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的目标之一是向人们表明，许多他们认为是普遍的、是他们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些非常确切的历史性变革的结果。我所有的分析都是为了反对关于人类存在着普遍的、必要性的想法。

——福柯，1997

一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媒体变革

中国传媒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传媒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促进者，另一方面也被深深地卷入现代化潮流之中。无论是从媒介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还是从媒体从业者主体的职业认知来看，中国的传媒变革都是一场趋向于现代性的变革。

“现代性”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传媒的现代性问题则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核心关注点。有学者认为传媒的现代性指的是合乎理性发展的传媒特征，包含两个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传媒制度层面的现代性，是指以效率、公平、自由、责任为原则和理念进行的传媒制度变革和转型所形成的传媒特征；传媒文化层面的现代性，是指对传媒文化依据多样性、多元话语、大众主体性等观念进行的评价和反思。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强烈政治色彩的总体性社会到以市场和开放为导向的现代社会的转型。与之相伴随的是，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传媒变革一直在同步进行。这些变革使中国传媒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回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传媒变化轨迹，有一些共同特征是清晰可见的。从单一的工具化的宣传功能向新闻信息传播、社会服务功能逐步转变，让新闻回归新闻、让媒介回归媒介的趋势明显。从媒介话语来看，中国传媒也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从宣传话语向专业话语转型的过程。然而这种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权力关系的纠葛与调和，无论是在制度还是在文化层面，都有着不同于西方传媒现代化的转变历程。

1978～1989年是中国传媒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以印刷媒体的发展为代表，以报告文学和深度报道的繁荣为主要表现形式。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变，此后市场化进程加速，这为媒介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剧了其复杂性。中国传媒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迁在电视新闻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中国无论是从国家管控程度，还是从市场化进程来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电视媒体都是最受影响的。一方面，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本身就是在国家主流话语倡导媒介改革和电视媒体市场化两个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市场化步伐加速，国家管控加强，这些因素又不断地对中国电视新闻作为公共平台的成长施加影响。自然，这些矛盾和冲突在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表现尤为集中。于是在当下就出现了一些奇特景观：一方面，央视的新闻生产要考虑到诸多的指令性任务；另一方面，广告份额、收视率这些营利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套在所有电视内容生产者头上的“紧箍”。从传播的影响力来看，一方面，在重大新闻的报道方面民众对央视新闻依然十分倚重；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极大地改变着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媒体格局。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使其具有其他电视台无可比拟的媒介影响力，作为最大的电视公共平台，中央电视台的公共表达和市场化进程始终备受关注。所以学者李幸在总结电视行业的几次变革时说：“第一次变革只能在央视进行，不可能发生在别的地方。”

本书将研究目光聚焦到19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从年代划分来看，距离纸媒蓬勃发展的198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似乎有了十年的错位。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更加“光怪陆离”，在学者戴锦华描绘的1990年代中国文化现象光谱中，知识分子日益分化，后现代主义已经在音乐、绘画、文学、电影等多种艺术领域展开实践，她将1990年代的最大特征概括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日益渗透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本书的关注对象就是活跃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的电视新闻从业者和他们的电视新闻实践。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年，中央电视台在“荒芜”的早间时段推出了《东方时空》这一前所未有的电视新闻栏目，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专门从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闻评论部，从而拉开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序幕。“关注普通人”“尊重”“平等”，这些理念成为这些栏目创办者的共识，也成为他们以电视节目推动社会变革的朴素信仰。年轻的电视从业者们以纪实主义为指引，开始尝试突破以往程式化的宣传话语，让观众从电视上看到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看到不同于以往电视上主流新闻话语的新的形式和内容，用新的电视节目形态传达新的理念。《东方时空》的三个子栏目——《生活空间》《东方之子》《焦点时刻》分别成为观察纪实、谈话纪实、报道纪实三种节目形态的发展源头，这三种节目形态是建构电视话语的三种形式策略，共同体现和代表了人文关怀、价值多元和社会批判三种理念，从而形成了以“老百姓”为话语对象的1990年代独特的电视启蒙话语。

此后，《焦点访谈》（1994年）、《实话实说》（1996年）、《新闻调查》（1996年）等多个有影响力的深度栏目相继诞生，电视启蒙话语日益壮大。然而随着1990年代中国的媒介环境急剧变化和市场化加速发展，电视启蒙话语必然会受到多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进入21世纪，电视媒体面临的是更加多元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更加专业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各地方卫视新闻栏目的崛起和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的成立，及时快速、碎片化的滚动新闻以及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成为电视新闻专业化浪潮的发展方向。1990年代初期建构起来的电视启蒙话语也逐渐向电视专业化话语转型，观察纪实、谈话纪实、报道纪实这三支脉络经历了各自的兴衰起伏，它们的发展、演变、消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电视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变革。

二十多年后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无论是拍摄手法还是技术手段，曾经引领中国电视新闻潮流的《东方时空》所做出的实践探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不再前卫，当年的形式突破和技术创新很多已经成为今天电视新闻生产的常识。一方面，就纪实形态而言，纪实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手法已经被广泛运用，不仅央视成立了专门的纪录片频道，在电视新闻领域，纪录片栏目虽然从形态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根基，但是在各种新闻节目中，甚至娱乐节目中都已经被广范使用；另一方面，媒体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1世纪以来，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体崛起，博客、播客、微博、微信……各种媒介形式层出不穷，虚拟现实、直播、数据可视化……各种新的媒介技术概念让人目不暇接。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定义哪一种媒介形式是所谓的“新媒体”。电视媒体已被明确贴上了“传统媒体”的标签，以纪实为主要长项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早已风光不再， 19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形态变革的短暂辉煌正在成为被人遗忘的媒介历史。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去追寻二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故事？因为以下几个方面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一）里程碑式的公共媒体实验

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是中国电视新闻发展历史上一个真正称得上里程碑的节点。中国的电视发展开始于1956年，作为比纸媒更加通俗易懂和更加平民化的大众媒体，从1980年代开始，电视凭借全新的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逐渐超越了广播，成为中国的第一媒介。但是电视真正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公共媒体，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新闻时事类节目紧随影视剧等娱乐内容不断得到扩充和丰富。电视新闻节目是直接面向广大民众的最为基础的公共媒介，也是民众了解公共事务、参与公共讨论的最便利的窗口。《东方时空》的诞生可以说代表着19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最强音。学界往往把1993年作为电视新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普遍认为《东方时空》的出现拉开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序幕。在行业内，电视从业者们将《东方时空》的出现作为电视新闻“黄金时代”的象征。

