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完整意义上的苗族古歌应包括文本与唱本：除了学者搜集、翻译、整理的文字文本之外，苗族古歌至今还以唱本的形式流传于民间，且后者是源，前者是流。长期以来，因实地田野调查的缺乏和民族语言的壁垒，绝大多数的苗族古歌研究集中于歌词一维，采取自上而下的眼光，注重运用西方文本诗学或汉语文论对苗族古歌进行阐释。

在文学人类学倡导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达到超越“三大中心”多元文化互动的学科背景下，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对“非汉民族的活态口头诗学”的个案考察，通过对其歌词与民俗、唱者与听者、功能与传承等方面的整体研究，系统地探讨无字民族的口头诗学表述。

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既是对文学人类学理念的实践，亦是对文学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其逻辑起点在于歌谣兼具文学性与民俗性，故而苗族古歌处于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交集。本论著强调对口头诗学的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苗族古歌的考察研究，完整地描述和阐释苗族的口头传统和诗性智慧，使之参与到中国多民族的总体叙事之中，为以“多元一体”为前提的中国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全书由序言、中英文摘要、中英文目录、正文（包括绪论、第一章至第六章、结论）、附录、参考文献、索引、后记、专家推荐表等九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强调苗族古歌在苗族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对其中的核心关键词如苗族古歌、巴兑进行基本梳理，并在研究纲要中概述全书结构。

第一章，苗族古歌文献综述。苗族古歌的调查、搜集与研究已逾百年，对其进行梳理是本论著行文的学术起点，正是在对前期研究的综述中反思文学人类学对于苗族古歌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章，苗族古歌的分布与分类。本论著将苗族古歌的分布以三大方言区为地域坐标，探讨神意盎然之中部古歌、巫风傩影之东部古歌及战争浸染之西部古歌，在共性上分析其创世、战争与迁徙的主题，从而使本论著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明晰的范围。

第三章，苗族古歌的歌词与民俗。人类学强调本文与仪式研究，对应苗族古歌，表现为以口头诗学为基础，对其音乐、歌词与民俗进行立体研究，是以“歌”为核心，向唱、词、俗延伸。因此，苗族古歌的研究需要突破“词”之单一维度。本书以神话、历史和民族三个关键词解读苗族古歌，同时引入古歌的音乐性，对古歌赖以寄生的民俗民族志进行深描。

第四章，苗族古歌的唱者与听者。苗族古歌的唱者包含巴兑、东郎、理老及古歌师，并非简单的歌手称谓所能涵盖。此外，作为活态文本，苗族古歌的听者因参与了表演中的创作与传承而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维度，毕竟在苗族的意识中，苗族古歌的接受者除了人类之外，还包括世界万物甚至鬼神、亡灵等。如东部方言区《祀雷》中《说雷》的听者就包含雷神等众神谱系，西部《亚鲁王》的听者除了亡灵之外还有马（例如，专门为马演唱《砍马经》）。苗族古歌的唱听在深层意义上是一种民族生命观的传承与交流。

第五章，苗族古歌的功能与传承。相对于固定文本的书写与阅读，苗族古歌处于流动的传承中，抛开苗族古歌被文本化的短短的百年历程，苗族古歌几千年来一直以唱本形态传承于苗族社区之中，故而对苗族古歌的功能和传承研究，不仅需要文献梳理，更需要田野民族志作为补充。本论著中功能研究部分以东部方言区苗族婚姻礼辞的民族志作为实证材料；传承研究部分则以三大方言共有的鼓藏节为个案，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来描述鼓藏节活动程序的变化，借以反思苗族古歌传承的演变。

第六章，歌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苗族古歌等歌谣蕴含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并非书面文学的审美一维所能囊括，引入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基于文本诗学无法阐释苗族古歌的禁忌等特性。具有禁忌的歌谣之共性表现为母语传承、听众多元、仪式伴随与功能多维等四个特征，故而提倡歌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旨在达到超越“三大中心”的多元文化互动，并因此呼吁高校开设文学人类学本科教学，阐述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结论部分对全书内容予以总结。对于口头诗学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反思精英书写的遮蔽，更是提倡口头诗学的互动和多元。表面而言，可以领略歌谣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深层思考则在于不用文化进化论的观点去阐释地方性知识，认同历史可以是演进和循环，亦可以是锐变和消亡。在此基础上，方能了解文学人类学最终关注的实质是“文学的人类学性”和“人类的文学性”。

关键词：苗族古歌；歌谣；口头诗学；文学人类学；巴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