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镇化相关的其他研究

对城镇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城镇化的载体——城市与城镇，于是，城镇化的研究也就延伸到城市的形成、规模、发展等，并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区位理论。区位理论解释了城市和城市体系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原理，揭示了城市发展在空间上的基本规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城市区位论和行为区位论。城市区位论是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冯·杜能（J. H. Von Thu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论基础上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城市区位论的观点可概述为四点：（1）一个区域会有中心及中心地带；（2）各区域之间会以各自中心为节点结成网状；（3）各个中心发挥着不同的功能；（4）相同等级的城市间的距离最近。行为区位论则否定了传统理论所坚持的“经济人”假设，强调区位选择行为的目标不是最佳化，而是奉行“最小努力原则”。美国地理经济学家史密斯（D. M. Smith）、普雷德（A. Pred）等学者都从“行为人”出发对区位选择决策做了深入的研究。

城市最佳规模理论。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以集聚经济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最佳城市规模（Optimal city size），包括最小成本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1964年，W. Alonso建立了集聚经济与人口规模间的二次函数模型来度量最佳城市规模。1976年，巴顿（K. J. Button）从城市行政管理、私人成本与效益、最佳城市工业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规模的成本和收益，并依此探讨最佳城市规模。苏联的霍列夫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提出决定城市规模的首要因素是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可以通过对城市职能的分类来确定最佳的城市规模。1974年，J. V. Henderson提出，“城市规模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专业化生产不同的贸易产品，那么城市的规模大小就会因不同的两个城市能支持不同水平的交通成本和拥挤成本而不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城市规模变化不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静态过程，而是以城市网络为基础的动态过程，并建立了城市网络理论（Urban Network Theory）。2000年，卡皮娄（Roberta Capello）和卡马格尼（Roberto Camagni）结合城市网络理论提出了有效规模理论（Efficient City Size）。该理论认为，仅对城市的规模进行单方面的有效评价而不进行网络规模评价是不够的，因此，在评价城市最优规模时，既要考查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也要考查城市体系的网络整合程度，而且二者同样重要。其结论是，对城市规模的考查必须从“最佳规模”转变为“有效规模”。

城市规模分布理论。城市发展不仅有规模问题，还有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问题。西方城市经济学家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城市规模的首位分布和序列分布两个经验法则展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杰斐逊（Mark Jefferson）的城市首位率，用来解释一个国家大量人口集聚于首位城市的发展趋势；奥尔巴克的序列分布法则以及齐夫法则，主要反映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之间的经验关系。后者的研究尽管缺乏严格的存在性证明，但作为序列分布方面的典型代表，其经验总结则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对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克鲁格曼（1996）指出，“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不可忽视的实证规律之一”。

可持续视角的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发展理念，在城市化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引下，城市化理论可分为生态学派的城市化理论和新城市化理论。生态学派的城市化理论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其所著《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一书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畅想了一个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美国学者帕克（R. Park）等学者根据生态学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空间结构。美国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E. Saarinen）在他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1942）一书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和有机体的内部秩序一致。20世纪下半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zation）的理念，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他们的宗旨是：尊重城市社区的地方文化特色，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在城市建设、发展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英国城市规划专家汤普森更明确地指出，新城市主义是要在城市化过程中保留风貌、保护生活、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