这一时期电视媒体承担了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承担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职责之外，电视新闻媒体人自觉地将电视预设为民众的发声媒介，他们将关注焦点对准普通人，他们在媒介话语权的使用分配方面明显向大众倾斜。甚至有的栏目将主旨设立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种“人民性”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的传统论述，而是与纪实理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媒体人的启蒙意识，以及电视拍摄技术的进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内容笔者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进一步详细阐述。

1993年之后，以《东方时空》为代表的电视新闻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生活空间》《焦点时刻》《东方之子》这些子栏目家喻户晓，当时社会上甚至有一句流行语——“吃方便面、打面的、看《东方时空》”，这被看作《东方时空》在大众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印证。从节目文本来看，这一时期，《东方时空》各栏目传播的内容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从各类资料来看，新闻评论部作为一个深度新闻节目的制作组织，具有明确的启蒙诉求，他们以电视节目为表达手段，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意图十分明显；从大量的观众来信来看，民众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唤醒，具有民主思维的选题内容通过电视媒介与受众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民主沟通模式和言论表达模式。这些变化在中国媒介发展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方时空》的实践并不是特殊的时代另类，而是一个电视话语风格的开启者，是媒介变革的先声。《东方时空》开播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又相继开发了众多知名电视栏目：1994年《焦点访谈》栏目开播、1996年《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栏目开播，这与1993年《东方时空》栏目开播一起被誉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三部曲”。新闻评论部旗下各栏目被多个地方台仿效，各地兴起“老百姓的故事”的报道热潮，寻找老百姓关注的“焦点”类的节目成为很多电视台的标配栏目，甚至很多地方台也仿效建制，设立了新闻评论部。新闻栏目从教化方式转向注重观察纪实、现场追踪报道，并将节目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以往默默无闻的中国个体民众身上，这些变化是当时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是媒介顺应时代发展而变的大势所趋。因此本书选取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作为研究对象，因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说央视新闻评论部1990年代开始的新闻实践是一场有别于以往媒体变革的媒介启蒙运动，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中国电视新闻现代化的标本价值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中国新闻界与西方开始接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电视新闻工作者从大洋彼岸的同行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希望和憧憬。美国的电视新闻事业在1960年代、1970年代突飞猛进，肯尼迪遇刺事件、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凭借在这些相继而来的重大事件中的突出表现，电视超过了报纸成为第一大媒介。美国电视新闻节目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正如日中天，1987年美国学者在描绘电视新闻影响力的时候写道：“一个普通的周末之夜，大约有550万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将电视频道锁定在三大电视网（NBC、CBS和ABC）的新闻节目。我们美国人相信电视；我们把它看作权威（这与我们相信‘眼见为实’不为关系）；我们热情地欢迎亨特利（Huntley）、克朗凯特（Cronkite）、布罗考（Brokaw）和其他新闻主播出现在我们的起居室。”1993年洛佩尔调查公司（Roper Organization）的受众调查显示，有72%的美国公民认为电视是他们获得新闻的最主要来源，而有51%的人宣称电视新闻是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

本书所关注的《东方时空》栏目也是中国的国家级电视台最早向西方学习制作早间节目的产物。中国的新闻行业和新闻从业者开始接受和借鉴西方新闻生产的方法和观念，并将其与自身的本土行业实践相对照、融合。“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最为典型的西方现代新闻话语开始受到中国电视新闻从业者的响应，成为从业指导理念中的一部分和解释中国电视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支点。

按照美国学者拉尔森对于专业主义所进行的概括，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自我评价层面；其次是规范层面；最后是最为初级的知识技能层面。而恰恰被认为最初级的知识技能层面首先对中国的电视从业者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就电视新闻领域而言，西方专业主义的意识理念对于中国电视新闻实践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形成了对国外电视节目制作水准的向往和模仿。这一时期的新闻从业者开始大量学习国外电视节目制作和拍摄的先进技术，观摩国外的一些知名电视节目。比如新闻评论部后来创办的《新闻调查》栏目是仿照美国CBS著名调查类栏目《60分钟》而设立的；《实话实说》则是仿照《奥普拉脱口秀》而在中国首先开始尝试的谈话节目。虽然节目样式并不完全一致，但从业者会定期观摩国外翻录来的节目，从片头包装、灯光布景，到镜头运用、情境转场以及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各种表现，对国外电视节目尤其是美国电视同行各种技术理念的学习和模仿可谓细致入微。

技术层面上的借鉴，带来了中国电视新闻走向现代化和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冲动与想象。在此基础上，从业者也开始了规范层面的探索。新闻评论部的从业者们设计了一套现代新闻组织的制度规范，各种规章也以一种领先国内同行的姿态确立起来。“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这是新闻评论部成立之初拟定的部训，新闻评论部也是央视最早开始有明确部训口号的组织部门。此后又制定了《新闻评论部工作手册》，该手册更是囊括了从操作技巧到行业规范，再到媒介伦理的各种规定，一时间成为央视其他部门以及其他电视台同行争相参考借鉴的典范。

与技术和规范相比，自我认识层面则是最为矛盾的。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赋予这种独立性的一种合法基础，而中国媒体人的知识分子传统和宣传喉舌的现实境遇决定了他们自我认知转型的困境。人文情怀向现代传媒产业中的专业主义理念转型必然会遇到诸多不适，可想而知，专业主义带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新闻从业者在自我认识上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媒体人的纠结深刻地根植于传统和现代的碰撞。源自西方市场化媒介环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范式是否能取代宣传员和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共享的职业规范？对此直接下结论太过于简单。中国电视从业者的独立意识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对应的不仅仅是中国电视领域的变革，更是中国社会的一场巨变。媒介技术的发展加上资本对于媒介领域的浸透共同催生了中央电视台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央视其他部门的半自主的文化空间。在以往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学者更多的是从产品内容生产的角度来理解专业主义，而很少有人从内容生产、制度规范、独立意识几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因而有必要回到1990年代初期的社会语境下，对以往的媒介话语进行重新认识，有必要对二十多年前的专业主义实践萌芽进行剖析和反省。就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而言，这种历史性的分析和考察显得尤其稀缺。

