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选题旨趣及研究构想

随着“市民社会”以及“公共领域”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近代中国所创立起的民间社团也逐渐成为现今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问题。但是倘若对这些研究进行检视，可以说以往对公众社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团体、同业商会、科学社团等组织，对海外学生联合群体的关注不够。其实，由海外留学生联合组织的群体更具有研究的意义与典型特征。一方面是由于海外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海外留学生团体作为近代各类学术社团在彼岸的一种独特的派生形式，具有较大且独特的研究价值。倘若论及海外学生社团，则以留美学生所创办的“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 S. A.）为代表。这一团体之所以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是因为该会作为近代中国留学生团体之“母体”，其创建很大程度上即是中国当时的国情与美国社会相互结合的产物。以这一学生联合会为主题进行研究、剖析其组织形式与结构，并探讨与中国社会、美国社会的互动情况，有利于从学生社团发展的角度考量近代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学生组织自身的发展与中美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对于这一特殊学生组织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

实质上，对留美学生群体的研究依旧属于对近代留学生研究的范畴之内。具体来讲，是属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对留美学生群体的研究更是对近代中国转型与“学人团体”相互影响、作用的研究范畴。正所谓：“夫留美学生之于中国，犹如栋梁之于房屋，中国之发达进行之初，纵或徐徐，中国少年留学生尤应于此时为国人之向导。”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很显然不能不碰触知识分子的问题；而研究近代知识分子问题，则不能不碰触近代留学生的研究。因此，留学生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缘由是这类群体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取决于留学生的正向推动作用，加之之后“留美诸生，独以美国退还庚款之运用，成为一枝独秀”，更突显留学生的重要性。只是由于民国以来的政局至北伐完成，继之而起者为抗日，政局的动荡影响了教育，政局不稳则教育亦难推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外留学诸生始终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因此，留学生群体需要团结起来，形成一股“群力”，以便能更好地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系列问题，自此则足以说明留学生团体“集群”的重要性所在。具体考察来看，大多数留学生处于近代中国这样一场特殊的困境之中，与全体国民相同，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在实际上构成了大多数留学生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借，贯穿于他们学术志业和思想的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关怀，即便是在受过欧风美雨惠泽的留学生身上这种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国家意识也始终萦绕不去。对于这种明确体现在留学生群体身上的“民族主义关怀”，或者是“民族主义意识”，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在中国，并不是留学生群体，或者仅仅只是在近代发生的意识，这种“民族主义的志趣”实质上深具“前现代”的历史起源。之所以在近代尤为突出，正是由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民族危机，纷纷向日本（随后是美国）派遣留学生。随后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遭遇，这些历史遭遇直击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灵，可谓一段“刻骨且深刻”的历史记忆，因此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民族主义迅速形成（formative era）、升温（developmental era）、变动（change era）的关键期。

当然，20世纪虽然是民族意识高奏凯歌的世纪，但也是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这两种意识虽是以民族意识压倒自由主义的形态开始的，但随着西风东渐及各类有志青年留学海外的浪潮逐渐兴起，自由主义的理念也随之兴起，甚至在一些较为审慎冷静的人士身上，对于自由主义理念的服膺之情反而较胜于对前者理念的归属。就民族主义这一思潮来看，即是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开始形成，并且迅速在思想界占有突出的地位。如章太炎在1903年所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中国近五十年来之历史，乃一步民族思想之发达史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各类思潮也逐渐出现，呈“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局面，各类思潮之后均有一条潜流“不绝如缕贯穿其间”。五四启蒙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的两大主张，在随后的历史潮流中逐渐分化。同时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分化成多个尖锐对立的思想模型，文化上也呈现出一种“无序的多元”景象。无论之后的各类思潮如何百花齐放，但综合来看近代的中国社会思想还是主要分化成了三个现代的思想阵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及文化新保守主义。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三大思想阵营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例如俞祖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中认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探究这三大思潮共存的背景，持相同理念的学者认为因为这三大思潮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而它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统一架构中运作的”。但不管近代的思想分化为几大阵营，各自的阵营又是由哪一派思潮代表，这些思想潮流随后又产生了何种的演变与分化，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潮的兴起都是对当时严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深刻反映，也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禁锢、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未来的前进道路。由此，这些母系思想在历史的潮流之中逐渐被改造成政治、构建新民族的政治认同及文化认同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工具。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统一的民族意识及自由的风气均是国家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即使在近代出现各类思想，但是在中国近代语境中——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危机和困境，民族意识必定是一支最主流的意识，而自由主义也必定有着民族意识的底色，其自由主义者无不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中构思在复杂的现代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独立、统一的问题。

