票，其他什么都没有。他们痛恨所有的风光都归于公司最上层，归于那个顶尖的人，而员工却没能得到认可，而且他们觉得公司的价值取向完全是以金钱为导向的。员工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士——或许不是科学家，但却是应用科学家。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我最近跟一家高科技公司讨论，过去50年来，我看着这家公司从非常小的企业变成了一家大公司——年营业额达100亿美元的大公司。我在那里只停留了一天，但在我去之前，高级经理人已经开了两星期的会，讨论焦点是如何留住知识员工。虽然他们的公司不在硅谷，可是员工流失率已经高得吓人。在我们这次会面之前，他们已照我的建议，寻找已经离职的高级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询问他们离开的理由，得到的答案是，“每次无论我找你们当中的哪一位，你们所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股价”“我在中国跟3位我们公司的大客户在一起待了差不多6个星期的时间，回国后，我去找国际技术服务部门的主管，我在那儿坐了1小时，想跟他讨论我在中国看到的重大商机，但他只对我们的股票前一天跌了8个点感兴趣”。

这一点儿也不好笑。管理层越来越需要在关心员工的价值观以及关心短期财务绩效指标之间取得一种良好的平衡。即使股市表现良好，这种问题也不会消失。也许你觉得我的话像一个老财务，没错，我其实就是一个老财务。但我们相信，如果你发现股票交易量并不是靠买卖股票带来的，而是交易人短线炒作而造成的，那就表明股市已经失去控制。

我知道您曾经在伦敦做过投资银行家。

我63年前离开金融业，从此再也没有对金融业感兴趣。不过，任何有点儿知识的人在6个月前就该知道，英特尔公司会陷入一段艰难时期，你必须在这段变化期投资，投资目标首先要有高风险，其次是需要等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回报。任何对金融市场有些了解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英特尔公司一宣布，股价立刻完蛋，这是个极不稳定的市场。

所以，您的意思是，公司不能再用认股权来激励知识工作者，是吗？

你应该听过这样一句名言吧？你雇用的不只是一双手，而是整个人。没错，你不能只雇用一个人，总是要连他的配偶一起雇用，而配偶已经把认股权的钱花掉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分红、认股权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永远不能满足一个人的预期的。

您曾说过，重要的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真正的合伙人，而不仅仅是股东？

对，我和你谈的是我现在所做的研究，但对此我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定论。在很多情况下，把高级专业人才视为独立的承包商更恰当。

我们必须衡量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呢？

首先要问作为下属的知识工作者3个问题：你有什么长处，能对工作做出什么贡献？公司对你应该有什么期望，要花多少时间？你在工作上需要什么信息，你欠缺什么信息？

这一点是我很多年以前学会的，当时我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制药公司做咨询。新任首席执行官希望每个部门主管说明自己的部门对公司能做出什么贡献。但研究部门的主管说：“研究是无法来衡量的。”于是，我们和研究部门的人召开了几次会议，每次会议有11～13个人参加。我问他们：“回想一下过去的5年里，你们部门给公司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变化？未来的3年里你能为公司做出什么贡献？”假设研究部门发现了某种荷尔蒙的功能，这能改变我们对胰脏功能的了解，但这可能要经过20年才会转化为产品——甚至还不一定能转化为产品。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很多重大的医药发现被弃之不用，就是因为这些贡献不适合这个市场，也不适合主管医师对公司的看法。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做法，于是，我们让医师、营销以及生产部门的人共同参与，深入了解研究部门的状况，结果在五六年内，公司运用研究成果的比率提高了一倍。

美国医疗保健行业似乎陷入矛盾的困境之中，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美国的医疗保健行业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其他国家的医疗保健行业都破产了，而在美国它未来仍会成长，在20年内，美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加起来，会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0%，而它们现在至少已经占到了1/3。

此外，政府部门会把更多的服务外包，至于获得清扫街道合同的是营利机构还是非营利机构，都将不再有什么差别，因为这不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如果允许我对贵杂志、目前的电子商务和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发表个人意见，我会说，你们现在太注意商业层面了。我认为电子商务带来的最大影响，可能是在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它将使合理再造医疗保健行业成为可能。在目前的医疗保健需求中，80%的病人只需要一位执业护士适时将其转给某位医师，这一过程大致依托信息科技就可以解决。