（三）新闻史的多样书写

20世纪末期，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对美国的新闻史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尤其对有研究将美国新闻史中的美国新闻实践描述成不断争取新闻自由、不断走向民主繁荣的编纂倾向进行了质疑，提出了“新闻文化史”的研究模式。凯瑞提倡的文化史既包括对于人行为的描述，也体现在对行为背后意义的“深描”。沿着凯瑞的思路，本书将新闻史研究的目光投向电视新闻人的从业实践和电视新闻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深描性质的研究只能通过个案和民族志的方法来实现。媒介社会学经典著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的作者迈克尔·舒德森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既然思想的发展有历史可循，知识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那理想不是也应该有历史，价值观不是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审视吗？本书的写作也有相似的学术取向。当下我们从研究者的角度回顾这段电视新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弥补媒介历史叙述的另外一个维度。

就《东方时空》栏目的历史叙述而言，有两种表述。一种是主流新闻史对这段电视新闻改革的“盖棺定论”，称其改变了中国大陆观众早间不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并从意义上肯定了其在电视新闻报道发展历程中的开拓性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就；另一种则大多来自媒体从业者的自我表述。2013年《东方时空》栏目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性文字和纪录片中，对于这段媒介历史的集体书写是以青春怀旧的形式进行的。在从业人员看来，追溯二十年前的创业经历是一次“致青春”的回忆，“青春”“激情”“理想”这些具有明显情感色彩的词是媒体人自述的关键词。这些回忆之中往往很巧妙地提及了体制带来的限制和困惑，从对当年从业者的逐个访谈文字中，可以依稀看到一个追求进步、寻求突破的媒介组织是如何在现实困境中被各种不可控因素所牵制而最终消沉的。在媒体人的自述中，专业主义和社会控制是最为常见的表述框架，媒体人在客观现实面前往往表现得很无奈，因而其基调可以说是一首青春的挽歌。这种基调和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如果说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专业主义的从业方式在现实中的困境来展开论述的话，这些回忆和个人总结给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注脚。但是仔细回顾那段媒介史的细节，并且稍加反思，我们就会发现一旦跳出媒体人的自怨自艾，这些无奈的话语就缺少了更大的社会背景。其一是媒介环境的宏观维度，尤其是市场化力量的维度；其二是随着媒介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媒介文化和媒体人自身的维度。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以及《东方时空》栏目的媒介实践恰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1990年代初期，媒介的发展影响着也受制于中国巨大的时代变革。市场经济形成，大众文化兴起，互联网技术发展，电视新闻媒体作为重要的言论权力机构必然是各方争夺的焦点。与此同时，媒体人自身的社会构成和媒介实践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电视作为中国媒介市场化的最大受益者，电视新闻行业的从业者必然开始考虑如何将媒介的公共服务转换为经济效益，由此公共媒介话语中必然包含着以市场为推动力的成分，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逐渐转变为以成本核算为导向的市场竞争主体。媒体上的热点时事新闻报道其实是“为民发声”的公共属性与“吸引眼球”的商业属性的双重结合。这些多面性往往是媒体人自述中不易触及的。

另外，对于媒体人来说，唤醒受众主体意识的过程，也是他们重新发现自己、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和媒介格局的变化，以及市场化的影响不断加深，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媒体人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介中产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有了独立的政治诉求，这些诉求正是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的电视新闻从业者如何利用这套专业主义话语在中国开展本土新闻实践？他们通过纪实性电视新闻内容生产，实践着自己的电视设想，并与官方话语、大众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寻求互动。电视媒介市场化的力量让他们无所适从，在影像作品创作者与新闻产品生产者之间摇摆不定。市场环境及其对媒体从业者造成的影响是以往电视新闻史论述中所不曾关注的。

中国电视媒体公共话语在剧烈的传媒变革之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嬗变？笔者认为研究媒介变革与主体变化，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而过程研究更加依赖于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和新的理论框架的建构，本研究就是对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从业者的实践和主体认知的深描。解析这一内涵丰富的案例，对于理解中国新闻媒体和媒体人的现代化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东方时空》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媒介发展史上具有标本价值的一个过程。不仅是电视新闻行业的代表，对于中国媒体行业来说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幸运的是因为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从业者的文字记载留存，也因为笔者曾经在央视新闻评论部有一段难得的工作经历和体验式观察，笔者才有机会接触到细致的生产实践过程和可信、翔实的研究资料。本书聚焦于这个二十多年前盛极一时的媒介组织的初衷，也是希望借此能为中国新闻生产者研究提供重要的经验材料支撑。即使写作“野心”超出了能力所及，笔者还是要一试。从最基本的媒介内容出发，从扎实的一手访谈资料出发，回到二十多年前的社会情境下，阐释和理解当年的新闻生产实践，阐释和理解当年的新闻生产者，相信终归会看到一段不一样的媒介历史。

记录和阐述这种纷繁复杂的变迁，从研究者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媒介历史，注定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视野，这将是一次不同角度的集中梳理。因而本书并不力求事无巨细、无一遗漏地完整回顾，而是集中笔墨探讨媒介话语、权力互动、主体意识三个重要层面，并尝试将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新闻生产研究之中，以“话语、权力、主体”为研究框架，分析为何在1990年代的中国电视新闻领域出现了启蒙话语、电视新闻形态改革是如何构建起启蒙话语的、启蒙话语又是如何逐渐转型的、话语变迁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权力关系变革、这些变化对于新闻评论部从业主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对电视新闻话语建构的分析并不是要证明某种建构的正误，或者要说明其合理性，而是要揭示话语建构变化背后各种社会条件、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分析新闻实践变化过程中，从业主体是如何将这种话语建构贯彻下去的，他们自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 节目形态与媒介话语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生产实践，在央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其对新闻评论部的简要介绍如下：“新闻评论部成立于1993年12月21日，其主要任务是承担新闻评论类节目的采访与制作。”就部门名称的字面理解和简介中的陈述来看，本书所要关注的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内容产制以及节目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因而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与媒介话语的建构是所要关注的重点。