不可否认，任何由个体所组成的组织中都会存在着理念的差异，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既然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作为海外学人公共领域，那么它自从成立即有自身的使命。这一团体组织的使命是什么？又存在何种特殊性？自身在使命实现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理念上的差异或争论？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争论才能有助于这一学人组织更好地完成自身的使命？以上一系列问题是基于学生联合会所引发的部分思考，虽不能面面俱到，但对近代学人公共领域的相关研究有着提纲挈领的效用。留美学生联合会作为近代以来留美学生自发组织而成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具有某种层面的“公共领域”特性。对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发展进程的研究，以及对于彼时留美学生最为关心的一系列问题看法的检视，有助于更好地对近代大范围背景之下“公众群体领域”“学人公共空间”等问题进行探究。

事实上，留美学生群体很难说是一个内在高度统一的社会群体，即使是留美学生联合会这样一个以“共同观念”“共同的国族情感”为需要，甚至是以美国联邦形式所集群而成的契约型学生社团也并不能够遵循单一现行的路径而运行，并且该会是由彼此具有差异性的留美学生个体所组成，因此他们对各类问题的接受并非全然无意识，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理智、环境、经验、反思等因素。因此，不难理解作为海外留学生成立的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学生社团，该会必定在各种争论中维持着会务或活动的进行。这种群体之中的理念差异及共存是具有现实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既令人感到费解又在现实中具有某种的“可理解性”。许纪霖曾对近代知识分子社团进行考察，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论点精辟地指出了本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通过对留美学生社团中不同意识对立、相互作用及共存的研究，并通过教育研究关注个体与群体在文化史、社会史领域之下的互动关系，使得单纯的留学史、教育史通过中西文化交流这一中介，更密切地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甚至是政治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

当下，厚重的历史责成我们去做冷峻的思考和深刻的反思。在过去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推动国家发展变革的最为深切的动力，证明了没有民族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进行。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无疑是过去以及当今社会甚至是不远的未来的最大主题。正是由于民族主义或是民族意识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大到国家层面，小到个人群体都与之息息相关。在国家层面，这种意识业已成为政治决策的一大对象；在个人及群体方面，这种意识也左右着个体看待自己国家与他国的重要的“指挥棒”。虽然民族意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究其性质，倘若这种意识一旦踏上盲目发展的道路，则极容易演变成为一种非常富有弹性、空洞无物，甚至容易被滥用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现代中国，这种意识虽然能够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外族的入侵，但却又容易形成畸形的自大排外心态，或是演变为盲目自卑的民族情绪。虽然能够用其组织国家向现代化目标前进，却又容易为专制独裁所操纵而演化为一种简单粗暴的革命方式。以上种种均显示出其富有弹性又容易失控的一面，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意识进行学术上的考察。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绝非一帆风顺。这是由于在西方的自由主义演进史上，不论有过怎样的变化，各家各派对标榜个体、自由与民主价值的服膺始终是不变的。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民族意识及自由主义均是国家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正如张灏先生论近代各种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时，他认为首先是由于学人自由结社，再次是新型的“精英型报刊”（Elite Press）的大规模出现，才使得包括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有了广泛传播的温床与集散管道。