我曾跟一些医院合作过，其中有些医院是附近方圆200英里内唯一的一家医院。我发现对这些医院而言，信息科技的作用真是大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居民有34000人的科罗拉多州大章克申为例，丹佛和盐湖城是附近两座规模较大的城市，各距离大章克申约200英里。现在大章克申的医院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引进两地的医疗技术诊断病人，这解决了小医院无法建立专科中心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这是这家医院唯一的问题吗？就这个地区的人口来说，这家医院可能赚钱吗？

对大约100万人口来说，大章克申的医院应该算是最近的好医院。我跟25家这类医院合作过，它们多散布在西弗吉尼亚州到俄勒冈州。信息科技让这些医院可以和大城市的大学医院一样好。曾经有个病人有痉挛和眩晕的毛病，大章克申的医生说，这可能是甲状腺问题，让我们跟盐湖城医院的人谈谈。盐湖城的专科医师诊断出是甲状腺的一个囊肿压迫到颈动脉，这位医生说：“我处理过几个这样的病例，但我在丹佛市的同事更高明，用直升机把他送去那里。”3天后，这位病人就完成治疗回到了大章克申。

信息科技在医疗保险方面，已经造成神奇的冲击。至于教育方面，信息科技的冲击更大，不过，试图把普通的大学课程搬到互联网上，是错误的做法。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得很对，媒体不仅控制传播方式，也控制传播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你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

怎么会这样？

你必须重新设计一切。首先，你必须保持学生的注意力，任何一位好老师都有一套探测系统以了解学生的反应，但在线教学没有这种系统；其次，你必须让学生做他们在大学课堂中不能做的事，也就是自由地来来去去。因此，从事在线教学时，你要把书本和课程的延续性、流动性结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把课程放在一个环境中，大学提供了这种环境，在线课程也要提供背景、环境和参考工具。

在线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潜力如何？例如，印度政府已经开始推动一项计划，要在每个乡村装设一台连线个人电脑，为教育所用。

我对巴西的教育是有看法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杜鲁门总统派我到巴西游说当地政府运用新科技。我告诉他们，可以在5年内不花任何成本就扫除文盲，但巴西的教师工会破坏了这项计划。我们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有扫除文盲的科技。

我要指出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扫除中国的文盲，它靠的不是新科技，而是一种古老的办法，由识字的学生教下一批不识字的学生。很多国家的教师都会阻碍扫除文盲的计划，因为这威胁到他们独占教育的权力。让年纪较大的学生教导较小的学生是最快的方法，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能听、能说普通话，国家统一不仅要靠文字，也要靠语言。

我们可以把新科技送到亚马孙河流域最偏远的村落，但我们会面对一些障碍：第一，教师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自己遭到威胁；第二，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支持教育，我曾在哥伦比亚工作，协助创设卡里市的山谷大学。我们在那些种植咖啡的小城镇碰到严重困难，因为当地父母希望小孩11岁时就到田地里工作。

在印度，这也是个大问题。此外，学校是促成平等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在印度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比如奥里萨邦，那里的上层阶级会激烈反对让下层阶级的儿童入学。

让我们回到医疗保健业吧，有些人坚持市场力量是灵丹妙药，可以治好美国医疗保健业所有弊病，对毫无赚钱机会的乡村医院来说，这一点是正确的吗？

不正确，市场力量不可能是医疗保健业弊病的灵丹妙药。我总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担任两个全国性大型医疗保健体系的顾问，在其中一家担任了50年，另一家则是30年。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情况特别恶劣的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所有的医疗保健业都在彻头彻尾的混乱中。这是因为，医疗保健业都以1900年的事实为基础，最差的要数德国或日本。我前面说过，医疗保健体系80%的需求都是例行问题，执业护士就能处理。但采用执业护士你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你要确保护士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处理问题，因此，你强调她应该帮助患者找到所需的医学专家，而不是明哲保身；第二，执业护士没有任何权威来改变任何人的生活方式。3000年来，我们已为医师建立了神秘感，医师和护士分别对你说要减掉15磅一时，对你而言意义是不同的。