（一）电视新闻评论节目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是在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幼年时期，沿袭了纸质媒介的传统分类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其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不仅在新闻节目评选奖项过程中无法进行区分，而且学界始终存在争议。在央视新闻评论部1999年发布的《新闻评论部工作手册》上可以看到：新闻评论部这个组织的官方名称被翻译为“Comments and Reviews Department”，事实证明这个翻译在与国际接轨的时候经常引起对方的不解和误会，比如记者申请出国采访，或当组织的从业人员出国的时候简历上的工作经历常常会需要解释什么是“新闻评论部”。因为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节目归类，甚至在国外电视节目分类中也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节目类型。

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一书中也并未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做出清晰的定义，只是从对比的角度认为电视新闻评论与消息新闻的不同在于“消息新闻是报道事实，传播新闻信息，而新闻评论节目则主要是发议论，讲道理”。还有学者将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界定为“以电视化手段针对新近发生的或者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问题或社会现象，为公众提供除事实性信息之外的评论性信息或者分析性信息的一种电视节目样式”。实际上这些定义是对业界实践的追加和确认，必须以实践层面的约定俗成为依据。

回到实践之中，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观察与思考》栏目被普遍认为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开端，但其实这个栏目刚出现，就给电视节目分类出了一个难题，在后来的论述和讨论中，《观察与思考》栏目也被称为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和电视新闻述评节目。而学者杜骏飞则认为：“《观察与思考》栏目相继推出的一些节目不满足于一般动态性报道，把报道触角伸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进行深度分析报道，已初见深度报道的端倪。”在电视新闻节目生产中，一般将节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消息播报类，告知发生了什么，也就是新闻行业最强调的“5W”；另一类是更深入地表述为什么会发生，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区分沿袭了新闻学领域的分类，也就是消息报道和深度报道。正如学者谭天所指出的：当概念难以区分的时候，退回到深度报道或许是更为清晰的。

综合以上情况，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与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和电视深度报道在概念指涉上彼此交叉，本书尊重目前这种业界的现状。从新闻评论部内部的资料来看，新闻评论部成立于1993年12月21日，最初仅有几十人，到1999年则发展到约300人。本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几个主要栏目：《东方时空》三个子栏目（《焦点时刻》《东方之子》《生活空间》），以及后续“孵化”出的《焦点访谈》（1994年创办）、《实话实说》（1996年创办）、《新闻调查》（1996年创办）、《纪事》（2000年创办）、《社会记录》（2003年创办）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较长时段对某一特定选题进行深入报道，发表态度，具有评价议论功能，以此区别于传统新闻学所定义的只报道事实，无关价值指涉的短消息类栏目，本研究所关注的电视从业主体即指在央视新闻评论部以上栏目中有多年从业经历的核心工作人员。

（二）语态与形态

在有关新闻评论部生产实践的文献中，2003年出版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以下简称《十年》）一书是目前笔者找到的最权威、最详细的出版资料。该书作者孙玉胜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学专业，同年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他是《东方时空》栏目的直接缔造者，也是新闻评论部的第一任主任。《十年》一书使“语态”这个词成为近年来研究电视改革的一个关键词。按照孙玉胜的描述，写作的时候，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孙玉胜所说的语态变革，其实是媒体说话的态度和方式发生了改变。其中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电视节目形态的变化；二是这些形态的变化体现了一种“平视”的电视与观众的关系。可见形态是语态的载体。因为电视媒体不同于纸质媒体，需要借助多种媒介技术形态来完成表达，需要对声音、画面、文字等多个媒体元素进行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信息传递和观点陈述。不同的电视节目形态体现了不同的电视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承载了不同的文化含义。

“形态”一词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被界定为“形状神态，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有些学者将电视节目形态等同于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学者将电视节目形态等同于节目类型。学界对于电视节目形态的定义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样式”说，强调形态是一种表现形式；另一类是“模板”说。比如大卫·麦克奎恩在《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和变迁》中强调形态（format）的程式、模板的特征。还有学者将两个方面进行综合，比如谭天将节目形态定义为“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内容的形式载体和结构方式”。

本书同意这种综合的界定，书中涉及的节目形态既是形式载体，也是结构方式。1990年代的电视新闻改革首先是以形态为突破口和着力点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变革。后文将着重论述的观察纪实、谈话纪实和报道纪实三种纪实形态既是启蒙理念的载体，又规定着节目生产的基本模式。

（三）电视媒介话语

本研究认为1990年代的电视从业者通过电视新闻的节目形态变革建构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电视媒介话语。本书所讨论的电视启蒙话语是指1993年以《东方时空》为标志的电视改革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年轻的电视从业者们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人”，他们以纪实理念为指引，开始尝试用新的电视节目形态传达新的理念。“关注人”“尊重”“平等”成为这些创业者的共识，他们首次将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纳入电视新闻的报道范畴之内，让他们成为电视上的主角，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独特的电视启蒙话语。

“启蒙”对于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甘阳将西方的启蒙归纳为三次：“第一次是在古希腊，当时最大的迷信是神话，所以启蒙表现在古希腊哲学以理性取代神话；第二次启蒙是大家熟悉的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启蒙，当时最大的迷信是‘启示性宗教’与基督教圣经，所以启蒙表现为康德所定义的‘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即‘不需要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第三次启蒙是二战之后对‘启蒙’本身的反省。”学界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后两次启蒙的讨论。1784年，康德以《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开启了讨论，他认为启蒙就是每个人以理性之光洞明自己的命运，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960年代到1980年代，很多西方思想家对第二次启蒙带来的对技术、对工具理性的迷信进行反思，反对掠夺自然、奴役自然的思想和行为。1979年，法兰克福学派领袖人物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再次讨论启蒙。他们认为，所谓“启蒙精神”，并非专指近代西方文明所推崇的那种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而在福柯看来，康德用道德的自我立法来为人的实践活动划定界限，正是批判精神不彻底的一种反映。福柯认为，自由的第一要求是冲破一切界限和规范，“越轨”或“越界”是必需的，自由的立法要求被转化为彻底否定性的自由意志。

中国语境下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有着明显差异。学界一般将五四运动作为第一次启蒙，而将1980年代中后期的启蒙思潮命名为“新启蒙”。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启蒙是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林毓生评价这场启蒙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文化化约论”倾向。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文化热”，后来被称为“新启蒙运动”。许纪霖认为“新启蒙运动”的主题与五四运动一样，“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屡受曲折，问题究竟在哪里？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化的因素，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因此‘文化热’的主题就是用所谓西方的文化来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思传统文化，同时也反思作为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本身”。可见启蒙在西方和中国两种语境之下讨论的具体目标不同，但启蒙的核心议题都是人，是如何使人摆脱蒙昧状态，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正如许纪霖所说：启蒙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是人的自由与解放。

