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美国在伊朗核权利上让步的原因

美国因何在伊朗核权利上逐渐让步，而不充分利用现存的严厉经济制裁所产生的有利局面以及伊朗明显的会谈意愿最大限度地限制伊朗的核权利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禁止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比允许其进行有限的铀浓缩使其离核武器更远并且更加易于查证。而且，除德国、日本、巴西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拥有民用核电站的国家都放弃了在本国进行铀浓缩的选择。因此，通过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燃料循环活动，特别是要求其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铀浓缩活动，以使其尽最大可能地远离核武器，似乎是慎重设定且合情合理的目标。

然而，事实上，这种对要伊朗永久终止任何形式铀浓缩的最理想协议的追求可能会使外交手段以失败告终，从而使不受限制的伊朗核武器化或者在伊核问题上的军事摊牌，这种对美国而言更为糟糕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尽管有来自美国及其盟国，乃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压力，伊朗政权不可能同意永久放弃行使其进行铀浓缩的权利。“进行铀浓缩的权利已经成为伊朗全民关注的大事，并且被看作该国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鉴于已渗透到伊核问题中的民族主义的存在，提出一个涉及伊朗退却并放弃铀浓缩权利的危机解决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维护伊朗的核权利，已经是伊朗政权提高国内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总体而言，尽管在核计划的成本与收益方面存在着复杂的争论，伊朗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态度和策略上都没有产生明显分化。前哈塔米政府的成员、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前首席核谈代表阿里·拉尼贾尼都曾批评过内贾德的挑衅性言论和在处理核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外交不成熟，但从来没有重要的伊朗内部精英人士对核计划本身及其最终目标表示过怀疑。2009年总统大选后，尽管出现了政治混乱，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不仅许多保守派而且许多改革派的政策制定者想继续寻求核技术，使伊朗拥有随时可以核武器化的自由选择能力。尽管伊朗承受着令人恐惧的经济制裁压力，哈梅内伊，这位伊朗最终决策者，也绝不会冒着失去民众的支持与忠诚的风险，而去同意或默认伊朗终止铀浓缩活动。在其本土范围内，伊朗已经差不多拥有了自行制作核弹所需的专门知识、设备和资源。2008年当伊朗科学家和工程师掌握了铀浓缩技术时，伊朗实际上就已越过了在通向制造核武器的道路上的最为重要的“红线”。成百上千名伊朗科学家所牢牢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是无法遂西方国家的意愿而消失殆尽的。多年来，为了掌握与铀浓缩有关的知识和离心机技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投入了太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本，承受了太多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核计划和抵抗“傲慢大国”已经深深植入伊朗政权的意识形态之中。如果会谈的最终成果将反映政权的彻底投降，哈梅内伊以及革命卫队中的强硬派是不会持续支持进一步的谈判的。如果哈梅内伊彻底废除了伊朗的核项目，他将无法向伊朗人民解释巨大的开支和多年来遭受的制裁和孤立是为何。哈梅内伊对这一结果的恐惧可能超过伊朗的经济崩溃或是核设施遭受定点军事打击。换句话说，哈梅内伊宁可让伊朗继续忍受更加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制裁或者遭受军事打击，也不会彻底放弃伊朗的核权利。总统鲁哈尼及其谈判队伍也不会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因为他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政治自杀。要知道，与美国达成的临时协议都被强硬派诬为“金樽毒酒”（poisoned chalice）。自上台以来，鲁哈尼一直强调伊朗进行铀浓缩的权利，它曾说：“伊朗政府的权利和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一条红线。在国际规章框架下的各项核权利，包括在伊朗本土进行铀浓缩的权利也是一条红线。”

