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宋、明欲迁都长安

西安有1100多年的建都史，非但如此，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朝代曾拟迁都长安。

自古统治者选择都城主要从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制内，又利于御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能基本解决都城的物质需要，只需少量供给于远处；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或有通畅的水陆交通线路通向四面八方。

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基于以上考虑，欲迁都长安（今西安）。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帝位时，沿用后周旧制，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在基本平定南方及其他地方割据势力后，他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一打算遭到群臣和其弟赵光义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却留下一句话：“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宋初君臣主张迁都大体主要因为开封城地处平原，无山川可恃，在内忧外患之时应选择山川形势之地，以加强防御。而迁都之地，宋太祖认为最为理想之处是长安。长安山河形胜，地理条件十分优越，自古就是帝王之都。但宋太祖赵匡胤的提议却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最终不得已而作罢。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赵匡胤所言。赵匡胤驾崩后，北宋逐步走向衰弱，最后为金所灭，与开封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是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史称“靖康之耻”。

“靖康之耻”后，宰相李纲对宋高宗恢复中原寄予厚望，他主张迁三都于长安（西都）、襄阳（今湖北襄阳，为南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东都），随时巡幸，让金人难以实施周密计划。同时，朝廷学士李重也主张定都长安，同州知州郑骧也上疏请求宋高宗坐镇长安。起初，高宗采纳了李纲等人的意见，但由于权奸汪伯彦、黄潜善二人一直主张退守江南，尤其是惧怕李纲势力的壮大会威胁到自身，便在暗地里破坏李纲的政策，导致迁都长安的计划中途流产。为此，高宗付出亡命奔波的代价。高宗亡命结束后，南宋过渡到一个新阶段，偏安于临安（今杭州）。

明洪武二年（1369）三月，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占关中，驱逐元朝势力，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府治西安城名由此而得。明初西安府城沿袭奉元城，即隋唐长安皇城，但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洪武三年（1370）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分封次子朱樉为秦王，坐镇西北，以屏藩帝室。

明朝开国之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二京，临濠（今凤阳境，朱元璋老家）为中都。其间，朱元璋曾打算迁都长安，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南京虽定为都城，但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建都南京有偏安之意，非民心所向；其次，元朝残余势力仍虎视中原，伺机南下，建都南京对于抵御外侮、控制全国局势不利；最后，明故宫是填燕雀湖而成，地势下沉，迷信风水的朱元璋认为这对子孙后代不利。所以朱元璋对于将南京作为国都不甚满意，他和太子朱标最中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朱元璋试图迁都长安还有其深远用意，那就是西北扩张，进一步肃清元政权关联势力，进一步统一全国，实现“远迈汉唐”的目标。

关于迁都问题，明洪武三年（1370），御史胡子祺也曾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敕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并告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十月，太子返回南京向太祖复命，进献了自己带人绘制的陕西地图。太子朱标个人也倾向于选择西安作为国都，认为长安作为汉唐国都，王者气象天下独步、无可匹敌。

然而世事难料，太子朱标返回南京后于第二年病逝，谥号“懿文太子”。太子朱标壮年而逝，使得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打击，其筹划已久的西北战略不得不宣告中止。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光禄寺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惟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也郁郁而终，传位于太子朱标的长子（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数年，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变”，篡夺了皇位，并不顾南京城内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都迁往自己的势力据点——北平（今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