回到中国的实践之中，中国历史上两次主要的启蒙思潮都与传媒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本书所涉及的启蒙话语是指媒体从业者通过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启蒙理念和实践的集合。启蒙话语在中国传媒改革中始终存在，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媒体，中国的媒体从业者都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出发，继承了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传统，借助大众传媒来开启民智。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都是以媒介作为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工具。

任何一种启蒙都是针对一种迷信，1990年代的电视启蒙话语所针对的就是当时程式化的宣传报道，所以启蒙的内容就是要打破僵化的宣传话语，因为其看不到具体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启蒙的目标是要借助电视媒介纪实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启蒙的对象是他们假想中的“老百姓”，其实是指普通的电视观众，社会中下阶层的大众。但同时启蒙的对象也是这些从业者自己，因为很多观念，比如尊重人、求实、平等、公正等，他们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才更加明确的。

从理念层面来看，关注普通人、尊重、平等，这些理念与1980年代的启蒙思潮具有承接关系。从实践层面来看，电视媒介上的启蒙话语是以纪实节目形态建构出来的。《东方时空》的三个子栏目《生活空间》《东方之子》《焦点时刻》分别以观察纪实、谈话纪实和报道纪实为形态定位，这些纪实形态本身蕴藏着人文关怀、价值多元和社会批判的启蒙理念。学界对《东方时空》的评价也已经提升到了启蒙的高度，认为“《东方时空》改变了以往官派媒体高高在上的姿态，从尊重人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了电视媒体的家用媒体属性，使之接近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时空》改变的是中国大众的思维方式”;“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对电视的一种封建的可怜的认识，只有‘那些’人才可以上电视”。从此，“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和“用事实说话”成了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圭臬。大众通过最具权威性的主流媒体获得了一种新的人文的认知方式和美学理念，也由此重新发现自身，因而这是一场悄然的启蒙。从在今天的角度来看，1993年《东方时空》栏目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套以纪实理念为指引的电视启蒙话语。

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启蒙话语还不是一个获得广泛共识的概念，本书将致力于勾勒其框架轮廓，并在后文中详细讨论1990年代电视启蒙话语与1980年代纸质媒介启蒙的联系和区别，以及电视启蒙话语是如何利用节目形态作为突破的载体具体建构其理念价值的。

三 新闻生产研究的进路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生产实践，因而以往关注新闻生产和新闻生产者的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基础和借鉴。本节将从新闻生产研究的多种取向入手，结合当代社会中国新闻生产研究来探究可行的理论路径。

国外学界对新闻生产者的关注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他将记者等同于政治人物。而罗比特·帕克（Robert Park）将新闻视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所以他眼中的新闻工作者是知识的传播者。1950年代，美国学者大卫·曼宁·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最早对“把关人”进行近距离观察，他选择的对象是一张小型报纸的中年编辑——“盖茨先生”（Mr. Gate）。“把关人”研究的结论是“新闻的传播非常主观，非常有赖于‘把关人’自身的经验、态度和期望”。这个结论后来被不断修正，但“把关人”研究被看作从微观层面研究新闻生产的开端。此后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对新闻生产的关注越来越多，迈克尔·舒德森为这些研究归纳出共同的主旨——都是研究新闻的社会制造（social manufacture of news），并将这些研究分为三种取向：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和文化取向，“每一种研究视角的价值因各自就‘新闻’的不同方面进行解释而不同”。

在新闻生产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脉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1970年代的几位代表人物，他们使用的方法是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一时期产生了几部至今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它们问世的时间集中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这些著作直接促成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如塔奇曼的《制造新闻》（Making News）、甘斯的《决定什么是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以及托德·吉特林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等。

这些研究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基本上得出了近似的结论，认为新闻是“建构的”“制造的”“加工的”。比如在《制造新闻》一书中，塔奇曼分析了新闻生产各个环节（如新闻网络、消息来源、叙述等）中存在的框架，从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使社会现状合法化是新闻的普遍框架。而甘斯从新闻价值观的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新闻记者总试图保持客观，但不管他们或其他任何人都有价值观，新闻对真实的判断中总包含着价值观”，通过不断观察和总结，甘斯总结出来了新闻编辑部存在的8种持久价值观（enduring values）。吉特林的研究是针对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是如何在大众媒体（主要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的微妙干预之下，受到曲解和走向失败的。“整齐划一的模式促进了社会的稳固，这正是大多数观众所期待的，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权威机构（通常是官方）都可以使它恢复正常。”

在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研究思路中，新闻生产研究已经超出了新闻组织和社会学的分析范畴。最明显的是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新闻生产研究往往不涉及具体的生产实践，而是更偏向于从宏观层面探讨政治、经济以及媒介技术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新闻内容与所有制之间的联系是政治经济学取向早期关注的焦点。比如尽管读者调查显示不同阶层在喜欢的报纸方面没有明显差异，但为什么英国的精英报纸和大众取向的报纸提供的内容大相径庭？什么样的媒介机制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意见的自由流通？早期研究往往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对立，比如认为商业组织必然危及公共传播。但其实政治经济结构与日常新闻实践之间的联系是曲折而间接的，并且研究表明，公关广播与私人广播在公共事务的报道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可见国家与市场、商业与公共并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互动。揭示这些互动以及它们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关注目标。

文化取向的研究角度则涉及新闻从业者的自身认同，比如判断什么是新闻，记者通常谈论的新闻价值等。这种取向所持有的基本观点是：记者自身所处的基本类别是“文化的”而不是结构的。与政治经济学相比较，文化研究的对象相对微观，强调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对新闻从业者的影响。学者潘忠党认为：“文化研究则更加注重考察意识形态在专业规范和新闻价值观中的渗透，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narrativeform）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比如斯图亚特·霍尔对于“新闻价值”概念的分析，他认为“新闻价值”是现代社会中最为晦涩的意义结构之一……作为用来选择的装置，这种结构即使对那些非常专业地懂得如何操作这种装置的人来说，也是不透明的。