至于另外20%的医疗保健则需要现代医学。顺便提一下，我又要让你感到震惊了。从抗生素发明以来，医学的进步对寿命毫无影响，这些进步对一小群人来说是很神奇的，但在统计上毫无意义。最大的变化在于劳动力，我出生时，95%的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其中大部分都很危险，会让人衰弱。你听说过卡夫卡吗？

当然。

你知道他是伟大的作家吧？但卡夫卡也发明了安全帽。他在工厂检查和工人赔偿方面是个重要人物。他是捷克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里被称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负责工人赔偿和工厂安全部门的主管。我们的邻居凯珀博士，是奥地利负责工人赔偿和工厂安全事务的最高主管，卡夫卡是他的偶像。当卡夫卡因为肺结核病，在维也纳郊外行将就木的时候，我们的邻居每天早上5点起来，骑两小时的自行车，去看奄奄一息的卡夫卡，然后再赶火车去上班。卡夫卡去世后，大家才发现他也是作家，没有人比凯珀博士还震惊。我想，卡夫卡曾经得到1912年的美国安全大会金牌奖，就是因为他的安全帽提高了安全生产水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钢铁厂，每年因工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25‰以下。

您知道马萨诸塞州的蓝十字和蓝盾，为管理新英格兰250万人的保险事宜所雇的员工，跟加拿大为管理2700万人的保险事宜雇用的员工一样多吗？

知道，不过这样说并不恰当，你是在比较……

比较苹果和橘子吗？

不，是苹果和水獭。加拿大的系统不管理医疗保健，它们只支付固定的费率。美国医疗保险系统现在做的事，加拿大还没做，它们不告诉医生该做什么，只说你这样做，在安大略可以得到多少钱，在萨斯喀彻温省可以得到多少钱。蓝十字机构，尤其在马萨诸塞州，正设法变成医疗管理机构，它们提供医疗保健，而不仅是支付医疗保险费用。加拿大的系统不管理医疗保健，它只管理成本。

美国的医疗保险会何去何从？

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我们听艾森豪威尔先生的话，他希望每个人都有大病医疗保险，我们就应该不会有医疗保险问题。你可能不知道，扼杀这个计划的是联合汽车工会。在20世纪50年代，工会仍然能够承诺的福利，是公司支付的医疗保险，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原则，每个人医疗费用的支出若超过个人应税所得的10%，政府会支付超出的部分，这样一来，医疗保险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联合汽车工会在美国医疗协会的协助下，扼杀了这个计划。当然，有决定权的并非美国医疗协会，而是联合汽车工会。

您谈过人口结构的变化，说未来40年里，发达国家的老人会比较多，而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会比较多。您是否担心，在老人主导的世界里，年轻人该怎么办？

这样说吧，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里的年轻人数目已经急剧减少。15～18年内，美国也会开始减少。从1700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对人口成长，特别是基层人口成长速度会超过最高点的情形心照不宣，因此目前这种状况可说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

有些迹象可能具有指导意义。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中产阶级花在独生子女身上的钱，比过去花在4个小孩身上的钱还要多。在美国也是这样，现在10岁小孩想要的东西，在我那一代简直不敢想象。

你也提到年轻人，在发达国家里，年轻人就是指移民而言，而非孩子，不论是南加州的墨西哥人、西班牙的尼日利亚人还是德国的乌克兰人，都是年轻人，这群人的平均年龄为18～28岁，他们在抚养方面代表大量的资本投资，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教育，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许是极为庞大的额外生产力量，同时也有特别庞大的额外教育支出需求，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

但是有一点可以预测，今天的青年文化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古人曾经说过：主流文化是由成长最快速的年龄层创造的，这个年龄层不会是年轻人。

今天我们用1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只手表，比公司从前送给退休员工的钟表更可靠、更耐用。

汽车业不断改进设计，使汽车变得更安全，也更可靠。同样的趋势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产业受这种趋势主导。那么，公司将如何竞争？