核计划不单单是伊朗的国家自豪感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伊朗目睹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这两个无核政权的覆灭，也注意到了拥有核弹的朝鲜政权的续存。据此，伊朗的统治精英们很可能认为拥有至少制造核弹的潜力是应对外部威胁的某种法宝。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伊朗拥有最终话语权的哈梅内伊一直坚信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政权更迭。他说：“美国官员在会谈中告诉我们的代表他们不寻求在伊朗出现政权更迭。他们在说谎，如果美国有能力这样做，他们将毫不迟疑。”在最高领袖对美国持有这一认识的情况下，让其彻底停止核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明知伊朗不会彻底放弃铀浓缩活动的情况下，美国如果依然坚持这一要求，那么就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而且还会使双方的对抗进一步升级：美国及其盟国继续甚至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与此同时伊朗的核计划也一如既往地稳步推进。其实，美国并没有指望严厉的经济制裁会直接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美国最满意的让步，美国的目的除了使流向伊朗核计划的资金减少外，很大程度上是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诱发伊朗民众对本国政权的不满情绪，甚至发生反政府活动，美国再借机干预，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使伊朗出现亲西方政权，从而再现1979年前的美伊密切关系。鉴于伊朗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将会取得一个难得的遏制俄罗斯及中国的战略筹码，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甚至巴以冲突等中东棘手问题上获得伊朗支持的可能性也将增大，从而利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顺利实施。但美国等国对伊朗长期的制裁实践表明，制裁难以达到此目的。美国要达到此目的需要一个必要条件，即伊朗民众把国际制裁所带来的困苦迁怒于本国政府，特别是迁怒于其在核问题上的不妥协。但是根据2013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只有13%的伊朗公众认为伊朗政权对经济制裁所产生的困苦负责，而把此归咎于美国的却高达46%。本次民调还发现68%的伊朗人支持在遭受经济制裁的情况下继续本国的核计划。这与先前的多个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先前的调查表明维持伊朗的铀浓缩计划拥有广泛的支持，即使这样做将导致更多的制裁压力。“经济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及其非计划中的副作用非但没有激起伊朗国内民众对伊朗政权核政策的批评反倒产生了‘团结在国旗下（rally-round-the-flag）的效应。”因此，如果会谈破裂被认为是由于华盛顿坚持要求伊朗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所致，伊朗公众可能会把外交失败所产生的愤怒投向美国而非本国政府。

为了迫使伊朗彻底放弃铀浓缩而继续对其实施制裁，美国等制裁国将付出高昂的维持制裁机制的成本，使盟友利益继续受损，使伊朗的无辜民众遭受更大伤害，更会加剧美伊敌对关系，甚至爆发战争。这样美国将不得不再次深陷该地区的政治旋涡中，而无法顺利实现自身战略重心的转移，从而在应对地区强国的挑战方面将更力不从心。

综上可知，在无法使伊朗彻底放弃铀浓缩等活动的情况下，美国所能期望的最优选项是：在允许伊朗进行受限的核活动的同时，确保伊朗无法利用掌握的知识、拥有的工业基础和正在进行的铀浓缩活动尝试推行其核武器项目。这就要求在伊朗决定制造核武器与成功制造出核武器之间的时间（或者说核突围时间）足够长，且伊朗朝向拥核方向迈进的行动足够清楚，以使美国或以色列拥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成功。对美国而言，伊朗核突围需要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时间越长，美国及其国际上的盟国就越能够采取更多的应对手段，这样伊朗就越难做出制造核武器的决定，即便做出决定了也可能会改变。伊朗是否试图制造核武器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美国和以色列阻止其实现目标的能力；美以在发现伊朗制造核武器时进行武力攻击的意愿；伊朗对在自己试图制造核武器时将会被发现的可能性的评估。这第三个因素甚至比前两个因素更重要。因此对美国而言，在对伊朗核活动进行有限限制（不要求伊朗彻底放弃铀浓缩活动）的同时，增强伊朗核活动的透明度，如强化对纳坦兹（Natanz）和福尔多（Fordow）铀浓缩工厂的核查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伊核问题临时协议中，对伊朗核活动的透明度恰恰有新的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