可见，文化视角关注的重点不是政治经济结构，也不是新闻机构的操作层面的问题，它所关注的是记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置身于广阔的文化符号体系下的意义。在一定文化中运作的媒体难免使用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影响着报道的总体倾向。文化的视角其实是在解释新闻生产倾向的目的和动力，发现偶然的媒介表征背后的普遍规律，因为这种规律也是某种意识形态。因而，文化视角有助于解释政治经济学视角和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本书就是着重从文化的研究取向入手，阐述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如何推动电视启蒙话语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如何影响新闻从业者的主体认知。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的关注角度日益多元。从“把关人”的个人意志和组织约束对生产流程的影响，到新闻从业者的认识框架，再到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新闻生产研究已经脱离了孤立的、局限于组织内部的观察和研究，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但这三种取向又都表现出各自的局限，用舒德森的话说，“它们通常都是非历史的，也忽略新闻性质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本书是在对以上三种研究取向借鉴和吸纳的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深度阐释，分析话语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以及对从业主体产生的影响，并尝试给予新闻生产研究一个历史的研究维度。

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学界对于新闻生产的关注是从1980年代新闻体制变革之后逐渐被提上日程的。相比于国外新闻生产研究的多元视角，学界对中国新闻生产的研究则从一开始便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新闻体制，然后逐渐转向体制与从业者的互动。

中国的新闻媒介制度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然而1980年代以来的媒介变革打破了工具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纸质媒体的制度变革早于电视媒体，中国大陆的报业改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的关注点是媒介的产业经营，如当时学界达成的共识是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宋建武认为新闻产品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广告服务则具有一般商品所具备的“私人物品”性质，这正是媒介能够走向市场的理论依据。黄升民认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变化是“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过渡的过程。其特征有两点：一是利益指向；二是淡化行政级别和事业性质，追求相对独立的经营地位。有的学者则着眼于体制变革带来的宏观变化，比如童兵曾呼吁要争取实现“外部断奶，内部搞活”，他认为：“不再吃‘皇粮’，不再指靠国家财政，大胆、合法地到市场上挣钱养活自己、壮大自己，在经济自立的条件下完成相应的角色任务；革除一切阻碍思想和操作的机制和规章，营建有利调动从业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新闻关系新制度新方法，是当前多数传媒体制改革可以实现的目标。”

有的学者则看到了这场变革与体制的关联，如李良荣将其评价为：“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发展。”而喻国明认为：“党的新闻事业体制扩展和固化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体制。”这一时期境外学者更倾向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体制对于新闻行业的影响，国家、市场与从业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学者王维佳将这种研究思路归纳为：“以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为前提，探讨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中国媒介与社会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中国新闻从业者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范式。”总而言之，学界对于1990年代中国新闻生产的关注重点在于制度、体制变革的宏观分析，这与学者们身处的社会结构剧烈转型相一致。

还有一部分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了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理念和价值伦理层面。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不少研究者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笔者所见的研究资料中，最早使用问卷调查方法的是1997年喻国明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调查。此后大型的新闻生产调查研究还有2003年郑保卫、陈绚进行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研究，2006年陈力丹主持的“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研究，这些全国性的大型调研都在意识、伦理、道德等层面推进着对当代中国一线新闻从业者的整体认知，也带动了一些对于具体地域从业者情况的调查，比如陆晔、俞卫东2002年对上海新闻从业者职业情况进行的调查；冯建新于2002年对重庆市56家新闻媒体711名编辑记者基本素质、知识结构、职业状况的调查; 2005年马秋枫、张晋升对广东新闻从业者进行的职业道德观调查等，这些调查集中的问题设置在于职业状况、职业理想、新闻生产影响因素、媒介观与伦理观、新闻教育与传媒人媒介接触等。这些调查为弄清中国媒体人的职业状态做了翔实的数据铺垫，但是要对这些数据和现象进行解释，则需要运用结构性、理论化的方法。

除了对于现状的调查和分析，也不乏对于新闻生产者的批判话语。在这方面的贡献中，复旦大学的陆晔教授的研究就尤为突出。陆晔的论文《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强调宣传管理等制度化因素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中国媒介改革在今天最值得关注的是所谓微小实践的特征”。她和潘忠党的合作论文《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分析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媒介实践中的内涵和发展路径，认为：“专业主义的破碎，是体制的困境。要使得专业主义能够成为抗衡市场导向的诱惑和政治控制的暴力的另一种模式在现实中得到实践，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努力，还需要体制的变迁，社会基本关系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迁。”

此外，近年来国内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视角愈加多元。学者吴靖与云国强的研究则运用场域理论深入探讨了“自我审查”这一关键概念，分析了社会控制与媒介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被支配的单位成员与作为主动实践的行动者；作为以新闻为业、履行‘可言说的’社会统治行为的专业职业者与时刻保持对‘不可言说的’敏感判断的被统治经验体验者；作为新闻传播职业普遍整体之代表的身份认同与从事新闻工作的普通个体；等等。”张志安在其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中，采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从政治控制、市场控制、组织控制和行业控制四个方面对转型中国语境中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王维佳则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新闻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劳动，从劳动过程与控制、劳动者阶层状况两个层面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情况予以了观照。还有学者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新闻制度变革。高传智在《资本影像：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新闻场域的变化与影响》中，分析了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对电视新闻场域的影响。除了传统媒体，学者的眼界还扩展到新媒体领域，吴琦沿用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以天涯、凯迪为研究对象，从态度、行为、自我认知三个层面考察了新媒体环境中，网络管理员如何在具体工作中根据多种环境因素从事内容生产，并从中分析了其主体性状况。这些研究成果都将新闻生产者研究落实到了实践、主体、权力、资本交换、意识形态这些主要概念上，本书也是延续这一思路从话语、权力和主体的角度研究新闻生产，集中探讨一个具体案例——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从业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变革和从业者价值理念的转变。

综观已有研究，绝大多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态度认知的现状描述；二是着眼于较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深入的案例研究不多，尤其将电视媒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著作较为少见。如何认识和评价1990年代电视媒介变革，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制度和场域的宏观探讨。但宏观论述难免流于表面，国家、市场、公共领域成为论述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主要模式。孙立平说，研究者应该把社会事实理解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性东西，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在动态中揭示社会事实。本书希望通过对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其变化发展过程的深描式研究，探讨中国电视新闻生产实践中权力关系和主体的演变。

以上文献的梳理不仅说明了为新闻生产研究增添历史维度的必要性，也对研究框架的完善和创新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话语理论具有可借鉴的价值。