我跟客户谈到一个简单的假设，你不能以制造业公司的身份生存下去，你必须变成以流通为基础的知识公司。在制造方面，你的确无法生产出有差异的产品。

汽车工业很有意思，汽车的相对价格和30年前相比，便宜了40%，然而，很多顾客已经改开运动车。若考虑到通货膨胀及知识的相对购买力，这些人支付的车价也许比30年前少不了多少。制造品的价格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比肯尼迪时代下降了40%。但两种主要的知识产品，也就是教育与医疗保健的成本，却暴涨了3倍。事实上，制造品的相对购买力可能只有40年前的1/4。唯一的例外是汽车工业，它依靠购买较昂贵新车的顾客的补贴而生存。然而，虽然有大部分人买这种比较昂贵的新车，但他们开这些车子的时间也比以前长多了，这些车子只是短期利润中心。

长期又是如何呢？过去40%的美国买车族，每隔两年就买一部新车，现在，在我们学院高级管理课程教室外的停车场里，没有一部车的车龄低于5年。因此，汽车公司可以以制造业公司的身份继续生存下去，只是产品没有区别。不错，一个百分点的市场占有率不知到底值多少钱，然而你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而就整个汽车产业来说，没有一家公司可以赚更多的钱。

因此，你必须变成以数据库知识为基础的流通公司，这是个重大的变化，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业的变化相提并论。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增加得很快，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却很快地下降，就业人口也快速萎缩。制造业再也无法增加价值，价值来自知识和流通。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知识分子大都站在集体意识形态那边，只有您力排众议，认为企业可以成为“组织和完成社会任务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事件，像西雅图的示威，仍然影响了很多人看待企业的态度，有什么东西可能改变这种情形？

我们不会推行世界性的自由贸易制度，制造业的衰退会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保护主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业和农场就业每下降1%，所有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就增加2%。我认为，制造业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我们在产品和服务方面不会变成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其实指的是信息的自由市场。在产品和服务方面，尤其是产品方面，保护主义会逐渐抬头，就业机会越少，保护主义就会越厉害。我们的农业已经历过这种情况，制造业的未来也是如此。

墨西哥新任总统福克斯说得很对，他认为，我们越快把墨西哥融入北美经济越好，你不可能期望根据昨天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思路，来发展目前的经济。墨西哥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达生育年龄的妇女从先前生四五个小孩，降至不到两个，10年内很可能会再降至不到一个，但是现在有数目极为庞大的人口年满20岁，他们都是20年前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出生的。他们只有一个选择，是在南加州当待遇低的工人，还是在墨西哥当待遇更低的工人？我认为，我们没有选择。

福克斯先生绝对正确，他认为北美地区就像欧洲的经济共同体，不仅在农业方面受到保护和高度补贴，制造业也逐渐变成这样。顺便说一下，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因为目前还没有东亚经济区，一旦东亚经济区出现，中国就会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抗议全球化的人，其痛苦是有一点儿道理的。只是，他们抗议的对象是错的。美国过去30年之所以在各地推广自由贸易政策，是因为它在大多数地区都拥有竞争优势。美国因其知识基础，的确拥有这种优势，但你不能把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我不会说美国已经受到威胁，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他地区会赶上来。

未来，你会看到地区性的保护主义，也会看到反全球化的压力日益增加。你到过印度尼西亚吗？所有控制污染的法律印度尼西亚一应俱全，但是那里的污染却严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巴厘岛正遭受严重的污染，如果你出口污染，就会有更大的压力要你控制污染。

这些人是不是在寻找焦点？

到目前为止，这些抗议者还没有焦点，他们只是抗议体制，不管体制意味着什么。

美国经历了重大转变，从劳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弥补了制造品损失的相对购买力，但它会延续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在世界各地，蓝领工人丧失了比收入还重要的东西：他们丧失了地位，因此他们抗议全球化，他们认为全球化就代表就业机会流失。天啊，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流失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太少了，一点儿也不好笑！实际的情况是，国内的就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

我们会看到更多这一类的抗议，他们攻击的是昨天的目标，却被今天的痛苦击倒。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