另外，虽然自从1980年代伊始无论是在教育学研究还是在教育史研究，对留学教育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进展较快的领域，但纵观大部分现有的学术成果，基本上还停留在留美学生归国之后所做出的贡献等一类的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也依然薄弱和滞后，中外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的严重不足”，对留美学生在留学期间所聚集起来开展的一系列学术与社会活动方面的具体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对于留学生在海外所组建的社团，由于受史料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研究极少，因此这其中所涉及的专题与领域仍然是学术上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尤其是对留美学生在美国所创立的这一最具代表性的联合社团的研究可以说还在起步阶段。因此可以说，对留美学生联合会进行相关的研究，在学术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反观传统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完整且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组织，自然也没有具备相应功能的组织联合会。当然，对留学生群体的关注长期以来也并未能够突破传统意义上重视归国留学生的局限，未能有更多的研究转而关注海外留学生群体。随着近代留学事业的发展，正式的学生社团的创建也随之走到了历史前台，与国内所成立的社团组织的大发展相比较，留美学生联合会这一学生社团无论是创建的现实背景、组织形式、组织程序、功能以及与中、美双边的关系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征。随着对相关社团公共领域的学术研究逐步发展，通过对留美学生联合会的研究，有助于从学术社团发展的角度考察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探讨学生群体社团与社会、政治、学术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从而深化与扩展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之后，关于留美学生所建立的一系列学生联合社团的相关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中国，由于一俟环境的变化，中国便缺乏学人公众领域赖以生存的土壤或环境，也可以说这种结社的可能在中国的传播实为一种“无土培植的过程”，要想牢固其根基实属不易，更无从谈起建立一个自由的学人“公共领域”的可能。尤其是当今在海外创设的留学生社团的某些功能及某些权利还未能保障，譬如对于社团活动的自治权力与独立开展活动等方面的能力都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国内的一些相关机构对海外学生公共团体尚处于“远程遥控”的阶段，海外中国留学生所组建的社团得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十分狭窄，自然谈不上建设一个政治权力之外的学人社团，更无从谈及建制化。因此，对于当今国家而言，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众学人得以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是极度缺失的。

在个体层面，在彼时风雨飘零的社会生态中，知识分子没有抛弃国家，依然聚结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学生团体，以期于富强国家之图。而如今国家情况远胜当时，战火硝烟的年代早已远去，政府大力推进实施“人才战略”“教育兴国”等一系列政策。在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之下，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集合形成的留学生团体是不是更应该肩负起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使命，责成当今学生群体自身完成对国家理应履行的义务呢？尤其是出国留学生的数量日益增长，在海外往往集结成群，或是致力于学业交流，或是致力于生活交往，其中所呈现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是现今研究留学生团体绕不过去的问题。

因此，从现实来说，对留美学生联合会的历史研究不仅仅具有回望过往的功能，还具有启发当下的作用。倘若能够通过研究，反思民国时期留美学生期图“造一学生社团”以“实现自治理想”的经验与教训，将能为今天的教育研究工作者和决策人员提供可资参考与借鉴的历史经验，促进中国当今相关教育团体的改革理念或政策如何作用于实践领域以便更好更快地发展，沟通学术与社会，链接各类教育学术团体与政府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也是本书主要现实意义所在。进一步说，本书所论及的不仅仅是关于学生社团的建设、发展、变迁等一系列的历史情况，也不仅仅将哈贝马斯所言明的“公共领域”理论借用于研究留学生社团，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将研究重点扩展到留美学生联合会中所存在的一系列理念的差异、争端、辩论，这也是对实践最有价值的启示所在。实际上，虽然通过研究可知在留美学生联合会中存在着对不同问题的不同认识，但是由于该会的包容、开放，各种不同的观念、价值观、行为方式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很奇妙地共存于这一团体当中。可以说这些冲突不仅仅是必然的存在，更是必须的存在，在某种环境之下更是维持该会存在、推动该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于该会中存在的这些争端、分歧、冲突的分析，有助于启迪当下，更好地给当下一系列相似的社团关于如何处理相似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借鉴。