1990年代以来，“话语”这一概念逐渐代替以往常用的“观念”“思潮”等概念成为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在频繁使用的同时，人们往往忽略的问题是——话语理论本身就有着很多分支和复杂的演进历程。在传统语言学里，“话语”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涵清晰而确定的言说。所谓“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对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的社会后果的研究。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具有社会性。

在巴赫金（M. M. Bakhtin）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品（文本），甚至无形的舆论等，其真实含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巴赫金的这些主张为从社会层面进行话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当代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看来，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话语分析则必须是一种多向度的分析方法，即任何话语“事件”（任何话语的实例）都应同时被看作一个文本实践、一个话语实践和一个社会实践的实践。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分析必须包括三个向度的分析，即文本向度内部的语言分析，说明文本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话语实践向度的分析，以及将其置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关系中的社会实践向度的分析。他还强调了描述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话语习俗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的所谓“互文性”研究的重要性。

因此，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家不同，批判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它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而批判的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重现、诠释或解读文本与话语的真实意义。尽管话语分析通常被认为是语言学学科的一部分，不过事实上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最近40年，话语分析形成了诸多的学派，它们因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分析步骤及各自的方法论。

话语概念的流行以及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流行，离不开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福柯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其所谓的“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福柯将他的“话语（实践）分析”称为“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实践”形成“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如“精神疾病”“市民权”“艾滋病”“文化水平”“性”等），并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地位（如使之成为医生或病人、看守或囚犯等）。由此可见，福柯更关心的是通过语篇、话语分析所折射出的社会实践、社会事实以及相关权力关系和主体问题，而非语言本身。这为话语分析跳出语言学的局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如前文所述，早期的新闻生产研究将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尤其是1970年代末期，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新闻编辑室的考察，如塔奇曼和甘斯，以及麻省理工新闻研究小组等，此类研究都是从某一家媒体和某一个事件案例展开分析论述，关注的重点是新闻的客观、公正，媒体报道是否存在偏见。这些研究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新闻行业的日常工作、价值观念具有启发性，而用话语研究作为新闻研究的理论框架是系统性和理论性方面的一个突破。

最早提出“新闻话语”这一术语的是荷兰学者梵·迪克。早在1980年代他就投入到话语分析的两大领域中，其一是对报纸新闻报道的结构、制作和理解进行研究，其二是对各种话语类型中的具有种族偏见的措辞进行分析。他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试图为分析新闻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他的基本观点是“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体的话语，因为它必然表达和确认其制作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但遗憾的是其主要针对的是文字新闻。对于电视新闻，他认为：本质上虽然与文字新闻相同，但由于运用了多媒体信息，因而需要运用符号分析法来进行研究，而这也包括在话语分析法之中。事实上相对于印刷媒体，电视媒体的复杂程度不仅在于多媒体信息，而且其编码过程和解码过程都更加复杂，因此梵·迪克将话语直接等同于文本，更加偏重分析新闻中的句法和语法结构、微观风格、修辞等（比如标题和导语）。因此，对于电视新闻的话语分析可借鉴的地方十分有限。

话语、权力、主体，是福柯思想体系的三个关键词。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试图说明知识话语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在他的权力理论中，有这样一个脉络：权力关系作为最高系统控制着知识和文化的生产，知识与文化又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而不同的认知方式产生相应的话语，所以说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

因此，福柯的创造性在于他的话语分析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惯例，而是认为只有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相互联系，话语分析才有意义。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和知识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福柯话语分析工作的焦点也因此转向对现代社会中权力及其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试图获得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和话语形成机制的一种恰当的理解。而一个时代中，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可以揭示话语的断续、断裂的形成史。

在集中于话语、权力研究之后，福柯的最终落脚点是主体。主体可以说是福柯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莫伟民甚至说福柯研究权力还是为了说明主体问题，阐述主体如何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进入真理游戏之中。这种观点在福柯自己的论述中也得到了证实：“我的目的是创建出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有多种不同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人被塑造成各种主体……这样，我的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

福柯思想为媒介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媒介信息是否构成“媒介话语”；媒介话语如何运用策略参与获得“真理”地位的知识运作；媒介与受众间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媒介实践对于媒介主体的影响如何。福柯思想尤其为从历史维度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虽然在具体分析中笔者很难一一套用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但其理论的开放性为将其分析方法运用于电视新闻话语变迁研究提供了空间。

综上所述，国外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路径主要有新闻生产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取向三种，国内研究从近年来开始和国外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接轨，潘忠党曾建议如果要做好新闻生产研究有两点要特别考虑：①要做个案研究（case study），更多地考察个案的历史变迁，把个案做深；②要多阅读文献，阅读超出新闻社会学的文献和内容。本书尝试将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引入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生产实践的研究当中。从话语、权力、主体三个层面深入把握新闻评论部这个特殊的新闻实践主体的发展变化过程，力图在历史性和研究框架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四 多重视角下的再审视

（一）研究框架

本书尝试将话语分析引入对电视新闻专题栏目发展历程的宏观讨论当中。从话语权力关系角度分析中国电视作为思想传播平台所经历的转型，以及在新的媒介格局中所面临的困境。这是从多重视角进行的一次重新审视，必然要求有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本书以“话语、权力、主体”为研究框架，从电视启蒙话语如何建立、电视启蒙话语如何衰落、电视启蒙话语转型背后的权力关系变革、电视启蒙话语转型背后的主体变迁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电视形态变革出现的背景：主要回答为什么在1990年代，中国电视领域出现了以启蒙为特征的媒介话语，从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纪实主义兴起和电视从业者的启蒙意识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二章，电视启蒙话语初建：分析电视启蒙话语为什么会在1990年代出现；电视启蒙话语是如何通过观察纪实、谈话纪实和报道纪实三种话语策略进行构建的；讨论应该如何看待电视启蒙话语。

第三章，电视启蒙话语转型：从观察纪实、谈话纪实、报道纪实这三种电视启蒙话语策略不同的发展路径，来看电视启蒙话语如何走向衰落。

第四章，电视话语权力关系演变：探讨电视启蒙话语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变革。本章将从与主流文化的权力关系变化、与大众文化的权力关系变化、与精英文化的权力关系变化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五章，电视话语主体变迁：讨论话语变迁和权力关系演变对主体造成的影响。从精英意识如何建立、如何破灭、如何分化三个方面来把握新闻评论部从业者主体认知的变化。

本书将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新闻生产变化过程的研究之中，尝试使用“话语-权力-主体”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这里的话语不局限于媒介信息呈现的表征层面，而是包括话语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以及话语、权力关系的改变对于主体造成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话语”“权力”“主体”，三者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话语变化的背后是权力关系的变化，不同的话语和不同的权力关系会形成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主体又会制造出不同的话语。三者是环环相扣的不可分割的系统，之所以按目前的排序展开，是因为笔者研究的落脚点是新闻生产的主体，研究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研究它们对主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理论和方法的目的在于澄清观念，解决问题，发挥而非限制想象力。研究者不要盲目崇拜方法和技巧，而应该做自己的方法论者、自己的理论家，让自己的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首先从所要实现的研究目的来思考。本书希望能够描述和分析新闻评论部生产实践的变化，包括话语、权力和主体三个方面的变化，因而对个案进行“深描”是所要实现的最主要的研究目的的方法。“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实践其解释人类学理念的重要方法。“深描”的宗旨是“理解他人的理解”，也就是还原到他人的情境中考虑问题，为实现理解，本书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深度访谈法

对书中所涉及栏目的十几位主要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时间从2009年底开始到2013年初结束。根据人物在新闻评论部栏目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和关键性确定采访对象，并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向外围扩展。访谈对象主要有：《新闻调查》前制片人张洁、执行制片人胡劲草，《实话实说》前策划主管宣明栋，《焦点访谈》前制片人、主编庄永志，栏目编导、摄像陈耀文，《社会纪录》前制片人李伦，《生活空间》前栏目编导、摄像李晓旻等人，以及评论部各个年龄段的一线从业人员。在受访者选择上，笔者不追求受访者数量，而是选取本书中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栏目中的关键成员，并且是对新闻评论部生产实践和组织发展历程有过一定思考的人员。

提问设计为半结构访谈。深访内容主要包含：从业经历和感受、对栏目发展变化的态度和认识、对组织和自我的认识与认同三个方面。每次访谈时间为2个小时左右，在访谈结束后第一时间整理访谈资料。有必要说明的是，访谈过程中根据受访者意愿决定是否对深访过程进行录音，以及在文中引用访谈资料是否明确署名。

2．田野观察法

在央视新闻评论部工作期间的体验式观察。笔者于2003年至2004年在《新闻调查》栏目实习调研，获得了《新闻调查》栏目的相关资料，并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电视调查性报道选题策划研究——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为例》。2004～2007年，笔者在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栏目担任编导和策划，对新闻评论部其他栏目有所关注。在此期间，进一步了解了各个栏目的工作流程和从业价值理念，同时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对新闻评论部各栏目的新闻生产工作、媒体内部文化，以及从业人员的自身认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博士求学期间，笔者与一些新闻评论部从业者依然保持联系，对新闻评论部的生产实践和组织行为保持关注，并及时与内部人士进行交流。本书的出发点是想描述一段电视新闻文化史。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曾经写道：“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作历史而已。”电视节目文本可能呈现多种面貌，只有深入了解从业者，观察他们真正的动力，才能探求到新闻生产的真正的逻辑。所以笔者试图在讨论新闻评论部的组织发展和各个栏目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人物在其中的核心价值。这也是本书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用意所在。

3．文献分析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新闻生产相关的各种材料以及从业者们发表的各类自我表述性文章和著作进行文本分析。主要包括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的文本。

组织层面的文本包括：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2008年）；新闻评论部不同时期结集出版的各种书籍，比如根据内部刊物《空谈》编纂而成的书籍——《焦点外的时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孙克文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空谈》（孙克文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东方时空的日子》（梁建增、孙克文主编，中央电视《东方时空》十周年系列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根据其他各个栏目出版的各种图书，如《精神的田园：“东方之子”学人访谈录》（时间主编，华夏出版社，1996）、《〈焦点访谈〉 ——农村卷》（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调查〈新闻调查〉》（张洁、吴征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东方时空》十周年、二十周年系列丛书等三十多本书籍；《新闻评论部工作手册》、各栏目工作手册、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新闻评论部刊物《空谈》、《新闻调查》栏目刊物《调查月报》、栏目会议讨论记录、节目评奖记录、研讨会记录、“校园行”演讲活动记录等。这些是最宝贵的一手研究资料，尤其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些文字表述，可以帮助笔者回到新闻评论部创业之初的历史情境之中，同时有助于对访谈对象加深了解，更有效地完成深度访谈。此外还包括一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转折意义的节目，比如对《新闻调查》栏目形成调查文体具有重要启发作用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和对《实话实说》栏目选题调整起决定作用的节目《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等。

个体层面的文本包括：栏目主创成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各类论述文章和接受采访而成的各类报道文章，以及博客、微博等公共空间中的文字记录。近年来，随着新闻行业在全世界范围面临的危机和重新整合，中国新闻从业者自身的怀旧话语也随之兴起。在现在与过去的对比中缅怀往昔时光，这是对往昔的追忆和确认，也是对当下媒介发展的一种策略性意见表达。他们的集体记忆会不自觉地以对“黄金时代”的追忆为话语主题。学者白红义在《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一文中指出：“怀旧往往在两类特定的事件发生时得到更为集中的展示：一类事件与新闻从业者有关，如著名新闻人的逝世、退休、转行等；另一类事件则与新闻组织有关，如报纸的停刊、创刊纪念等。”就本书的研究对象央视新闻评论部而言，这两类特定事件近年来都有发生。前者如新闻评论部领军人物陈虻的去世（2008年12月24日），以及新闻改革的重要人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的去世（2014年9月20日）；后者如《东方时空》栏目开播二十周年纪念（2013年5月1日），以及央视新闻评论部在央视的机构合并调整中被撤销（2014年12月）。在这些特殊的事件和时间的节点，有大量的回忆性文字和视频资料留存。笔者考察了诸多从业者的回忆性文字，这些文字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某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忆，是对从业实践的补充描述；另一方面是对媒介组织及新闻业本身的记忆。从这些回忆性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业者作为新闻实践的主体如何来阐释在媒介组织的经历，如何阐释自身的新闻生产行为和媒介组织话语的变迁？对新闻从业者个体话语的考察是目前新闻史研究中最为或缺的部分，因而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